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以下简称“国家体总”)的前身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于1952年在北京成立,当时的行政级别为正部级,属于国家的重大行政类部门。国家体总沿袭的是前苏联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体育政策的规划者,并负责组织高水平的竞技活动,还兼顾全民健康的若干工作。新时期以来,受到世界主流国家体育体制的影响,国家体总的功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由国家体总主导的奥运争光战略思想逐渐显现出退位的迹象,国家体总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群众体育倾斜。然而,中国的主流宗教依然缺位,国家仪式与国家精神的建设也不太稳定,国家的偶像建设制度暂时缺失,国家体总在短时间内尚无法彻底放弃竞技体育优先论的策略。

1 全民性的战争思维强化了国家体总存在的合理性

国家体总属于中国的部级机构,它出现在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内已然显示出其明确的制度化的创造性,因为其自身便是一种国家机器中的创新性机构。帝制时期的中国并未有一种类似国家体总的机构。汉唐及宋元明清各朝代中也从未有过主管体育或身体行为的部门。清朝有教坊司、南府、景山、承平署,也仅仅管理和体育略微相近的戏曲,并无真正的体育类管理机构。在整个帝制时期的江湖社会中一度存在杂技、武术、戏曲、幻术之类的娱乐活动,也有假托神异现象的各种形式的民俗性表演活动,但这些活动并未纳入国家机构的管辖范畴内。中国的武科考试制度可谓一种将民间身体活动纳入国家机器关注范围之举措,但也仅此而已,其他的身体性、表演性和娱乐性活动全然属于一种民间活动,未曾列入国家机构的管辖范畴。

说到中国的武科考试,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汉成帝元延元年曾发布诏令:“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诏曰:‘乃者,日蚀星陨,谪见于天,大异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见于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1]一般认为,汉成帝所说的“勇猛知兵法者”就是高级武人,而举荐武人的行为便是后世武科考试的雏形。隋朝为中国科举考试的始发王朝,隋炀帝曾于公元607年下诏:“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周称多士,汉号得人,常想前风,载怀钦佇。朕负扆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而汇茅寂寞,投竿罕至,岂美璞韬采,未值良工,将介石在怀,确乎难拔?永鉴前哲,怃然兴叹!凡厥在位,譬诸股肱,若济巨川,义同舟楫。”^[2]隋炀帝对武将的选拔方略与文官同。“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2]唐代则天朝始设武举考试,选拔武人为国效力。《唐会要·兵部侍郎》记载:“长安二年正月十七日敕: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3]《新唐书·选举志》对武举考试的科目有详细的记录:“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4]明清时期武举考试已成常态,但武举不仅人数不多,且社会地位也略低于同级文人。明清两朝科举归礼部管理,而礼部还须管理祭祀、教育和意识形态,武科考试仅仅是礼部管理的很小一部分内容。

仅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考量,现代中国的国家体总完全属于一种带有创新性的职能部门,国家体总演进到21世纪时,已容纳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内涵。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种强大的仪式活动,它本身就具有医治大众心理创伤之功效。经过如此大规模仪式活动的浸润、辐射与过滤后,中国人对“东亚病夫”一词的感受度趋于消失,然而,随之而至的现象给人带来了更大的思考空间。2008年北京奥运会刚一结束,中国民众就表现出了对规模浩大的体育盛会的不适应感。民众几乎在一夜之间将体育的国家治疗价值遗忘,而执意强调其娱乐、健身和艺术欣赏的价值。人们开始大声疾呼,进而质疑起了举国体制存在的合理性。

