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辉煌同处一个时期,曾在“士”阶层中出现类似古希腊民族“崇尚平等”“尚武好斗”的精神风尚。李立研先生说:“中国文化,滥觞于商周,成型于春秋战国。作为中国文化之一种的中国体育,亦复如此。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它与同时期希腊的鼎盛时期——即罗素说的‘突然崛起时期’,一同构成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马克斯·韦伯语),对世界产生着无比的巨大影响。”^[1]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已经成为推动先秦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具有的自由的身份、平等的意识、尚武的世风,与同时代的古希腊奥林匹克“自由、平等”的精神有相同之处,应该说“士”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良机。

1 “士”阶层的崛起为中国古代竞技体育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1.1 “士”阶层的演变

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士”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处于统治阶级最底层。西周实行分封制,周王为天子,是最高统治者,天子以下为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组成的统治阶级,庶人分为农、工、商。顾颉刚先生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2]“士”作为统治阶级地位不高,属于低级贵族,拥有一定的土地和奴隶,正所谓“士无田不祭”和“士无土不君”。“士”介于“大夫”和“庶人”之间,担任各种低级官吏,身份比较固定,顾炎武也在《日知录》讲到“士大抵皆有职之人”。西周末年,礼崩乐坏,诸侯林立,作为统治阶级最底层的“士”人逐渐失去土地和社会地位,“士”人作为统治阶级的等级概念已经名存实亡了,“士”阶层开始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春秋战国时期战火纷飞,整军备战自然就成为各个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如《左传》所记载“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祀”是指宗教祭祀活动,由巫师来完成;“戎”就是训练军队进行战争,主要由有军事才能的“士”阶层来承担。春秋战国时期阶级流动频繁,很多高级贵族失去土地下降为“士”,庶民通过军功上升为“士”。由于连年战争,各国都需要大量武士,他们聚集在都城和军事要塞,此时“士”阶层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正式出现,也为中国古代竞技体育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1.2 “士”阶层的自由身份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已经不同于西周时期的“士”,他们没有土地、奴隶等私有财产,主要靠自身专业技能谋生,这时的“士”阶层有其人身自由,可以自由投靠自己想去的国家和贵族,并为之效力。在《论衡·效力》中就有“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的记载,说明当时“士”阶层的流动是自由的,所以就有了“朝秦暮楚”“晋才楚用”的说法了,更有“历九州而相其君”的事实了,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士”的身份自由。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统一、扩大地盘,厉兵秣马,发动战争。《战国策·秦策》记载“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充分说明战争促使“士”人才的竞争,导致当时各国大兴“养士之风”。历史上的“战国四公子”最为著名,他们礼贤下士、倾尽家产、以诚相求招揽天下“士”人,其中孟尝君尤为突出。当时的贵族以养“士”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威望,而“士”往往会回报知遇之恩,为贵族们卖力,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才竞争,极大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人才流动,使当时社会民主气氛比较活跃,也使“士”阶层的身份更加自由。

1.3 “士”阶层的平等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阶层发生剧烈变化,原本的贵族大夫衰颓沦为“士”人。原为贵族特权的文化也随着身份的降低得到继承。同时作为文化继承者的“士”阶层与统治阶级也不再密不可分了,这也促使“士”阶层独立人格的形成,其平等意识也逐步得到显现。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为界,“士”的服务方式可以分“一客多主”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春秋战国时期是“一客多主”的模式,“士”可以在各国之间任意流动,一国得不到重用,可以选择到另一国去,也就是所谓的“良禽择木而栖”,此“士”为天下游士。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列举了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被李斯称之为“客卿”的士人对秦国由弱变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人才的重要性,由此“士”人与君主具有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就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的叙述,更有颜襡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的记载(《战国策》卷十一)。在西周宗法礼制土崩瓦解后,作为新兴的“士”阶层追求新型平等之礼,应是时代给予他们的殊荣。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士”不但要求有丰厚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人成为精神上的知己,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 孟子·离娄下》)孟子将君臣关系完全定义在平等对应的互动关系,由此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平等意识已经成为普遍的意识了。

1.4 “士”阶层的尚武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不绝,各国为了开疆扩土,保卫自己的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军事武装力量,促进“士”阶层习武之风更加浓厚。军事的需要使社会中滋生了雄壮的“武风”,以致后来就出现“四时讲武,三年大习”的尚武世风。这时的中国在“尚武”方面,丝毫都不差于最重“武化”的希腊城邦斯巴达。学校教育中更是武风大振,那时的老师就是中国“士”之最早代表,很多都是著名的武斗教师和战争专家。这种“士”,人们都称作“夫子”。“夫子”就是从“千夫长”“百夫长”的军官称谓中演化而来的。可见战争和武斗在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其实,尚武之风在春秋时期已经盛行,表现在军事、墓葬、法律、教育、官制、礼仪、婚姻等许多领域,极为频繁的弑君现象及一批勇武轻死的义士刺客的涌现,是春秋时代崇尚武功的重要标志^[1]。随着战国七雄之间不断混战,造成“士”阶层武风大振,“由于武风四起,于是‘好剑之风’也遂成时尚”^[3]。比如春秋时期的藤国国君曾自语“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4],而莒国国君则“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5],韩非子还记载“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6]等等。另外在“士”阶层还盛行佩剑、赠剑的风尚。春秋战国时期的“剑兴”反映了士人对雄性生命力的信仰和崇拜,体现着一种彪悍、尚武的精神,这也是竞技体育的灵魂所在,也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竞技体育的根。

