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身心发展的活动。体育的发展,会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塑造。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两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相对独立并表现出互相矛盾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国体育事业发展政策的确立、演变都伴随着对两者关系理解的深入和动态演化,并在各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与现实效果。

1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的矛盾

1.1 竞技体育的群众基础与群众体育

普及提高论者持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的观点,不过这个观点是单从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的角度而言的。在竞技体育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观点,识别群众基础和群众体育的细微区别,打通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发展的通道。

竞技体育必须要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群众基础决定了竞技体育的生存和发展。以奥运会为例,这个综合性的赛事只选择性地开展20到30种项目作为竞赛项目,而且还制定了相应的规则,周期性地对竞赛项目进行评估和调整。评估的重要内容就是某个竞赛项目在世界几大洲多少国家吸引多少体育人口,以此作为重要依据之一,来决定剔除哪个项目或者吸收哪个项目加入。这种动态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各单项体育国际组织积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广本项目,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并保证奥运会的全球影响力。

但是我们务必要注意,竞技体育的群众基础不等于群众体育,关注体育比赛的观众未必会从事该项目的锻炼,在观看体育赛事直播时热血沸腾,却因为身边没有场地设施而心有不甘,不得不压抑自己跃跃欲试的冲动的大有人在。当普通群众被竞技体育感召而“临渊羡鱼”时,社会也应避免让他们自己承担体育锻炼的高昂成本,为他们提供安全便捷的体育设施和服务,这样才能实现竞技体育的群众基础到群众体育的转变。

1.2 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的资源挤占

建国以来,我们效仿苏联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国家选择重点发展竞技体育。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并能快速动员国家资源进行“点”的突破,使承载了国家荣誉的竞技体育得到了足够的资源投入,竞技水平突飞猛进,在国际赛场上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这种模式被总结性地描述为“举国体制”并一直沿袭至今,本质上它体现为国家对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成绩的高度关注和深度干预。西方国家也注意到这种体制的优势而加以借鉴,加大了国家对竞技体育的干预力度,特别是备战一些重大赛事时表现得非常突出,作为对本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有效补充。一方面,我国在学习西方国家的职业化和市场化体育运营机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在借鉴我国的举国体制,各国彼此学习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使各国体制有同质化的倾向,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为“制度趋同”。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发展过程中,经费投入呈非均衡状态,以北京为例,2011年全市体育投入74 885.94万元,其中群众体育投入79.59万元,体育竞赛投入1 297.33万元。体育竞赛投入是群众体育的16倍。除去体育竞赛投入的1 297.33万元之外,运动项目管理支出为27 831.04万元,体育训练为685.08万元,体育场馆为623.37万元。而这些大宗支出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比群众体育更紧密、更直接。可见,在高达7亿多元的体育投入中,直接用于群众体育的投入,实在不多^[1]。对我国来说,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举国体制的长期实践导致的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两方面投入的显著失衡,其具体表现为竞技赛场上的成绩好了,金牌多了,群众体育却落后了,民众体质差了。

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没有导致大众体育水平的提高,甚至对大众体育是负面的影响,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对大众体育和国民体质健康水平没有明显的影响^[2]。这组结论反映出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导致体育事业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与民众的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值得警醒。

1.3 锦标主义、竞技体育异化与对群众体育的伤害

一切为了金牌,一切围绕金牌,这种“锦标主义”实质上就是体育界的GDP崇拜,对竞技体育荼毒至深,并通过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相互关系,影响着整个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锦标主义维系了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其危害上节已经论述过。除此之外,锦标主义导致对体育事业的短视,只盯住已经崭露头角的运动员而无视后备梯队建设和群众基础的拓展,难以维系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争金夺银的压力使竞技运动员被与世隔绝地圈养起来,物化为训练机器,短暂的职业生涯充斥着大强度训练,其他方面的素质不能均衡发展,甚至连身体健康都无法保证。运动成绩斐然者自然名利双收并有不错的退役安置,但大部分籍籍无名的运动员只能带着满身伤病退役,一旦得不到政府安置则成为难以适应社会的弱势群体。太多的负面案例使得从事竞技体育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在今天有更多的发展机遇的情况下,年轻人对从事竞技体育望而却步。锦标主义还导致在比赛过程中各种假、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在国际赛场上出现消极比赛、挑选对手的情况,国内赛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以对地方政府体育成绩考核最为重要的全运会,自1959年开办至今,负面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不仅对宣扬体育精神方面助益不大,甚至种种败坏体育道德的行为引起民众极大的不满。

