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体育文化对实现文化强国和体育强国皆具有重要意义。厘清中国体育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发展体育文化、实现体育自强的前提。通过探寻中国近代体育文化基因和西方体育传播脉络获悉:当代中国体育制度框架和文化基底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体育实践。显然,红色体育是当代体育价值向度的坐标原点,实现红色体育文化自觉对建构中国体育精神文化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全球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查阅文献可知,对于红色体育的把握还未达到自觉程度。本研究基于红色体育研究与实践存在的“不觉醒”事实,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学文化自觉理论为方法论,重新提出了红色体育的内涵、外延及当代价值,旨在为红色体育实践提供理论向导,为实现红色体育文化自信、自强提供理论支撑。

1 国内外红色体育研究综述

1.1 国外红色体育研究现状及分析

欧美学者认为红色体育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体育活动,亦称赤色体育或共产党体育,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Jenifer Parks讨论了苏联时期红色体育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作用^[1],Davia.A.steinber从共产国际体育组织角度阐述了早期欧洲工人体育的萌芽、发展与没落^[2],Adam Fryc& Mirostaw Ponczek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政治角度剖析了波兰社会主义体育的制度变迁^[3],尤里·亚历山德洛维奇·雷马山论述了苏联社会主义联盟在体育领域中的合作情况^[4],Vassil Girginov探讨了在苏联体育模式下保加利亚国内体育制度构架,剖析了这种制度的弊端^[5]。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活动开展情况,日本学者耿介笹岛在《中国老解放区の体育とスポーツ》中详实论述了解放区体育的开展状况,比较了国统区与解放区学校体育的差异^[6]。对当代红色体育,国外学者研究甚少,其成果大多数夹杂在中国教育、旅游等研究之中,如Davies John& Williment从旅游角度剖析黑色、灰色和红色三种体育情感体验^[7]。

1.2 国内红色体育研究现状及分析

伴随红色文化兴起,国内学者们广泛开展红色体育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在实践方面,以史进、党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以“红色体育”为主题的历史博物馆,红色体育旅游业广泛兴起,不同层次的红色体育运动会如期举办,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为实现红色体育文化自觉奠定了基础,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总体上讲,受制于研究视野和方法,学界对红色体育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觉醒或者不完全觉醒的情态或状态”^[8]。

1.2.1 红色体育逻辑概念混乱:内涵不清晰、外延不准确

学界普遍认为红色体育是指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实践活动^[9]。从逻辑学定义规则上讲,此定义有同语反复之嫌。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否是红色体育的本质属性?此结论值得商榷。对于红色体育内涵的研究,目前大多学者撇开“体育”不谈,而把目光集中于“红色”之上,高谈红色体育价值、思想及理念。胡小明指出体育文化载体是身体运动,体育的一切研究均需要以身体运动为基础,这也是体育学存在的依据^[10],即便红色体育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对其本质的探索仍需要建立在对体育实践史实的挖掘、甄别基础上。脱离体育实践,仅从“意识或观念”出发研究红色体育是形而上学研究思路。

在红色体育的外延探讨上,学者们往往以与过去、未来、域外绝缘的态度,把红色体育作为“真空体”研究,不能做到把事物看做一种处于不断生成中的过程性存在,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11]。

(1)关于红色体育空间形态问题。学界普遍认为红色体育是中国特有的体育形式,事实则不然。第一,红色体育曾是欧洲工人运动组织的特定称呼。20世纪初,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者体育俱乐部,1921年8月,工人体育国际组织——红色体育国际在莫斯科宣布建立。第二,受制于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对立,西方体育学者往往带着偏见地把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体育称为红色体育。其中,Jenifer Parks博士在《红色体育:冷战时期苏联体育机构及奥运会1952—1980》一文中对冷战时期的红色体育进行详细阐述。可见,红色体育是一个世界性的体育文化现象,而非中国独有。