2 “士”阶层的衰落使竞技体育的萌芽枯萎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身份自由、平等意识和尚武精神给其提供了发挥才智和忠勇的绝佳土壤,也成就了“士”阶层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这似乎也给中国古代竞技体育提供了大发展的机遇。然而,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竞技体育特征的“击技”“竞技”“比武”和“赛会”等最终还是没有发展成为专门的竞技体育。春秋战国时期的竞技体育萌芽没有发展壮大,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士”阶层的工具化演变、竞技品格丧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2.1 “士”阶层的工具化演变

春秋战国是周朝皇权没落、各列国争做天子的时期,虽然等级制度有所变化,但总的等级制度没有改变,“士”阶层依然是“无田”“无土”“不祭”“不君”的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游民”,不同于古希腊的“骑士”,有自己的土地和奴隶,是独立自由的贵族。无论武士(聂政、荆轲、侯赢、吴起、庞涓、朱亥等),还是文士(毛遂、苏秦、张仪、商鞅、吕不韦、李斯等),都是寄食于王公贵族门下或择主而事并位至将相的“门客”(也被称之为“食客”)。“士”阶层必须依附王公贵族才能生存,没有自己独立的自由。“士”阶层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功业,他们以投靠王公贵族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或者是实现自己人生理想,无形中“士”阶层已经将自己“工具化”了,和王公贵族之间形成豢养与被豢养的主奴关系。孔子虽被尊为圣人,但在当时忠于王命的文化环境下,他坦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士”的地位在屈原的《离骚》中描写最为清晰:“士”人如同美人,在当时君主制的社会里,女人再美丽、再有才也只不过是工具罢了。“士”人一贯追求的人生理想——“君臣平等”,正是“士”人最渴望,也是最难以实现的。虽然“士”人身怀绝技、忠心事主,只能得到锦衣玉食,而难以有“君臣平等”“主仆平等”的机会,更没有资格去参加贵族们的竞技运动了。

2.2 “士”阶层的精英品格丧失

“士”从西周时期贵族的最底层沦落到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用于开疆扩土、维护王权的工具,是“士”阶层命运的一次决定性改变,士阶层的社会精英品格逐渐丧失。从春秋到战国后期,“士”阶层从追求理想、慷慨仗义到屈从现实、趋炎附势的方向转变。孔子作为“士”的代表,是“王道”的坚定拥护者,他曾经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7]他为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带弟子周游于卫、曹、宋、陈、蔡等列国,却终生不得志。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战国“名士”苏秦对于自身处境的看法:“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8]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缺乏独立地位和完整的人格,为了生存和实现自己所谓的理想,不遗余力地做好“门客”工作,其社会精英品格逐渐丧失殆尽。德国著名哲学家席勒讲到:“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很难想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能作为完全意义的人进行竞技游戏。

春秋战国时期的体育始终没有脱离“军用”等实用目的,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所决定的,与士阶层关系不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虽然为“士”阶层的自由身份、平等意识和尚武精神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所有的活动都必须考虑其实用性,以有利于国家的稳定统一或开辟疆土。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竞技体育只能是实用的“比武竞技”,而无法形成类似古希腊的奥林匹克那样的运动会了。

3 结语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最自由的历史时期,当时“士”阶层是社会精英,他们具有开展竞技体育的“自由的身份、平等的意识、尚武的世风”等必要条件,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失去了经济的独立性,导致“士”阶层对王公贵族的依附性和人格欠缺。“士”阶层日益“工具化”,致使他们的精英品格逐渐丧失,这虽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竞技体育没有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也应作为影响因素之一。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朝以后,“士”阶层的生存面临严峻的考验。随着皇权专制不断强化,“士”阶层不但失去权利,甚至成为皇权重点打击的对象。西汉时期“武士”崇尚“任侠风气”,“以武犯禁”屡遭皇权镇压,“士”阶层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初年的尚武之风变成了“重文轻武”。“我们民族性由强悍而被软化,实际从东汉时期开始。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中,两汉时期那股强劲的任侠、崇侠之风在东汉已大为减弱,至少在上层社会是如此。”^[9]此后,古代中国彻底失去了发展竞技体育的社会环境,中国古代竞技体育也因此慢慢萎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