体育是传播最为广泛的人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体育从多个层面影响着社会文化,反映着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例如,主导19世纪欧洲大陆的体操,其整齐划一的动作范式体现出当时的集权意识形态,而发轫于19世纪英国公立学校的强身派基督教,则是一种旨在强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现代体育的诞生无不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划船是促进团结协作的工具,板球象征着绅士阶层的道德,网球标榜着贵族的特权,而足球则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意愿。体育是意识形态的镜子,它展现着某种身体活动样式,折射着某种社会现象,反映着某种意识形态。每个特定体育项目的诞生与发展,其背后都隐匿着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而每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都在体育中有所映照并留下印迹。探寻这些印迹,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体育的价值,还有助于正确认识社会文化的功能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19世纪末期,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朝鲜王朝随着帝国主义殖民浪潮的来临而土崩瓦解,朝鲜半岛紧闭的大门被迫打开,各式西方文明纷至沓来,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朝鲜半岛的文化走向,而其后长达35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更是深深刺痛了高丽民族的自尊心,足球的引入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当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印迹,韩国足球的发展历史很好地印证了这一历史文化演进过程。足球是当代韩国的代表性体育文化之一,韩国国家足球队的“太极虎”称号享誉世界。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韩国足球屡创佳绩、令人瞩目,不仅成为亚洲足球的翘楚,在世界足球舞台上也占有一席之地——2002年世界杯第四名、2012年奥运会第三名、9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其中有8次是连续进入),这些辉煌成就的获得与韩国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与其民族文化特性休戚相关。通过历史文化视角来探寻韩国足球的历史,挖掘韩国足球崛起所依赖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对于深入理解足球的社会意义和发展规律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主权丧失时期的韩国足球

现代足球传入韩国的时间恰逢朝鲜王朝行将灭亡之时。朝鲜王朝一直秉承闭关锁国政策,国力非常孱弱。1882年6月(高宗十九年),一艘名为“飞鱼”的英国调查船驶入仁川济物浦港口,船员为了缓解生活的无聊,踢起了足球。英国调查船因为没有得到登陆许可而被朝鲜士兵驱逐出境,而孩子们则捡起船员们遗留下来的足球并模仿他们踢了起来。一个月以后,另一艘英国船驶入港口,其船员被正式批准登陆上岸,他们在现在首尔东大门运动场附近踢起了足球,很多民众都涌向那里,并对他们的踢球比赛感到惊叹^[1]。实际上,在1882—1884年间有多艘英国调查船对朝鲜半岛西海岸进行商业调查,船员们往往会将一些皮革球和靴子作为临别礼物送给当地居民,因为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曾经流行过蹴鞠游戏,所以与蹴鞠游戏类似的现代足球很快就被民众接纳。国家内忧外患,改革迫在眉睫,1895年2月,朝鲜王朝颁布了具有近代思想性质的“教育诏书”,明确规定了德智体三大教育纲领,首次阐明了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2]。随后朝鲜半岛陆续建立了各式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将足球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纳入教学中。例如英国教师在汉城英语学校开设了体育课,开设项目包括田径和足球等,其中足球课最受欢迎,1896年该校举办了首届全校运动会“花柳会”,在校运动会上进行了足球项目表演赛,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实际上这次学校运动会也是韩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届运动会^[2]。后来,这些私立学校的毕业生成为韩国历史上的第一批足球老师和教练,为足球在韩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1906年3月,“大韩体育俱乐部”成立,足球是俱乐部的主业,因此它还有一个别称“竞毬俱乐部”^[2]。大韩体育俱乐部既是一个运动团体,也是一个激发民族意识的社会团体,它通过谱写传唱励志歌曲、举办各式体育比赛来团结民众,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传播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号召。足球自此开始不再局限于学校,开始进入社会日常生活领域,足球普及程度的提高催生了1921年“全朝鲜足球大会”的诞生,此次足球大会是韩国足球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为足球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此时的韩国已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足球成为发泄不满、慰藉国人、鼓舞人心和反抗强权的一种手段,韩国特别重视对阵日本的足球比赛,把每场对阵日本的比赛都当成一场战斗。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韩国足球取得了诸多骄人战绩,例如,1926年6月,刚刚获得“全朝鲜足球大会”冠军的朝鲜足球队远赴日本,与日本足球队进行了8场比赛,获得了5胜3平的成绩;1928年,崇实中学队获得全日本中学足球锦标赛冠军;1935年,京城足球队代表朝鲜地区参加了全日本足球锦标赛,并勇夺冠军^[2]。足球场成为韩国人发泄不满的场所,而不断获得的胜利,特别是对阵日本时的胜利,更加激起了民众的热情。

