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语境中的体育

体育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体育所包含的要素都与现实条件有着紧密联系。正如韦伯的“理想类型”一样:体育的每个发展视角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理想类型”要达到的那个目标^[1],依照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体育的起源和发展都与社会的“合理化”有着紧密关系。

尽管体育本身存在着概念上的分歧和争执,但它仍脱离不开人类社会实践。不论是在思想或意念还是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体育总是与人类的身体有着必然的关系,大胆设想:体育从来没有离开过身体,并且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着^[2]。一方面它不断地改造人类身体且映射着人类思想与文化,记载着社会文明传承的印迹,另一方面也是促进人类交往,构筑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活化的一种载体。尤其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民生理念下体育更是构筑和谐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不论处于何类社会的何种阶段,体育总能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总是与一定的社会事务处于某种“平衡”状态,表达着一定社会的某种特征。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3]。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前和今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是处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南。体育是社会历史发展并继续生产着的产物,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体育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发展中的症结与困境是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整体来看,体育在以往社会中也往往处于自发状态,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体育也逐渐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另一面,这就涉及当下如何认识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体育发展方式与时代特征的关系正是本文所要分析探究的问题。

2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属性问题一般是在探究事物概念时所采用的方法,属性是在逻辑思维下对该事物与邻近事物或类属的共性表达,并指出该事物与所谓类属共性事物间的区别,即“属+种差”的模式,但其都与一定的社会条件有着紧密联系。社会物质环境、文化与科技环境的不同也将导致事物概念或属性的“社会化变异”,探究目的和研究路线的不同也会得出同一事物的非同结果。“一个事物的功能总是由其属性决定的,只有在其属性得到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谈到对其功能的认识”^[4],体育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且体育功能也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重要转型的关键时期,体育的功能与作用也必将在规定的具有某种工具性的社会发展战略上按照体育与社会契合度来进一步转变体育发展方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理念,增进和扩大体育在社会中的影响。

体育是以身体为载体进行的有意识的肢体或思想的活动,“合目的性”与“工具性”就成为在体育进行中的根本性的指导思维。在以往的社会历史中,体育“被社会事务所‘俘获’并居于身体本质属性之外的社会亚层面”^[5]。特定的社会中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解释:“古代之所以发生‘体育’是对自然、社会或自我的‘言不足’而借代身体肢体来表达某种情感或信仰”^[5]。“在公众对体育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强烈,体育权利意识也逐渐苏醒”^[6]的时候,以举国体制为鲜明特征的国家竞技精英体育应向以公民体育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公众体育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2]。

3 体育发展方式理论

由于当前“赶超型”的体育发展模式已不能满足我国体育实际需要,中国要迈向“体育强国”单单依靠竞技体育在国际舞台上的业绩与辉煌已“不合时宜”,“一役之功”遮蔽了“一役”背后之代价。在当前国内外社会环境下,推动体育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社会实践的根本要求,更是体育之社会功能的本源厘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筑和谐社会正是解决当前“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所欠缺的,反过来,也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体育如何发展”已成为近年来诸多学者和体育行政管理者思考的根本性问题,同时经过不断的理论研究给出了各自的问题解决方案。

要解决体育发展之问题,就必须以体育基本理论为切入点来分析探究体育发展方式的基本概念。对此问题,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体育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的体育演化进程,由一系列量变和质变组成的动态过程,旨在满足日益增长的体育社会需求”^[7]。依据逻辑关系,体育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由发展主体、发展机制、发展手段、发展目标和发展评价组成,这些内容也就成为体育发展方式系统中的关键环节。“体育发展方式是指体育发展目的及其采用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体育发展中的增长方式,而且包括体育结构、发展质量、发展效益、体育利益分配、体育现代化进程等诸多内容”^[8],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就必须依据现实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理念寻找具有“创新性”的运作机制、操作途径和评价方法等。