综上所述,基于目前我国对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关系的认识而作出的政策和管理体制的选择,不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未能有效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和群众身体素质的提高。大笔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投入到竞技体育方面,其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2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的未来取向

新的历史时期,应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立足体育事业长远发展,采取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措施,努力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目标。深化体育事业改革,在掌握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各自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发展路径,推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体育事业的整体良性健康发展。

2.1 厘清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关系,推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

2.1.1 正确理解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的不同规律和方式

习近平同志强调:“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育的科学发展首先要求推动包括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在内的体育事业持续发展。以奥运会为标志的以竞赛成绩分伯仲的竞技体育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影响,是中国这样一个致力于提高和巩固国际地位的大国的必需品;而开展群众体育,在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丰富文娱生活、提振国民士气、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乃至为国家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等诸多方面都大有裨益,也需要发展。

发展体育事业,需要在准确理解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体育事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体育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就目前世界范围内主流的发展模式来看,高度商业化和职业化的竞技体育比较适合界定为私人产品,而群众体育则应该界定为公共产品。二者拥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式。

2.1.2 正确处理不同时期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重点及覆盖面

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群众体育的积极开展促进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升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一^[3]。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必须正视群众体育目前相对落后的局面,使其得到优先发展。如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所说:“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我们就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4]

竞技体育的相关从业者也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尽管所占比例较小,也需要维护好他们的利益。在财政资金总量有限而又向群众体育倾斜的情况下,需要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发展真正的职业化竞技体育,尊重市场机制在竞技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竞技体育从业者在市场中变成彻底自由的人,给自己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2.1.3 树立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统筹观

统筹体育事业发展首先要求统筹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发展,克服举国体制造成的体育事业至今累积的“跛足”现象,即竞技体育成绩显赫而群众体育落后、高规格场馆和运动训练中心大规模建设而分散的小规模群众体育设施严重欠缺等现状。本质上,也就是解决管理层、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问题。

2012年伦敦奥运会提出了“Inspire a Generation(激励一代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明确传达了借举办奥运会传播体育精神和激发体育热情的宗旨^[5]。我们首先要进行科学决策,注重赛事承办的成本收益分析;其次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利用赛事承办的机会推广群众体育。国内多个城市马拉松、公路自行车等比赛历史悠久,近年来越来越注意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制定计划并安排相应经费预算用于吸引普通群众参与其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统筹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协调与其他事业的多方面关系:要统筹体育和经济的发展,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步提高社会居民的整体身体素质,不能经济搞上去了,身体素质降下来了;要统筹体育和文化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居民有丰富的体育习俗和体育文化,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各地区的体育事业,避免一刀切;要统筹体育事业的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避免城乡二元结构在体育事业中的积累;要统筹国内国外的发展,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一方面,要注重运动训练方法的国际交流,提高我们的弱势项目,推广我们的优势项目;另一方面,我们要抓紧学习先进国家在体育管理、体育经营领域的理念,推进我国的体育事业改革,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投入效率、管理水平和体育赛事运营能力,把体育产业打造成为一个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特点的重要产业,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2.2 深化体育事业改革创新,实现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其他体制的改革。体育领域也需要深刻领会《决定》精神,探讨并逐渐推进市场机制在我国体育事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式方法,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同发展。

2.2.1 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虽然西方国家在借鉴前苏联和我国政府干预竞技体育的经验,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确实需要深化改革。国内学者一方面广泛讨论如何改革我国过度干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也在反思前苏联高水平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严重失衡所致的畸形体育结构,以及观察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对其所进行的改革及其成果,为我国的体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体育管理体制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结合型三类^[6]。尽管强调体育管理体制的选择是各国国情、政府体制及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但考虑到社会主导型的体育管理体制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了体育管理与体育服务供给的问题,在提升效率的同时还在约束政府规模、减轻财政压力方面起到的突出作用,其符合我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发达国家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有其悠久的社会历史渊源,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这场肇始于英国并拓展至全球的行政改革浪潮,强调在行政管理中强化服务意识及顾客导向的理念、引入竞争及市场机制并借鉴企业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对大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机制进行了改革。第三部门的蓬勃发展则是这场改革推进的结果。第三部门又称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具有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的特征,在政府的引导与规范下,有效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过去理所当然划归在政府职能范围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任务,既提高了供给效率,又约束了政府规模,极大缓解了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管理体制就是由一个极致简约的政府管理部门辅以大量的这一类组织协助构成的。