(2)关于红色体育的断代问题。国内学者把红色体育断代确立为“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这种划分值得商榷:其一,西方体育史学认为红色体育是社会主义阵营体育的代名词,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冷战结束;其二,即便以本土红色体育为视角,目前还没有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这一划分进行科学考辨。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时间延续性和空间弥散性,不会随着政权建立戛然而止。相反,建国后体育制度及组织建构多是解放前各项体育制度的沿袭,人为割裂建国前后两种体育文化形态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1.2.2 研究方法不合理:理论研究缺乏思辨,实践研究缺乏实证

(1)理论研究上缺乏批判思辨,方法单一。文化自觉的方法论视野就是“去自我中心”的文化视野^[12,27]。受制于意识形态,红色体育研究却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研究范式,缺乏辩证思维,常常陷入“井底之蛙”的境地。例如,“锻炼身体,打倒日本”口号诠释了体育的功能——为战争服务,即红色体育具有军国民主义思想,但少有批判,甚至有些学者以“校本课程资源开发”为由,试图将这种观念融入学校教育之中。此外,研究方法单一,党挺指出当前红色体育研究以回忆性、介绍性的现象描述和就事论事的个别研究为主,近年来在学术界运用较多的访谈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综合研究法等在红色体育研究中运用的不多^[13]。

(2)在实践研究上缺乏实证。文化自觉就是人们自觉意识到这种信念和准则,主动将之付诸社会实践,在文化上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14]。红色运动会创立源于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部分领导在考察山东莒南县横渡天马岛景区期间提出的一个创意^[15];项目设置也依赖于“创意”,“纳鞋底”和“摊煎饼”是日常劳动,“100m炸碉堡竞速”和“100m抬担架竞速”是军事训练科目,把与体育无关的实践活动作为运动会项目,这是伪科学的。纵观近代奥林匹克史,赛事的创立及项目的设置都源于对史实的考辩,例如马拉松运动源于顾拜旦对历史学家布莱尔关于“迪皮茨送信里程42.195公里”考证。因此,实现红色体育实践自觉需要以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对待历史史实,而非主观创意。

1.2.3 不良思潮侵蚀导致红色主体价值混乱、方向迷失

多元价值背景下,人们对于红色体育的价值判断往往掺杂着多种不良因素,形成了错误价值观,为实现红色体育文化自觉设置了障碍。

(1)拜金主义。在没来得及揭开红色体育面目之前,红色体育已沾染了“铜臭”气味。学者们在探讨红色运动会和红色体育旅游价值时,往往把经济价值置于文化价值之上,高谈“红色体育经济价值链”,还有学者探讨如何把“红色运动联盟”打造成为类似于NBA的纯职业联盟。资本逻辑压抑了大众文化自觉,资本很容易“裸奔”成一种引发人的原始欲望的魔鬼^[16],冯颜利认为:在文化领域滥用市场机制,不仅不能解决文化问题,不能达到文化自觉,反而对文化发展造成极坏的影响^[17]。

(2)左倾主义。红色体育文化是红色文化的子文化,因为红色文化是人民劳苦大众和民族文化,所以这种文化也就被打上阶级烙印,成为一种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与红色歌曲、红色电影等文化样式一起成为特定发展模式的标识。由于缺乏科学辨析,人们往往不能正确审视红色体育文化内在阶级性和民族性的时代蕴意,这就导致了红色体育与生俱来的军国民主义及民粹思想在一定范围内被重新认可。

(3)复古主义。红色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自然经济形态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形态。如今人们面临诸多体育矛盾时,常以怀旧态度重拾旧经济体制下的各种体育方式,把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劳动和军事训练科目作为红色体育项目,甚至有学者提出要把“抬担架”等红色体育项目纳入学生体育课堂,同时戏剧性地穿上红军军装,并高呼这种原始回归的理性^[18]。实质上,这些行为都是“企图用农业文明的核心思想去解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是一种复古主义心理。”^[19]

综上所述,红色体育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理论思辨和逻辑架构,既不能明晰其内涵,也不能勾勒出外延,在方法论的桎梏下,更不能准确定位红色体育价值。在实践中,受制于资本逻辑压制,红色体育已被涂抹“铜臭”气味,直至变质变味,走向庸俗。这种“不自觉”归因于红色体育是一个跨文化、跨时空的复杂概念,学界往往以静止的、片面的视角看待红色体育,把红色体育当做“真空体”去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外界完全绝缘;在历史观上,都强调从思维意念出发理解红色体育,依从于社会意识到社会存在的思维路向,弱化红色体育的实践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实现红色体育的“自知之明”,即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及发展的趋向^[20]。

