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而我国功利主义思想的考证要追溯到先秦墨家的政治哲学体系之中。如今,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文化产生强烈的碰撞与交融,加之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功利主义思想依然没有跳出人类思想的苑囿,对人们的政治、精神生活领域依然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现代奥林匹亚竞技历经了100多年的发展,已经融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各个领域。然而,在功利主义思想和物欲追求的驱动之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性的异化”现象,这也成为了对竞技体育发展进程中“公平、公正”精神的亵渎和玷污。竞技体育发展道路艰辛,发展前景堪忧。学者们从学术理论的视角来化解竞技体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通过伦理学来分析竞技体育发展进程中的异化现象,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纳入道德教育神往与感召的进程中,扬弃人的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人格的完善,凸显社会“伦理式”的关注与关怀,从而为竞技体育开辟了一条道德化和持久化的发展道路。

2 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伦理学解读

西方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学说是在西方哲学、伦理学传统的沿袭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下,由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u)提出的,主要表现在边沁的《政府片论》和《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两部著作当中,认为功利原理就是我们对一种行为赞成或非难的时候,需要针对这种行为是增大还是减少了利益有关者的幸福倾向^[1]。如今,近代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伦理思想流派,乃是一种典型的英国式伦理学说,它认为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准则,就要看这种行为是否满足了人们的快乐需求^[2]。强调行为的结果,而不注重行为的过程,因此,被人们称之为“目的论”或“结果论”。而后,罗尔斯又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就是创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工业文明的持续扩张,功利主义正以裹挟一切的方式同化着一切地域文化,人们逐渐用功利的眼光和态度去观察他人和事物已成为现代西方文化最显著的特征,西方功利主义价值哲学也开始用功利观点来支撑他们的价值观点,并对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展开了哲学论证。因此,催化着个人人道主义、内蕴享乐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抛弃了人生观中的崇高价值和终极意义。不可否认,西方功利主义思想通过人的快乐与幸福来判断道德的是非,无疑为人的行为探索了一个客观评价的标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道德追求和终极关怀。而它的狭隘之处在于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还是归于个人主义,并带有一定束缚性,“趋乐避苦”就成为了一种与道德相抵触的不道德行为。功利主义的特点是讲究实惠、追求金钱和世俗化潮流。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决不是一种纯自然和生理的条件反射,而是与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于一个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者来说,自己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就是无限制地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望;对于一个追求金钱的人来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就是不断满足自己的金钱欲。因此,在西方功利主义哲学体系当中,也在竭力寻找一种道德评价的客观尺度来消解自身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得西方功利主义学说与唯物主义论一样,回避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可以说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或者称之为一种肤浅、虚伪的道德学说。

我国功利主义思想大致分为传统功利主义和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两种理论体系。传统的功利主义思想主要分为三个时期:①春秋战国时期的功利主义道器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也就是说,“道”与“器”有有形和无形之分,“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器”则是一种可以感知的有形物质。《论语·为政》中谈到“君子不器”“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另有在《论语·里仁》中“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也说明在中国传统的“道”“器”功利主义思潮下,“道”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②汉宋时期的功利主义义利观。对于“义”“利”的轻重把握一直是中国汉宋思想家争辩的问题。汉代著名思想家董仲舒谈到:“仁人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北宋的李觏、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和叶适。“利欲可言”“循公而不私”“理财乃所谓义也”“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③明末清初时期的功利主义道欲观。“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焉”“大同之道,以求人生之喜乐为主”(《康子内外篇·爱恶篇》)。颜元和戴震分别谈到“正其道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的功利主义十分强调整体利益,属于规则功利主义,而非行为功利主义,这种“一己之利”“求乐免苦”的传统功利主义价值观与西方功利主义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相比显得更加合理。然而,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在肯定人欲的同时,缺乏对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的优先思考,忽视了实施有效规范的道德原则的终极诉求^[4]。

