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崇尚以史为鉴,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也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可见历史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但同时科林·格雷(Colin Gray)也强调,不研究决策的文化情境,则对战略行为的解释必是狭隘和无意义的^[2]。由此可知,历史离开现实语境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对中国体育文化战略研究的方法论既需要借鉴历史,又需要立足现实。文化战略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有的理论渊源基础上、在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发的前提下形成的,同时文化战略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会影响文化发展方向和国家文化形象。体育文化战略是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于文化战略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亚文化战略概念。因此,体育文化战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适用于任何时代形势的、永恒的文化战略思想。对体育文化战略进行研究,要建立在历史的发展和演进的基础之上,充分了解其发展脉络和趋势,并结合当下社会环境和现状,从全球一体化的视角构建与整个社会文化总体系、社会文化遗传基因、社会的演进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化优势的形成、文化受体的聚合等相匹配的体育文化战略。

1 体育文化战略辨析

1.1 体育文化战略概念

战略(strategy)一词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意指战争中的谋略。在现代,“战略”不仅应用于军事领域,也被引申至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涵义演变为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一般而言,现代意义上的战略就是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以实现既定政策和目标的艺术和科学^[3]。我们认为体育文化发展战略,是指在体育文化领域内,带有长期性和全局性,对体育文化事业发展具有指导和规划意义的发展谋略。

1.2 研究体育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

体育文化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一是世界体系理论,其明确指出世界一体化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揭示了任何一种全球化理论都必须承载某种价值和文化,不平等的一体化是世界体系的重要特征,阐释了体育文化战略发展的环境基础。二是钮先钟先生在《战略研究》一书中指出的四种基本取向。钮先钟先生认为战略研究一定要有特殊的思考方法,而思考方法有四种基本取向:总体取向、主动取向、前瞻取向、务实取向。体育文化是大文化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的战略发展不可能脱离大文化系统发展的战略规律。因此对文化战略研究的四个取向同样适用于体育文化战略的研究,也成为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1.3 评价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立场与视角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战略正确与否的评价标准,是关系到评价新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战略轨迹、未来规划的重要内容。全球化和民族化、西化和中化、现代与传统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争论的焦点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对于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坐标方向的选择,应该致力于满足民族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以满足利益要求作为评价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战略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以促进体育事业的繁荣与振兴,为发展体育生产力提供理论支撑为目标,降低对西化和中化、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区分,超越思想上的对立,化解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危机。所谓的立场和视角就是对体育文化价值尺度的选择,体育文化价值尺度的选择要适应时代逻辑特点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具有足够的平衡力和张力,以提高民族凝聚力、体现民族先进性、推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一级价值目标。至于体育文化的观念、生产方式等只是一种手段或次级价值目标。

2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

2.1 生存型体育文化战略(1949—1955年)

“鸦片战争”之后,体育强国强种和重塑民族形象的功能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安全、国家建设、政治稳定和国际形象成为头等大事,因此体育被赋予了伟大的历史使命——提高国民体质,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建设提供人力保障,生存型文化战略自然成为体育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军事体育思想充斥于体育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20世纪50年代“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政治健身口号,深层目的就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标志着单一的“强健身体”的现代体育思想、体育文化真正进入了国家政治体系的顶层设计中,并成为激励军人、学生、工人、农民等社会各个阶层投入体育锻炼的动力,成为影响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性标志。其次,1953年的“一五计划”将群众体育运动置于体育工作的重要位置,1954年实施了新中国第一个体育管理制度——《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在《劳卫制》的指导下,学校、机关、厂矿、农村、部队等单位积极行动,结合自身环境、职业等特点,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国民体质的文件,新中国具有行业特征和单一的体育文化目的的现代体育体系初步形成。生存型体育文化战略是高度利用极度缺乏的体育资源,将体育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统一纳入到计划体制中去,体育的供给形式、内容和任务高度统一,闭门自我发展,在当时战争威胁、国力薄弱的情况下,为实现体育的“普及化和经常化”,不失为一种高效发展体育的选择。这一战略选择使得体育文化建设被局限在政治功能之下,在体育文化体系中生存型体育文化一家独大,在新中国体育文化体系中处于强势地位。

2.2 平衡型体育文化战略(1956—1965年)

