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竞技体操强国,男子自由体操也长期是我国奥运会、世界体操锦标赛的优势项目,一度出现众多世界顶尖高手。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运动员邹凯获得男子自由体操冠军,并在伦敦奥运周期依旧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与优势,实现了伦敦奥运会的成功卫冕。然而,进入到2013—2016奥运周期(以下简称“里约奥运周期”),日本自由体操运动员强势崛起,白井健三凭借其7.4分的超高难度分成功问鼎第4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着邹凯之后男子自由体操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为此,本研究以2013年FIG颁布的国际体操评分规则之后举行的第4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和我国第12届全运会男子自由体操单项决赛前8名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对运动员成套动作D分、单个难度动作、动作连接、成套编排和完成质量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旨在研究里约奥运周期中男子自由体操的比赛特征及我国男子自由体操项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策略,为我国男子自由体操能够再创辉煌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第4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以下简称“世锦赛”)及我国第12届全运会男子自由体操单项决赛阶段前8名(共计16位)运动员在比赛中完成的成套动作( 共计16套) 为研究对象。运用录像观察法(详细观看第44届世锦赛及第12届全运会自由体操比赛的录像)、文献法(重点以2009年和2013年FIG男子竞技体操评分规则的变化为依据查阅相关文献)、数理统计法、逻辑推理法和比较研究法对各种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成套动作难度

难度是体操运动员比赛制胜的前提,更是其技能、体能和心理能力的外在表现。众多研究表明,运动员所使用的难度价值并非越高越好^[1-3]。但第44届世锦赛恰恰证明,运动员也可单纯依靠绝对难度价值制胜。从图1两次大赛男子自由体操决赛阶段运动员成套动作的难度选择可以看出,自由体操单项冠军均为该单项决赛前8位运动员中难度价值分最高者。日本运动员白井健三以7.4分的绝对难度价值问鼎世锦赛,我国运动员吴迪同样依靠6.5分的最高成套难度价值摘得全运会桂冠。从我国运动员所采用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的选择来看(图1),除邹凯之外,我国运动员的难度价值分普遍较低,最高仅为6.5分,其余均在6.1—6.4分之间。最高难度价值分较白井健三低0.9分,差距悬殊。

虽然,日本运动员内村航平单纯依靠超高的完成质量(即E分)和较低的难度价值获得第44届体操世锦赛亚军,但在当今以难度价值为“敲门砖”和依靠难度价值取胜的世界体操大赛中,此类运动员将越来越少。男子自由体操成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正迈向7分时代,动作难度的比拼将是主宰比赛的绝对因素,仅依靠较低难度获取比赛胜利将不再成为可能。我国运动员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加速追赶世界一流选手的前进步伐,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成套难度动作,不断提升单个难度动作与增加连接串数,进而不断提高成套难度价值。

2.2 成套动作结构特征

运动员成套动作的难度价值主要通过“10个难度动作的价值之和”与动作连接加分两部分来体现^[4]。2013年规则并未对自由体操部分做出太大改变,仅对部分动作的难度价值、连接要求、场地和编排等进行重新调整。因此,运动员主要依靠“单个难度动作的价值分”和“动作连接加分”两种途径来提高成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分。

2.2.1 单个难度动作

2.2.1.1动作类型

表1显示,在第44届世锦赛中运动员所采用的单个难度动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动作组别分别为:向后的技巧类动作(第Ⅲ组别),共9人次,占总人次的45%;以及后跳转体类(第Ⅳ组别),共9人次,占总人次45%。向前的技巧类动作(第Ⅱ组别)的使用人数较少,仅为2人,占总人次的10%。由于第 Ⅱ 组别动作的高难动作数量较少,所以国外优秀运动员更倾向于选择难度较高且数量较多的第Ⅲ、Ⅳ组别动作。

在以空翻周数和转体轴数为基础的多周空翻动作(空翻一周以上或空翻两周转体,如“旋空翻”)和多度转体动作(空翻一周转体)的选择中,向前的技巧类动作和后跳转体类动作以多周空翻动作为主。在向后的技巧类动作选择中,多周空翻动作和多度转体动作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同,其中多周空翻以“旋空翻”为主,多度转体动作以结束动作中常见的“直体后空翻转体1 080 °”为主。这表明,多周空翻类动作是当今世界优秀运动员的“流行性选择”,多度转体类动作多在向后的技巧类动作中出现。