3.1 体育发展目标

体育发展目标是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现实依据,也是改革体育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为实现体育可持续健康发展,体育研究和管理者就必须站在实践的角度去正视体育的根本功能,正本清源:体育是人民的体育,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回顾我国体育发展的历程,体育几乎是在“强国强种”的强烈政治利益导向下艰难跋涉。也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的体育发展道路,正如朱建清所言:“各种类型的发展方式一定是世界各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的反映,也是特定历史阶段国家体育发展方式策略选择的结果”。一定历史阶段的体育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是异样的,体育发展目标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其中政治对于发展方式具有很大的控制作用。不论是近代“抵御外辱”时代特征下的“尚武精神”,新中国建立时期“增强人民体质”下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竞技体育优先”下的“举国体制”都是特定历史时代从国家政治层面上做出的正确抉择。

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体育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并强调把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摆在体育工作的突出位置,并明确了今后体育工作的转移重点,切实加强人民群众体育工作。此后,不论是有关学校体育的文件,还是群众体育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都体现出了发展群众体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成为推动体育全面发展、成就“体育强国梦”的根本选择。

3.2 体育发展的主体

体育事业不断推进和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为更好地分析体育发展的主体就必须清楚“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体育的发展现状”^[9]。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需求结构也进入了调整时期,国家体育转向公共体育,私人产品转变为公共产品,有限服务过渡到公共服务等思想理念都用引导和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发展结构失调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公民自我意识和公民体育权利保护意识的淡薄以及公共伦理严重缺失成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此,保证我国政府能够向社会提供丰富的体育公共服务就成为落实“惠民、为民”政策的关键问题。“政府和各级体育管理部门作为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不仅是我国宏观体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时也是体育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服务者,这也决定了政府在我国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中不可替代的地位”^[10]。改革体育政府结构、增进体育需求的公共政策和措施的落实也必将是转变体育发展方式中的重要环节。

当前我国的体育发展现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竞技体育一枝独秀,群众体育则举步维艰,而身处教育领域肩负培养合格人才重任的“学校体育”又可有可无,地位尴尬。在当前社会动态变化的条件下,中国社会阶层和行业生产结构都是厘清体育发展主体的重要理论依据,正所谓“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条件才是科学和有意义的”^[7]。

3.2.1 历史回顾

所谓体育发展主体即谁来发展体育。自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轰轰烈烈的全民体育运动中,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一时期的体育发展主要依靠具有“红色政治性”的号召,可以说是全方位“阶级”思维下的体育。改革开放以后,为迅速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1984年10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1],这一重要文件全面阐明了体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任务和作用,从某种角度观察,该通知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继续巩固和发挥优势以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而群众体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滞留于“政策”,调动全社会力量办体育沦为“口号”。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以“竞技体育”为重点的体育事业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11],社会结构化的“失范”愈加明显。原有的体育体制和机制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体育自身运行的规律,形成国家办体育和社会办体育相结合的局面已显得更为迫切。1995年国家体委提出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并制定了“全民健身”和“奥运争光”两大战略。此后,政府部门针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出台了多项文件或政策,在保证突出国家成为体育发展主体的基础上,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全民健身事业提供捐赠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12]。这就标志着体育发展单一化的国家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主体转变,同时结合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的状况,体育产业也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经济刺激下的体育主体发展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性和活力,2014年9月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出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身,强调坚持改革创新,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做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盘活、用好现有体育设施,优化市场环境,支持体育企业成长壮大等工作^[13]。就此体育发展主体更具有明确的指向,体育产业也将担负起更大的历史重任。

3.2.2 体育发展主体的新探索

面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和机遇期,体育发展主体已不单是国家政府,更多的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已成为当下发展体育的强烈信号,将体育发展融入社会经济之中是体育发展的必由路径,也是推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按照体育发展政策,尤其是体育产业政策,国家、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都可以成为推动体育发展的主体,在保证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突出重点领域内的体育发展或区域扶持的框架下,灵活促进体育发展就是当前和今后体育发展方式的变革方向。

