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既是表征该群体体质健康下降的现实问题,也是围绕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而形成的理论问题。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不仅引起了国家行政部门的高度关切,也激发了学者的倾情投入^[1-3],各种学科知识与方法纷纷出场,在这个价值已然确立的领域,开展着种种实践与后续思考。

论及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滋养”我国社会科学的议题,通过总结建国以来的这段学术发展史,发现其呈现出“在校青少年主位”“鲜明的问题导向逻辑”和“多学科知识借鉴”的特点,形成了蔚为壮观、数量庞大、类型多元的研究成果,很好地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建言之角色。因此,在本文行文过程中,笔者以回顾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研究成果为主,辅以青少年体质健康实践,从学术与实践两个层面检视青少年体质健康作为学术发生史的存在。

1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成果的过程与特征梳理

青少年体质健康与我国多项社会事业发展密切联系。1964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刘皑风在《新体育》上撰文呼吁加强学校体育,增进学生体质。文革十年,百业停滞。文革期间错误的办学理念导致的青少年体质下降严重,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校管理者等多元主体的关注。

围绕青少年体质健康,我国社会科学产出了众多成果。笔者利用“中国知网”为数据分析来源,以篇名“青少年体质”或“学生体质”进行搜索,截至2014年底共搜集相关研究论文4 568篇,笔者建构了以“作者+篇名+刊物名称+年期页码”为分析单位的数据库,仅上述内容就接近18万字。

从该数据库来看,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形成了一个结构混杂、内容多样的“营养池”,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提供理论分析、观点验证和框架修复的平台,多种知识与理论在此汇集,衍生出部分令人吃惊的观点和深入卓著的洞见。从图1来看,建国后到1982年,研究成果较少;1983年到2003年,相应研究成果开始增长;2004年,研究成果数量突破百位大关,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

青少年体质健康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对象。目前,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认为体质健康下降的观点占主导性、压倒式地位。基于调研结论、寻求原因、探索对策,多学科从青少年体质健康下降延伸出众多研究议题。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表示怀疑,其中张洪潭教授认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下降属于伪命题;并指出青少年体质测试存在随机误差、系统误差、配合误差等问题,因此青少年体质健康下降的结论不可信;并认为体育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介入,属于体育界对公共话语权的错位抢夺,并由此衍生了众多利益纠葛^[4]。笔者认为张洪潭的观点不足以形成对现有青少年体质健康下降事实的纠正,但对深入分析和认识该问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作为严峻的社会存在,让具有现实关怀与学术情结的学者关注,并使其利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在此演练一番。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现实普遍性和界限模糊性,吸引学者、学科、学术汇聚于此,围绕青少年体质健康演绎了一段学术发生史。

“在校青少年主位”是这段学术发生史的特征之一。从语词意义上而言,青少年是一个年龄概念,但当前无论在实践还是研究层面,青少年演化为“年龄”和“区域”两种逻辑,“年龄”上,青少年专指在校学生,包含儿童、初高中和大学生等群体;“区域”上,主要针对在校青少年。在校青少年主位隐含着如下问题:第一,在校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便于观察与测量,具有操作上的便利性;第二,在校青少年主位在治理手段上,以校园为主,剥离了社会等要素。于是在发展进程中,在校青少年主位的思路日渐强化。

“问题导向意识”是这段学术发生史的特征之二。问题导向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关键源头。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因体育锻炼缺乏、营养从不足到过剩、长期静坐等生活方式而愈加严重。从我国历次青少年体质健康调研、监测结果,到国家权威部门的公告,学术界都积极跟进,无不体现出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切与跟随:青少年体质健康影响健康状态,影响体育后备人才和军队人员选拨,以及劳动者质量等。此类问题激发着具有忧患意识和学术情怀的群体高度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并倾力为之服务。纵观这段学术发生史,与其说是现实问题催生了学术繁荣,毋宁说是现实问题与理论研究二者混杂的局面,诱发形成了一种近乎混沌的状况,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无限延伸、动态拓展的“麻木”与学术研究毫无理论贡献的“跟随”成为显著特征。