表1还显示,在我国第12届全运会中,运动员所采用的单个难度动作类型以向后的技巧类动作(第Ⅲ组别)居多,共12人次,占总人次的48%,使用向前的技巧类动作和后跳转体类动作的人数基本持平。由于2013年规则规定“一套自由体操中最多能够使用一个以滚翻结束的空翻动作”^[5],并要求“不允许以滚翻结束的空翻动作和任何空翻动作直接连接”^[5],使得“直体、团身托马斯”动作均以单个难度动作的形式呈现。我国运动员倾向于选择多度转体类动作和以“直体、团身托马斯”、难度较低的“旋空翻”为主的多周空翻类动作。我国运动员对于各组别动作的采用呈现多元特征,但对于高难的“旋空翻”及多度转体类动作的使用仍然较少。

2.2.1.2D组以上单个难度动作

表1显示,由于我国运动员较少使用动作连接,致使我国运动员在D组以上单个难度动作的使用率明显高于国外优秀运动员,其使用比例为25∶20。在D组以上单个难度动作的使用上,我国运动员的所选动作较为集中,呈现“扎堆”现象,主要有“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 °”“直体前空翻转体900 °”和“直体托马斯”等动作。相反,国外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较为分散,呈现多元化的选择特征,其单个动作的最高使用率也仅为3人次。表明我国运动员仍停留于满足成套动作编排,对于自身特点的考虑不足。例如,在第12届全运会上,我国有7人选择“直体后空翻转体1 080 °”为结束动作,但在落地时均出现“小跳”或“迈步”等扣分动作。而为降低E分失分和提高成套难度价值,世界优秀运动员在结束动作的选择上则出现了不用或是弃用该动作的现象。我国运动员应注重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单技,避免盲目使用出现频率高和不适合自身特点的单技,同时鼓励教练员和运动员积极探索,走多元化的动作使用路线,进而提高我国运动员在单技方面的整体实力。

此外,表1还显示,在第12届全运会中,我国运动员使用的单个动作最高难度仅为E组,无人采用F组动作。在成套动作连接加分不占优的情况下,单个难度动作的编排较多,且难度不高,这对于提高我国男子自由体操运动员在世界体操大赛中的竞争力和促进我国男子自由体操的发展非常不利。

2.2.2 动作连接特征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体操比赛中,运动员仅依靠提高单个动作的难度进而提高成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已不具任何竞争力。通过动作连接与单个难度动作协同加难、协同提高是运动员在成套难度价值方面制胜的有力途径。动作连接依其自身连接加分优势以及提高成套难度价值的重要地位,在成套动作编排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6]。里约奥运周期内,我国男子自由体操运动员在国内外两次体操大赛单项决赛中所使用的动作连接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2.2.2.1向前技巧连接

向前的技巧动作连接是指起始动作为向前的技巧动作。从表2可以看出,国内外两次体操大赛中,向前的技巧动作连接以同向的“挂串”连接形式为主,如“直体前空翻转体360 °”“直体前空翻转体720 °”接直体前空翻转体等。其中,第44届世锦赛共3人次、第12届全运会共7人次使用该类连接。通过向前技巧连接动作的使用率统计也可发现,该类连接多以“转体+转体”连接为主。我国运动员较为擅长该列连接,也为今后运动员进行向前技巧动作的连接加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2.2向后技巧连接

向后的技巧动作连接是指起始动作为向后的技巧动作。表2统计结果显示,在第44届体操世锦赛中,运动员采用的向后的技巧动作连接主要以三种逆向的“回笼连接”组合形式呈现:第一种连接形式为直体后空翻转体900 °接直体(团身)前空翻,这种连接形式的出现频率为最高,共8人次,占总数的38.1%,是当今世界优秀运动员的主流选择。第二种连接形式为直体后空翻转体540 °接直体(团身)前空翻,共有5人采用该种连接,占总人数的23.8%。第三种连接形式为快速后空翻接后跳转体类动作。由于2013年规则限制自由体操以滚翻动作结束的空翻动作数量,规定“不允许以滚翻结束的空翻动作和任何空翻动作直接连接”^[5],使以往比赛中倍受运动员偏爱的“快速后空翻”接“直体、团身托马斯”动作连接不再出现。表2还显示,我国运动员的向后技巧连接形式及连接动作极为单一,表现为7人均采用第一种连接形式,且全部使用直体后空翻转体900 °接直体/团身前空翻360 °动作,另有一人采用第二种连接,无人采用第三种连接。

2.2.2.3 “空翻+转体”动作连接和“D+D”难度动作连接

“空翻+转体”动作连接主要是以翻转一周以上的空翻(加或不加转体)动作与单周空翻多度转体动作组合而成的连接形式。由于该类连接可发展为“旋空翻”类动作和多度转体动作进行组合连接,进而可以获得较高难度价值和连接加分,所以该类动作连接将成为运动员发展动作连接的新途径。研究发现,国外运动员更加善于“空翻+转体”动作连接,第44届体操世锦赛共有3人使用“空翻+转体”动作连接。我国则无运动员采用该类动作连接,多以“转体+转体”动作连接为主。