推动体育发展主体多元化不仅符合体育自身特点,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也可以有效激发资本要素和社会有效资源在市场流通中的活力。因此,市场和政府就成为推动新时期下体育发展的核心主体。如何处理体育发展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设计和实践。

3.3 体育发展的机制探究

“机制”一词根据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含义,但总体而言,机制是与事物的活动紧密相关的^[14]。不同的发展目标或目的所采取的发展机制及其形式是不同的,在我国传统“赶超型”的体育发展机制几乎全是国家行政命令,政府“配置体育资源,管理并开展各种体育活动”^[7],这种机制从根本上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种生产要素价值的体现,背离了体育的根本社会属性——体育是公益性社会服务这一要旨。

3.3.1 市场是体育发展的佳径

将市场合理地引入体育发展是实现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首要选择,行政指令是体育发展转变的“把关人”和“引路人”,也是推动体育单一行政化自我蜕变更新的关键力量。杨桦教授提出社会志愿也是体育发展机制转变的一种形式,从其侧面看社会志愿并非体育发展机制转变的根本性动因,而是体育发展机制转变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外在行为表述。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不论是政府层面上的政策和指令,还是采取市场化的发展方式,都离不开我国现实社会思想文化所培育出的“体育”观念。相生概念下思想文化的社会固性就是体育发展机制转变的社会“条件刺激”,如何推动体育发展机制的转变则是在试验状态下的社会实践,改革是龙头,大胆尝试才会有希望,“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15]。

3.3.2 理性看待体育走市场化道路

市场化是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但也要认清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难题。首先,任何社会事物都具有“稳定状态”,打破这一稳态势必引发“区域性”的波动。改革不是系统环节上的简单修补,而是按照社会发展实际进行“顶层设计”并进行一定深度有计划的社会实践。体育市场化的改革是社会历史的必然,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我国体育是靠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推行的工作,经过近几十年的经营和发展,取得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体育的辉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进一步发挥体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功能,必须将国家行政与市场结合,在行政的指导下让体育资本在市场中充分发挥作用。其次,我国体育市场或产业的发展是伴随着竞技体育而来的,竞技体育的市场化具有政治化的“先天性”,其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指数普遍较高,但比较于其他行业或国外体育市场的发展程度,我国的体育市场仅处于开发起步阶段,体育市场的发展不但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结果,更是在市场观念和市场准则层面上的思想解放。再次,谈及市场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利益”这一主题。竞技体育是相对成熟的体育市场,除了具有先天的优势外,“社会关注、业绩能见度高,做好了名利双收”^[16]也是竞技体育市场化道路中的“异化”结果的附属物,而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则是被远远甩在后面,成为“发展成为体育强国”的短板,同时也是整个体育事业发展的滞碍。没有普及化下的全民体育,精英化的竞技体育将会是“沙上建塔”。

3.4 体育发展手段

我国体育发展长期以来是在“‘金牌奥运战略’部署下推动和普及全民体育”的逻辑思维下进行的。以竞技赛事为主体,而群众体育似乎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其结果不言而喻:金牌奥运至上的成就辉煌,全民普及下的体育自生自灭。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警示,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价值取向来推动我国体育发展方式“从‘管理型体育’向‘服务型体育’转变,从‘竞技至上体育’向‘均衡发展体育’转变,从‘锦标体育’向‘民生体育’转变,从‘传统型体育’向‘现代型体育’转变”^[17]是体育发展的关键技术,推动体育科学发展就必须从理论上重新设计体育发展方式。

从宏观层面上,改革与创新发展体制与运行机制是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18],现有的政治体制与我国体育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存在着深层次矛盾,体育既是社会公益性的服务事业,也是按照一定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产业,必然成就了体育发展的“二重性”,统筹兼顾发展体育就必须重新认识社会实践背景下的体育发展的直接驱动力,“制定一系列有利于非国有主体投资兴办体育产业的政策措施, 努力在体育领域内推进产权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尽快形成体育产业以民营为主的局面。从一定意义上讲,非国有体育成长的速度将决定着我国今后体育产业发展的命运”^[19],以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所遇到的问题,其中就隐含着“以体育产业为主线,扩大体育市场活动领域,带动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思想。