质疑中国举国体制的声音不可忽略,其中蕴含了一定的合理性。“遥望2008年举全国之力铺排的体育盛宴,今天的诸多不协调实在很刺目。中国体育曾经作为中国计划经济和陈旧体制的典型而屡遭诟病,但它似乎还要在畸形制度的推动下坚持走到2008年。”^[5]人们在此几乎全然遗忘了大型体育赛事的仪式治疗功能及其对中国的独特的超体育价值。中国社会的极端主义元素仍在发挥作用,人们一时也找不到更为稳定的文化镇静剂。质疑体育大国策略的理由也很充分。体育赛事固然有治疗人的内心疾患的作用,但在人的心理疾患治愈之后,没有人会对治疗手段产生太多的依赖性。体育的心理治疗原理很简单,即利用象征性的征服代替实际的征服,以虚拟的战争代替真实的战争,以假设的胜利代替真实的胜利,借以对原先冒犯过自己的人实施虚幻的报复。其实,仪式治疗的原理与戏剧治疗相同。爱尔兰人类学家泰特罗曾说:“(戏剧)能够让我们窥视我们的常态视阈之外的力量,揭示我们隐秘的恐惧,使不可知不可见的东西具体化。然后它就能够游移于私人疗法与社会、集体的精神疗法之间。”^[6]由于国际性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变,中国人在近代曾经遭受过重大挫折。当年的中国社会正面临三千年一遇的大变革,当一切新鲜的事物降临之时,人们无法找到代替安全感的最佳方法。正因如此,即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仍旧无法摆脱真正的心理恐惧,中国人在完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所有的精神恐惧会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

德国学者恩格尔曾指出,德国虽然战败了,但精神并未丧失,公民的共治意识保留得也较为完整;但中国不同,中国在历史上是由多个王朝统治的,且异族统治的历史很长。新王朝的出现很可能会更新一种社会气象,但新王朝统治者无法消弭对国民的不信任感。恩格尔认为秦国的大统模式一度压制了地方自治权力,剥夺掉了民众的独立人格。党派、家族、异族联合起来对付公民,导致中国人的公民权益流失。质言之,数千年来频繁的王朝更迭抬高了中国人用于忠诚、信任、仁爱教育等方面的成本,并导致全民性的看似永无治愈可能的各种心理危机症。如果说中国的体育治疗之道是一剂猛药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消亡更是一种巨大病灶,且绝非任何行政性的药方可以根治。由此可见,中国人无法忽视竞技体育的仪式治疗功能,中国人拿起竞技体育作为治疗国民信任缺失症的方法已见成效。

2 负面性战争记忆成为中国人接受体育仪式治疗的动因

仪式治疗的本质是表演治疗,而表演的本性则是模仿。具体而言,体育赛事的治疗原理来自对战争的模仿。潘忠党认为:“战争是最基本、体验最深、在符号表现系统积淀亦最丰厚的人类活动。因此,战争活动所赖以组织和开展的类别系统、空间与时间的建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就成为我们思考和表述其它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的隐喻式概念系统。”^[7]换言之,战争可以给战败国的民众带来终极性创伤记忆,也可以给战胜国的民众带来终极性自豪感。当一切的心理治疗手段统统失效之后,战争便成为了断一切纠结的终极性手段。事实确实如此,二战以后,中国人对美国、苏联人并不敬畏,因为中国在二战前后并未输给美国和苏联。美国在二战以后发动的很多对外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但输掉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主要对手均是中国。中苏珍宝岛一战,也以中国胜利而告终。胜利后的中国军民一直有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恢复正常心理奠定了基础。

相对而言,中国人反倒对日本人存有一定程度的崇拜情结,中国人既崇拜其工业产品,又崇拜其治国之道,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自身关于战争的记忆。中日近代以来曾经有过三次大的冲突,中国从未在其中任何一次冲突中获得过完全的胜利。其一为甲午战争,中国完败。其二为北伐革命时期日本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中国人再度受到巨大的伤害。其三为抗日战争,中国虽在美苏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但日军死亡44万,中国军人死亡390万。仅从军事角度看,由于中日之间在武器装备、军人素养以及战争组织力、军人斗志等方面差距巨大,中国军人处于绝对劣势。中国军人在抗战正面战场上从未获得完全的胜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极结果的视野上考量,中国可以说取得了胜利,也只能说是一种在外力支援下的惨胜,这一种惨胜带来了极难逆转的后果,其后续效应一直延续到当下。

