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赛场观众暴力

体育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体育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一些负面因素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例如歧视、排斥、赌博、腐败、兴奋剂和暴力等等。赛场暴力因其显性化的影响而备受关注,赛场暴力从发生主体上看可以分为球员暴力和观众暴力,由于观众暴力的发生概率大、涉及面广、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恶劣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

赛场观众暴力主要有四种类型:不同观众群体间的相互侵犯与攻击;观众群体与赛事安保人员的暴力对抗;观众群体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组织管理人员的侵犯与攻击;观众群体对公共财产的破坏和对无辜民众的攻击。赛场观众暴力是一种集群性的激情犯罪行为,具有无预谋性、爆发性、情绪支配性、快速传播性和行为的越轨性等特征^[1]。赛场观众暴力的特征与涂尔干提出的“失范”理论相似,所谓“失范”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失去价值指引、价值观瓦解的无序状态。在失范社会中,曾有的统一信仰遭到怀疑和抛弃,而个人又尚未确立自身的信仰体系,所以社会成员会感到失落,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感,这种心理上的挫折感会产生一系列后果,比如犯罪和自杀,因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失范并不单指个人行为,它也涉及群体行为^[2]。同时涂尔干认为“失范只是暂时性的规则匮乏状态”^[3]。赛场观众暴力具有典型的失范特征,它既有个人行为,也涉及群体行为,是一种暂时性的规则匮乏状态下的无序状态。对涂尔干的失范理论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包括暴力行为在内的失范主要是由心理挫折感引起的,因此在对赛场观众暴力的研究中,应重点关注赛场观众的心理挫折感是如何产生的。心理挫折感诱发暴力行为是有理论依据的,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多拉德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该假说认为挫折(或者挫折的预期)会诱发攻击性倾向^[4],该假说在犯罪领域得到了诸多佐证,但这个理论并没有对出现挫折的原因进行解释。贝尔科维奇和勒佩奇则进一步发展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挫折诱发攻击需要刺激源,许多原本被潜意识阻止的攻击性行为会因为刺激源的出现而被诱发出来^[5]。因此在对赛场观众暴力的研究中,还需要关注诱发暴力行为的刺激源。

2 赛场观众暴力产生原因分析

2.1 挫折感

埃利亚斯与邓宁在《寻求刺激:文明进程中的体育运动与休闲消遣》一书中认为,在社会分工明确的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工厂体系将人们纳入枯燥乏味的生产流水线,负面情绪不断累积,人们急需一个疏导释放负面情绪的出口,在此背景下现代体育应运而生^[6]。体育是一个能够公开表达情绪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为公众的情绪宣泄提供了对象和场所。体育成为像宗教一样的活动,成为民众情感寄托、情感宣泄的对象。而随着宗教势力的逐渐衰败,现代体育登堂入室,承担起了精神慰藉与安抚的重任。赛场由此成为宣泄负面情绪的场所,体育观众在赛场上进行适度的情绪宣泄对社会安全是有益的,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功能,但是如果超过适度宣泄的限制,则会走向暴力的极端,从而为社会带来不和谐甚至混乱^[7]。

赛场观众群体以青少年为主,青少年的身体状况较好,精力更加旺盛,更具冒险精神和挑战气质,但是他们的心智普遍不够成熟,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深入,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而形成激进思想,又缺乏自我压力管理的技巧,因此在遇到问题、受到煽动时容易冲动,表现在赛场上就是容易从众参与暴力事件。青少年对体育比赛结果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体育比赛过程的重视,在这种心理模式下,当遇到问题时,其挫折感的强度更大,因此也更容易失控。

赛场观众暴力大多出现在同场对抗性的团队项目中,例如足球、篮球、冰球等,此类项目对抗激烈,比赛精彩纷呈且结果不确定性大,因此比赛具有超强的吸引力,能够激发较高的情绪唤醒水平^[8]。此类项目拥有大量的球迷基础,球迷对支持球队的表现和胜负都极为关切,当所支持球队被打败、球队成员被对手侵犯、球队受到不公正对待时,球迷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愤怒感,这种情绪状态很容易导致情绪和行为的失控,最终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

体育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融合的趋势异常明显,而这种融合使得赛场观众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对胜负的比赛结果更为重视,也更容易产生挫折感。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彰显毋庸累述,地方主义在国内赛场也表现得异常明显,例如在西班牙足球联赛中,巴萨与皇马的关系就势同水火,巴萨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它还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象征,是该地区民族主义的象征。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的大规模移民潮出现后,体育就在国家、民族认同的形成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对于一些群体而言,体育就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体育场经常成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彰显的舞台,例如英阿、英德、中日、韩日、美伊之间的足球赛。体育彰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最明显的就是国际比赛前的奏国歌仪式。体育作为国家民族身份的象征,为国家的形成、民族的凝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体育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色彩是如此鲜明,以至于一些体育项目已经成为某些国家的代名词,例如乒乓球之于中国,足球之于巴西,跆拳道之于韩国,棒球之于美国,柔道之于日本等等。国际比赛中的观众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奥运会这种全球性的综合竞技运动会上,除了一些非常热门的、观赏性强的项目外,其他的众多比赛项目的观众群体基本都是参赛国的。体育成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表征,一方面强化了体育的价值和作用、巩固了体育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诱发了冲突与对抗,导致了体育的异化现象,例如金牌至上、违规使用药物、观众暴力等等。

2.2 刺激源

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与社会问题有关。例如埃及近期发生的一些足球惨案,都与该国动荡的政治局势有关。社会不稳定、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可以积累人们的挫折感,挫折感大增的年轻人常常会通过暴力行为来释放这种负面情绪,如果管理方应对不力,暴力行为一触即发。埃及国内的动荡局势早就使年轻球迷产生了怨愤,而当局又采取了入场控制、使用催泪瓦斯等不当措施,最终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

