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前外交部长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明确提出并界定了“体育外交”的概念。此后,体育外交被体育领域的研究者广泛使用。但传统的外交学者并不认同这些具体领域的外交,认为这是对外交概念的严重泛化和滥用。另一方面,体育在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中的地位日益式微,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既有的体育外交概念已不能反映形势的新变化,反过来又束缚了体育对外交流。总之,有必要重提体育外交概念,以应对形势的变化和需要。

1 体育外交存在的必然性

概念是对现实事物本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体育外交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理论推理和演绎的结果,还是现实发展的产物和要求。

1.1 体育外交是外交领域和外交主体扩展的产物

现代管理的复杂化和利益的多元化要求对公共事务进行多元治理。传统被中央政府独享的外交等公共事务管理权力被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团体所分享,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到外交事务中,例如政党、政协、人大、检察机关、军队、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等。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内政与外交的界限变得模糊,国家利益的实现愈来愈依赖于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外交领域从传统的政治、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向经济、科技、气候、体育、文化等“低政治领域”扩展,也就出现了经济外交、能源外交、石油外交、气候外交、文化外交等新的外交领域。早在1998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指出,当前形势下的外交早已超过了狭义的外交概念,而是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民间等多个领域的总体外交。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使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越来越多的主体和领域参与到对外事务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以空前规模全方位地同世界各国和国际体育组织展开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体育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体育界积极参与、举办国际体育活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精神风采,加强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中国体育界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体育交流活动频繁,在双边体育合作领域与我国交流的国家已达150多个,同时我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或相关机构签署体育发展协议。此外,我国政府通过援建体育场馆、赠送体育器材、派遣体育技术人员、培训国外体育人员等多种方式向亚洲、非洲、拉美、大洋洲、东欧等7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援助^[1]。当前,中国体育更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在中韩、中日、中意等举办的文化年等民间友好合作活动中,在中美、中俄、中巴等双边人文交流机制中,在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中国—欧盟、中国—东盟等多边合作中,体育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1.2 体育在国家对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体育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文化的互动加深,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对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借助体育外交,实现国家外交目标成为现代政府的常用选择。

1.2.1 体育是政府间外交的手段和独特领域

在外交承认、外交报复和外交制裁中,政府利用体育作为媒介进行试探性外交和对外方针宣示,体育发挥着“先行官”的独特作用。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体育就发挥了这种“先行官”的作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外交制裁和报复的典型例子。体育还是国与国外交的领域之一,如国家双边体育交流、体育官员互访、以体育的形式进行援助及大型体育赛事都成为政府的外交舞台。此外,体育成为政府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和渠道,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1.2.2 体育是进行公共外交的典型方式

这是由体育的政治性、国际化、人性化、灵活性等特征决定的。各国积极组织举办大型国际赛事,运用体育手段来宣传和展现国家形象,宣传国家政策,提高国家影响力,增进国与国的沟通,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这是行之有效的国家公共外交形式之一。体育明星或普通选手能够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对国家的公共外交获得起到较大的作用。美国在二战后就开始利用体育明星在海外传播、推广美国的价值和理念,如美国滑冰运动员关颖珊于2006年被美国国务院任命为“公共外交大使”。

1.2.3 体育是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外交是政府关系间的“稳定剂”和“催化剂”,开展体育外交可以拉近各国民众间的距离,增加民众间的了解,加强友谊,从而增强国家间的互信。体育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间的对立情绪和误解,能够拉近彼此感情,为沟通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在与台湾的外交斗争中,援外体育教练都发挥了独特又显而易见的作用^[1]。例如,中国对瓦努阿图多年的乒乓项目援助和取得的成就,在促使该国与台湾“建交案”宣告终止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3 开展体育外交是现代体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伴随着技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代体育日益打破地缘和人文壁垒,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类项目和资源在向全球拓展的进程中使得各国的交流增加、竞争加剧。国际体育比赛的规模越来越大,国际赛事更加频繁,国际体育组织不断增多。现在每年举办的全球性的、洲际性的或地域性的运动竞赛活动多达数百场。作为现代体育代表的奥运会,其规模日益扩大,参赛国家和地区从1896年的首届奥运会的13个,增加到1960年的84个,到2012年上升到205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一国体育的发展已离不开与世界体育的交流。通过体育外交和对外交流提升本国体育发展水平已成为一条有效途径和各国的普遍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2 272个,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总数的99%,创、超世界纪录1 011次,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总数的85%^[1]。三十多年来,中国体育的进步离不开对外体育交流。对外体育交往大大促进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使中国体育从以前的封闭落后状态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体育外交和对外交流加强了中外体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引进了世界先进经验、新的理念、技术和战术,提高了中国体育发展水平;通过参加体育国际比赛,锻炼了队伍,增强了中国体育的实力。当前,外籍运动员已经成为活跃在我国职业体育赛事领域的重要力量,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全国性职业竞赛中均能看见外籍运动员的身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263名教练员中,有外籍教练38人,来自德国等16个国家,涉及棒球、曲棍球等17个项目^[1]。击剑、摔跤、赛艇、皮划艇等中国较弱的项目,在欧洲教练的指导下,竞技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许多项目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奖牌。未来中国要实现体育发展战略、建设体育强国,还需要积极开展体育外交,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中国体育发展,同时提升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 体育外交概念界定