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人的战败综合症及其后果。先从战争学的角度看问题。战争可以提升战争获胜国国民的绝对自信力,也可以压制战争失败者国民的民族自信力,并使其产生看似永无休止的精神自卑症、判断力混乱症以及情绪失控症。中国人的心理自卑症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以后的中国人一味纵容、推崇、追捧西方价值观,它直接导致中国长达百年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具有合理性。姚国华认为:“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点化,大家都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8]中国的启蒙主义一度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前奏,并促成了社会巨变,而参与其中者不乏严复、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历史人物,但是,在新国粹主义者看来,启蒙本身带有西方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更是一种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误读、误解和歪曲之后果。“德语中相应于‘启蒙’的词是‘Aufklaerung’······它指的是自我成长、自我发育、自我进步的过程。但是,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基于认定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黑暗、落后的,需要用外面的光芒来改造自己。说穿了,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8]在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潮流中,中国人自觉地将启蒙当作一种提升自己国家进步的必由之路。“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这种启蒙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平庸,并因此被动、挨打。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8]由此可见,启蒙主义在中国的风行其实是近代中国连续战败的结果。以其战败,始见蒙昧。战争具有终极性地解决所有纠结之功能,中国人在百余年漫长的时间内很少考虑启蒙的不合理性,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思维经历过剧烈的战败仪式的定向压迫,人民暂时性地失去了文化记忆力,丧失了自然而健全的判断力。

战争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国民获得自强感、优越感和自然感,也可以使一个民族失去平常心、判断力和绝对理性。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和日本各有一部分人都将对方看成是欺软怕硬的民族,且认为是该国的国民性使然。1960年代以后,部分西方人以及诸多的亚非拉民众开始崇拜毛泽东及其思想,主要原因在于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中国军人多次取得了对美、苏的规模不等的战争之胜利。战争是一种参与者投入绝对力量的终极性较量,充满了极端化的刚性元素。战争大多以征服为结局,其直接后果极为严重,因为被征服者一定要强制性地崇拜胜利者,否则就会遭受更大的压制。这是一种令人无法释怀的时空节点,中国人一度经历过那看似惊魂的一幕。

历史无法复制,更无以假设。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军人仅仅击败过美国军人和苏联军人,却因为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所谓的永不参战的国家,而没有遭到中国真正的军事清算,导致日本人对华始终不敬。二战以后,有日本政府背景的人士反复参拜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其中的原因便在于中国在近代以来从未在正面战场上真正彻底地战胜过日本。相反的例子也很多,21世纪的俄罗斯,其经济实力远逊于日本,其综合国力也弱于中国,但日本绝对无心用军事手段要回北方四岛,因为日本军人在二战中被苏联彻底击溃,战争的创伤记忆给日本人带来了崇敬苏联人、膜拜美国人的直接后果。历史还在给迷茫于战争棋局中的人开玩笑,人们在祈求和平与向往战争的怪圈里难以自拔。

战败后的中国人出现的集体性的判断力丧失症、激进主义症、思维混乱症,都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本体。而要恢复一种常态化的思维,则需要强大无比的仪式治疗活动。这种活动绝非寻常的甜蜜性、温和性、轻柔性的节日类仪式庆典,而一定是一种征服性、复仇性和压制性的仪式,于是竞技体育就成为治愈中国人集体心理创伤的一种必然选择。

3 国家体总是治疗中国人近代以来心理疾患的主导性机构

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存在于世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它超越了人们的预期,干预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走向,还在行政体制上引发了一场革新运动。质言之,国家体总诞生的学理基础极为简单而直白,中国人一直有一种对仪式治疗的渴求情怀。潘忠党曾引述过美国社会评论家苏珊·桑塔戈对于战争隐喻的观点:“桑塔戈指出,现代西方医学往往采用军事词汇或概念来谈论疾病,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军事概念的泛化和具体应用使得医学思想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疾病是由表征和造成这表征的‘入侵’之微生物或病毒组成的,西方现代医学界的思维取向是首先要诊断,即通过‘侦察’的方式确认入侵之微生物和病毒,其次要医治,即通过药物组织起防御和进攻力量以抵御入侵,维护健康肌体,并击败入侵者,必要时可以采取手术放弃已被侵蚀的肌体部分。”^[7]桑塔戈进而认为:“造成艾滋病入侵者体积极为微小,不过是针头之一万六千分之一······,人体免疫系统的侦察兵,巨噬细胞,侦探到这一微小异物(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存在,立即警报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立即动员大量的细胞建筑防线,其中包括生产出抗体对付外来的威胁。但是,艾滋病毒一意向前,置其前进道路上的血细胞于不顾,避开迅速前行的防御者,而在免疫系统的中枢协调器,名为助手T细胞中安营扎寨······”^[7]桑塔戈虽然谈论的是医学上的战争隐喻,但在身体学的意义上,战争与体育也具有类似的关联度。战争为生死之道,隐含有身体存失之重大主题,人们无法摆脱战争、身体、竞争、竞技之间所构造出来的一种紧张状态。