表2显示,在“D+D”及以上难度动作连接的统计中,第44届体操世锦赛中共有5人次采用“D+D”或“D+E”动作连接。我国仅第一名拥有“D+E”的连接串,其他运动员均采用的是只有0.1加分的连接串。该类连接不但可获得0.2分的连接加分,还可以此提高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日本运动员白井健三在比赛中采用了四连接串,其中两串为“D+E”难度动作连接,获得了0.6的超高连接加分,同时也将自由体操成套动作D分提高到空前的7.4分。随着国际体操比赛竞争的日益激烈,运动员对高难成套价值的得分需求愈加迫切,未来世界体操大赛中,高难度动作连接将不断增多^[7]。我国自由体操运动员在连接串数和难度方面还明显薄弱,增加运动员成套动作中的“D+D”连接串数是尽快缩小与世界优秀选手之间差距的重要途径。

2.3 成套动作编排模式

成套动作编排是运动员显示竞争实力的基础,根据规则合理和有针对性的编排是运动员制胜的重要保证。2013年新规则对于男子自由体操项目成套动作编排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要求“对角线第三条线不得超过边线的中点”^[5]。由于非技巧类动作最高难度仅为D组,这类动作主要被安排在成套动作的中间,既可以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又可以调节运动员体能的分配^[8]。2013年规则对非技巧类动作的编排也进行了限制,规定“最多允许使用2个静止用力 ( 包括静止手倒立),最多允许使用2个全旋、托马斯或俄式挺身转体动作”^[5]。

从第44届世锦赛运动员成套动作编排特征来看(表3),世界优秀自由体操运动员主要采用四种编排模式:第一种编排模式以日本运动员白井健三为代表,以高难技巧连接开场,中间动作运用3串技巧连接与1个单个难度动作及一个满足组别要求的非技巧动作,最后以1个单个技巧动作结束。四串技巧连接的编排模式拥有较高的连接加分,也遵循了难度至上的制胜规律,将是未来男子自由体操成套编排的发展趋势。第二种编排模式被众多运动员广泛采用,多以单个E组及以上难度动作为开场,中间动作以3或2串技巧连接、1个D组以上技巧动作及1个非技巧动作组成,最后以1个单个技巧动作结束。该类编排模式可获得6.4—6.6分的难度价值分,被众多运动员青睐。第三种编排模式以日本运动员内村航平、巴西运动员海波里托和美国运动员史蒂文为代表,开场动作为1串技巧连接,中间动作由2串技巧连接、2个单个难度动作及一个非技巧动作构成,并以单技结束。第四种编排模式以单个难度动作贯穿成套动作之中,全程仅用2串技巧连接。在第44届世锦赛中,仅德国运动员汉布钦运用该类编排模式,由于单纯依靠单个难度动作提高成套动作价值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其在D分处于较大劣势的情况下很难与其他运动员相竞争。

注:“ D ”“ C ”指非技巧类动作。

通过对我国运动员成套动作编排的统计发现(表3),除获得冠军的湖北运动员吴迪采用了第三种编排模式(成套动作D分为6.5)外,其余运动员均采用了第四种编排模式。在单个难度的编排上,也多以难度较低的C组和D组难度动作为主,伴有少量E组难度动作,鲜有F组、G组的难度动作出现。在动作连接的编排上,我国运动员仅一人采用三串连接,其余运动员均使用两串连接动作,这对于D分的提升存在明显劣势。就我国运动员成套动作编排而言,现阶段我国很难有与白井健三及其他世界强手相抗衡的男子自由体操运动员。在成套动作中增加连接串数,提高单个高难动作(如E组、F组动作)的使用率,是我国运动员比肩和超越世界一流自由体操选手所要面临的首要课题。

2.4 成套动作完成质量

表4显示:在E分方面,世锦赛前八名运动员的E分表现出明显的层次变化及区间分布的特征:第一,E分在9.0分以上的运动员内村航平以稳定著称,每一次动作翻腾之后均能落地站稳,使其成为该单项决赛中唯一一位完成分达到9.0分以上的运动员,并最终凭借完成分的优势摘得银牌。第二,运动员E分在8.5—9.0分之间者占62.5%,有5人处在该分区间,这充分说明想要跻身世界一流的自由体操运动员行列,其E分必须达到8.5分以上。第三,运动员E分在8.0-8.5分之间者共2人次,占总人次的25%,无运动员E分在8.0分以下。该分段运动员均在成套动作的完成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作失误,多体现于落地稳定性较差、空翻、转体姿势欠佳、动作出现较大失误等方面。