平衡型体育文化主要是指竞技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中,首次被制度化地列入到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规划中,竞技体育借助后发优势,和群众体育逐渐共同成为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在1956年之前没有任何文件将竞技体育纳入国家体育发展规划中,而在1956年1月国家体委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首次明确发展竞技体育,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发展方针,“加速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运动技术的方针,争取两三年内在若干项目上分别接近或赶上世界水平。”1965年1月的国家体委全国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必须坚决贯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在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新纪录,重点项目要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1956年1月到1965年1月,从五次国家体委全国工作会议形成的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国家对竞技体育的要求在逐次加强,甚至在1959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竞技体育文化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号召下,不断凝练、丰富和发展,10年来竞技体育的成绩和精神理念在逐步提高,1959年我国获得了首个世界冠军。在与国外进行体育竞技和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体育文化思想逐渐受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影响,为中国“平衡性、整体性、封闭性和守静性”的体育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融合了西方体育“拼搏进取、超越自我、公平竞争”的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体育思想的个性解放。而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容国团喊出的“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响亮口号,正是西方竞技体育思想的体现,反映了中国竞技体育精神理念的初步形成,并成为影响中国竞技体育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到1965年西方的竞技体育文化已逐渐被中国体育文化容纳和吸收。

2.3 政治型体育文化战略(1966—1979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体育文化被自我否定。在政治挂帅和世界“冷战”的大环境中,竞技体育遭到了极度破坏,体育的人文精神也遭到了抛弃。但是,在当时特定的世界历史经济与政治大环境中,中国领导人睿智地看到了体育带动政治的功能,为我国在当时世界政治斗争中有效拓展了生存空间,为配合国家外交,体育文化被赋予了对外政治的色彩。1971年第31届世乒赛中国代表团喊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叩开了“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的大门,标志着中国政治体育文化发展进入了完全的非文化的政治形态。在这十年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被认为是“旧”的,群众体育文化被认为是“错”的,外来体育文化被认为是“修”的,体育只是政治的工具,有少数人去做1—2项体育项目达到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就可以了,体育文化的发展成为政治活动的附属品,体育思想完全被政治需要影响和取代,造成军事、劳动与体育相互混淆、体育被劳动和军事相互代替的现象,体育文化和精神失去了本来面目。

2.4 “举国体制”文化战略(1979—2008年)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的决议。10月26日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以通讯表决的方式批准了此决议,此后,游泳、田径等国际体育组织相继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至此,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大门被完全打开,中国需要参与世界体育的发展,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竞技体育,是中国作为“后发型”体育国家必须迈过的一道门槛。中国竞技体育承担了以奥运会为最高舞台为国争光、展现新中国国际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使命,但中国竞技体育面临经济基础、体育储备和科技水平薄弱的状况,不得不充分利用计划经济的优势,集中全国的各方力量,优先发展具有夺金潜力的优势项目,以求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在“举国体制”的制度支持下,我国竞技体育成绩获得了大幅度提升,优势项目在国际比赛中占有一席之地,到2001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举国体制”发展达到了顶峰。“举国体制”对推动中国竞技体育高速发展、提升竞技体育大国地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举国体制”片面发展竞技体育,集中资源和优势力量提升竞技体育成绩,造成了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影响了民族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健康发展,在竞技体育的耀眼光环下,有些民族体育甚至面临消失。但“举国体制”是中国在特定时期的历史选择,我们既要看到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积极先进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在世界体育化语境下消极和落后的一面。

2.5 构建体育文化大繁荣的文化战略(2009年—)

“提高文化软实力”在我国早已被提升到了文化大繁荣的国家战略高度,“提高体育文化软实力”是文化大繁荣的重要维度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体育代表团金牌第一的优异成绩,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体育科技水平、体育物质水平以及体育服务业的社会参与力等硬实力,已普遍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中国体育大国的地位也已被实践证明。民族的“自信心”已建立起来,广泛而深刻的“竞技体育情结”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对奥运金牌和世界纪录的心态已更为理性,不再简单地用“成王败寇”的标准衡量成败^[4]。北京奥运会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号召,为中国体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体育强国的构建需要体育综合实力的提升,体育综合实力包含了体育硬实力和体育软实力,体育硬实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而体育软实力是体育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吸引力、同化力。其中体育文化是体育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通过体育文化的繁荣,向世界传递中国维护体育健康、公平、公正的国际化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体育文化元素,让中国体育的文化符号在世界体育文化的构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3 世界一体化语境下体育文化的战略选择

