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历史悠久,东方诸多的主流武术文化都源于此,但进入21世纪,当空手道、跆拳道、柔道等这些与我们渊源很近的武术风靡世界时,中国的武术却离我们越来越远,走进了一个问题的时代^[1];当全世界着迷于中国功夫时,我们却向他们奉上了完全不对胃口的异化武术;当学者们面对杂乱无序的武术体系无从下手时,外来武术已攻陷中国武术文化的滩头阵地。技击理念和技术体系的落后、文化精神的无序发展让中国武术行走在世界武术文化的边缘。当代国内的研究者一直在探寻一条将西方竞技体育价值融入中国武术的路线,试图使后者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然而一切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众人对竞技武术的一片斥责声中,在对即将逝去的传统武术的扼腕叹息声中,中国武术已然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歧路彷徨^[2]。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武术精神理念没有理清,技术体系繁杂不堪,整合推广粗野主观。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范式是有问题的,要全面了解中国武术的发展历史,正确定位发展的方向与突破点,实现中国武术文化的复兴,迫切需要对其现阶段的发展误区进行审视和反思。

1 技击—文化:主次矛盾的角色错位

武术的本质为技击还是精神本该是无需争论的,然而大量的研究却都集中在对武术本质属性的讨论上。武术是人类与自然相抗衡的产物,因此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技击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武术出现了多元化、仪式化、文明化的发展趋势。武术规则的不断细化促生了武术的多元化发展,实战中仪式化击打取代原始的残酷搏杀。然而一些学者过度强调中国武术的“文明性”,他们认为:“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民族都有其本地化的搏斗技术。中国武术无论在运动形式上还是在价值追求上都有别于他们‘致伤致残’的血腥和‘你死我活’的残忍”^[3],但这种观点却无视了历史上的武术擂台血腥到签生死状的事实。武术会不会因为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彻底演变为以健身、娱乐为主的文化形式呢?从动物学视角看,武术源自于人类本质的攻击性行为和暴力基因。动物学家康罗·洛伦兹(Konrad Lorenz)认为:攻击、食物、性、逃跑是高等动物的基本属性,而体育是人类攻击性的体现,“运动的最大功能是代替那些最不可或缺但又最危险的攻击类型——就是我前一章提到的战斗热情——加上一个健康而安全的活门。”^[4]事实上大多体育项目是逃跑、攻击属性的变体,只是有些项目借助物质媒介降低了攻击性,例如拳击就是借助于拳套和头盔实现了文明化的对抗。叔本华说:“从本性上讲,人是一种野蛮、可怕的动物”。父子相弑、夫妻相杀等残暴现象既能存在,更遑论血缘之外的其他同类了。可以推断出人类社会固然趋向文明化,但是其内隐的攻击性却仍旧在长时间内无法涤净,需要武术搏击来释放、满足其内心的原始冲动。因此武术不会变成以健身、娱乐为主的运动形式,仍会是技击主宰的“文明化的野蛮”搏斗。

广义的文化包含了人类的所有活动,体育、文艺等都隶属文化的范畴。武术是文化的下位概念,不可能与文化概念实现逻辑学上的平等。有些研究者认为武术不属于文化,那么武术又是什么呢?又有哪些内容是不在文化的范畴之内呢?人类许多文化形式在本质上都是高度相似的,大多可以追溯至共同的动物属性。功能学派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在“文化物质基层”(The Material Substrate of Culture)上所有文化确是大体一致的^[5]。中国武术远没有独特到能够超脱于其他武术的程度,5 000年前的古埃及壁画就有了摔跤的形象,2 600年前的古希腊就有了综合格斗的雏形潘克拉辛。所以中国武术不论在历史久远度还是技术丰富程度上都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所吹嘘的那般。自然地域的隔离虽影响了人类的交流,但是并未彻底隔绝,模仿一直都是人类习得并创新文化的重要形式,因此关于纯粹民族性武术的论证只是臆想。世界武术在规则、技术、器械、精神内涵等方面固然差异很大,但抽取其本质核心都是以身体击打为手段的对抗活动,技术本质无外乎拳法、腿法、步法、摔法、关节技。历史上中国的擂台比武与当代的UFC赛事的差异并不大,但为何现在却质疑武术的第一属性是技击性呢?原因之一是对本土文化的自大。中国文化一直都是个巨大的熔炉,连外来的佛教、景教等都无一不被同化。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比拼中输得灰头土脸,很多文化“保守派”却依旧认为中国文化为世界之主流。实则他们已经错判了世界的发展方向,人类文化已经以西方为标杆了。我们的部分研究者们在本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中流连忘返,沉醉其中,甚至衍生出武术不是体育之论,陷入“白马非马”的矛盾。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精神文化只是武术的附带属性,为次要矛盾,而技击性才是其主要矛盾,决定着武术的发展。质疑武术第一属性为技击性的另一原因是我们自身在技击层次的极度不自信。一直以来我们都以“天下第一”自居,加上武侠、影视、民族主义的渲染,塑造了武术不会输的形象。然而目前武术的发展走向了交流融合的方向,综合格斗平台的建立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证明武术哪家强的最好方法就是“打给我们看”,大山倍达、前田光世、格雷西无不是依靠强大的搏击技能才得以向世界兜售自己的武术文化的。而我们的武术却如大家闺秀般在闺阁中高谈阔论精神文化,通过构建无对抗性的套路一决高下。此外,以“仁”“和”为主的民族性格也限制了武术的技击化发展倾向。将“武”的释义过度偏向“和”的一面,提倡“武德”,鄙视争斗。这样的思维促成了武术的套路化、健身化、精神化发展。