在总分方面,虽然运动员想要取得比赛胜利就必须处理好动作难度与完成质量之间的关系,但单纯依靠巨大的成套动作D分优势和一定质量的完成情况依旧可以获取比赛制胜。日本运动员白井健三再一次证明了“难度是运动员比赛制胜前提和保障基础”^[9]。其所使用7.4的成套动作D分,足足领先第二名0.7分,加上8.6的E分,总分到达16分,使自由体操总分迈入到16分行列,并以高出第二名0.4分之多的优势远远将其他选手抛在身后。此外,表4显示,总分在15.5分以上者达到3人。这说明,想要获得世锦赛奖牌,其总分也要达到15.5分以上。在前八名运动员中,仅有一人总分在15分以下,表明第44届世锦赛的运动员均体现了较好的运动水平,比赛水平较高。

在我国第12届全运会上,在E分方面,仅2位运动员达到8.5分以上,占总人次的25%;运动员多集中于8.0—8.5分区间,占总人次的62.5%;另有一人在8.0分以下。在总分方面,无人获得15.5分以上,仅1人总分在15.0—15.5分之间,获得14.5—15.0分的运动员人数最多,共6人,占总人数的75%,另有一人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出现较大失误,总分在14.5以下。这说明在第12届全运会中,运动员水平较接近,邹凯之后我国男子自由体操并未出现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运动员。通过观看比赛录像还发现,我国运动员E分失分原因多集中于落地稳定性较差和空中姿态不佳等方面。据统计,在第12届全运会自由体操单项决赛中,8位运动员共出现25次不同程度的失误和动作错误,其中17次出现在开场动作和中间动作中,表现为运动员翻腾落地时出现脚步有明显调整或落地时手臂摆动过大;另有8次出现在结束动作中,几乎每一位运动员在结束动作(7人使用直体后空翻转体900 °,1人使用直体后空翻两周)落地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小跳”或“迈步”动作。此外,也有部分运动员存在动作空中姿态较差、动作完成不到位等问题。动作难度是比赛获胜的基础,但动作的难度与稳度又是相对立的^[10]。不断提高我国运动员单个动作难度及连接串数,提高每一串翻腾动作的完成质量,增加每一串技巧翻腾动作的落地稳定性,是我国运动员缩小与世界优秀自由体操运动员之间差距的重要举措。

3 结论

(1)当今世界男子自由体操比赛中,运动员可单纯依靠绝对难度价值制胜。男子自由体操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正迈向7分时代,动作难度的比拼将是决定比赛胜负的绝对因素。

(2)单个难度动作中,国外优秀运动员多采用向后的技巧类动作及后跳转体类动作,其中多周空翻类动作是国外优秀运动员的“流行性选择”。我国运动员习惯于使用向后的技巧类动作,且多以多度转体类动作及难度较低的“旋空翻”为主。在D组以上单个难度动作的使用上,国外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较为分散,呈现多元化的选择特征;我国运动员所选动作较为集中,且最高难度仅为E组动作,无F组动作出现。我国运动员应注重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单技,避免盲目使用出现频率高和不适合自身特点的单技,同时鼓励教练员和运动员积极探索,走多元化的动作使用路线,提高我国运动员在单技方面的整体实力。

(3)动作连接方面,国内外运动员在向前的技巧动作连接中,均以同向的“挂串”连接形式为主,我国运动员多采用“转体+转体”的动作连接。在向后的技巧连接中,国外运动员主要采用三种逆向的“回笼连接”连接,我国运动员则以第一种连接形式为主,连接动作极为单一。在“空翻+转体”动作连接方面,国外运动员更加善于使用“空翻+转体”动作连接,我国则无运动员采用该类动作连接,并且以“转体+转体”动作连接为主。“D+D”或“D+E”动作连接方面,国外运动员拥有5串该类连接,我国仅一位运动员采用“E+D”动作连接。这说明我国自由体操运动员在连接串数和难度方面还明显薄弱,应注重增加运动员成套动作中的“D+D”连接串数。

(4)成套动作编排方面,国外优秀运动员的成套动作编排以四种模式呈现,第一种编排模式难度极高,以日本运动员白井健三为代表;第二种编排模式被众多运动员广泛采用。我国运动员仅一人采用了第三种编排模式,其余国内运动员均采用的是第四种编排模式,即以单个难度动作贯穿成套动作之中,全程仅用2串技巧连接。建议在成套动作中增加连接串数,提高单个高难动作(如E组、F组动作)的使用率。

(5)第44届世锦赛的运动员E分表现出明显的层次变化及区间分布特征,总分也较高,体现出运动员较好的运动水平和较高的比赛水准。在第12届全运会中,运动员获得的E分较低,且较为接近。对此,建议不断提高我国运动员单个动作难度及连接串数,提高每一串翻腾动作的完成质量,增加每一串技巧翻腾动作的落地稳定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