3.1 人文体育文化发展战略

1992年十四大召开,中国结束了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为个人体育价值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和政治基础,国家体育与社会体育的边界日趋清晰和明朗,为人文体育文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可能。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文化的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向,不再把“金牌第一”“走向世界”“为国争光”等彰显体育大国政治地位的指标作为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家战略的这一转向体现了中国体育大国的自信与从容,中国成为影响世界体育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已被普遍认同,国家不需要再借助体育的力量实现政治目的和树立民族形象,而是要还原体育本身的自然属性,实现体育核心价值的回归,把彰显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深邃与丰富,参与、影响世界体育文化思想的构成,以及为世界体育文化的丰富与繁荣做出贡献,作为未来中国体育文化发展“人文”战略的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中国体育文化的“人文化”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诠释,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2008年以后,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世界龙舟协会联盟、国际风筝联合会等人文色彩浓厚的组织相继成立,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世界一体化语境下,中国体育富有文化内涵的“人文精神”走向世界,向世界宣传中国体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未来体育强国建设的征程中,体育文化的人文化发展必将成为战略的主旋律。

3.2 科技引领体育文化创新战略

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轻科学理性、重人文传统的基本特征,直到20世纪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国人才真切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力量,对“无科技必然落后,兴科技必然强国”达成共识。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很显然,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必然导致和加速全球一体化,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科技已成为新的宠儿,科学技术作为基础的思维成为人们行为决策的依据,人们不再满足于经验主义及按自然节律的实践活动。纵观中国体育文化主流思想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体育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是相悖的,中国体育文化“尚忍”“贵和”“不争”,“德”和“礼”被中国传统体育视为体育竞技中的行为准则,视运动技术为“雕虫小技”。而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要求重规律轻人事,重利重法,以规则来约束,以仪器来检验,以标准来评价,具有勇于挑战和崇尚实证的精神。人是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文化模式的创新,必然对人产生巨大影响,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反过来,科学技术也会成为体育文化创新的动力源泉,成为引领体育文化发展方向的保障。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而失去民族个性,北京奥运会就为我们阐释了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将会绽放新的光彩,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认同。

3.3 体育文化经济化战略

长期以来,国人对体育的经济属性没有深刻的认识,认为体育就是花钱,不是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隶属于发展性需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体育运动必须与国家的经济相协调,经济水平决定着体育事业内部的结构和比例。正如陈梦周所言:“纵观我国体育发展的情况,什么时候国民经济发展快,体育投资多,体育发展就快;什么时候国民经济发展慢,体育投资少,体育发展就慢”^[5]。与之类似的众多学者仅看到了体育发展对经济的依托,对体育的经济促进作用缺乏认识。卢元镇教授虽然指出:体育经济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6],但依然没有充分认识到体育文化对国家经济的巨大贡献力,更没有认识到体育文化是重要生产力。世界对体育经济的认识,是从尤波罗斯领导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始,我国对体育经济的认识,是从改革开放提出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彻底颠覆了体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体育的发展实质是体育文化的发展,体育的发展派生出体育的经济形态,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语境中,体育活动无不围绕各种体育文化元素展开,体育文化又要服从于体育经济的要求,体育对社会财富的贡献成为衡量体育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常态化发展,打破传统体育观的束缚,让市场经济来决定体育文化的经济表现已成为共识。

3.4 保存体育文化民族基因战略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现状可谓岌岌可危。一方面,中国传统体育本身具有不适应经济高速发展需求的缺陷,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另一方面,西方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体育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已形成包围之势,奥运会、世界杯、网球大满贯等国际性赛事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在西方体育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包围和冲击之下,如何保持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体育充满自信,深刻了解其独特的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坚信在经济化时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定具有值得挖掘的价值和实用意义;其次,要认识到体育强国包含的体育文化必定是既有民族的,又有世界的,一味学习西方而摒弃自身传统将使中国体育文化在世界中无以立足。构建属于自身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或许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但中国要想成为一个体育强国就必须直面“体育文化”的问题,把握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反省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体育文化产品,加快中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体育文化理念,更好地促进我们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逐渐影响世界体育文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