民族主义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是与政治现实利益冲突紧密相关的^[3]。韩国在当时既需要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同时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此时韩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防御性和排他性。19世纪建立的民族概念对当时处于封建等级社会的朝鲜王朝而言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在1894年东学党起义后,身份制度和各种歧视性制度被取消,个体的概念形成了。而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外国列强入侵的可能性变得明显,由此揭开了通过达尔文主义进行启蒙运动的篇章,民族主义方兴未艾。韩国的民族主义在努力帮助国家生存的过程中诞生,民族主义情感在国家受到侵略之际强烈地迸发出来,民族主义的目的是保持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并尝试唤醒对历史和传统的记忆和认同,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朝鲜王朝时期的韩国推崇儒家文化,该文化重文轻武,对体力活动的教育价值比较忽视。然而当西方文明汹涌而来时,当帝国主义列强扩张之势日盛时,体力活动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民众的身体素质成为强国强种的重要保障。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加剧了韩国对丧失国家权力的危机感,民族主义思潮旋即弥漫整个国家。在这场危机中,社会认可了强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这种认可引起了培养青少年身体能力的强烈意愿,足球运动以其上佳的身体锻炼效果而受到青睐。在此背景下,大量的体育社会组织开始成立,它们是以自强理论为依据的旨在通过开展体育竞技来增强国家实力的民族主义盛行的产物。足球从各类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教育工具。足球是一项快速和动态的运动,需要强壮的身体,并充满着战斗精神,既可以锻炼强健的身体,也可以培养不屈的精神;足球运动同时是一项团队运动,有利于民族团结精神的凝聚。基于此,民族主义者对足球运动青睐有加,努力通过足球运动来促进民族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削弱韩国国内的这种民族团结态势,在事态变得不稳定时就开始禁止开展足球运动。例如,成立于1933年的“朝鲜足球协会”在1942年被日本政府强制解散^[2]。在民族危难之际,足球运动被引入,民族主义与足球运动一拍即合,民族主义以足球运动为载体,足球运动不可避免地被注入了民族精神,韩国足球的“胜利至上”思想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由追求民族独立的对抗精神转化而来^[4]。

2 冷战对抗时期的韩国足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也宣告结束。1945年8月15日,朝鲜宣布独立,次日韩国宣布独立。自此后朝韩两国的足球各自独立发展,韩国在1948年5月21日正式加入国际足联,随后韩国国家足球队参加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韩国国旗第一次飘扬在世界舞台上。在本届奥运会上,韩国5∶3战胜墨西哥获得首胜,虽然在第二场比赛中以0∶12大比分落败,但韩国足球完成了在世界舞台上的首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内战对两国造成了巨大创伤,然而足球却并未停止发展,包括球队的新老更替,中学、大学和专业队的足球人才培养以及各类比赛的举办等仍在进行。例如在1950年6月25日,当朝鲜入侵韩国时,一场中学足球决赛正在进行,据说比赛开始之后,朝鲜进攻韩国的消息才传来,但比赛仍旧进行,江陵农业高中队最后赢得了比赛。1951年9月,在战争处于白热化阶段时,联合国军队在釜山举办了一次军队足球赛,参赛方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挪威、丹麦、瑞典和土耳其。1951年10月,第32届全国运动会在光州举行;12月,联合国司令部和韩国体育协会联合举办了国际友谊比赛。1952年,全国性的足球比赛在丽水举办。1953年,韩国足球代表队在香港和新加坡进行了几场友谊赛^[1]。1954年,韩国队在第五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上遇到了死对头日本队,由于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对阵日本的这两场小组赛都在日本举行,最终取得一平一胜,顺利进入决赛圈。虽然韩国队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并不出彩,但预选赛对阵日本取得的一平一胜战绩非常鼓舞人心,在对阵日本的比赛前,韩国政府就下了必须要赢的死命令,而主教练也立了军令状“倘若输给日本队,就淹死在玄海滩”^[2]。