“多学科参与”是这段学术发生史的特征之三。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的学术发生史,凸显了在毫无学科边界的青少年体质健康领域,多学科知识的汇集演绎出多种观点、认识与对策。从图2可知,体育的介入最明显,占到比例的77.7%;其次,教育为756篇,医学、数学、计算机等纷纷介入。但现有学科知识无法囊括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历经多年发展,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并未形成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独特框架和关键模型。

客观而言,研究在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与学术研究的关联与互动分析的基础上,探究各学科理论如何介入青少年体质健康领域,并梳理各学科的研究进展;而在面临复杂性的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时,学术发展史又呈现了一些共同问题。

2 源流与汇聚:多学科介入后的成就与局限

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诱发了多学科的参与,但无论从作者领域还是成果数量看,“教育—体育学”视角的研究都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学也从问题成因的角度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人类学利用青少年群体的民族差异勾勒不同民族青少年体质差异;同时还有学者利用管理学的知识,从组织、制度和服务等层面对青少年体质健康进行研究。由此可见,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是一个毫无学科界限而引导多学科介入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呈现了一种进路日渐丰富、观点逐渐拓展的学术发展生态。

2.1 干预场域与具体方式:“教育—体育学”的介入

从“教育—体育学”视角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注,初期主要从体育教学的视角切入。学校体育教学究竟以“体质”还是“运动技术传授”为对象,曾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成为学术发展史中少有的观点冲突现象,为认识学校体育教学的价值导向奠定了基础。这场争论吸引了吕春林、徐本力、包世昌与李丁一等学者,讨论的主要阵地是《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1年,吕春林首先抛出了学校体育教学应该以增强体质为主的观点。徐本力基于吕文的拓展与延伸,提出体育教学亦包含“德、智、体”三个部分。包世昌与李丁一等人对学校体育教学“增强体质”与“‘知识、技术与技能’三基”的矛盾加以攻讦,同时又有其他学者说吕文的观点为“技术教学课”“理论教学课”“健身课”“身体活动课”甚至“放羊课”提供了理论基础。后续,吕春林从体育本质属性、教育方针与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和教学过程再论学校体育教学的体质增强观^[5]。本次争论的结果在学校体育教学服务“青少年体质”方面获得了肯定,成为后续中小学课程改革和高校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6]。鉴于青少年体质的重要性,体质状况成为学校体育教学评价的重要指标。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体质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重要标杆,在教学大纲中也强调体育教学要收到增强体质的实效,增加了以发展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为主的教材,增加了课课练内容,间歇锻炼法、重复练习法和循环练习法得到广泛推广^[7]。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等关联,学校体育教学评价出现了对学生运动能力发展的评价。“增强体质观”也成为影响我国体育教学发展的主要观点之一,在实践中虽然屡受赞誉和谴责,但对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作用较为明显。由此形成了国家课程改革的主导思路,中小学体育课程也更名为“体育与健康”课程,凸显了对国家通过课程实施与改革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政策设想。

健康教育成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重要途径。健康教育融合了教育和生活方式,同时包含体育、卫生、营养等多元知识,开始探索如何健康保持与科学健身等问题。学者通过对724名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的实验发现,“社区动员与知识传播、健康教育整合于体育、学生参与和部门配合”等健康教育措施,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意识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8]。但学校体质健康教育存在“独角戏论”“专门体育论”“即时效果论”等三种不良误区,学校体质健康教育应该在“合力体育论”“生活体育论”和“终生体育论”等方面做出突破^[9]。鉴于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以学校为主的局面,在坚持学校健康教育主导的同时,也需倡导构建家庭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教育格局^[10]。但遗憾的是,上述极具洞见的观点缺乏后续的研究支持,单纯属于倡议型的研究^[11]。与健康教育比较,健康促进作为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的手段更具有价值导向性^[12]。学校范围内的体育健康促进包含政策与规划保障、体育健康教育、体育健康环境、体育健康服务、社区联系和个人体育健康技能培养等环节^[13]。形成了以课程设计为中心,健康促进、环境促进和学校政策等内容^[14]。还有学者构建了含有认知因素、人际影响、体育活动、体质健康的四因素模型,个性特征、认知艺术、人际影响、体育活动和体质健康的五因素模型,人际影响、自我效能、知觉利益、知觉障碍、体育活动和体质健康的六因素模型,家庭和同伴影响、自我效能、知觉利益、知觉障碍、体育活动和体质健康的七因素模型等等。并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了不同模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有效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模型^[15]。健康促进成为囊括促进主体、具体行为和健康服务的重要措施,获得各界的广泛关注。江苏省政府出台了专门的《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制定并下发了《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行动计划(2012—2015年)》,利用政策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