3 功利主义视域下竞技体育异化的产生与价值迷失

3.1 功利主义视域下竞技体育异化的产生

3.1.1 竞技体育异化的哲学阐释

异化(Alienation)作为一种哲学概念的探讨和提升要追溯到18世纪的古希腊哲学体系当中,始于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他用“外化”思想发起了对宗教的批判,认为神或神的理念只不过是人内心的“外化”(《试评一切天启》)。而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又赋予了“异化”新的哲学内涵。黑格尔的“异化”论看成是绝对精神的活动,人作为客体(对象)的外化,在精神自我展开的全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费尔巴哈则认为“主体所产生的对象物、客体,不仅同主体本身相脱离,成为主体的异在,而且反客为主,反转过来束缚、支配乃至压抑主体。”^[5]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运用哲学的范畴从劳动实践异化论的角度,而不是之前哲学家抽象的思辨,进而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具体表现为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生产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6]。

竞技体育从哲学的视野来看可以称之为一种实践活动,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个人利益的需要。当这种实践活动不再是服务于竞技主体的时候,则作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而存在。这样,一些拜金主义、兴奋剂和暴力事件、假球、黑哨等等也就产生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自然经济的维系依托血缘、伦理和权力,而商品经济的稳定发展依傍于物质。因此,以物质为中介的竞技体育也是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这种过度物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了过分的现实改造,其间也自然充满了对人性完善的不满和抗争,这种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非理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需要借助社会伦理道德的力量来进行重新审视^[7]。

3.1.2 极端的政治功利是异化的思想背景

保持奥林匹克竞技体育“世界和平盛典”和无政治干预的纯洁性,只是人们的一种期待和美好愿望,因为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从未考虑过要脱离政治,并把它作为改变世界各国关系的手段。无疑,这种政治功利性在维护世界各国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以此来抵制和报复他国的现象屡见不鲜,种族歧视问题也尚未根本解决,社会舆论给教练员和运动员带来的精神压力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竞技体育发展领域内的“国家主义、锦标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想观念无不体现极端浓厚的政治色彩。

3.1.3 畸变的价值功利化取向是异化的本质

畸变的功利化价值取向淡化了人的道德与良知、扭曲了人的灵魂与人性,急速膨胀的功利追求,造成人的自我实现方式的失衡、道德的迷失,甚至人性的泯灭^[8]。反映在竞技体育领域诱发了人性伦理道德的失落,让竞技体育的价值功能也在渐渐变异,单一功利化的价值诉求,使运动员的权益饱受侵害,比如:一些教练员为了“锦旗”“锦标”不惜采用一些非人道主义的训练方式和手段。随着竞技体育商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经济利益的冲击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指引下,人的自然属性和“人本”的价值取向被不断削弱。

3.1.4 人的功利化是竞技体育异化的根源

人的功利化首先表现为人的物化,人们对物质的过分依赖导致人和物依赖关系的颠倒。运动员在“成王败寇”思想的指引下,认为只有赢得了比赛才能收获金钱和名誉,使这些本来为人所创造的事物却成为了支配人的主观力量,使人仅仅成为名利的奴役,这种畸变的成功观和金钱观加速了不道德现象的蔓延,物质生活的膨胀和精神生活的萎靡,自然也就失去了“人性”的真实意义,忽视了对人的塑造和关照,造成了竞技体育人文精神的缺失,加快了竞技体育异化的速度。这种“重物轻人”的思想严重违背了竞技体育道德和宗旨,通过体育来完善对人格的塑造和观照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在竞技体育异化状态下生活的主体的人权被肆意的剥夺,尽管教练员和运动员从中收获了物质的享受,而他们却无法体验成功的幸福和快乐,这也与东西方传统和现代功利主义思想相违背,也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

3.2 功利主义视域下竞技体育异化的价值迷失

功利主义视域下的价值取向属于较为广域的社会关系范畴,表现出“需要—满足”的一种心理倾向性,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产生不同的心理结构需求效应。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发展、商业化运作,造成竞技体育利益主体价值关系的瓦解,中国“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致使参与主体“金牌观”取代了体育价值的内在固有属性,国家荣誉、民族利益被个体利益排斥,体育主体的自由被“需要—满足”的心理层次所取代,进而产生一种非理性的“内源性异化”现象,形成内在结构性的矛盾,表现出体育价值的迷失。