体育流氓在体育失范现象中的出镜率非常高,足球项目最具代表性,“足球流氓”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足球项目的暴力事件中,无论是球迷之间的骚乱,还是球迷与防暴警察之间的骚乱,都有足球流氓的身影^[9]。从历史的观点看,体育流氓行为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伴随着观众间的冲突,而中世纪的足球运动,球员与观众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冲突和打斗不可避免。在现代体育出现之后,运动员与观众被有效地隔离开来,但体育流氓却隐匿在观众中煽动情绪,成为球场安全的破坏者。在英国、德国、土耳其以及南美一些国家,足球流氓行为非常猖獗。伴随着体育运动的商业化、文明化,体育流氓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期,这段时间主要是在世界大战前期,这段时期,体育是贵族的特权。但两次世界大战对暴力的宣扬使得狂热球迷重出江湖,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足球流氓开始在球迷中煽动对抗情绪,挑起球迷双方的对抗,并时常冲进比赛场地干扰比赛、破坏公共财产。足球流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战争对暴力的强化以及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压抑感有关。足球流氓行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地区非常猖獗。在非洲和南美大陆,足球流氓行为引发的暴力事件也频繁发生,由此引发的足球惨案也令人震惊,例如1985年的海瑟尔惨案、1989年的希尔茨堡惨案等。在这些足球惨案中,足球流氓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们的煽动成为事件发生的最主要诱因。

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等媒体上的暴力场景会对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增加暴力倾向,尽管难以精确量化,但这种影响是被确认的。因此暴力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受到政府、民众和媒体的严密监督,以防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在体育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场上队员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引发观众群体之间的冲突。观众具有模仿的心理,体育观众也一样。媒体为了引发关注,往往会对赛场上出现的暴力冲突进行极力的渲染,这种媒体呈现方式对赛场观众的暴力行为具有诱导作用。媒体的偏激性、诱导性报道极易引发对抗情绪,例如有些解说员带有明显偏向性的评述,会极大地影响观众的情绪。这种情况在中国足球联赛中就有很多体现,例如周亮的“苏北狗”解说,就带有强烈的地域攻击性,很容易引起球迷的强烈反感,这对于暴力行为的发生具有非常强的刺激诱发作用。因此,媒体报道要尽量保持客观中立。

3 赛场观众暴力的应对策略

现代体育场馆都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可以想象,如果体育场馆不设置任何预防措施,完全寄希望于球迷的自制力,这种形式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并不能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一些安全措施,例如球迷数据库、区域限制等能够起到较好的效果,对于有过前科的观众重点盯防甚至直接限制到赛场外,对不同球迷群体进行隔离避免直接冲突,这些措施在欧洲足球赛场上已广泛运用,也起到了一定效果。同时,安保人员的配置也非常有必要,一方面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在出现暴力事件时能够及时应对,但需要注意的是,携带武器的安保人员需要谨慎处理一些突发事件,避免因安保人员的行为不当而点燃观众的怒火,增加暴力升级的危险。预防措施中,俱乐部需要建立球迷会员组织,俱乐部通过这种球迷会员组织,使原本个体化的球迷集合成一个集体,与这个组织进行沟通、协调,对球迷的需求及时进行了解,并提供一些交通运输、球票分配的帮助,通过座谈会、参观训练、球迷见面会等形式来拉近球迷与俱乐部、球员的关系,使之产生归属感,形成责任感,祛除他们的不良社会心理,预防失范现象。赛事组织者与球迷组织、当地政府的通力合作,能够有效地减少暴力行为。在国际比赛中,将大量球迷纳入志愿者系统也可以起到预防暴力行为的作用,给予观赛球迷以志愿者身份,实际上是给予了他们一种身份认同,加强了他们的责任感,不仅能够预防这些人的暴力行为,还能影响到其周边人。此外,女性对体育失范现象有抑制作用,在有女性参与的比赛中,比赛更加文明,同样,有女性观赛的比赛,观赛行为也更显文明,因此在经常会出现暴力行为的比赛中,吸纳一定数量的女性观众对于预防暴力有积极的作用^[9]。球场暴力行为往往与饮酒有联系,虽然实现球场禁酒还很困难,但球场周边采取禁酒措施还是有必要的,基于商业考虑,还需要市政部门统筹管理。同时,不时出现的赛场观众暴力现象还提醒管理者需要对进场观众进行必要的安检,以防带入危险品,扩大暴力伤害的程度。另外,积极发挥明星运动员的示范作用,利用明星运动员的偶像作用,引导正向价值观,构建和谐观众文化。赛事组织方可以在赛前、赛中、赛后组织一些与球迷的互动活动,以增加双方的情感联系。

4 总结

体育场如同一个社会实验室,人性本相和社会问题在其中得以显现,体育失范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人性真相,凸显了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体育失范现象不仅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实验结果,这有助于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体育作为战争的替代品曾为减少暴力作出了贡献,但体育本身也诱发了暴力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赛场观众暴力问题。

赛场观众暴力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原因,挫折感与刺激源的共同出现促使了暴力行为的产生。社会工作生活带来的压抑感,青少年观众群体的不成熟性,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狭隘意识,媒体不良呈现的推波助澜,体育流氓群体的蛊惑煽动,安保人员的应对不力以及根深蒂固的金牌观、胜负观的影响等等,都可能成为赛场观众暴力的引爆点。因此化解赛场观众暴力需要政府、体育组织、俱乐部、球迷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行动者的通力合作,目的是将赛场观众的情感宣泄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以一种非暴力的、相对平和的、良性的方式来宣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