在学校体育教学被高度重视的同时,课外体育锻炼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试图通过学校内的体育教学和校外的体育活动相结合,推动青少年体育参与习惯的形成。而课外体育锻炼的主要依据是新陈代谢论、运动负荷的价值阈理论,通过课外体育锻炼有效配合校园体育教学,促进体质健康提升^[16]。同时学者指出早期过度教育、专业化教育等违背教育规律的思想挤压了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时间,并且校外体育锻炼场地严重不足等问题^[17],从而提出了提供必要的课外活动场地设施等重要举措。

探究体质健康影响因素是当前重要的研究思路。青少年体质健康致因的复杂性形成了对有限责任论的反思。和长期以来以体育和学校为主改变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观念不同,学界开始反思学校体育^[18]、家庭^[19]、教师^[20]和政府^[21]等要素的有限责任。学者认为,教育领域存在的教学理念落后、措施不到位、行为等柔性化消极影响明显^[22]。其中,学校体育存在的教学理念滞后、教学氛围不浓厚和教育师资局限,家庭成员的体育健康观念淡薄、榜样示范作用不足、接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与学校的沟通缺乏,政府部门存在的权威化、功利化、官僚与形式主义和单一化等,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具有负面影响。

利益博弈也是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要方面。青少年在校学习期间,基于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关注于中、高考等重要考试的成绩,学生、家长和学校在此问题利益趋同。国家基于财政和地域差异,实施非均衡的教育政策,旨在实现重点突破和优先发展,由此形成了以分数筛选界定学生优劣的考试制度,和以地域配合和学校分类录取为主,以为高一级精英学校输送优秀学生为目标的教学制度。学校、家长和学生围绕“升学率”进行利益分析和利益博弈,由此形成了教育倾轧下的身体活动弱势,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校园内解决效果不理想^[23]。

2.2 外部环境的归因分析:社会学视域中的影响因素

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研究,社会学介入较早。通过青少年体质健康下降的归因分析^[24],总结与社会相关的要素,从而展示社会要素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程度^[25]。

目前虽然很多研究成果使用社会学理论或方法,但尚无法纳入具体社会学分支学科。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相关的一些社会要素纳入了社会学分支予以讨论:如卫生习惯、卫生条件、医疗卫生状况(卫生社会学)、人口流动(人口社会学)、风俗习惯(文化社会学)、宗教信仰(宗教社会学)、社会动荡(发展社会学)、生活条件、居住环境、家庭环境、生活方式、生活条件(家庭社会学)等。这种状况是否说明,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为社会学的成长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营养来源,社会学也与之呼应地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形成了深度反哺、理论贡献较大呢?非也。笔者以CNKI刊载论文为例,以“全文”含“体质”与“文献来源”含“社会”进行检索,在检索的63篇文献中无“青少年体质”的研究成果,社会学专业刊物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注极少。

由此看来,传统社会学乃至其分支学科,如体育社会学、身体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都未将青少年体质健康纳入学术视野加以深入的讨论研究。现今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更多地是从社会变迁、社会氛围等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入手,但现有研究成果属于对社会要素的罗列与分解,与社会学要求的“典型的个案和深邃的分析”相距甚远。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整体性与社会学不同视角的观察产生了分歧。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具体存在与社会学的整体关怀、针对性的问题与社会学的分化视角产生了匹配上的困难,根据社会学及其分支学科的观察理路,很多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可能会被忽视乃至遮蔽。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社会学研究,既没有回答体质健康不良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也没有勾勒体质健康优良青少年社会生存的优势,更缺少对青少年身体强壮后果的分析。在我国既有的体育后备人才选拨过程中,身体强壮者很可能会被选拔为专业运动员,青少年运动员的赛事荣誉和后续职业生涯等,很可能就是青少年体质健康强壮的后果。

2.3 行为主体的功能主义导向:管理学中的主体与功能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形成多部门的合力。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陈敏章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要继续发扬通力协作精神,整合教育、卫生和体育等行政部门的优势,共同致力于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改善^[26]。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学生体质健康应引起全社会关注,从整体社会角度解析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探索青少年体质健康改善路径。2007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重提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社会责任,倡导从更高层面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27]。