实际上,韩国独立后的体育民族主义氛围一直非常浓烈,最直接的诱因就是长期的冷战对峙,韩国不仅要对抗日本,还要对峙朝鲜。二战后,欧洲列强的实力大为削弱,世界分为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一方标榜自由民主,一方标榜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形成了冷战,由此导致的国际对抗和紧张局势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欧洲的冷战氛围更加浓厚,柏林墙成为阵营对抗的典型标志。美国和西欧国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和东欧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予以回应。在亚洲,美国联合一些东南亚国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用来牵制共产主义的扩大。东西方冷战在赫鲁晓夫上台后似乎有所缓解,但由于古巴危机和越南战争的出现,冷战继续持续。与此对应的是,朝鲜与韩国之间一直处于持续冷战的状态,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尖锐对立,朝鲜半岛成为东西方冷战的本土化表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影响着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体育社会文化价值的提升,体育领域成为两国进行意识形态优越性竞争的又一场所。韩国独立后,李承晚政府实施了独裁统治,独裁统治导致了民众的极大不满,韩国民族主义由此从关注民族解放转变为关注民主自由。1960年3月的选举舞弊彻底激怒了国人,其后“419学运”爆发,李承晚被迫下野。李承晚下野后,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持续,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国不久就被军队推翻,朴正熙政府上台,韩国进入了长达近30年的军政府威权统治。军政府统治期间,韩国足球步履蹒跚,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中,韩国队选择了弃权,而弃权的原因令人诧异,仅仅是因为朝鲜队的实力过于强大,韩国政府担心韩国队落败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此时的朝鲜队已成为亚洲足球的新兴力量,在世界杯预选赛前,该队已获得29胜1负的创纪录成绩,而朝鲜也最终代表亚洲参加了本届世界杯,并在战胜老牌劲旅意大利队后闯入8强,为亚洲足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韩国队的弃权行为受到了国际足联剥夺国际足联会员资格的警告,并罚款5 000美元。弃权事件的发生源于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思维。朴正熙政府1962年制定了五年发展计划,目的是复苏经济。但遗憾的是,该计划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见效。60年代的韩国经济非常落后,民众仍然被贫穷和饥饿包围。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60—1968年间,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韩国的1.2-1.5倍。经济上的落后使韩国政府非常尴尬,而处于劣势的体育更使韩国感到羞愧。为了避免在足球比赛中落败于朝鲜,韩国选择了弃权。但朝鲜在1966年世界杯上的大放异彩无疑深深刺痛了韩国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因此韩国政府在1967年1月专门组建了一支足球队,球队中的运动员被授予少尉军衔但无需服役,这支球队直至1970年3月17日才被解散。政府组建球队的模式是韩国体育改革的一种新尝试,但归根结底是一种为了体现意识形态优越性的政治活动。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末,韩国一直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中央集权是该阶段韩国的典型政治特征,中央集权政府对体育的政治作用极为赏识,因此在此阶段出台了不少旨在快速提高体育水平的国家发展规划,例如训练基地建设和精英运动员培养等等,足球受益于这些发展规划,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契机,而发展的成果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展现。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受到了许多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韩国体育包括足球的发展受益良多。政府的支持强化了足球运动的普及与提高,韩国足球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足球水平也逐渐提高,民众对足球的信心与日俱增,足球逐渐被韩国民众认同,成为代表韩国形象的品牌。在政府主导型体育发展模式下,足球与民族主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切以国家荣誉、集体荣誉为重,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崇尚精英主义理念。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下,韩国体育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2年全面修订《国民体育振兴法》,1983年推出足球职业联赛,1986年举办汉城亚运会,1988年举办汉城奥运会。体育在韩国的政治意义得到了本质性的提升,这从《国民体育振兴法》的目标可见一斑:“使国民的体力增进,涵养健全的精神,谋求明朗的国民生活,进而结合体育,贡献于宣扬国威”^[4]。为了响应政府号召,韩国职业足球联赛(最初叫大韩民国超级联赛)在1983年仓促出台,第一届联赛仅有大宇、油公、浦项、哈勒鲁亚及业余球队韩民银行五支球队参加^[5]。但幸运的是,韩国队顺利晋级1986年世界杯,这为韩国职业足球的修正工作赢得了时间。

