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将武术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时会发现,中国武术的发展始终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当工业文明的第一声炮声在中华大地响起时,武术就已经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转变。由此,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武术与一个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社会中的武术明显分野,各自具有不同的表征,成为我们口中的“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术”。现代武术之“现代”,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武术”也不是一个与“传统”相背离的独立的武术概念,而是突出体现为适应工业社会背景的武术形态。农业主导型的社会业已消失,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武术”便具有某种历史的意味,对其展开研究的意义便更多地在于认识武术传统、保存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而当我们关注于武术的发展时,探讨现代武术就成为必然和必要。现代武术的社会背景是工业社会及其延续状态,从“文化—社会”的思维模式出发,现代武术的发展便如工业社会的发展一样,表现出极强的工具理性。武术从民间的自由状态走入现代学校、电影、电视、电子游戏、互联网,便使得这些社会领域在广义上都成为武术发展的工具,共同推动着武术的现代化进程。

1 学校教育与武术

传统中国社会终结于晚清时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碰撞之中,其表现之一是传统私塾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转变,而武术的现代化亦标志性地始于学校教育之“中华新武术”的出现。“中华新武术”之“新”,并不是武术本质的变更,而只是传练方式的转换。武术从单个传授到集体授课方式的转变,是学校教育作为工具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新武术”是现代工业文明工具理性的产物。走入现代学校的武术,天然地与学校体育构成了或融合或敌对的关系,而体育鲜明的竞技性,亦带动了武术竞技的产生,集体授课与体育竞技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武术活动的蓬勃开展。

然而,武术在学校教育中从属于体育到独立于体育之外成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提升,却并没有解答学校武术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巨大质疑——经过学校教育改造的所谓“新武术”还是武术吗?学校武术传练方式的转变在提高了传授效率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武术的存在形态甚至价值认同。师父消失了,转而成为教师或教练;武术不再是真功夫,而简化为套路,成了体操和健身手段。学校教育作为工具的引进,迅速瓦解了中国武术固有的拳种、宗派和师承传统。由此疑问随之出现:学校教育的工具理性是否就是导致武术异化的原因?乍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实际上,武术会不会异化显然并不取决于学校教育这一工具,而是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尽管人的思想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尽管武术融入现代化也必须要借助于代表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现代化工具,但这显然都不是抛弃武术传统甚至异化武术的理由。如果承认学校武术是学校教育的内容,那么就不应该忽视教育的本质和意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陶行知认为: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有这些教育观念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培养能够发展的人格完善的人。这一目标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对受教育者作为人的精神塑造,因此,学校武术教育也应该致力于通过武术精神去营养和塑造学生的人格,而武术文化的内涵而不是技术更应该成为学校武术首要的教学内容。即武术的技术教学应当围绕文化内涵和武术精神去改革和创新,而不是让武术技术成为主体。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学校教育究竟应该怎样去发挥它的工具意义,特别是作为专业的武术应该如何在技术方向和精神传递层面上发挥学校教育的功能。

2 电影艺术与武术

电影诞生于19世纪末,并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首先是一件工具,然后才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武术作为世界通用的动作语言和具备娱乐元素的艺术形式,在电影出现之初就备受青睐并成为重要的表现内容,后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电影片种——功夫片。功夫电影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根,以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技击为骨,以不同历史时期差异性的侠义精神为魂,纵贯东西方,被全球观众普遍接受的电影类型”^[1],并“以影片主题传播武术文化,以真实功夫展示武术技法,以电影特技增强武打效果。”^[2]从20世纪20年代的《火烧红莲寺》一直到21世纪的《卧虎藏龙》《英雄》《霍元甲》《叶问》等,功夫电影层出不穷。功夫电影“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熟悉并喜爱上了武术,继而迷恋和学习武术;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外国人真正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功夫。”^[2]功夫电影的存在与发展,确实推动了武术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带动了武术教育、演艺行业以及武术产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功夫电影无疑成为推动中国武术发展的重要工具。

然而,功夫电影在发挥其塑造武术形象、传承中国武术文化乃至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工具意义的同时,却也常常未能很好地规避功夫电影本身对武术文化造成的消极影响,突出表现在:虚构武术技术形态、夸大武术技击效果,“过分强调武打,致使很多武侠电影主题思想被淡化,并且常常出现一些血腥暴力的场面。”^[3]功夫电影的过度商业化及其对武术的夸张和渲染有时是电影艺术的必要手段,但这些因素对武术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无疑产生了消极影响,它使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武术产生了误解。功夫电影明星成龙、李连杰等都曾公开表达了对因自己的武打表演而将很多国内外的青少年引入歧途的事实的反思甚至“后悔”。

武术通过电影工具实现武术文化的传播、传承与发展,需要借助四个要素:武术技艺(功夫)、武术故事与精神(剧本)、武术动作指导(导演)以及功夫电影明星(演员)。由于电影是依照剧本的艺术创作,因而这些影响因素当中,最关键的是剧本和导演,然后才是功夫和演员。理清了这层关系,就可以知道在发挥电影的工具意义时,首先应当在剧本创作上提倡符合武林史实和现实需求的素材挖掘和精神刻画,其次是展现功夫本身的真实性,再次是演员的功夫基础和表演功力,最后是导演的整体调度和把关。当然,要全面实现这些目标是有极大难度的,因而需要电影人和武术人集体努力,更好地发挥电影对于武术传承的积极意义。

