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代体育概述

汉是继秦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两汉400多年间,以其宽大的政治胸怀和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互相交流,渗透融合,形成了灿烂辉煌的汉文化。汉代建立之初,汉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广泛组织各种体育训练和比赛,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汉代帝王大多爱好狩猎,动辄举行大型狩猎、百戏活动,鼓励和带动了贵族和平民参与体育的热潮,在全社会形成了尚武之风。

除了汉代帝王和统治阶级的重视,开明的外交政策对汉代体育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些体育项目如跑、举重、骑射、弋射、毕捕、投壶、角抵、蹴鞠等不仅在国内广泛开展,又在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中不断创新。

2 汉代体育兴盛的原因

2.1 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为体育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汉初统治阶级出台了一系列诏令,如赐军吏卒以爵位、招抚流亡、释放奴婢、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汉王朝很快就步入了辉煌的“文景之治”时期。景帝后期,随着生产日渐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口剧增,战争减少,国家的粮仓充足,国库钱币堆积如山。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富足,使得汉代人们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参与体育活动;而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则直接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特别是大规模的体育盛会,更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大型角抵戏汇演就是其中的代表活动,不仅彰显了汉代雄厚的经济实力,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而且也带动了民间体育的发展。汉武帝时期,角抵戏已经发展到全民参与的程度。

2.2 帝王喜好成为体育活动的有力推动

汉帝王大都喜好体育活动,其中参与最频繁的体育活动莫过于狩猎、百戏和蹴鞠。汉武帝出巡各地,必有“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之事^[1]。《子虚赋》中就对帝王畋猎有过详细的描写:“王车架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网弥山。”^[2]汉武帝刘彻最是热衷于此,他在长安城西开辟了上林苑猎场,每次射猎都是“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刘歆《西京杂记》记载:“成帝好蹴鞠”^[3]。此外,帝王爱好的体育活动还有武术,如《汉书》记载汉哀帝“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3]帝王的喜好无形中发挥着良好的引领和示范效应,汉朝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热情高涨,体育项目空前繁荣。

2.3 中央集权制为体育发展提供保障

西汉建立之后,汉帝王进一步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颁布“推恩令”,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对诸侯的权力进行了大幅削减^[1]。在中央集权制下,社会各阶层的各种力量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管理之下,每年的祭祀、军事活动、体育比赛等等都由朝廷统一组织安排,每逢大型活动,周边百里的百姓闻讯而至,一睹盛况。中央集权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开展,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4]。

2.4 豪强地主势力膨胀为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东汉是在官僚集团、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东汉的权臣,甚至东汉王朝的创建者刘秀都是豪强地主。在经济上,他们享有优厚的待遇,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田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等各种经济形态,生活资料一应俱全,俨然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王国,有利于各种体育活动的开展。豪强地主都有自己的武装,开展军事训练,保护自身利益。如《汉书·胡建传》记载:盖主和上官将军的家奴甚至可以“奔射追吏,吏散走”^[1]。不少豪强庄园还有锻冶、制造兵器的作坊。这些都给军事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3 汉代体育文化的特征

3.1 体育依附于祭祀、礼仪,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汉代极为重视祭祀,其中的郊祀仪式(即祀天仪式)被视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汉书》:“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1]在西汉和东汉时期都有比较完善的郊庙冠礼制度。每逢祭祀,都要举行射礼。投壶就是从射礼演变而来,历经不断改进,终于作为一种单纯的体育游戏在汉代实现全民普及。《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宫中“大傩”在秦代的基础上加以改变,活动规模空前:“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皁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5]在大傩的仪式中,不乏“执戈扬盾”等身体活动,显示了体育活动作为祭祀仪式重要构成的存在。

由于对祭祀和仪式有极强的依附性,所以汉代体育活动具有显著的宗教性和一定的神秘性。正如张衡《西京赋》所载:“於是命舟牧,为水嬉······感河冯,怀湘娥,惊蝄蜽,惮蛟蛇。”表明龙舟竞渡具有祭祀水神的作用,其本身也记录着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2]。与之类似的还有角抵。角抵源于蚩尤祭祀,而著名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则又详细记录了东海黄公与白额猛虎搏斗的故事。从上古社会一直到汉代,体育活动始终作为祭祀和仪式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成为古老汉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播载体和表现媒介。它无法脱离祭祀和仪式而独立存在,也必然同其母体活动——祭祀和仪式一样,具有浓厚的宗教和神秘色彩。