诸多武术学者在研究精神文化时却并没有厘清中国武术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儒家、道家、释家都有涉及;传统、现代文化都能牵扯到,中国武术文化在精神层面上处于混沌状态。崔泓熙为跆拳道提出“礼仪,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的精神理念;嘉纳治五郎则为柔道制定了“精力善用,自他共荣”的八字箴言;船越义珍的“空手道二十训”也成为习练者的训诫。这些简练的精神格言与详尽的阐释、严苛的场训、系统的伦理规范一起有机构成了各家各派的精神体系。而中国武术在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潮中竟无法在精神文化层面达成哪怕几个字的共识。由技入道是中国武术发展亘古不变的精神所在和高度概括^[6]。但是在技术都还没有厘清的情况下又怎能高谈阔论“文化”呢?武术改革面临的尴尬是:不是缺失文化,而是文化太多。玄奥的论证和无序的整合使中国武术如同置身汪洋大海却又无水可饮。武术学术研究一片迷茫,有些学者的学识修养已没有能力触及武术领域,便去借助其他领域写写擦边球的文章^[7]。轻视对抗重视养生的论调在当下武术研究领域泛滥,诸多研究生、博士生也继承了这样的思维范式。而竞技体育体制下真正懂技击的人在理论上又很难发声。最终导致武术研究变成了一些连搏击比赛都没打过的专家“纸上谈兵”的活动,他们将玄奥的传统精神奉为圭臬,甚至提出“中医回归医学主流”之类的谬论。在这个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发展范式的时代背景下,武术文化的研究需要的是熟知中外武术、学贯中西之人。李小龙传播中国功夫所靠的绝对不是浮夸的表演和特技,而是接近真实的格斗演绎。他深谙中国传统武术,同时又颇为精通国外各种武术流派,因此能够把握世界武术的发展方向,开创了综合格斗的先河。大山倍达、嘉纳治五郎、崔泓熙都是武术文化领域学贯中西的大师。当他们开创自己民族武术,开发出“木村锁”“月亮蹴”等技法扬名武术界时,中国武术界却在闭门造车,探讨“手、眼、身、法、步”如何传神地演绎。

2 实战—套路:两元构架的机械割裂

套路是亚洲武术文化的重要属性,目的是以固定模式的演练来提升技击水平。不可否认的是,套路是建立在技击的本质之上的。空手道的型、跆拳道的品势都通过固定的技术组合训练来提高实战水平。它们的特征是简单、实用,以基本的拳法、腿法、步法加以组合,让练习者通过不断的动作重复提高技击水平。而在西方文化中,实用主义的思想决定了武术练习者很少拘泥于固定模式,在真正的实战中谁都不会作茧自缚,因此动态、自由的练习模式是其主流。嘉纳治五郎在对柔道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果断废除了固定模式的“对练”,开创了技击为主的体系,这一指导思想下的柔道成为了具有强大技击性的武术项目。跆拳道的“品势”和空手道的“型”与中国的武术套路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技术简单,无论是空手道还是跆拳道都是将最简单的拳法、腿法、步法融合为简单的套路;另一方面,强调技击,套路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提升技击。在对空手道、跆拳道的套路解构后可以发现,简单的动作蕴含的却是最实用的攻防技法。

