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底层民众活动的民间记载,大多出现在各种笔记、小说文献中,给人的感觉是荒诞不经、真伪难辨;官方视角的记述一般集中于方志,所以通过方志考察民俗,应该是较为可靠的,对这些官方史料加以客观分析,必然能够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方志丛书》,通过对有关河北地域部分的研究,笔者发现河北民间体育的核心部分实际是武术。《近代河北民间体育观念初探》一文通过考察河北方志总结了当地民间体育的御辱自强观念、寓武于闲观念以及民俗文化传承观念^[1],而这些体育健身观念也主要靠武术来支撑。

“载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尤其是近代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武术,被赋予了太多精神层面的含义。通过河北方志有关武术的文献记载,审视中国近代的体育观念,我们不难看到无论习武者的外貌特征、性格特征,还是武术的技术动作,莫不以模式化的特征出现,武术的模式化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模式化。

1 习武者外貌特征——儒雅化

某一地域内武术的发展,离不开武术名家的引领,所以但凡记载武术,必会关注名家事迹。通览近代河北方志,其中描述的武师外貌特征,有显著的趋同特点。如《静海县志》对一代武术宗师霍元甲的记述:“体软如棉,貌不甚伟,性复尔雅,温文无拔剑张弩态。骤观之若无能者,鲜有知其为兼擅内外家之雄也。”^[2]765貌不伟岸、体软如棉、温文尔雅,是传统儒生的形象。这种表里不一对武师而言并非贬抑,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的男子,战胜了不可一世、力大无穷的俄国金刚大力士,扬了国威,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武术界一代领军人物。

武人的这种儒雅外貌特征不仅体现在霍元甲身上,河北各县志所载之武师基本都是如此,貌似平淡,千人一面,没有显著的个性特征。如“石尚贤,外表柔懦若女子。”^[3]906如“沃学元,身体短小精悍,素善技击,以农为业。”^[3]P908又如“高喜臣,娴武术而恂恂如儒生。”^[4]558“柔懦若女子”“恂恂如儒生”等等词语显示,示弱已成为中国技艺高超武师的模式化、套路式的外貌描述。

从身体硕壮、个性张扬,到寻常、平静甚至儒弱的转变,说明习武者儒雅的外貌特征已经为传统审美文化所接受,并已经定型,所谓“风以习染,俗以化成”。虽然偶有对外家武师的描述,如“张世骏精武术,体格魁伟”^[5]1287,但通过这样的简单、苍白的字眼可知,这类武师已经不是主流。

从习武者相貌儒雅的模式化描述中,亦足见千百年来形成的崇文抑武的社会审美倾向的深刻影响。审美观念一经形成,便具有了强大的稳定性和传承惯性。传统文化确立的以阴柔为美的范式,根植于民族的心理深层。但这种阴柔文化特质的形成,在使儒雅成为社会的审美追求时,身体强壮就会被视为粗俗、浅薄、缺少内涵、没有深度的代名词,粗壮成为不被向往的身体类型。迎合文化主流是被社会接受的不二选择,习武者的这种儒雅仪表也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力量、粗壮、血腥、杀伐、征服等词汇似乎更贴近“武”的概念。练武者不追求身强力壮,反而是追求文雅柔弱,有悖于“武”的原生态。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的“武”文化也是在腥风血雨中形成的,但在儒家几千年的思想影响下,不断靠近社会主流文明,由粗暴的力向灵巧的技演进,像西方狂热的血腥斗牛运动,绝不可能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生存。

于是,武术开始以温柔缄默为要义,忌讳好勇斗狠,不以争强好胜为目的,淡化竞技,强调以不动制动、无招胜有招的威慑力量,表现出明显的向高雅技巧发展的趋势。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力量越来越被漠视,而以柔克刚、借力打力成为武术的最高境界。所谓“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内功的修炼,是对自然力道的遵循,而借助自然界的无穷力量,要比肌肉强壮更有价值。

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中国武侠小说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不是因为武力的展示,而是神秘的或看似普通的不经意间取胜。运气若刚,指气杀人,源自体内“气”的力量远大于肌肉的力量。霍元甲成就威名,不仅是因为战胜了一两个大力士,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时期以弱胜强,靠技巧战胜凶猛,是中国武术文化的典型代表,据此,柔弱的外貌特征又蕴含着对技巧的无限崇拜和追求。