3.2 与军事活动关系密切

扬雄《长杨赋》中写到羽猎的真正作用:“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柞,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2]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经常进行军事演练,才能做到居安思危。因此,经常在丰收时节举行校猎,可以训练士卒,提高士卒身体素质,加强团结协作的作战能力,以为战争之需。《羽猎赋》:“移围徙陈,浸淫蹴部,曲队坚重,各按行伍。壁垒天旋,神抶电击,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得过,军惊师骇,刮野扫地。”^[2]也显示参与田猎的主体为军队,军人通过捕猎鸟兽来锻炼军事技能。

3.3 体育活动具有季节性特征

“天人合一”“顺天应时”是中国古人倍加推崇的行为准则,上至国家的祭祀、出征,下至个人的劳作、养生,莫不如此。汉代的体育活动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汉代大型的狩猎活动最能体现季节规律。如杨雄《羽猎赋》载:“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万物权舆于内,徂落于外,帝将惟田于灵之囿。”^[2]表明狩猎应避免春秋季节而应在冬季农闲时节,因为冬季动物膘肥体大,且大多无身孕,不至于破坏生态平衡。

秋射也是特别能体现季节性特点的一种箭法比赛活动。秋射源于军事演习的“都试”。《汉官旧仪》记载:“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厥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诣课试。”^[3]又载:“八月,太守、都尉、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汉官解诂》曰:“旧时以八月都试,讲习其射力,以备不虞。”^[6]可见,都试多在八月,所以箭法比赛也往往安排在秋天(“立秋择吉日”),故名“秋射”。秋射与都试安排在秋天,意在与“貙膢之礼”的大型祭祀活动时间吻合,因为“貙膢之礼”中就包含了射猎野兽的内容。

3.4 体育活动队伍庞大,拥有不同阶层的体育文化传播者

司马相如《上林赋》:“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车骑雷起,殷天动地。”^[2]从上足以窥见当时车千乘、马万骑、惊天动地的狩猎盛况。汉代大型狩猎活动规模宏大,帝王、权臣、贵族,甚至平民都广泛参与。狩猎在彰显汉代社会富足安逸的同时,也是凝聚社会力量、巩固汉王朝统治的一种手段。汉代体育活动已经十分普及,各个阶层都开展不同形式的体育活动,如宫廷里有射艺、格斗,军队中有马术、射箭及各种跑步类活动,民间有角抵、飞丸跳剑、博弈等。

3.5 体育项目种类繁多,具有地域性和创新性

汉代体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刘秉果、赵明奇把汉代体育分为:导引、骑射、空手入白刃、武术、举重、击剑、蹶张、斗兽、长跑、龙舟竞渡、钻刀蹈火的技巧、倒立、马术、蹴鞠、角抵、毕捕、戈射、投壶、钓鱼、戏车等二十类^[7]。韩养民把汉代体育分为:足球、击剑、射箭、摔跤、赛马、六博、围棋、弹棋、投壶、导引等十类^[8]。通过研究汉代百戏、军事体育的历史,笔者认为可将汉代体育分为气功表演类、举重类、武术类、体育舞蹈类、射艺类、骑术类、水上运动、导引、棋艺、蹴鞠、田径等类。

在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格局下,汉代实行了开明的外交政策,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活动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项目,地域特色的体育文化格局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如角抵,在这一时期就出现了不同的地域风格的变种,有南方无固定抱法和有固定抱法的赤膊角抵,有北方的摔跤,以及华北的化妆角抵等。《西京杂记》中“三辅人俗用以持刀为戏”的记载,说明汉代的角抵戏中有了持兵器的对打,汉代角抵至此发展成为融舞蹈、杂技、幻术(魔术)、马戏、武术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远传到西域、大秦。

4 汉代外交中的体育文化现象

4.1 汉代与周边民族之间的体育交流

中国自秦代开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汉政权建立后,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中,汉和匈奴的关系较为复杂。匈奴地区体育活动形成与其生存环境有关,“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1]可见,匈奴人的体育和军事技能是从儿童时代就开始练习的,因此匈奴士兵天生强壮勇猛,好骑善射,这为后来汉军训练士兵所借鉴。西汉开辟“丝路”,成为汉代外交的重要成果。此后,大规模引进游牧民族的良马,并学习借鉴匈奴骑射之长培养军士,最终利用长途奔袭战术来主动打击匈奴。可见,在对匈奴的对外交往中,骑射等军事体育成为重要内容,其克敌制胜、打击敌人的军事目的也极为明显。

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汉与周边民族多元体育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与融合。汉初君臣多为楚人,这对楚文化在关中地区的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汉初年,楚舞、龙舟竞渡等楚地体育项目逐渐传入关中。汉帝王好蹴鞠,蹴鞠也就成为汉代社会的普及性项目,并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随着“丝路”的开辟及军队远征,蹴鞠也远播海外,《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女子喜“蹋鞠”,或可作为蹴鞠对外传播的佐证。