中国武术把套路和技击割裂开来的做法是违背武术客观规律的。一方面,武术的套路降低了实战性。高、难、新、美的发展潮流使得套路越来越花哨,即使是违背实战规律的动作只要美观即被纳入,导致其逐步偏离最本质的技击属性。另一方面,套路和技击的体能需求不同。套路追求难度和复杂,技击讲求简单与实用,隶属于不同的体能项群,让同一个人练习隶属不同体能项群的技术显然是不可行的。反观跆拳道、空手道的简单“套路”,即使是练习格斗的运动员也可以轻易掌握。技击、套路、体能结合的武术技术构架已是世界武道发展的潮流。对欧洲人了解中国武术途径的调查显示,70%的调查者是通过中国的武打电影知道的^[8]。影视作品中亚洲武术的展示导致了习武大爆炸氛围的形成^[9]。李小龙、李连杰等功夫明星所展示的强大技击能力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武术。因此他们渴望习得让自己成为“Fighter”的技法,而不是中国特色的“搏击操”。换言之,崇尚自由与竞争的西方文化对固定模式的套路并不感兴趣。重套路轻技击的发展思路注定导致武术国际化的失败。

中国武术目前以套路和技击作为逻辑分类的方法也是不合理的,应当以技术分类取而代之,这也是世界武术的主要分类方法。日本武术在这方面就很值得借鉴,其类别分为站立击打类、摔投类、关节寝技类。改革后的柔道从“原始综合格斗”形态的古柔术体系中脱颖而出,最终凭借其独特的摔投技法获得优势化发展。在此模式下的日本武术是多元、立体的。空手道、踢拳是站立击打类的代表;柔道是摔投类的典型;柔术又代表了关节寝技类。每个技术流派都有在世界武术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武技。反观我国武术却还在以套路、技击进行分类。这样的逻辑分类带来的问题就是面对繁杂的武术体系无从下手,只能机械地割裂、组合、模仿形成竞技套路和散打这样的怪异组合。东方武术文化具体的哲学理念都是以道或者禅宗化的条例作为基础的^[10],但文化并不是通过高谈阔论就能够体现出来的,需要承载的平台,而套路在武术中正是起到了承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缺失套路的散打再怎么渲染其传统文化性也是徒劳的,身着拳击短裤、戴着拳套的运动员连抱拳礼都行不了谈何文化的承载。而空手道、跆拳道都是通过套路而非技击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将历史人物、人文地理、传统伦理等融入其中,甚至对礼仪规范、动作技术都有严格的规范和意义阐释。

3 个人—官方:推广手段的本末倒置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卓越的个人活动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在武术领域个人的作用尤其突出,船越义珍、嘉纳治五郎、崔泓熙等大师不但技艺高超,更具有高深的文化素养。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七岁开始就在诸多导师指导下系统学习英文、日本书法、儒家经典《四书》,崔泓熙更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研究方面造诣深厚,现在ITF的张雄总裁也精通儒家文化。他们不但构建了武术的技能体系,还凭借个人的深厚文化功底整合了武术的精神文化,而这正是世界文化“东方转向”背景下武术魅力的核心所在。带有宗教文化模式的东方武术创建者们具备高超的武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还需要在武术界学贯中西。他们创建武术的过程实是悟道的历程,所以西方竞技体育价值体系下永远不可能培训出像他们一样的武术大师。无论是纸上谈兵、满腹经纶的理论家,还是孔武有力、能搏善斗的勇士,抑或是闭门造车、目光狭隘的传统论者,都无法以个人魅力统一武林。武术的推广应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粗暴地割裂和组合。空手道、跆拳道、柔道都是在创建者创立之后运用官方力量来宣传和推广的,而不是政府组织部分专家论证加以拼凑整合后向社会强制推行。宗族背景下东方文化对个人的崇拜由来已久,利玛窦说过:“在中国,没有像我们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大典》那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人,都按照他自己的思想办法制定新的法律。皇帝所说的就可以立为法律。”^[11]这一现象在武术领域内非常明显,由个人所创建的东方武术文化完全不同于以协会制为主的西方竞技体育管理模式。由创始人制定规则、技术体系、考核标准、精神、馆训、誓言等,这在崇尚自由与平等的西方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德艺双馨的武术大师始终是习武者追求的目标和偶像,缺失了这一层面的武术显然是没有生命力的。现在练习散打的人有谁知道创立者是谁呢?因此散打从源头上就丧失了传统,更无从谈论对文化的继承。