如果说医学是一种对战争本体实施身体性治疗之手段的话,那么,体育仪式则是一种治疗由战争负面后果带来的心理疾患的最佳方式。正因如此,还须简要陈述一下中国近代历史。中国是一个地理与人口大国。中国近代曾经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两次鸦片战争过后,中国政治制度的滞后性完全暴露出来,中国从此沦为一种管理手段僵化、政治体制落后、大国地位跌落的国家。有关帝国衰微、人民受辱、国土流失的记录比比皆是。在此历史境遇中,很多中国人对本土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以及信仰体系失去了兴趣,更难说崇敬。然而,当民族宗教或教化思想隐退之后,中国国民的自卑感猛然强化,人们开始将对外界事物的反感转化为对本土文化的怨恨,中国人在百年的近代史中开创了一波又一波异常剧烈的社会变革运动,人民不断地撕裂自己设置出来的精神创伤。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导致了中国人有更强的证明欲,而西方世界就是被认可的客体、模范、仲裁者,所以中国人很快就在制度、信仰、理念等方面全面屈从于西方的强势世界,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悲叹的现象。在一些反思意识鲜明的中国学者看来,中国的反封建、启蒙以及现代化观念都属于一种文化误区,文化误区只能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反常态化的心理状态,并最终给国家的社会机制和文化传统带来不可逆的损害。

中国人在近代以来由于战败而丧失自信力、判断力和常态思维能力的后果极为严重。面对多灾多难的国家,个人与群体、民族与部族,一律失去了常态化的心理秩序,于是,大型化、全民性、举国性的心理治疗事宜立即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每一个群体或个体在医治心理创伤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随着仪式在心理治疗中研究成果的积累,仪式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新手段也越来越被心理治疗师接受。各文化中众多传统仪式历经几世纪以来的检验与修正,可谓是心理技术学的大汇集。”^[9]仪式有许多功能,仅在治疗意义上看,它是一种人类社会特定族群实行灵魂或精神自救的方式。通常而言,自卑情结是竞争的产物。竞争是一种特殊的场域,在此场域中,如果不想将自己放置到弱者的地位,就必须时时刻刻成为强者,而快速且永恒地变成强者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带有虚幻性的宗教式想象,比宗教式想象较为弱化一些的方法则是带有远古巫术意味的仪式。“巫术仪式实际操作中包含的积极心理暗示、增强人们心理的控制感等一些灵活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可以在心理治疗中运用。”^[9]所有带有远古巫术意味的仪式都是一种假设、想象以及虚拟之物,因为虚幻性地宣告一种强者心理成本很低,且效果极佳,而如此理想的心理、文化和社会自救的方法一定是一种胜利仪式。

体育类的仪式治疗具有巨大性、震撼性和超凡性。这里必须说到毛泽东思想。因为在作为胜利仪式的竞技体育出现之前,中国人一度将那种仪式治疗的主体移植到中国的开国元首的层面。仪式的媒介是崇拜心理。在精神现象学的角度看,人们崇拜国家元首和崇拜竞技明星的原理大体一致。中国的体育和中国的开国元首一度都是一种世俗性和非世俗性结合体。