3 电视传媒与武术

电视是20世纪人类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技术发明,迄今为止依然还是最为重要的广播和视频通信工具。1958年中国第一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拉开了中国电视发展的序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的功能不断扩大增强,但其主体功能依然是信息传播,因而电视传媒中的武术,也主要是以新闻播报和赛事转播形式出现的。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2000—2004年间的“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借鉴国外相关搏击类赛事节目的成功经验,首次在比赛中引进娱乐化概念, 强调灯光、音响、舞美等戏剧元素,把武术竞技的惊险刺激与视听欣赏巧妙地融为一体,大大增强了比赛的观赏性和娱乐性。”^[4]2000年底,75公斤级选手柳海龙过关斩将,最终荣获中国第一个“散打王”称号。该赛事作为中国人最为熟知的民族体育项目赛事,迅速吸引了国人的关注,“2001年除了湖南卫视合作外,还有六七十家地方电视台在同一时间直播比赛,包括香港亚视本港台、台湾新朝日电视台在内的100多家电视台播出了散打王争霸赛节目。”^[5]电视媒体的广泛参与,使得散打王争霸赛的品牌价值迅速提升,中国武术也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据央视索福瑞的调查,“2001年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仅次于足球和篮球。”2002年,“中国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电视机构中央电视台介入了散打王的转播,使散打王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全国性节目。”^[5]尽管散打王在2004年宣告终结,但中国的电视武术却并没有因此止步。之后,河南电视台“武林风”、中央电视台“武林大会”“中国武术职业联赛”、江苏电视台“昆仑决世界极限格斗系列赛”等电视武术节目陆续开播,在武术的宣传和推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电视传媒作为武术文化传播的工具,实际上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国内目前还没有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散打王争霸赛的盛极一时曾经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武术的无限希望,然而好景不长的争霸赛以及“游击式”的中外对抗赛的发展现状又在提醒我们,武术职业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规则、技术、资金保障以及运营管理等,都还需要不断完善。没有市场价值和规范运作的职业赛事,武术显然无法真正被纳入电视,电视传媒亦无法发挥其工具意义。其二,缺少武术明星。在口耳相传的旧社会中,拳种及其流派的发展壮大只能“靠拳头打天下”,由此英雄辈出。突出传统的所谓“传统武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这种发展模式。而现代社会中,武术形态以及价值标准的变化,尤其是武术开展形式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变,使得明星锐减甚至断层,由此拳种及其流派的传播与发展出现重重困难。实际上,现代社会中的武术尤其需要明星的带动效应。国内各级各类武术比赛不下百种,因而冠军亦不计其数,但曾经获得武术竞赛冠军的于海、于承惠、邱建国、赵长军、李连杰、吴京、赵文卓、张震等几乎都不是以赛扬名,而是以影扬名。这一现象突出反映了一个事实,现代中国武术缺少真正在广大群众中有深远影响力的职业赛事,亦同样缺少如职业拳击、职业足球、职业篮球一样有着巨大国际影响力的竞技武术明星。我们很难说究竟是比赛造星还是电视造星,但电视传媒在塑造武术明星方面必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三,武术纪录片并没有对武术传播产生大的影响。纪录片突出的纪实性特征,使其成为“真正有文化含量”的武术文化载体,《太极武当》《探索·发现·中华武功》《走遍中国·武林传奇》等陆续播映,却“因为非连续性播出,‘叫好不叫座’”^[6],因而都没能真正发挥出纪录片对于武术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其四,主流电视媒体对武术传播边缘化。中央电视台尽管宣称“始终坚守‘国家责任、全球视野、人文情怀’”^[7],但其对西方体育项目关注颇多,而对武术这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较少,央视体育频道转播的武术比赛中,散打比赛几乎占据了武术总播出的全部内容,对武术文化普及传播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够,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媒体使命感和责任担当不足。

4 电子游戏与武术

“电子游戏又称视频游戏或者电玩游戏,是指所有依托于电子设备平台而运行的交互游戏。完善的电子游戏在20世纪末出现,改变了人类进行游戏的行为方式和对游戏一词的定义,属于一种随科技发展而诞生的文化活动”。“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以及网络的逐渐普及,电子游戏已经由单人的简单游戏,发展为双人对战以及目前最为流行的大型多人在线网络游戏。”^[8]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并在文化的创新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九艺术”和“第78项体育运动”都是对其存在价值的直接肯定。而且,“电子竞技(游戏)在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时代下必将占据重要地位,对传统体育形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竞技游戏良好的参与性和体验性也使其成为传播体育文化的重要方式。”^[9]

