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说到底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现象、文化载体和文化形态,是具有中国文化系统质的一个全息元;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行为定势,是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典型身体文化符号。所谓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不外就是传统中国人处理肢体冲突所形成的行为定势和活动样式,其中饱含中国人世代积累起来的应对环境的生命智慧、生存技巧和生活修养。对武术文化的研究不但对传统武术本身的自我认识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了解中国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社会生存状态以及个人生存智慧、日常应对技巧,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探索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也有很大的启发。

1 国内研究现状

1.1 研究成果

新中国关于传统武术文化的探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比较文化热。除了武术史研究中的附带论及和若干探索性的单篇论文外,最早的武术文化研究专著是旷文楠等的《中国武术文化概论》、陆草的《中国武术与武林气质》,接着有徐才主编的《武术学概论》、程大力的《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刘峻骧的《东方人体文化》等。此外还有若干从武侠小说的角度间接地讨论武术文化的研究成果。本世纪以来,武术文化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的提高,其中较为有名的是温力的《中国武术概论》和《武术与武术文化》、邱丕相的《中国武术文化散论》,蔡龙云的《琴剑楼武术文集》,周伟良的《行健放歌——传统武术训练理论的文化诠释》,乔凤杰的《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武术哲学》和《文化符号:武术》,王岗的《中国武术技术要义》和《中国武术文化要义》,郑旭旭主编的《中国武术导论》,张泽正的《中国武术基础理论》,王卓然编著的《武术学》,龚鹏程的《武艺丛谈》,马明达的《说剑丛稿》,李印东的《武术释义——武术本质及功能价值体系阐释》,戴国斌的《武术:身体的文化》,牛爱军的《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国术》,郭志禹主编的《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现代阐释及其发展趋势研究》等。

1.2 成就和不足

应该说,以上武术文化研究成果当属学科建设的破冰之旅和开山之作,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功勋,在学科发展史上是不能抹煞的。在现代新知的启发下,这些著作都有一些新的观点和视角,特别是引入了西方体育理论和文化理论,对传统技艺进行科学分析,并较多讨论了传统武术跟中国哲学、宗教、医学、兵法、艺术、民俗等文化领域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对填补学科空白和奠定学科基础确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然其不足也不容忽视,尽管人们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分析,但这些研究成果里草创的粗疏和职业视野的限制还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甚至仍然有不少定位不准和分析不透之处,亟需后人校正和推进。例如,这些著作除个别外,大多从已经异化了的现代竞技武术出发,把套路假定为武术的唯一载体,把操作技术说成是行为艺术,把社会功能混同于技术性能,视史影为史实,把武术活动空间局限在教学训练、竞技比赛或者艺术表演上,还把中国文化以至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当作是武术文化的独特个性,用统治阶级维系秩序的道德说教取代草根民众谋生拼搏的自由诉求,由此渐渐远离了历史上真实的传统武术。有些成果想当然地把武术技术要义从属于表演艺术、把武术文化要义归结为娱乐休闲,还有个别研究则有某些神秘化倾向。

1.3 努力方向

笔者认为,武术文化的研究要求准确把握传统武术的自身规定而非痴迷于其衍生名相,不能迷失自我和误以他乡作故乡。传统武术的本真,当是实际应对肢体冲突的综合实用技术而不是宣泄自我情感的舞台表演艺术;它必须借助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展开而不是仅停留在训练竞技场或者舞台表演;它主要隶属于下层草根的谋生劳作而不是有闲阶级的娱乐休闲。其背后涉及生命科学基础、操作技术规范、社会人文背景、环境生态影响和历史演化状况,是个相当复杂的巨系统。借助系统科学成果对传统武术文化进行分析探究,研究它在多元主体相互作用的立体网络中的实际方位,不但可以重新找回传统武术文化已经遗失了的话语权,还可以为认识复杂事物提供一个认知框架。

2 武术文化研究的三大层面

时下武术论著的视野和论域往往过于笼统、单一和狭隘。讲技术只介绍招式动作的套路编排而忽视其背后的操作理念和技术结构,讲活动只突出衍生的舞台赛场而无视其本根的江湖草莽,讲观念只顾及统治者的伦理教化而排斥操作者的本能诉求,这是与传统武术的真实状况相背离的。笔者认为当有不同角度和层面的“立体”分析,由此探寻武术文化的历史本真。