从国家体育层面上,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体育及相关运行活动,尤其是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所推崇的极具政治色彩的体育,形成相对稳定的竞技体育运行发展结构。群众体育虽成为历次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但却只是停留在文字上,距真正落实还很远,从而也形成相对稳定的“重竞技轻群体”的体育发展格局。对“体育与经济关系”“体育自身发展规律”“体育与社会”等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对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设计与规划缺乏系统梳理与总结。

3.5 体育发展方式的评价

“评价是人类设计活动中最广泛、最普遍的活动之一,贯穿于人类活动的全过程”^[20]。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过程中,评价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尽管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我国体育发展评价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具有深度性的见解,但针对当前我国体育发展方式转型方面的评价或参照体系还不是很完备,当然这也是体育发展新路线下“未定”之后续目标。

评价是理论设计的实践检验的复杂标准体系。在发展成为“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如何“强”才是体育发展的落脚点,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体育本身是人的体育,是身体的教育,只有突出体育为人服务这一目的才能实现体育真正价值,才能形成较为成熟和完备的体育发展格局,让体育成为现代化生活方式才是体育发展的根本,才是评价体育发展方式的旨要。

4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有关问题

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由赶超型向可持续型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消弭政治“异化”后果的必然选择。竞技体育是在举国体制下形成的以显示出我国长期以来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或策略,是凸显民族自立、自信的无可替代的符号和象征。竞技体育也不应在全面提升和发展群众体育的形势下自我削弱,相反,要思考在已形成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模式下如何担当,如何促进群众体育。提升全民体育素养是理性选择,而非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体育发展方式上“削足适履”的运用。弱化竞技体育与振兴群众体育没有本质上的关联,问题是如何通过行政、组织结构、市场运作等方面的革新来“拯救”群众体育。

2014年南京青奥会已向世界传递了“竞技特性的体育亦可成为大众化的身体教育过程”的信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竞技—大众”双赢目的。“通过青奥会吸引青年人,让他们热爱现代体育运动,这是体育人的自救,更是体育人对全社会的贡献”^[21],还原体育在教育中培养和锻炼人的价值取向,同时将教育的真正含义扩充至社会,“一切教育是通过个人参与分享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22],“体教结合”是一种很好的教育理念,不但是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理念,也是全社会人口素质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体育教育手段的延伸就是体育本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特征。然而美好愿望的实现还取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教育体制、教育目的以及评价等多种因素。

在体育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也不免会出现因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不仅是观念变革,更是体制机制重构和权力利益格局的再调整”^[16]。不论是在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下的利益重新分配还是体制机制下的权利转移,都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我国经过60多年所形成的“稳定的竞技体育体系”也不可能快速打破,只能在稳妥的基础上开展竞技体育的改革,从运动形式上逐步与社会形成一定的“合作”,让竞技实体与精神真正融入社会不仅是我国法律法规光辉普照的体现,更是体育政策的引导和自上而下的落实。“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体育市场、体育产业、职业体育等领域的体育政策发展也将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23]。

5 结语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我国体育发展的主线,新的体育发展方式要从理论设计、社会背景、组织结构、实施路径、应急保证等层面进行整体规划,不可简单地只进行数字层面上的增减。竞技体育仍是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保持其相对稳定成熟体系的基础上也应根据社会需要进行有益的补充和修正。从教育人、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而言,“体教结合”模式是培养体育人才、增进体育教育功能的重要法宝。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积极将群众体育的有关要素引进市场机制,努力构建适合全民体育发展的新模式,如在市场的运作下搭建群众体育交流平台。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但是国家层面上的问题,也是我们社会组织、个人等一切可以为体育发展服务的要素所不断实践的必要的社会活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