在青少年体质健康管理过程中,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机制建设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等部门主持或参与制定了大量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从表1可见,从建国到2012年,中央和各部委共颁布146项政策。

政策成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重要因素^[29]。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七号文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出台的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规格最高的文件。教育部、卫生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等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都积极参与,掀起了新一轮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的热潮。中央七号文件的出台,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何东昌同志给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素质教育”的信件,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对全社会办素质教育的讨论,其中涉及到学校体育教育如何有效服务于素质教育问题。2007年,钟南山等17位中科院院士给中央写信,获得了积极回应。中央组织了八个调研组赴各地调研,最终在国务院、教育部、民间社团的参与下出台了中央七号文件,文件名称使用“青少年体育”而非学校体育的称谓,也体现了中央通过打造全社会关注的青少年体育,提升青少年体质的政策诉求。基于此,回顾和比较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30],评价相关政策的功能与态度^[31],从而预测未来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走向——有关部门政策向协同政策转变成为未来重要关切点^[32]。

同时,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各国纷纷出台相关促进政策,中外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比较分析,也为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提供了制度借鉴^[33]。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制定后,各界普遍关注政策执行的效果。目前的研究总结了体质健康政策(体育教育政策、体育活动政策等)执行过程中的偏离和阻滞状况^[34],并分析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存在目标层次偏低、功利性较强、政策法律效力低、政策执行资源不足、手段单一、机制不健全、互动不足、动力不足和环境不利等因素。在提升政策目标层次、完善政策体系和拓宽政策资源的前提下,应该整合政策执行组织机构,丰富政策执行手段、完善执行机制和优化政策环境,提升执行主客体的政策认同^[35]。

青少年体质健康与体力投资密切相关。与体质健康相关的学校体育、卫生状况投资等,与青少年长期的体质健康密切相关,同时对高等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基础^[36]。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很多省市成立了学生体质健康指导中心等组织机构,通过开展常规性的体质监测活动,了解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下属的青少年体育处升格为青少年体育司,负责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

从服务供给角度重构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框架属于管理学介入后的亮点之一,以创造满足青少年体质健康需求的条件,合理刺激青少年体质健康需求,向青少年提供优质高效多样的健康服务。构建以体育活动为核心,体育组织、体育设施为依托,整合指导服务、监督服务等,搭建教育、体育、卫生等群体参与,学校、家庭、学生三位一体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服务体系^[37]。学者总结的管理体系、实施体系、监督体系和评价体系较全面地展示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内容^[38]。后续研究继续从组织体系、信息体系、监测体系等细分了青少年体质健康体系建构的内在进路^[39]。

2.4 偏远疆域与少数民族:人类学的终极关怀

人类学固有的关怀偏远和少数民族的传统在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中得到体现。鉴于我国多民族分布的事实,学者利用体质人类学的相关指标,结合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测量意见,在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体质测评。对土家族^[40]、瑶族^[41]、蒙古族^[42]、回族^[43]、哈尼族^[44]、壮族^[45]等少数民族的体质状况进行研究。十年的数据发现,民族间青少年体质健康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汉族学生体质明显好于其他民族学生^[46]。综合而言,我国青少年体质的体质人类学介入,侧重于通过普世性指标对不同民族青少年体质状况的测量、罗列和指标分析,对体质健康下降的论证只占很少的部分,缺乏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特殊体质的研究,也并未呈现少数民族青少年体质演化的特征。

我国体质人类学对于青少年体质状况的研究,尚未深入到医学人类学的层面,可能与研究青少年体质人类学的群体所接受的专业教育有关。长期以来,我国体育院校并不开体质人类学的相关课程,以运动生理学代替。体质人类学在医学院校中广泛开展,主要集中于对不同群体体质状况的考察,其着力点在于利用高端技术和分析工具,揭示人类体质演化的规律,并能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族做出相对细致的比对研究。与运动技能相关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对我国弱势项目的提升有重要借鉴意义。与我国足球长期以来成绩不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疆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极好。研究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最大吸氧量、无氧运动能力、血红蛋白和反应时等主要遗传素质指标接近欧美青少年,这让其在速度、体能、力量上具备一定优势^[47]。