从官方层面集中专家提炼传统武术动作创编的规定套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武术发展,但是其急功近利的做法也缺乏科学性。因为每一个流派都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如同空手道与柔道一样同是日本武术,但是是否可以将其技术结合到一块形成“空柔道”呢?散打的出现就更加功利化了,主要是为了弥补武术技击的缺失。散打的衍生与日本“踢拳”的出现是极为类似的。柔道、空手道和泰拳的对抗失利后,日本一些格斗家开发出了踢拳,这完全是武术功利化的产物。散打这种加入腿法和摔法的“拳击运动”在形式和文化内涵上并不能代表中国武术。中国式摔跤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涌现出的大师也在推动项目的发展,这是符合东方武术发展规律的^[12]。武术推广的正确模式是摆脱行政干预,让武术在符合社会价值观和体育精神的范围内自由发展,拥有数千年武术积淀的土地上定会涌现出带动武术发展的大师,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官方层面的推广和适度干预。跆拳道的推广模式是值得学习的,崔泓熙通过个人的努力创建了跆拳道,随后借助政府力量强制在军队、学校内推广和国际宣传,让跆拳道短期实现了快速发展。当跆拳道分裂后,缺失精神偶像的WTF已经出现了危机,无论是姜信哲还是李奎衍都无法达到崔泓熙的高度。中国武术发展一直是由官方在干预,却忽视了在竞技体育框架之内是出不了武术大师的事实。

中国武术在国内推广方向的选择上也存在误区。从对日本、韩国武术传播的研究可以看出,军队和学校是武术推广的重点。柔道与跆拳道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国际化就是源于在军队内的发展与传播。跆拳道的国际化始于驻韩美军第七师团的习练。韩国将跆拳道推广至军方的目的就是促进跆拳道在民间的知名度^[13]。而柔道的国际化推广同样始于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日美军接触到柔道并带它回到美国。韩国、日本之所以选择军队作为推广的阵地,是因为军队对武术的技击要求最高。军事需求导致军队在格斗术的选择上倾向于技击性强的武术,柔道、跆拳道的技击功能很快得到了军方的认可。另一方面,美军在日本与韩国的驻军实现了东西武术文化间的交流。这些美军在习练之后回国传播,为跆拳道、柔道的国际化做了铺垫。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民族传统武术作为军队主修格斗术:日本选择柔道,韩国选择跆拳道,俄罗斯选择桑博,以色列选择马伽术。反观我国军警体系的格斗术则混乱不堪:散打、军体拳、擒拿、拳击、摔跤,甚至胸口碎大石、空手开砖头等诸多表演性科目也有涉及。中国武术在军警格斗体系中的分量和地位并不突出,这就是对其实战性、技击性最直接的否定,丧失了技击的武术导致在推广上步履维艰。历史上武术一直是军警体系重要的训练手段,例如清代军队就以曾用摔跤技艺高超的士兵组建成“善扑营”,而武术学家唐豪先生也多次强调摔跤的军事实用价值。所以中国式摔跤进入军事领域对双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学校一直是日韩武术国内推广的重点,是武术文化得以延续的源头。然而我国中小学武术普及程度极差,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有些学校不仅没有增加武术内容,反而削减武术以增加跆拳道等域外武技项目^[14]。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第一,武术文化传播中的调和机制出了问题。改革者们根本没有厘清学生的身体和心理需要什么样的武术。静态、缺乏竞争对抗的套路更适合“修身养性”的老年人;而对过度重视对抗技击的散打又心存忌惮,没有找到技击对抗与静态修炼的平衡点。第二,国人仍旧对传统文化倍感亲近。如学者余英时所说,传统文化从未远离我们,是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无数青少年对跆拳道、空手道趋之若鹜,这一现象说明其内心深处仍旧对传统中国文化有渴求,而恰好与中国武术“同源同质”的空手道、跆拳道从另一种途径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4 整体—个例:点面结合的背道而驰