2 红色体育文化自觉初探

2.1 红色体育文化自觉的方法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因而是唯一的科学方法”^[21]。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它浓缩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具有历史性、阶段性和时代性,因此,历史和传统是研究红色体育的突破口,也是红色体育文化自觉的立足点。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事物的实体或本质是现象发生、存在、演化和消亡的根据^[22]。他同时指出了解一个事物实体或本质必须建立在上位概念和种差的厘清之上。红色体育源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红色文化,红色体育是红色文化的子文化。红色体育文化的发生、发展伴随着西方理性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它是中国近代体育现代化的一个部分。

在方法论体系中,马克思唯物史观仅从时间和空间坐标轴上为红色体育确立了“红色文化”和“体育现代化”两个逻辑起点,这是宏观“定位”,对于红色体育的微观探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需要突破单一的体育学科视野,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着手进行跨学科研究;需要跨文化研究与合作,红色体育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需要打破文化间的壁垒,要采取“互为主体性”的跨文化研究视野,主动吸纳国外研究成果;需要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红色体育文化自身具有空间的弥散性和时间的延续性,在研究中还需要对“红色体育”衍生的相关文化进行辨析^[23]。

2.2 文化学视角下红色体育的“自知之明”

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就是象征和意义的体系,人是使用象征符号的动物,研究文化中的各种象征类型、结构及其意义,对于理解一种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4]。颜色作为一种“标识”冠于体育之上,已司空见惯,如白色体育、蓝色体育、绿色体育等,颜色以“记号”(sign)的功能记录着特定肢体文化活动的生成和发展,为后人实现该文化自觉提供依据。红色符号来源于历史悠久的红色文化符号圈,从雅各宾“红色旗帜”到《红色共产党人》杂志创立,再到苏联红军创立,在国内从新文化运动到红色政权建立,红色符号圈前后跨越200余年。在“红色(记号)→无产阶级(文本)→马克思主义文化(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圈(文化圈)”形成过程中,“红色”符号就逐渐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标识”。以红色符号为标识的实践活动具有悠久历史和全球化的运行空间。广义上,是一个全球化概念,它概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文化。狭义上,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是由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定的地域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交互作用、共时存在、历时发展,从而融合生成的一种特色文化,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体。

红色体育作为红色文化的子文化,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体育实践活动,它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和革命实践为基础,并以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作为精神根基。在整个红色体育系统中,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工农武装割据是政治基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文化基础。四者紧密结合,自成一体,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体育文化,即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体育文化。“科学性”即相对于中国传统养生观而言,它指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坚持物质第一性,摒弃传统伪科学养生观;“大众性”是相对于资产阶级体育观而言,它坚持体育利益的普惠性,劳苦大众人人平等,尤其男女平等;“民族性”是相对于西式体育文化和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它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原则,吸纳一切体育文化。

2.3 体育现代化视角下红色体育的“自知之明”

近代,在西方理性文化强势进入中国的背景下,传统养生文化与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发生了冲突,“孰是孰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尤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发了激烈争论,史称“土洋体育之争”,这场争论以“各打五十大板”为结局。阵痛之余,体育先驱们开始探索中国体育现代化。在西方科学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引导下,人们重新审视了传统养生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陈独秀对“终不异初”“传子不传女”等传统观念给予了批判,鲁迅从西方医学角度斥责“静坐练丹田”是“讲鬼话”。以毛泽东、恽代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采用“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思维,提出了“兼收并蓄”方针。