2 习武者性格特征——内敛化

与儒雅的外貌特征相一致的,近代河北方志中记载的习武者也多具有文人的性格特征。如李际春“少从异人学武术,力大而技巧,从不与人角胜负。”^[2]772张慕“善拳术,臂力绝伦,远近驰名······张不欲以术自炫。”^[6]351宋德清“臂力过人,精拳击······虽负绝技,恒不与人较,乡邻有格斗者,亦以排解为先,从未轻于一试。”^[3]904石尚贤“精技击,人皆知之而未见其施展。”^[3]906沃学元“以农为业。迫不得已露技。”^[3]908等等。

“不与人角胜负”“不欲以术自炫”“恒不与人较”“从未轻于一试”“人皆知之而未见其施展”云云,皆言武术名家不事张扬、外显,而是含蓄、内敛、低调,遇事以“排解格斗为先”“迫不得已露技”则显示了武术名家的中庸性格和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合精神。一种事物或现象成为时尚,即表明它已接近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而为社会文化所接纳,即说明此事物或现象已经民族化。从这个角度说,习武者的性格又体现着民族的性格。

习武者的含蓄内敛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不争、淡定、温和、谦逊、礼让、隐忍等等,这些皆可从文献中寻到踪迹。沧县武师丁发祥,在“挫败俄罗斯二名来中国设擂拳扑比赛大力士,名震京城”后,依然故我、淡定自若,“灌园弄花,恂恂然隐君子也。”^[7]1272这是中国武师追求的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进则仕,退则隐”文化的典型体现。

习武者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回到“战争与和平”的大命题中寻找答案。“止戈为武”显示了“武”在文明进程中被赋予的停干戈、维和平的功能,据此追求技高一筹应该是武者的起码修习,而淡定性格才更应该成为符合“武”的社会功能的本质要求。习武者出其不意、麻痹对手是致胜手段,而胜不骄、不扰民、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因武力而令人生畏才是王者风范,这也是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社会交际的至高化境。以此回看“负绝技,恒不与人较”“精技击,人皆知之而未见其施展”等关于近代武师的行事准则,就是这种至高化境的具体践行。

近代武术门类繁多、流派纷呈。剑术有八极剑、醉仙剑、六和剑、太极剑、青萍剑、峨眉剑等分支;拳术又可分为洪拳、查拳、燕青拳、太极拳、八门拳、通臂拳、唐拳、醉仙拳、八极拳、螳螂拳、猴拳等等。因为派别庞杂,宗派的划分成了棘手的问题,有时同出一源,因师承不同,也不得不再一步细化。在这众多派别中,很难进行优劣比较,所以武术界的校场比武更多地只出现在武侠小说而非现实的武林。因为,争强好胜不符合武者的性格,自取其辱也是武师们自觉规避的情况,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出手。

中国的武术流派有很多与佛道等宗教有关,因此武术又似一种修行。武者“不与人角胜负”的无为,“不以术自炫”“恒不与人较量”的不争,多少都体现出佛道文化对习武者的影响。佛道以武术修心养性,专心于技艺训练,技艺的精进与参禅悟道存在相同之处。可见,在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习武者逐渐养成不炫武技、低调隐忍的性格,讲究修身养性、回归自然。所以,国人看武术,其“运用肢体咸出自然,毫无勉强耗力之弊。虽老人稚子无不相宜”^[2]770是最自然的运动方式。反观,“西人运动分田、径两种,皆以蛮练为不二法门,不知重内也。”^[8]770这段议论,把握了中华武术“重内”的精髓。

3 武术动作的特征——套路化

武术动作的套路化是武术发展到近代呈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武术套路本身而言,或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武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成语,表明秦汉时代已经有实战动作的简单套路表演了。自佛教俗讲始,民间说唱文化逐渐兴起,随后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等俗文学形式将文化日益贴近平民百姓,很多演绎了的历史英雄形象被广泛传唱,其武术技艺也愈加神奇化和套路化。凡事物一被接受,便很快模式化,很难再改变。模式化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术动作的套路化是受众接受的需要。近代武侠类小说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所以,武术被提升到如此高度,要拜文学普及所赐。

当然,在武术训练中,无论器械还是拳脚,都是以套路形式进行的。在规范的习练中,各种动作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节奏,可见将动作加以套路化、固定化对于训练学习来讲有重要意义。