在我国,政府性的体育管理系统非常庞大,上至国家体育总局、各单项运动管理中心,下到各省市体育局、单项运动管理中心等,机构臃肿、财政支出庞大而效率低下。未来的改革,可以效仿西方国家目前的体制,逐渐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部分管理职责的下放和公共产品提供职能的剥离,在此基础上压缩政府性管理部门的规模,节约行政管理成本。

除了政府性的管理部门外,我国现在还有一批具有政府背景的行业体育协会。新中国最早诞生的火车头体协成立于1952年。上世纪50年代中期,煤矿、银鹰(即如今的金融银行系统)、水电、邮电、林业系统相继成立体协;改革开放后,石油、中建、地质、石化、汽车、交通、电子、航天等多家行业体协又先后成立。这些行业体协践行早期的普及提高论,以行业为依托,通过开展职工体育带动竞技水平的提高,为我国群众体育的开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竞技体育成绩也非常显赫。然而在普及提高论的破产、企业改制和竞技体育专业化等多重背景下,行业体协开展竞技体育越来越力不从心,现阶段普遍面临“组织萎缩、功能弱化、资金缺乏、人才不足”等问题。在群众体育发展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行业体协转而以指导行业内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群众体育活动并组织群众性体育竞赛工作为主体,以发展职工群众体育为核心职能,鼓励职工参加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为进一步普及群众体育,增加体育人口,培育体育消费市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发挥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保证和落实群众体育权,推动群众体育发展还应在如下方面进行探索:改革地方政府评价体系中体育事业发展指标的设置,弱化竞技体育成绩指标,增加群众体育指标的比重;探索通过城市规划标准的调整,保证城市市政体育公共设施建设和新建住宅小区的体育设施建设;探索企业群众体育投入的免税和减税政策,推动以企业为平台的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等。

2.2.2 加大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探索体育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

实现体育事业的总体投入总量同步于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进而在推动竞技体育市场化转型的基础上调整政府体育事业的支出结构,做到这两个方面,就可以实现体育公共服务投入总量的稳步上升,逐渐夯实开展群众体育所需要的场馆设施、人员配备和经费支持。

政府在履行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职能上,也需要借鉴西方国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开创的先进经验,积极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实现市场机制巧妙植入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请招标等形式将原本由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转交给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提供,达到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满足公众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等目的^[7]。

体育公共服务购买的理论研究目前也取得一定的进展。提高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是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行为目标;各级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是体育公共服务购买的责任主体,企业、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事业单位是体育公共服务购买的供应主体,体育消费者是政府购买的体育公共服务对象;准体育公共服务是政府购买的主要行为对象;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行为方式主要有合同外包制、直接资助制和项目申请制等方式^[8]。体育公共服务购买的实践则需各地政府部门在综合考虑本地的财政收入情况和居民实际需要的基础上,进行自发的探索,情况不一而足。长沙市政府在全市选定15家(2009年)和39(2010年)家达到开放经营要求的游泳场馆,在暑假期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向全市中小学生提供40天(2009年)和45天(2010年)部分时段的免费游泳服务^[9]。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禅城区政府在2013年通过政府购买了15个体育场馆,在节假日(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及全年星期天(国务院节假日不安排休息的星期天除外)向群众免费开放^[8]。新疆克拉玛依则把全市七十多家体育场馆进行统一管理,政府提供一定的补贴保证全体市民能够以300元包年的价格使用这些体育场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需要进一步推进,以保证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以实现,保障体育公共基础服务的有效提供。

上述体育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主要限于体育场馆设施的购买,考虑到要提高体育运动水平,还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指导,结合目前我国退役运动员安置难的现状,我们也需要探索整合政府、社区和企业等各方力量,探索政府购买企业、社区和社会的体育指导员。对退役运动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之后,安置在企事业单位或社区里,专门负责群众体育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其工资待遇由国家、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等共同负担。这也是一种实现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发展的可行手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