3 冷战结束后的韩国足球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作为东西方冷战对峙前沿阵地的韩国,也进入了自由民主发展时期,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南北关系趋于缓和。体育在此阶段的发展也逐渐趋于理性,体育在承担“宣扬国威”重任的同时,也承担了促进文化交流的重任。在南北关系的缓和中,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朝鲜和韩国共举一面图案是朝鲜半岛的旗帜入场,以及南北乒乓球队、足球队的互访等,都为缓和两国的紧张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冷战结束后,韩国体育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减弱,但韩国对抗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强烈,2002年世界杯举办权的争夺最能体现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韩国的搅局使得原本有可能由日本单独举办的世界杯变成了韩日两国共同举办的世界杯,韩国进入四强也被视为力压了进入八强的日本,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铜牌争夺战,则成为韩国复仇日本的最佳场合,韩国依靠顽强的斗志战胜日本,获得铜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对韩国足球的影响是深刻的,足球是韩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缩影,民族主义塑造了韩国足球的风格,鞭策着韩国足球奋勇向前。韩国职业足球方面,1994年大韩民国超级联赛改组为韩国职业足球联赛,1998年改称K联赛,虽然韩国职业足球的联赛名称一直在变化,参赛球队数量稳步上升,但其联赛的组织模式却与世界普遍采用的升降级模式不同,它采取的是类似美国NBA联赛的封闭联赛模式^[6],联赛的上座率起伏很大,每逢国家队取得优异成绩时,上座率会猛升,而其后又会大幅下滑,可见韩国职业足球深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韩国职业足球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出现在2012年,K1联赛与K2联赛的升降级通道开始打通。

4 总结

足球以其超强的文化适应性风靡全球,并与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相结合,催生出璀璨的多元足球文化。足球能够激发人类的激情,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展示提供了载体。韩国足球风格的形成就源于足球文化与本国意识形态的融合,体现着韩国的民族主义特点。现代足球引入韩国恰逢民族危难之际,韩国足球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社会进化论的提倡而迅速普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更是强化了足球与民族主义的联系,足球比赛已不是单纯的体育竞技,而是提升民族自信、表达独立自主意愿、传递救国意志的政治化事件。韩国独立后经历了李承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朴正熙政府的军政府威权统治,在朴正熙政府主政期间,体育成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对抗朝鲜意识形态威胁的一种手段。政府主导型的体育发展模式为韩国现代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韩国足球由此进入了激进发展阶段,足球的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氛围更加浓厚,为了获得意识形态对抗优势,韩国不惜以使用弃权和政府组队等非常规方式来发展足球。虽然这种政府主导型的足球发展模式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为韩国足球的普及、发展和提高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为韩国足球的腾飞奠定了基础。迄今为止,韩国足球已经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9次入围世界杯,其中有8次是连续进入,2002年世界杯打入四强,2010年世界杯打入十六强,2012年勇夺伦敦奥运会铜牌。韩国民族主义的勃兴为韩国足球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