文化的发展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探寻一种文化最初级的方式就是从地缘上进行分析。中国幅原辽阔,地形复杂,民族多元,这样的地理环境为武术的多元化造就了条件。另一方面文化的孤立发展是造成多元武术的另一个诱因。中国社会是以家族姓氏为元素的,不同的家族极力保持独立。武术同样如此,门派之间互相敌视,孤立发展,为求得独树一帜而创立特有的技术体系和精神理念来区别于其他各派。在中国传统武术之中,背叛师门是违反伦理道德的重罪。而日本武术却鼓励依靠武术造诣另立门户,大山倍达和嘉纳治五郎等都是由原来的武术体系中走出,开创了自己的门派。据统计,我国的传统拳法有300种之多,其实这并不值得惊讶,江户时代的日本武术流派达到1 300多种。多样的文化势必精华与糟粕兼具,如此多的武术流派并不全是优秀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区别对待,有所取舍。

首先要摸清武术的规律,以技术为标准来划分武术流派,重点发展技术和文化特征鲜明的武术。日本武术流派种类繁多,但是在发展侧重点的选取上是非常合理的。群众喜好的带有民族文化特点的空手道、柔道等项目是推广的重点,而不能迎合时代需求的流派则逐渐沦落。重点发展与推广的武术中涵盖了三个主要技术体系:站立击打系的空手道、摔投系的柔道、关节寝技系的柔术,几乎覆盖了武术技术体系的全部外延。而我国的武术发展是唯站立系的一元模式,有数百种的武术流派作为基础,却没有构建起主要技术流派的发展模式,令人扼腕叹息。技术多元、独具特色的中国式摔跤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从未如此落魄过;而所谓的关节擒拿技术仍旧包含在散打体系中;传统武术技击理念落后,朝套路化、健身化、精神化发展。因此武术的发展就要有取舍,择优发展。

中国武术的发展亟需以站立格斗、摔投技、关节寝技为逻辑学框架进行系统架构,在这几种主要的技术流派中重点选择、发掘、整合一两种代表性的武术进行优先发展和推广。确立站立击打流派类的“散手”、摔投技类的“跤术”、关节寝技类的“擒拿术”、综合格斗类的“手搏”作为发展的主要内容。同时要对其文化层面进行有序整理。传统并不是对过往的全盘接纳与复制,而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需求进行调和,模仿空手道的跆拳道就将日式开襟式道服改为带有朝鲜民族服饰特色的整体样式。中国式摔跤是带有民族特色的武术,技法丰富、底蕴深厚、历史悠久,但是名称却极其糟糕。“散打”同样缺少民族文化性。因此应当在“术”“道”为主流的武术发展模式下改为“跤术”和“散手”。而擒拿还停留在技击理念落后的状态,以站立关节技为技术主流的模式与当下关节技类武术的发展潮流——“地面寝技”相左。对于综合格斗的尝试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这种和传统武术擂台极为相似的武术形式是非常值得尝试的。武术格斗赛事的快速发展证明以赛事促进发展的途径是最简洁有效的,综合格斗、站立格斗等商业武术平台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越南裔美国人康李在UFC舞台上对散打的宣传贡献可见一斑,综合格斗捧红了巴西柔术和俄罗斯桑博,为什么就不能是中国式摔跤和散手?集中精力发展一点要比系统全面发展要现实的多,也比粗放割取拼凑科学的多。

5 竞技—武道:两种体系的失衡发展

同样是武术,但东西方的文化理念差距还是很大的。实证、科学主义思潮决定了西方武术的自由与分化发展,形成了拳对拳、腿对腿、摔对摔的公平竞技理念。而整体观视角下的亚洲武术在这方面显然是模糊的。在注重整体、追求天人合一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东方武术技术等领域的范畴是宽泛的,每种武术几乎都是集摔法、拳法、腿法、关节技等技术为一体。虽然在竞技规则下的跆拳道竞赛规则中,拳法和摔法技术受到严格约束,但是武道模式下的跆拳道教学中却包含多种拳法、摔法等技术。传统柔道技术中含有站立击打、关节寝技等内容,但是在其竞技模式下却主要体现为摔投特点。因此东方武术文化的外延要大于西方武术文化,按照西方竞技体育规则抽离出来的竞技体系只是其中的部分。中国式摔跤同样也不单单是纯粹的摔投技术集合,传统中国式摔跤是踢、打、摔、拿技术兼具的综合武术形式。空手道、柔道等项目采用的都是体育竞赛和传统武道两种形式共存的发展思维。这种体系既满足了一部分人通过体育竞赛实现西方体育价值的目的,又满足了更多人提升综合格斗能力与接受东方文化教化的需求。