2.1 技术操作层面

传统武术从人类肢体最简单的“刺激—反应”活动出发,演化出一个相当庞杂而精致的肢体应对性操作系统,其中积淀了我们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形成的生命智慧和生存技巧。它从原始人类肢体冲突时的攻击自卫本能出发,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不断积累攻守杀伐的肢体应对和身体博弈经验,并借助中国思想史上的积极成果来整理这些操作经验,体现其学理上起于易、附于兵、成于医、主于道、汇于理、融百家、取众长的深厚渊源。由此形成了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典型人体文化符号。

武术的技术演化首先依托使用武器的经验,并受制于人体结构、生理生化、生物力学、生活方式和武器形制。所以其训练学上是先练拳术后练器械,把器械看作是人肢体的延长;但发生学上却是先有器械后有拳术,其源于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传统武术技术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借助阴阳五行等意象符号标示肢体应对运行中对非线性多维动力系统的理解和把握,而不是“理想乌托邦”的玄学忽悠和美学表现。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则不仅涉及时下的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和工程技术论一类,而且还涉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训练学、组织行为学和战略战术理论等等。这要求我们的研究要有系统整体眼光,而不能偏执于一隅。

传统武术技术结构大体可分析为肢体动作的“招法”、劲力变换的“劲法”和应对策略的“心法”三个方面。中国武术的招式动作属于“器”的方面,其表现形态有动静开合,主体操作有形神体用,运行机理是一气流行。中国武术的劲路应对属于“技”的方面,外部招法有攻守进退,运行劲法有虚实刚柔,操控心法是得机得势。中国武术的文化气质属于“道”的范畴,天道上有阴阳有无,人道上有性情志趣,造化表现则是神妙万物。

武术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则相应有见招拆式、动作熟练的“着熟”练体,力量控制、劲路问答的“懂劲”应对, 意念运行、整体把握的“神明”逍遥三个阶段,呈现“循规矩而脱规矩,脱规矩又合规矩”的辩证关系。它“养练结合、打练结合”和“身心一体、内外兼修”的训练方式,强调反求诸己的内向挖潜,把前提、手段、目标三大环节统一起来,落脚于生命的自我维系和自我完善;应用时又并不执著既定程式,更多依托其背后的功力和技巧,突出“法无定法”的“有感而应、因敌成形、随机就势、舍己从人”和“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示形造势、出奇制胜”;操作中还形成了号称“天人一体”之“顺天循性、志道游艺”的处事态度和“阴阳相济、以柔克刚”等操作原则,体现了一种以巧胜力、超越本能的生存智慧,可以让人的进化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庄子云“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外篇·山木》),武术的深厚功力恰好是建立在巧妙的环境利用上面。它关于“天时、地利、人和”及“生命、生活、生态”的整体性思考是极富生命力的。离开这个技术体系历史形成的学理渊源、技术演化、层次结构、建构过程和操作原则,就根本无法把握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2 社会活动层面

任何技术都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活动而展开,而任何社会活动又都必须借助多种技术手段,使自己处于一定的社会价值关系之中,并且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功能。“学习为了应用,制人必先制己”。如果说借助招式动作的学习训练是武术的“身体文化生产”,那么通过各个领域展开的武术活动则是武术的“身体文化消费”,人们不能只生产而不消费。他们在适应环境、规训制己的另一方面,则是应物自如、改变定势;而在这背后,便是人与环境的双向改造和进化(毛泽东把它称之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两变”^[1])。传统武术的文化底蕴并不是无视人权的“物质生产”,也不是娱乐至死的“休闲消费”,而是反抗压迫的潇洒自如。武术活动中所谓文明、伦理、理想都是一些取向不一的价值范畴,传统武术的“文明化、伦理化、理想化”更多则是武术操作实施上“横向”的社会制约,很难简单归结为武术技术演化“纵向”的历史结果。

由于肢体应对是所有人体活动的基础,传统武术不少元素可以进入各种性质毫不相干的社会活动领域并依附差异极大的社区人群,有着目的很不一致的社会应用。不过其“反求诸己、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使它难以全面支撑起群体组织的军旅作战,而其“执技论力、亲力亲为”的操作要求,又让它远离养尊处优、劳心治人者的活动区间;于是倾向浪迹天涯、立命江湖,形成在野之身、化外之民的另类“亚文化”系统。例如,从既定的财产和权力关系中被剥离出来的瓦岗英雄和梁山好汉之行为处事,恐怕就很难等同于殿堂之上的那些谦谦君子。反抗压迫不能混淆于主流教化,我们不能离开“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讨论武术活动,把朝廷法度、江湖规矩和圣贤教化全部混为一谈。