3 成果与效果的反差:研究面临的棘手问题

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虽然不乏高质量研究成果,但整体上看多为口号研究,重复雷同等更为普遍,呈现了学术发展史中的种种问题。

3.1 冷寂的事实与激昂的学术间的矛盾

2010年,政府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公报显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下降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由于既往的缺陷太多,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依旧比较严重。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生活方式的转变、教学改革等外部环境,都是严重制约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的关键变量。而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全球性和普遍性,也展示了未来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的可能图景,因我国日渐踏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社会环境、教育因素、个人特性等具有一定趋同性。这突出显示了未来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各界持续关注。

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过去与当前,都展示了一种激昂的发展态势。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课题林立、专著频出、学术论文汗牛充栋、研究报告时揪人心。从事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研究人员中,教育系统的管理人员、体育教师等较多,医学、营养等学科的参与者明显不足。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利用不同学科的知识、观点与方法,呈现了有边界、无制约的学术开放领域。无可否认,体育对青少年体质健康至关重要,但目前体育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介入,却呈现了体育的有效价值被无限释放的状况。

3.2 整体研究成果层次有待提高

文献分析发现,众多研究者利用政府公报或针对区域性对象,使用简单的定量方法或初级定性分析逻辑,对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表现、归因、治理逻辑等进行持续性研究。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相关成果,呈现出观点套用、方法单一和结论雷同等典型现象。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重复研究既与缺乏文献综述的撰写形式有关(除学位论文和部分综述类文献外,大量研究成果都缺乏对前人文献的系统分析),亦缺少对相关观点和认识的直接尊重,浮躁的风气有所蔓延。

本研究检索的4 568篇文献中,发表在体育类核心期刊的为296篇,比例为6.47%;卫生领域的“中国学校卫生”刊文73篇;发表在其他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较少(图3)。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领域,核心期刊刊文比例不足10%。

3.3 知识借鉴的针对性及限度把握不足

我国社会科学具有典型的知识引进和借鉴特征,不仅表现为西方学科和观点的引进与借鉴,同样还有国内落后学科对优势学科观点与知识的借鉴。虽然青少年体质健康具有典型的我国特色,但西方国家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治理经验依旧能够被国内部分参考^[48]。

针对体育的社会研究,知识借鉴的特征较为明显,具体到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科学的知识均纳入其中。鉴于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复杂性,单一学科的知识与观点难以进行有效阐释,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观点,进行整体分析;针对具体问题,还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与观点进行深入探索。

在借鉴其他领域的观点与知识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理论适用性和政策的内外环境问题。在借鉴西方国家相关政策时,需要关注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内外部环境,不能生搬硬套并指手画脚以为能为我所用。

3.4 “必须”“应当”等指令性说辞泛滥

现有研究成果,基于强烈的问题关注意识与情怀,研究对策中“必须”“应当”等指令性的说辞较多。“必须”“应当”在政策领域应用较为常见,这也从侧面展示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服务于政策阐释与铺垫的学术品性,体现了研究过度简约化和简单化的逻辑。针对现实或理论问题做细致入微的分析,以理服人、严密论证的状况较为少见。

虽然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前置的逻辑决定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回应问题、解决问题。但经过研究者深入的分析、细致的研判,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做深邃的定性或规范的定量分析,就足以呈现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状况与致因,而相应的解决对策就成为应有之义。

4 结语: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探索知识生产

本研究既是对现有文献的分析,也是从学术发生史的角度梳理研究问题。青少年体质健康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逻辑存在复杂与简单的对立,对理论问题的阐释存在漠视学术成长与知识真正发展的矛盾。但从其他学科发展的态势来看^[49],影响问题最终发展的也许是致力于基础性和思辨性问题的研究而非方法性与技术性导向。尊重知识、尊重其他成员的创造,基于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也许是还原青少年体质健康滋养我国社会科学的康庄大道。

本研究也存在较明显的短板。碍于文献太多、重复现象较为严重等因素,尽管试图对文献进行全方位把握,但难免遗漏相应观点。文献来源单纯考虑正式发表的文献,对很多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缺乏分析;对发表的成果以论文为主,对专著、教材的分析较少;文献来源以纸质媒介为主,缺乏对网络文献的分析与使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