反观我国的现代武术改革却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所有的努力都是建立在适应西方竞技体育基础之上的。功利化的心态让技术教学完全迎合竞技规则,最终目的也是“金牌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练习者习练的是技术、精神都单调和空洞的西式搏击而非东方武术。而日韩武术在武道与竞技平衡点的选择上就处理得非常好。以柔道而言,柔道改革的目的是将其从一种武术发展为一种武道。嘉纳治五郎对柔道进入奥运会体系是怀有矛盾心理的,因为他认为柔道在现实中不是一个单纯的运动或游戏。柔道的前身柔术技术体系异常繁杂,是一种包含各种技击技术的综合格斗形式。嘉纳治五郎为了更好地推广,将其从柔术中剥离出来,制定了以摔投技为主的竞赛规则,但柔道并不是孤立依靠竞技体育竞赛规则来发展的,传统的技法在柔道体系中还是很多的,一旦规则放开,柔道的综合武道特点就会显露无遗。木村政彦、樱庭和志、小川直也等大批柔道高手在综合格斗赛事中大杀四方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我国竞技武术下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只能适应狭隘的竞赛规则。应当构建体育竞技型武术在综合武道型武术下发展的模式。武道型和体育竞技型的共生共存是东方武术发展的主流。

日韩武术协调“竞技”与“武道”关系经历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吸收学习”的过程。一方面是在保持“武道”本位的基础上对技术进行了创新与整合,使得项目特色鲜明。例如柔道凭借有道服摔投技术开辟了新的领域。而跆拳道、空手道也以大量独具特色的拳法、腿法闻名于世。在物质层面也同样如此,柔道改革让日本武术形成了白衣黑带的标准样式和以腰带为标识的段位制度。这些领域的创新是在保持“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实施的,并没有完全模仿西方竞技体育,这是文化原始创新的体现。另一方面,日韩武术在改革过程中重视对各种文化元素进行科学整合。在技术、物质、精神等层面都做出了合理的扬弃,提升武术文化的生命力。例如跆拳道在品势中融入了太极、金刚、十进、汉水等元素让其富含民族特色。武术文化的“集成创新”不是机械地罗列与拼凑,而应是有机、富有生命力地融合。此外,日韩武术改革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他们都将中国的儒家文化纳入其精神层面,还将西方竞技体育理念融入其中,这样构筑的武术是涵盖东西方文化的复合体系。中国武术的改革与发展也应当借鉴这样的经验。要在技术、规则、精神、物质层面保持传统性的基础上做出原始创新,构建出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武术形式;要精选民族传统元素,并将其合理融入武术文化体系中;还要学习吸收外来文化。

6 结论

文化传统学者雷丁(Max Radin)指出:“严格而适当地说,真正的传统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对他的价值的信仰。”日本哲学家务台理认为:“传统即是产生过去事实的精神,在能成为未来之规范的意味上,使过去复活。”因此传统不是意味着肯定过去的一切,而是以发展的眼光将其纳入未来的范畴。目前大多数国内学者对传统武术的呼声实则是“复古主义”的变相体现,忽视了世界文化是向前发展的,永不可能倒退回去。从历史、国内外两个层面综合比较来确立我国武术的地位、方向,才能迎合时代的发展潮流。首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需要寻找到正确的平衡点。其次,要重视武术的个人推广价值,在放开激励民间武术发展的基础上合理予以推广,宽松的社会氛围是推动武术发展的关键。第三,以点带面,从最具发展力和民族特色的武术入手,比如中国式摔跤应当成为摔投技的代表提上发展日程。第四,构建综合武道发展模式,摆脱西方竞技体育的拘泥,将西方竞技模式作为综合武道的下位体系进行发展。东方武术是一个综合概念,不是单纯的西方竞技体育也不是深奥玄妙的东方哲学。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不可以只瞄准竞技体育而忽略了武术的本位价值,竞技型和武道型的并存发展才是武术发展正确途径。第五,将技击作为武术的第一要义。武术的第一要义是技击而非教化或是表演,所有的文化附加属性是建立在技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明确武术的这一特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