自秦汉以来,尽管武术活动有朝着宫廷百戏、角抵手搏、勾栏瓦舍和社区民俗等方面的多向延伸和相互影响,但其基本领域却一直都是盛行于江湖草莽那谋生博弈、安保防卫、反抗压迫和扶危济困的环境应对活动,并出现有诸如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宗族械斗、黑帮火拼等社会偏差;由此形成抗暴英雄、绿林好汉跟豪门鹰犬、市井无赖“黑白两道”的对立统一状态。此外还有个体性外向应对的防身护体、保命逃生和内向挖潜的强身健体、悟道怡情,也呈现一种人我自他的关系性存在。于是其主体部分便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宫廷礼仪、军旅戎马、市井游乐、村野劳作和宗教修炼,更始终未能全面艺术化为超越现实的“理想乌托邦”。

人的各种身体活动有着不少可以相通的内容,而且中国古代也确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吹拉弹唱、声色犬马、宴饮舞戏、偷情寻欢的休闲文化;不过传统武术训练的艰苦性、任务的世俗性、应对的随机性、避险的紧迫性、运行的残酷性和可能的致命性,却又很难纳入娱乐休闲的范畴。由此传统武术活动的主要内涵,就不是“为主不为客”的娱乐至死,而是“为客不为主”的应对求生;其主体部分的基本价值倾向也不是等级差序的全面主宰,而是个体本位的平等自由。它不但在一个特定角度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命文化特质,而且还突出地表明了下层草根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生存智慧和应对技巧。

自此,中国武林气质一方面强调顺天循性、志道游艺、随缘就便、师法自然,另一方面又突出扶危济困、除暴安良、遗世独立、快意恩仇,二者阴阳相济地统一于反抗压迫、解除束缚、探究可能、走向自由的逍遥自得,强调其行为内不动心、外不着相、法无定法、当为即为的率性任情;这里固然有不少理想化的成分,但是基本属性并不类同于上层精英那些经邦济世、维系秩序、建功立业、内圣外王。

2.3 观念反思层面

任何技术都必须以一定的技术观念为指导,然而时下流行的武术理论却往往搞不清“价值中立”的武术技术体系和“归属不一”的武术社会活动的种种辩证关系,混淆了武术与非武术、中国武术与外国武技、武术发展和发展武术的联系和区别,由此在武术概念及其历史发展问题上大都陷入了一些很深的误区。

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所有操作都有其主体规定和价值坐标。因此,迷失自我的异化扩张很难称之为完善自我的“发展”,依赖外物的邯郸学步也很难当作是独立自主的“开放”。如孔子所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篇第十三》),表明概念是一切逻辑推理与分析的起点,概念模糊必然导致思维混乱,分析失据,事倍功半。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改变了它的基本内涵,该词语也就不再代表该事物,人们也就无法据此进行操作,甚至还会产生误解和误导。

武术发展是武术逐步生成的文化基因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演化展开。如果离开传统武术历史形成的这个文化基因,硬把自家受用的身心修养改变为人前卖弄的商业广告,把艰苦奋斗的拼搏求生恶搞成消费主义的娱乐狂欢,则很难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古老的武术。特别是在社会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背景下,借助产业化的工业标准和批量生产,把随机应对、自我服务的肢体技术改造为资本主宰、商业运作的赚钱工具,未必真的是发扬传统文化和有利于升斗小民。

传统武术必须认识自己,拒绝异化,走出为人作嫁的歧途。这首先则应辨明中华武术姓“武”名“术”并生长于“中华”。在这里,“武”字标志其肢体冲突、性命相搏的技术属性——作为一种操作技术,武术的基本性能更多地是应对冲突而不是表现自我。“术”字标志其具体操作、生活实用的手段性、中介性和过程性等基本属性——作为一种操作手段,武术的社会实施更多是一种物质性活动的肢体运作,而不仅是一种精神性活动的理论阐释或审美鉴赏。“中华”则标志其指导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中国文化属性,包含有中国人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极有特色的现实需要和超越诉求。其发展方略不但要顺应外部的客观态势,也不能离开自身的主体本真。我们这里研究的着眼点并不是当下主流时尚那些顶层设计的规范训诫,而是历史积淀中作为个体活动前提的自我把握。

3 基本结论

综上,可以得出一些传统武术性质归属和演化特征的基本规律,即武术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