须从新中国的开国元首及其体育观和文艺观说起。新中国开国元首的人格和国家体育与文艺发展状况直接相关。探究过中国体育与文艺政策发展历史的人会很容易发现,毛泽东思想一直是建国后中国体育与文艺政策的策源地。解读一下毛泽东思想就会同时析出中国现代体育与文艺政策的基本风貌。中国现代体育理念的中国化源头即为青年毛泽东的动斗思想。青年毛泽东热爱体育且精力充沛。他曾于2017年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提出了“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思想,此思想又延伸出后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之理念,这种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毛泽东从崇尚竞技到回归健身理念的真实思想情态。毛泽东研究体育理论的起点很高,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一样,有一种化繁为简的内质,其思想维持着独特的贯穿力。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部分体现在他的革命思想方面。毛泽东的思想主线即为一种动斗哲学。李泽厚在评述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时曾说:“‘动’是‘豪杰之士’的‘人格之源’,一切外在的束缚、阻碍,都将被和应被这‘动’的‘本性’所排除、摧毁。正因为认定‘动’是宇宙本体和人格本性,所以一方面注意任何现象、事物、对象的变化性、相对性和二重性;另方面则强调自我主体的活动性、斗争性。”^[10]青年毛泽东的动斗思想决定了他在日后的对敌斗争中可以灵活机智地展开各种非常规的战争想象。一种简单的动斗思想可以延伸出复杂的战争哲学,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种特殊的内涵。“贵我,勇斗,······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自觉意识和理论主张,也是他身体力行、锤炼意志的行动指南,并日益构成他的个性人格特点。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毛讲的这种‘动’,首先是体魄性的活动,即个体的客观身体活动,而不是心动,不是心灵性、精神性、思辨性的活动。”^[10]在毛泽东的充满复杂性、挑战性和传奇性的一生中,其动斗哲学并非一种抽象的玄思,而是一种不断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事实。

毛泽东的动斗思想一直为诸多人士所欣赏。李泽厚曾论述:“对毛来说,体力劳动和体力活动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生存需要,以致使他具有不从事体力活动即极不愉快的身心感觉。这一点,很不简单,值得重视。毛青年时代坚持游泳至老不变的著名事迹,就不仅是自觉磨练体力、意志的问题,而且还表现了要求在这种体力、意志的展现中,来获得最高的人生快乐和审美享受。”^[10]抗美援朝战争展示出了毛泽东动斗哲学中最大的亮点。无论抗美援朝的原始动机如何,但从仪式治疗的角度看,抗美援朝的积极作用堪称巨大。时至今日,毛泽东的动斗哲学虽然失去了其在战争年代的活力,却在中国的各种政策文献中以别样的面貌呈现,且对当下中国的体育和文艺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贯穿和辐射作用。仔细分辨就会发现,中国人在1949年到1977年之间面对的主要社会和文化问题并非失去了民族自信力,而是属于经济、文化贫乏和思想上的激进主义之类。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并不缺乏所谓的自信力,那种自信力虽然带有虚幻性,却在中国人的思维深层真实地存在过。随着毛泽东思想退出信仰领域,中国人的信仰开始出现巨大的虚白之状。从信仰填充、精神自救以及教化自主的视野上看,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强大的仪式主体其实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主流思想退位后的替代品。两者所播扬出来的精神的强大感、寓意的征服性和信仰的震撼力都十分相似。两者都构成了一种宏大仪式,一种是想象的仪式,一种是视听的仪式,两种仪式都具有治疗中国人百年战争创伤之功能。质言之,作为信仰的思想和作为胜利符号的仪式皆有治疗人的精神自卑症的功能,历经百年患难境遇的中国人无法抗拒那种精神的诱惑力。

4 结语

国家机构的存在意义具有多元性,而其主导性的功能在于顾全本民族的集体利益,其中包括对本民族精神和物质灾难的排解性功能。任何一个健全的国家管理机构都会将促进社会进步当作工作重心,而一个罹患各种集团性综合心理疾患的国家机构的主要职能则必须与之不同。在国家仪式匮乏的前提下,中国的国家体总仍然担负着构建国家仪式、为国民寻找精神家园的超凡功能。现代中国人大约生活在两种极端性生活方式的中间状态。高强度的体育生活唤醒了中国人的刚健意识,而非贵族化的生活习惯又将很多中国人置于一种过度简单的生活轨迹中。中国人在进入真正健全的社会之后,国家体总的历史职能方可完成。换言之,在当前的境遇中,国家体总所具有的仪式治疗功能还将长期有效,且在不远的将来有望得到更为细致化、分解化和类型化的改良与强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