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数量众多的套路,用以标识其派别。《静海县志》记载派别有“李登善,独流人,以通臂拳著名。”^[2]772“杨学士,独流人,以斩拳著名”^[2]772“王永清,以大杆著名。”^[2]773等等。《沧县县志》中的著名武术流派有八门拳:“吴钟,北方八门拳术之初祖,异人授八极之术,后弘扬光大,涌现出许多弟子。”^[7]1264“杨清瑞的螳螂拳尤为精绝,有青萍剑法、六路枪法、三十六刀法。”^[7]1279此外,六合门、通臂拳、二指禅、铁头功、螳螂拳、燕青拳、双钩、八闽技击等套路均有传人^[7]1264-1279。《南皮县志》记载的武功流派有“崔望海的铁布衫”^[5]1287,还有一指禅、铁丸术、轻功、唐拳、梅花枪、花枪、醉仙拳、醉仙剑、方天戟、太极拳、少林棍等套路^[5]826-834。《高邑县志》所载各流派的分布为:“谭腿派八处”“霸王派六处”“六合派六处”“太祖派三处”以及“绵掌派一处。”^[6]352

武术动作的套路化,体现了武术内在发展的规律性。武术起势、变换、收势的套路规律,体现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享受过程,而不是过早地揭示底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有趣特点,揠苗助长是愚蠢的,刨根问底是不礼貌的,这或许与农耕文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人们在播种、浇灌、施肥直至收获的漫长劳作和等待中,慢慢品味汗水和辛劳。期盼是支撑,在期盼中等待收获就是渐入佳境的过程。如果将农耕的过程同武术的套路相比附可以发现,两者在平和的心态、耐性以及过渡性等方面有诸多共性。无论是起源于中国的项目,还是传入的项目,都渐渐地步入儒雅的殿堂,开始讲究礼仪、技巧、点到为止、在对抗中消解对抗。不符合这种文化理念的,渐次被淘汰或被改造,适者得以生存和发扬光大。套路,就是在这漫长的调试中形成的,所有的武术门派莫不如是。

4 传统文化是形成武术模式化的根基

武者外貌特征的儒雅化与民族文化的阴柔特征相契合,武者性格的内敛化与民族文化的中庸特征相一致,而武术动作技术的套路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间也存在种种必然联系。

武者外貌、性格、套路的模式化特征,是一个很有趣的、也值得品味的话题。此外,武术本身体现的防御特性、技艺追求及武德涵养等,莫不与传统文化相统一。农业文明之下的武术,自然会打上农业社会形态的烙印。周而复始的生产周期、保护劳动果实的防御性、财不外露的掩饰性等,均在武术中有明显体现。正是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成就了武术的博大精深,传统文化是武术模式化的根基。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农业社会的特点,首先是季节性耕作造成的周而复始的规律性,及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知和挖掘,并在意规律的稳固性。这便是传统文化注重模式化的根源所在。一个时代会形成独特的、整齐划一的文化套路,而武术的各种形态则以门派套路体现。

农业社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耕作周期漫长及结果的不可预知,人们能做的只有等待,耐心地、积极地等待。这种劳作与等待练就了中国人的民族智慧——劳作讲节奏,节奏还需舒缓、变化;生活讲稳定,稳定也要目标明确。舒缓中有变化、稳定中有目标不正是太极拳的技术和境界要求吗?姚明曾在美国做推广太极拳的广告,就是因为太极拳堪称中国体育文化形象最恰当的代表。

农业社会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民以食为天,亦即在意耕作之收成。经历了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千辛万苦,人们对于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极为珍视,为了保证劳动果实不被掠夺,中国文化中形成了注重防御的特点。一般来讲,保护劳动果实可以有四种选择:隐藏掩饰,财不外露是其一;设置墙垣,阻挡不轨是其二;强力守护,御敌于外是其三;主动出击,消除隐患是其四。而农耕文明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会逐层采取后面的策略,常态是更倾向前两项措施。如此,在生存防御过程中形成了含蓄内敛、示弱、不露痕迹的特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等成语俗谚都精辟地道出了深藏不露的道理。在河北方志中记载的也大多是习武者保卫家园的防御性活动。如“王作砺精拳善击,尝选村中子弟之壮者授以拳法。咸同间贼匪纷起,作砺率众抵御。”如“张立效善拳术,知县钟雲曾聘为拳术教师,因赶杀贼匪屡受厚奖。”如“贺福山精拳术,因赶杀贼匪被知县聘为教师。”^[3]904等等。

这种形态之下的武术,无论散打格斗还是刀剑器械等,讲究的是防御为上、攻击为下,这已经成为武术界的共识。《南皮县志》中对习武者的要求:“凡学武术者必须宁心静气,以温柔缄默为要义,切莫信口谈笑,好勇斗狠。”^[5]1 290颇具农业生活形态的意味,或可成为习武者的行为规范和处事原则。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