3.1 传统武术自身的三重基本规定

武术的技术规定为“武”。所谓“姓”,是借以指称一个事物历史由来和性质归属的标志和符号。“武术姓武”,标示其本原是在不对等、无限制和可致命条件下应对肢体冲突的“以技行击”的“用武之术”;其基本结构是敌我矛盾,主要任务是保存自己、制服敌人,具有肢体对抗的诡诈性、隐蔽性和暴力性、残酷性“阴阳”互补之文化特点。其操作上“踢、打、摔、拿”“点、刺、砍、劈”和“格、挡、拦、截”“避、让、走、化”等一系列招式动作技术元素,都是围绕技击打斗中的攻守进退之实际需要和应对情景而形成的。

武术的社会规定是“术”。所谓“名”,是用来区别其余而验明正身的。“武术名术”,是指它是一种肢体应对操作性实用技术方法体系,由此跟传统的兵法、农艺、医术、百工同为物质性操作一类,明显区别于哲学的思辨、宗教的信仰、学术的认知、艺术的鉴赏等精神性活动。其实施时讲究目的性、社会性、多元性和条件性;它的评价判别式不在其思维是否缜密、解释是否合理、信仰是否坚定、表演是否精彩,而只在操作相对于目的之是否有用和有效,由此讲究操作对路的“精、巧、奇、妙、灵”,而不是什么表现形式的“高、难、美、新、真”。

武术的文化规定归属于中国。“武术籍贯在中华”用以表示武术形成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背景、与此相应的社会历史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文化特性;追问传统武术的“籍贯”,其实也就是探求武术的形成背景和呈现特征。所以,这里所说的“中华”不但是个自然地理的区域性概念,而且还是个民族文化历史演化范畴。

3.2 传统武术活动得以展开的两个重要方面

肢体应对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功能,并渗入各种属性不同的社会活动当中。为了区别其余而验明正身,我们在搞清传统武术基本规定的同时,还要把握其主体演化的横向的活动边界和纵向的历史变迁这两个重要方面,弄清这五光十色活动背后的异质规定和同质演化。

首先是横向的“别同异、分彼此、划边界”,无边界构不成事物。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客观存在,武术必须厘定它跟邻近领域的基本边界,在技术性能中把握其互不包容的固有特质;这里最主要的是搞清武术同与自己要素相关、操作相通和部分相似的体育、竞技、军事、舞蹈四大领域之联系和区别,弄懂其缘由根据、运作方式和主体功能分叉之处,明确技术的基本要求不在功能表现而在操作方式。任何事物都可以有功能的衍化、延伸和替代,但功能衍化并不等同于社会归属的异化。正如同茶杯和饭碗在某些功能上可以相互替代,但是茶杯绝不等同于饭碗一样。

与此同时,还有纵向的“分阶段、明演化、讲变迁”,无变迁谈不上发展。任何事物都有着自己生老病死或成住坏空的“生命周期”,武术必须认清其自身演化流变的历史形态,在社会变迁中抓住这不同形态背后那些“一以贯之”的同质规定。我们以人的一生为喻,则有孕育期的前武术形态、生长期的准武术形态、成熟期的武术形态、衰老期的后武术形态,此外还有死亡后的非武术形态。尽管这些形态在实际运行中具体差别很大,但在其彻底消亡以前则始终维持着对应于一定社会需要的基本内涵;这是其发展变化和灵活变通的底线,越过底线也就变为他物了。

3.3 传统武术在世界历史上的比较文化个性

事物运行可以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却并不具有相同的运行路径。这是由事物自身特殊规定和相应的环境条件相互作用,而非精英人物顶层设计和道德教化所决定的。在客观规律面前,人的所有选择都受到可能性空间的限制。所谓“顺天循性、率性而为”的“性”,就表现为一个特定的演化路径;“人为事物”则把它称之为“文化个性”。可以从不同角度和用不同方法去讨论传统武术的文化个性,但是这种讨论必须要抓住武术自身的特殊规定和活动的环境条件。所谓传统武术的比较文化特征,是特指中国文化特质在武术肢体操作中的具体表现,亦即归结为技术操作上相互替代不了的独特性比较文化特征,而不是归结为中国以至人类文化共同拥有的普泛规定。我们必须要找到中国文化特有个性在武术技击中的独特表现,以及这些特性在技术上的客观形成条件和机理。

作为一种技术文化,传统武术的文化个性全都围绕其技术操作而展开,那些离开技术操作的所谓“艺术意蕴”和“伦理教化”其实都是很不靠谱的。应该看到,传统武术的技术个性是相当明显的。例如,表现形态上的迂回路径、下盘功夫、因敌成势、占中求圆,操作方式上的主体调控、整体把握、乘势就便、个性处置,战略选择上的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借力打力、引进落空,理论描述上的阴阳相济、五行生克、虚实变换、奇正制化,过程控制上的适时当位、中庸平和、不落两边、恰当得宜,如此等等。我们必须要对这些东西的缘由根据和演化究竟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解释和说明。