同样,周边民族的体育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汉人地区,金日磾初至汉庭,输黄门养马,后被汉武帝拜为马监,对中原马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则带来了匈奴的摔跤技术^[1]。

4.2 汉代与外国之间的体育交流

在汉代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局面下,中外之间的外交日益频繁,中国的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着深度交融与双向传播。《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1]汉武帝时期,由汉朝廷派出担任海外贸易的译使和应募者,携带黄金、丝织品等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途径数国,互赠礼物,成功完成外交任务。都显示了当时外交活动的兴盛,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体育外交的内容。《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东沃沮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而乐浪人“能步战,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1]矛是中国古代兵器,途经朝鲜半岛再传到日本,皆为中外体育交往的产物。此外,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宏伟的长安平乐观召集外国使者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宴会百戏,除中国艺人表演本国体育活动外,还包括罗马的“鱼龙曼延”“吞刀吐火”,缅甸的“都卢砀极”,印度的“水人弄蛇”、养生术等等。

两汉时期,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欧生活着许多民族,主要有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等国。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汉代的蹴鞠、投壶、角抵等迅速传至西方,西方的舞蹈、杂技和其他体育项目也相继传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内地的文化娱乐生活。据《汉书·张骞传》载,汉武帝元封三年,黎轩、条支(古罗马)等地的杂技随安息使团来朝。《史记·大宛列传》:“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其盛益兴,自此始。”这种交流,客观上是有利于提高体育文化水平的^[9]。

汉政府给予外来使团隆重的招待,为他们举行大型饮宴、狩猎、百戏等活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1]如成帝于元延二年冬,邀请在长安城的胡人、外国客商、使者,到上林苑参加“外交射猎大会”,“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入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1]这种惊险刺激的狩猎活动,是汉朝和周边国家进行外交的重要手段,要战胜凶猛的虎豹和矫捷的狐兔,要求斗士具有健壮的体格、娴熟高超的武艺、敏捷的身手和惊人的速度。空手斗兽对我国古代的格斗、摔跤等武术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汉与朝鲜、越南、印度、缅甸、印尼、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外交甚为密切。公元一二〇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献乐及幻人”,以及由古代中亚安息国传入的“安息五案”等,都进一步丰富了后来汉代的杂耍百戏。

5 汉代外交活动中体育的成就

5.1 丰富体育项目

强盛的有汉一代,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极具影响力和吸引力。汉代的体育在与周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也不断丰富和繁荣,不仅表现为体育技能日趋精湛,更直观地体现在体育项目不断增多上。从前文相关学者对汉代体育项目的归纳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体育项目数量相当可观,其中既有汉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如导引、武术、棋艺、蹴鞠、投壶等,更有很多少数民族和国外的体育项目,它们随着各种外交活动不断引进、整合并最终本土化,如骑射、走索、翻筋斗、飞剑跳丸等。

5.2 维护稳定,巩固政权

汉代立国之后,对内发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对外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族侵扰;同时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政策,不仅遣使出访各国,而且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多元文化。特别是西汉都城长安,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南北交通枢纽,形成了集游牧文化、巴蜀文化等于一体的文化中心。这种文化开放包容的政策,成就了当时体育的大融合局面;反过来,体育又在内政外交方面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功能,它以一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承担着政治、外交和文化等诸多内涵,在丰富汉族人民文化生活、提高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及与周边各国、各民族之间和平团结和维护边疆稳定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5.3 促进民族融合

汉代体育中最典型的就是百戏。而“百戏”之称,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民族融合的特点。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掸国王雍由调······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1]可见幻术来自于波斯。《汉书·张骞传》载:“大宛诸国发使······以大鸟卵及犂靬眩人献于汉。”师古曰:“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本从西域来。”^[1]《史记·大宛列传》中也记载了百戏中“安息五案”的引进过程,“安息五案”后经汉人发展改进,形成了东汉时期的“掷到叠案霁”。在《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有关于蹴鞠的记载:“中人蹴鞠于西地,蹴之以为乐”^[10],显示了中原汉人在西域各地身体力行地传播蹴鞠的情况。应该说,汉代的民族融合造就了体育的繁荣昌盛,而体育本身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也在自身的交流之中推动着民族的大融合,二者互为促进,共同缔造了一个强盛、开放、包容的汉帝国。

6 结语

汉朝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帝国时代,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在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条件下,朝野上下体育活动蓬勃发展。再加上两汉时期开明的治国策略使得各民族相处融洽,汉王朝和外国交流频繁,也助推了汉代体育走向繁荣。

在汉代活跃的外交活动中,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重要的外交手段和载体。与此同时,体育也借助外交活动既向域外传播、发扬光大,又兼收并蓄、不断创新,最终形成了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全国普及的发展盛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