竞技体育的功利价值不仅表现出个体的金钱效应,还表现出国家层面的一种政治功利,成为国家政治扩张、提升国家政治形象的一种主导力量。国家利益与体育精神之间的价值观博弈,体育精神这种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属性被国家政治荣誉颠覆,违背了体育人本价值的固有属性,体育比赛甚至可以被人为操作,严重违背了竞技体育公平、公正、公开的道德原则,表现出体育人文价值的缺失。

4 竞技体育异化之伦理消解

4.1 弘扬人文精神,实现竞技体育本质的回归

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人的本位,这里谈到的人是人的客观存在,而不是抽象的个体,通过尊重人、关怀人和发展人,进而实现对人的解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性本质论的核心理念。功利主义视域下竞技体育的异化导致了竞技体育发展进程中的失衡,人仅仅是一种追逐名利的工具,这与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改变人们“唯金牌论”的价值观念,正确理解人文精神,正确运用伦理道德知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唤起竞技体育主体的意识,进而实现竞技体育本质的回归。

4.2 遵循竞技体育人道主义原则,关怀运动员的精神健康权

人道主义是一种自我实现和实现自身潜能的行为。竞技体育发展领域内的异化现象都是一种非人道主义的表现,运用体育伦理人道主义原则以启发竞技体育主体自我实现和潜能的自由追求,是消解竞技体育异化的重要原则。精神健康可以说是“个体适应客观环境的一种积极心态,也是身体、精神和社会上的一种较为安宁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竞技体育的异化是对运动员精神健康权的亵渎,异化对运动员身体和精神带来的危害依然是现代法律规范当中的一大缺陷,以致近年来关于运动员精神赔偿诉讼案件的处理陷入了困境,这一问题也值得学术界展开进一步的论证。“异化”对于运动员精神健康的危害主要表现在:①运动员长期封闭式的高强度训练引发的抑郁和焦虑等心理疾病;②赛前社会舆论不正当的干预和失败后的悲观失望使运动员情绪失控和紧张不安。对于运动员精神健康权的维护,首先要求教练员具备一定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知识,能够及时调节运动员训练和比赛前后出现的心理问题;其次,教练员在训练过程中要表现出对运动员的“仁爱”情感,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训练氛围。

4.3 激发竞技主体的道德需要,发挥伦理的规范与激励作用

竞技体育主体对道德的依赖性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实现体育道德内化离不开伦理教育的手段,道德需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而产生的。竞技体育主体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和选择道德规范,审视和评价道德现象,用道德活动来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摆脱竞技体育异化对人造成的枷锁,践行人的创造精神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竞技体育道德教育的实践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其本质在于实现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即: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在竞技体育伦理教育过程中实现竞技主体与道德文化信息的双向转化,最终通过二者之间的整合与内化并外化为求善的过程。伦理对于竞技体育异化的规范和激励表现在主体对道德规范的遵从和竞技体育主客体之间的协调两个方面,也就是内在的自律性(认知、观念和道德等)和外在的伦理环境(舆论、文化和法律、制度等)。通过内外双重作用来激励和规范人们对竞技体育精神的自觉追求。

4.4 竞技体育功利价值的道德回归

竞技体育的功利化追求引发了关于体育道德沦陷的多重思考,竞技体育赛场被暴力倾向、商业运作干扰,公平、友谊、和平的竞技体育本真产生了极度的畸变和膨胀。在这种形势之下,思索中国竞技体育功利价值的道德理性回归问题,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髓,发挥中国竞技体育传统价值观特色,规范竞技体育利益主体的人文价值观,重塑现代体育意识,把“中庸和谐”“重义轻利”“以德服人”的精神品质融入到竞技体育场域环境中,以此来冲击赛场暴力、兴奋剂的异化阴影,净化体育赛场环境,实现“中国梦”的国家战略,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氛围。

5 结语

东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以独特的文化意蕴为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对话天地,这一伦理观念也是任何学说难以逾越的思想高峰。但值得注意的是,把伦理学作为消解竞技体育异化的切入点,探寻它的问题和困境需要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来完善对功利主义的改造,最终回归到历史的实践劳动当中,而不是停留在竞技体育“工具理性”或“功用理性”的基础之上,实现伦理作用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才能使竞技体育走出异化的漩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