有人把武术文化个性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这其实只是生命演化的普泛性目标诉求。在这里,强势者的巧取豪夺、自我扩张跟弱势者因应环境、顽强拼搏的社会属性并不一致。只要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不公平和不公正,弱势者反抗压迫、自我维权、紧急避险、保命全身便始终具有政治合法性、伦理正当性和社会合理性的存在理由。也有人把武术文化个性概括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其实是文化运行的一般状态描述。在这里,“一个取代一个”跟“一个承接一个”的不同社会结构上运行的文化形态也很难说就是完全相同的。无论“不稳定结构”还是“超稳定结构”其实都是事物运行的可能状态。西方武技简单直接且有职业垄断的结果是随着职业瓦解而烟消云散,中国武术曲径通幽且无职业垄断却反而可以流入民间并得以传承。

作为肢体操作,传统武术特别讲究功夫上身那得心应手的生命智慧;而作为社会活动,它又依附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呈现出属性不同的人文精神。于此人们可以看到,大化流行中绝地求生的性命自保通过舍己从人和反求诸己的双向努力,实现了自我圆满和自我超越并显示了人类责任。武术的随机应变并不是放弃权利形成依赖的听命于人,而是自我主宰借助环境的目的实现,特别讲究“顺人而不失己”。武术的特有文化个性不是从文化的普遍性中逻辑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具体操作过程中逐步演化出来的。对此,我们可以着重从操作形态的下盘功夫、路径选择的尚智用巧、战略偏好的稳求全胜和价值旨趣的自我防卫等方面,作出一些综合性的具体分析;离开技术操作和应对过程的所谓“文化特性”都是不靠谱的。

4 感想与展望

作为应对技术的武术有自己独特的发育成熟过程,其中涉及“生命、生活、生态”的生命整体性思考调适;作为社会活动的武术则必须依托一定的历史形态,其中涉及“天时、地利、人和”的社会整体性随机处置。时至今日,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已经彻底瓦解,传统武林群体也随之消逝;但由于资本势力全面做大,社会分化和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涉黑组织和恐怖活动禁而不止,肢体冲突和人身事故多有发生,保安服务和保安器材市场火爆,人身安全确实又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退出军事并不等于退出警务,反对侵凌也不等于放弃自保,以暴止暴更不是以暴易暴。在现实的肢体冲突情况下,自然人是否允许自我防卫?时下的法律体系是承认合理冲撞、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为什么还要一再妄说肢体应对、自我防卫、紧急避险、求生保命的观念和技术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社会基础和存在理由”了呢?

有道是“两强相逢勇者胜,以弱对强智者存”。作为一种柔弱者的生存技巧和生命智慧,传统武术更多地不是实力抗衡的弱肉强食而是就势借力的以柔克刚,传统武术的博大精深并不在于它的内容庞杂、门派割裂、分工不足、宗法封闭,而是在于系统把握、随机应对、含义丰富、影响广泛。这里的操作特点不是逻辑推演的精密周详,而是身知体悟的个性发挥。肢体应对的普适性极强,面对风险社会的生存危机,传统的生命智慧和生存技巧很难被视为昨日黄花。传统武术的源远流长也并不只限于其发端久远、持续跟进、禁而不绝、顽强绵延,而更在于源头多样、圆转会通、积淀深厚、通向未来。这里的表现特征不是正史记载的言之确凿,而是不立文字的言传身教。传统武术不但有机缘际会、经验积淀的历史生成,而且还有一以贯之、始终作用的文化基因和超越当下、接通永恒的运作因素。尽管个体应对确实解决不了群体关系问题,但作为中国人历史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活化石”,中国传统武术始终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作为社会存在物,个体状态背后是深刻的群体关系背景。无可讳言,任何历史生成的东西都有其自身的历史适应性和时代局限性,问题在于怎样正确把握和合理运用其文化外衣下那些生命绵延的永恒因素。时下那些发展武术的南辕北辙,则是跟其性质认定的指鹿为马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明白,在人的基础性人身安全需要彻底退出历史之前,求生保命的肢体应对技术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生作用。当然,传统武术内向修炼、自家受用的活动方式和随缘就便、个性应对的操作理念很难纳入当今工业标准、批量生产、商业运作、利润归宿的“文化工业”轨道,但今日潜在的社会需要仍然对肢体应对有所呼唤。有道是“形没了,神还在”,我们相信,“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