电子游戏尤其是含有对抗情景的游戏在产生之初,就几乎离不开武术的参与。而有意识地将电子游戏作为一种工具来传播武术文化,显然为时不长。蜗牛武侠网游“九阴真经”与国际武联的合作,以及携手功夫影星李连杰介入电子竞技赛事,标志着这种意识的觉醒。青少年是电子游戏的主要参与者,而电子游戏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繁荣也必然依靠青少年推动^[10]。如果说电子游戏空前火热让我们看到了通过电子游戏传播武术文化的可能性,那么电子游戏尤其是竞技游戏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体育的发展方向之一则让我们对实现这种可能性充满了无限信心。

不过,电子游戏工具本身的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武术文化传播的效果,突出表现为:电子游戏过分渲染了武术的技击效果,游戏中的暴力因素诱导了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倾向,电子游戏尽管属于体育项目但实际上并无强身健体的功能,大量伪武侠游戏(只有武侠之名,而无武侠之实,以及只有武打而没有侠义叙事,武侠只是为了包装的一类游戏)充斥市场混淆视听,网络游戏成瘾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游戏制作者“有一颗侠义之心”,更需要作为文化主体的武术引以为惕。电子游戏区别于现实游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因而在电子游戏中,完全可以将武术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侠义精神等文化内核通过程序语言内化为游戏规则,这样游戏者的游戏过程也就具有了体验武术文化的现实意义。

5 互联网与武术

互联网作为20世纪人类最具创举意义的发明之一,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并深入社会中的几乎所有领域,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决策,也推动着包括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互联网进入中国短短30年的时间内就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 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 894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8.8%”^[11],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也显著影响着武术的普及和传播过程,且是其他技术所不及的。互联网对武术文化传播的影响至少表现为:其一,互联网带来了武术传承方式的深刻变革。传统的武术传播依靠的是口传身授,而进入以互联网为枢纽的信息时代,“每一个传统武术的爱好者都可以把自己掌握的武术文化资源发布到互联网上,同样也可以自由地使用别人传输到互联网空间的资源, 甚至大家可以相互探讨交流, 修改完善彼此的信息或知识。”^[12]其二,互联网在传播武术文化的同时,亦在塑造着新的武术文化形态。电子竞技正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一种新型运动形式,“九阴真经·武林大会”就是电竞浪潮下出现的体育竞技项目,而类似的武术电子竞技游戏还在不断涌现,由此预示着新型武术文化形态的出现。其三,互联网弥补了武术信息和新闻在传统媒体报道中的边缘化劣势。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对武术信息和新闻的报道一直被足球、篮球、拳击等主流运动项目挤压,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更是少见,互联网的出现迅速改变了这种状况,武术赛事、会议、演出、产业等几乎所有关乎武术的信息和新闻经由网上发布迅速传播,并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第一时间为人们所知晓议论,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果。其四,互联网改变了武术产业形态和环境。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的出现,给几乎所有传统营销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武术亦不例外。互联网不仅使得服饰、器械、赛事、旅游、演艺等传统产业可以得到营销效率的大幅提升,还使得新的产业形态——电子竞技(游戏)不断涌现。可以说,互联网正全面“改变着中国武术传播的生态环境,包括文化环境、产业环境和受众环境。”^[13]

然而,互联网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会对武术文化传播产生消极影响,如诚信缺失、管理失控、网络依赖、游戏成瘾、虚假信息、低俗言论等,不一而足。这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言论审查机制缺乏,导致一些武术事件常常引发部分网民之间的相互诋毁攻击甚至低俗言论,这种现象在各种论坛、贴吧以及新闻评论中时常出现。其二是伪武术信息泛滥。比较典型的是2012年时任河北省武术协会副主席的闫某所谓“最强太极推手”(掌风能击倒人)的视频在网上发布流传,后被证明是虚假武术。这类事件对武术的影响极为恶劣。其三是借武术之名行欺诈之实。武术用品营销中的欺诈现象是电商常有之事,而更严重的是借“造星”之名对一些有志成为武术演员的青少年进行网络诈骗活动。因此,我们通过充实网站内容、提高链接有效性、建立外语网站、加强网络监管等手段不断完善互联网工具的同时,更应该警惕互联网给武术文化传播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互联网的工具意义。

6 结语

现代社会高效运行的基础无疑是工具理性,而置于社会大背景中武术亦会受到工具的巨大影响,甚至获得其巨大的推动力量,而武术在当下的发展形势和未来走向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任何技术和工具都有两面性,影视、电子游戏、互联网等工具对于现代武术发展的影响亦具有两面性。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因而要真正发挥出工具理性对武术文化的推动作用,关键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发现,武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产业资源、教育资源常常成为逐利者营利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学校教育、电影、电视、电子游戏、互联网对于现代武术发展的积极意义。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即是说,工具理性应当与价值理性并行。文艺如此,武术又何尝不是这样?而价值理性的发挥,则完全取决于人。由此有必要呼吁武术工作者、从业人员、学者以及每一个与武术有关联的人,都应该首先培养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责任担当,当武术作为主体时,才有可能合理地运用工具,进而实现工具理性的积极意义,推动武术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