从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和恽代英《学校体育之研究》两篇文章中可以获悉:一是肯定了西方体育理念,强调“三育”并重;二是在对传统体育伪科学批判基础上,提出“打拳等传统体育活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新的体育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25]前者阐明了西方体育传入的必要性,后者论证了传统养生文化体育化的可行性。事实上,红色体育就是围绕“西式体育本土化”和“传统养生体育化”两个课题而开展的实践活动,这两个课题也是中国体育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基于此,我们认为红色体育是中国近代体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1)红色体育是西式体育本土化的结果。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体育观念本土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早期革命者广泛吸纳西方体育价值观,尤其在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近代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引领下,诞生了以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为代表的近代体育思想。二是西式体育器物本土化。在此之前的军队操练都依赖于本土器物,如近代义和团运动以义和拳为主,辅以小刀、棍棒等本土技艺,但在红色体育实践中完全采纳了西方体育项目体系、规则体系、标准体系和量化体系,还吸纳了“运动会”和“锦标赛”等西式赛事组织方法。三是体育制度本土化。为了实现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体育目标,借鉴西方体育制度,在革命根据地内制定了相应的体育制度,如《共产党人》杂志中《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关于体育活动的指示,《解放》杂志中《亟待改革的教育》中关于体育教育的指示。

(2)红色体育是传统技艺体育化改造的结果。除了主动接受西方体育外,革命者把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定的地域文化及西方体育文化融合在一起,改造中国传统养生文化,让其与西式体育一道成为正规的体育项目,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

一是传统养生思想的体育化改造。受制于传统的佛、道、儒思想影响,中国传统体育属于“保健养生主导型运动”^[26],淡化竞争和对抗,参与者间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等理念都与近代体育思想格格不入。无产阶级革命者按照马克思辩证思想对传统体育思想进行改造,如毛泽东从马克思宇宙观角度批判传统静养修身文化,他认为“动”是人的本性,“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耶?何贵乎此有道之动耶?动以营生也······ 动以卫国也······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二是传统技艺的体育化改造。近代革命者还按照西方体育的理念、标准和范式对我国传统体育进行现代化改造。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内,陕北秧歌成为广大军民的体育活动;在武术赋予比赛规则和判罚标准的前提下,武术进入了根据地运动会之中。在1942年的“九一”扩大运动会上,还创新出步、骑兵武装渡河,水中寻物、救人,潜水,跳水等比赛活动。传统技艺的体育化改造在教育领域尤为明显,郑雪莲在《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所最高体育学府——延安大学体育系历史考辩》中对此做了详细考辩,例如通过借鉴瑞典体操传授方法,把武术内容进行分解、整编,让传统武术与西方体育项目一道走进学校教育之中。

2.4 红色体育内涵结构与外延层次

基于上述分析,可把红色体育概念确立为:广义上是一个政治范畴,泛指一切无产阶级体育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狭义上,是指中国近代红色文化话语体系下,以西式体育本土化和传统养生体育化为手段的体育实践活动。作为一种体育文化,它的外延是:一是器物文化,指当时体育实践中遗留下来的“有形”物品,如中国红色体育博物馆中陈列的各种历史文物;二是制度文化,它是指在当时体育实践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精神文化,它是指当时体育实践中形成的体育道德、伦理和精神(图1)。

正确理解红色体育概念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正确理解红色符号蕴意,克服符号异化。对红色体育的定性是基于现代符号学对红色符号的解码,由于符号标识具有多义性、变异性,从符号解码角度了解红色体育内涵时,要克服符号异化:一是符号膜拜。受制于意识形态,研究者往往采用静止眼光看待红色符号标识下的体育活动,不加批判,盲目崇拜;二是符号过载。即不能正确理解“红色”与“体育”间的关系,甚至把红色在其他语境中的符号蕴意引入体育领域,创造新语境,造成红色体育外延混乱。即便在同一话语体系下,也不能不考虑主体的特异性,就像不能把红色歌曲特征强加于红色体育之上一样。盲目使用“类文化”成果来解析红色体育的内涵和外延,是造成当前红色体育研究空泛和不实的原因之一。

(2)正确理解红色文化与体育现代化的关系。“红色文化”与“体育现代化”同是红色体育的上位概念,两者之间不是遥隔千里,而是紧密联系,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实践观的有机统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上“道”与“器”的紧密结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红色文化是“形而上者”,它规定了红色体育的发展方向,即科学的、大众的和民族的,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回答了“体育是什么?为谁服务?”的问题;体育现代化进程是“形而下者”,它确立了红色体育的实体内容和方法途径,用马克思实践观回答了“怎么办?”理论上,红色体育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定的地域文化及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有机结合,绝非空泛辞藻;实践上,红色体育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化探索过程,绝非庸俗游戏。