体育外交和体育对外交流这两个概念在我国一直共用和混用。2005后使用体育外交概念逐渐增多,但对体育外交的内涵、外延和形式存在分歧。

体育外交是外交在体育领域的扩展与体现,要界定体育外交,首先要厘清“外交”这个概念。关于外交的界定,大致上可分为两种:传统外交和大外交。所谓传统外交,也就是小外交,特指中央政府及其专门的外交系统开展的对外政治、安全交往。所谓的大外交是指不同主体为促进国家间关系和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对外交往。很明显,后者的主体大大扩展,不仅有中央政府,还包括地方政府、单位、机构、民间团体以及个人;后者的领域也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展到人类交往的所有领域,因此外交领域大大扩展,包括军事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文化外交、气候外交、科技外交和环境外交等等。在对体育外交概念的界定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体育外交的概念属于“小外交”范畴,认为体育外交就是政府间在体育领域展开的对外交往活动,外交的主体和对象局限在政府机构或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例如,祝莉和唐沛在《中国体育外交六十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外交,通常是指主权国家通过其官方代表,在遵守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为维护自身的利益,采用约定俗成的和平方式,与其他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所进行的正式的、官方的交往与沟通,以便有效地处理国家关系、参与国际事务。体育外交是外交的组成部分,是主权国家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通过体育运动及体育文化交流等方式,与其他主权国家或国际体育组织所进行的正式的、官方的双边及多边的活动。”^[2]储江认为,体育外交是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体育关系的总和,即体育外交是主权国家通过体育交流等手段,与国际性体育组织、他国政府和体育部门等进行的正式的交往活动,其目的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对外政策^[3]。第二种体育外交的概念属于“大外交”范畴。体育外交的主体和对象不局限于体育政府部门和机构,还扩展到体育组织、团体,其中包括体育民间团体和组织。例如,在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中,“体育外交”被定义为“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界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的一种提法。”^[4]

两种体育外交的主要区别在于外交主体和对象上,但二者都强调对外交往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关系或维护国家利益。在外交行为主体多元化的今天,仍然把外交局限在政府间的对外交流,已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因此对体育外交的界定,第二种更符合实际。但第二种界定存在一个不足,其未能涵盖非体育部门、组织、团体或个人以体育为工具展开的对外交流活动。例如,国家元首或首脑利用体育进行的外交活动。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体育外交是指为了促进国家关系、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活动。对这个定义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方面:

(1)体育外交的主体和对象,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可以是机构、团体和个人,可以是政府间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间组织。根据外交主体的性质,体育外交可以分为政府间体育外交和民间体育外交。根据2009年国家统计年鉴,2008年中国体育外交活动共计进行了1 691次,其中政府间体育外交1 161次,民间体育外交530次;国家层面的体育外交活动500次,省级层面体育交流792次、市级层面399次。从中可以看到,民间体育外交数量占当年体育外交活动总量的近1/3;地方体育外交活动是国家层面体育外交的2倍多,是国家体育外交的主力。体育外交应充分动员、协调和发挥国家及地方政府、民间机构或团体、个人在体育对外交流中的作用。

(2)体育外交分类:基于外交对象是政府或是民众,外交可分为政府间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政府对政府的外交就是传统的政府间外交,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就是公共外交,民众对他国民众的外交就是民间外交。因此,体育外交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政府间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具体表现形式有体育官员互访、体育活动交流、体育援助和人才引进、参加或举办体育赛事、参与体育国际组织等等。根据外交主体是否具有政府背景,体育外交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官方外交的优势在于代表政府,具有权威性;掌握公共权力,可以动用公共资源推进外交行动。但官方体育外交容易受到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因素影响,且程序复杂。民间外交形式多样,灵活机动,渠道广泛,政治色彩较弱,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权威性不够,影响范围有限。公共外交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政府外交,作用对象是对象国民众。例如中美高层人文交流机制举行的体育活动,就是典型的公共外交。在现实中,三者往往融合在一起,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外交目标。在推行一些体育外交项目时,政府出资、设定目标,但政府隐于幕后,由市场力量或NGO来承担实施,这样更容易被对象国民众接受,效果更好。

(3)体育外交存在多个轨道:第一轨道、第二轨道和第三轨道^[5-7]。第一轨道外交是指交往渠道正式的官方交往,第三轨道外交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交往。介于二者之间的就是第二轨道外交。“第二轨道”外交指的是由非外交官或者能代表官方观点并与官方发生相互影响的非官方人士所从事的外交^[8]。在体育对外交往中,应积极构建和发挥多轨道外交作用,加强当事国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外交目标的实现。除了“第一轨道”,还应注意培育民间组织,引导民间组织发挥“第三轨道”外交的作用;另外还要注意利用第二轨道外交在官方和民间之间的跨界性,发挥其灵活、与官方密切的特点,发挥已退休的体育官员和外交官的作用,完善第二轨道外交。

(4)体育外交的宗旨在于促进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体育外交和一般体育对外交流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对外交流的主体是否代表国家,而在于外交主体交流的主观目的是不是为了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利益。决定事物本质的是目的和内容,而不是形式。以宗旨、目的来界定体育外交,把握住了体育外交的本质,且有利于动员不同外交主体和外交形式发挥作用。

(5)体育外交的内容不一定以体育为主题。通常意义的体育外交都是体育界围绕体育进行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体育外交,即体育不是交流的主题和内容,而是双方交流的工具和平台。在体育比赛,特别是大型体育比赛中,通常可以看到体育外交的这种特殊功能。体育比赛为不同国家领导人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和共同的话题,也为关系紧张或对立的国家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契机和平台。2008年中国政府利用奥运会这个体育平台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成功上演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奥运外交”。

3 结语

总体外交的方兴未艾、公共外交的兴起、人文外交的活跃以及民间力量等不同行为主体在对外交流中的巨大潜力,都强烈冲击着已有的对外交和体育外交的认知。体育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现实的变化要求对体育外交的概念进行必要的修正,以适应现实的需求,更好地发挥体育外交不同主体和外交形式的作用,推动中国体育外交的蓬勃发展,提升体育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