(3)正确理解本土化语境下的体育现代化。学界认为“体育本土化的立足点是中国,中国是本土”^[27]。此外,学者们在研究近代体育现代化和本土化时,多以国统区“非红色体育”为对象,而把红色体育这枚“星星之火”扔到一边。因此,人们势必会对“红色体育属于体育现代化”这一观点产生质疑。王文兵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各文化之间的相互意识,文化自觉充满逻辑驳论与自我循环的性质”,这种“身在文化中心忘却自我文化”的事实比比皆是,就好比中国哲学家在研究西方哲学时把马克思哲学扔到一边,这种现象被称为文化自觉的“灯下黑”现象。基于武装割据现实和中国体育文化整体性考虑,我们认为红色体育和非红色体育都是中国体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但它们是有差异的,二者除“道”之不同,还体现在经济基础的差异上,与“官僚资本”和“中心城市”相比,红色体育产生在广大农村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探索,这也是红色体育被染上乡土气息的原因。

3 红色体育文化的当代价值

实现“自知之明”之后,还需要探求红色体育的价值取向。学界对红色体育价值做了大量研究,如刘显、马晓利等从思想启蒙、人文关怀等角度阐述了红色体育的思想启示和未来方向^[28]。按照现代文化传播模因理论观点,无论是体育器物还是体育精神,我们都能够从中找出红色体育的模因因子,当代体育就是红色体育的变异与顺应。结合“道”“器”内涵及红色体育产生的时代局限性,尝试对其价值进行探讨。

(1)对“道”和“器”的借鉴。一是“道”之借鉴,事实上,如今体育领域中的一切矛盾实质上都是对红色体育之“道”的扬弃和背叛,如粗放式发展模式、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等问题。科学的、大众的和民族的发展方向至今不失其本色,仍具有时代价值,这一顶层设计对我国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二是“器”之借鉴,实现体育现代化是中国体育人孜孜以求的梦想,把国外体育文化引进来的同时,为扩大国际上的话语权,还需要把本土体育文化输出去,如何“走出去”,是走“削足适履”之路,还是坚持本土道路?早期革命者对西方器物吸收的理念和对传统器物改造的思路值得当代人借鉴。

(2)对“道”和“器”的批判。纵观中国整个体育现代化过程,红色体育产生阶段是现代化的“萌芽”阶段。受当时科技水平低下、军事割据及农耕文化的制约,人们对体育的理解还未能上升到如今的高度,我们要以辩证思维对待红色体育的“道”和“器”。例如,红色体育之“道”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崇拜工具价值;红色体育之“器”缺乏现代体育的标准体系和量化体系,混淆农耕劳动、军事训练及大众锻炼等身体活动形式。

4 结论

(1)通过文献综述可知,学界对红色体育文化的理解处于不自觉状态,表现为内涵不清晰、外延不准确、研究方法不合理、实践不作为、发展方向迷失、价值取向异化。

(2)按照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和黑格尔形式逻辑法,厘清了红色体育的内涵及外延,广义上是一个政治范畴,泛指一切无产阶级体育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狭义上,是指中国近代红色文化话语体系下,以西式体育本土化和传统养生体育化为手段的体育实践活动。外延是红色体育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3)对于红色体育概念的理解,一要遵循历史唯物观,正确理解红色符号蕴意,克服符号异化;二要正确理解红色文化与体育现代化的关系,要理解本土化语境下的体育现代化。此外还要科学理性地认识红色体育中非理性、非科学的部分,如崇拜工具价值及“劳体”不分等。

(4)红色体育当代价值体现在:其一,借鉴红色体育之“道”,即科学的、大众的和民族的体育发展方向;其二,借鉴红色体育之“器”,在发展红色体育文化时,一方面既要引进西方先进体育文化,另一方面要科学理性地改造自身文化,并力使本土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