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体育是近代身体主义潮流崛起后的产物。在近代化的身体主义觉醒的旗帜下,现代体育正在播扬一种浩大的身体主义的讯息群。今天的体育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拯救大众、媒介乃至国家的力量。然而,中国的体育人群体大体一直处于一种非常性的状态,大体而言,属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人群。造成此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但主体原因还在于儒家文明中一直隐含着一种尚简朴、废奢靡的传统精神,中国历史上并无严格意义的体育人,而与之类似的则是游戏人,中国的游戏人群体并非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其所遭受尚俭的中国士人集团的歧视便在所难免。中国游戏人约略与遭受废黜的中国武士属于同一类型,两者的合体构成了中国体育人的前身,而探究中国游戏人的前世今生,可以窥探到中国体育人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1 游戏精神的缺失导致中国体育人的地位下移

彻底厘清体育在人类生活中的世俗性和宗教性的功能十分困难。因此,只能将其放置到一种微观的、具体的、可控的范畴内探讨。体育在很长的时间内被人放置到了教育领域。当今中国的体育院校以及设有体育院系的综合性和师范类大学大体仍将体育学当作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体育和教育的关系应当从游戏学的领域谈起,或可将其作为沟通两者的媒介。按照世俗性和非世俗性的原则来划分,教育可以分为世俗式教育和宗教式教育两种,两者用途各异,且利弊互见。眼下中国无国家宗教,因此也就无国家宗教教育,但中国历来是以教化代宗教,中国目前的政治课就是类宗教或教化教育的衍生物,而中宣部、文化部乃至体育总局都肩负着类宗教或教化教育的功能,这里呈现出中国独特的文化镜像。

宗教或教化教育是框限人的想象力的,加之中国教化教育的无神论背景,导致中国人在想象力方面略显欠缺。换言之,现代中国人较为普遍地不善于想象,更缺乏以想象力为支点的创造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理念和宗教理念并未完全分离,教育和教化的界限依然模糊甚至完全混同。大致而言,人的一生中必须认真对待学习事宜。人和许多动物一样,必须通过学习才可以掌握生存之道。但是,人的学习要比任何动物的学习更为复杂。人的学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世俗性学习,用于掌握生存与生活技能。另一类是宗教式学习,用于优化、改善与族群、社会以及大自然的关系。那么,体育是属于宗教学的范畴还是世俗性范畴?回答此问题一向十分困难。质言之,当学习变成一种宗教活动后就会扼杀掉学习过程中个性化干预的自由与活力,学习的资源就会变成一种强直性资源,从而导致学习的宗教性和学习的世俗性的严重粘连现象。顾准曾说:“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1]其实,顾准并未看清楚中国的一元主义内在的宗教性、教化性和强直性内涵。体育的道德教化功能不仅已然存在,而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体育的道德律就隐含在体育自身的理性化层面。古特曼曾说:“不管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说过什么,所有的动物都是不平等的。我们如何将打猎转变成一项现代运动呢?答案当然是创造一个‘动物’,即一个目标,让它来充当所有动物们的平等体的代表。这个目标是标准大小的,它站在一个地点上而且也不会咆哮。利用这一目标,我们可以将打猎理性化成射箭或者射击。利用一个目标,理性化是所有体育项目发展的关键。射击一头牛可能比射击一头牛的眼睛更令人满意,但是却更不现代。一个类似的理性化过程是将骑兵的腾跃上马的动作转变成了现代体操运动员的鞍马跳。”^[2]46体育是对远古野蛮竞争时代的一种超越,其超越的标准就是以仪式化的竞争代替真实的竞争,它彰显了体育的道德内质。中国的情况也一样。“优秀运动员其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其礼仪道德的表现是近年来国内外不断挑起的话题······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体育仍游离在‘器’,还未进入到‘道’······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教化调节这个价值取向。教化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最高’样式,渗透在人类各个领域,构成一种‘软性伦理’。”^[3]新中国是建立在儒学完全失去法定意识形态地位的前提下的,而失去旧有的意识形态必然要填充上新型的意识形态,其中的一元主义统治论则会自然呈现。

尚须回归到文化的领域看问题。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农耕文明时期,农耕文明时期的人很难崇拜纯休闲性质的身体及其运动方式。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农耕文明也在培植自己的宗教传统并强制性地让青年一代人学习并遵从某种教义。“这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死板、平庸、劣质。”^[4]农耕文明的主流思想显然不太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发展理念。在丧失了自然想象力的前提下,中国人的创造力只能成为主流教化思想之外的异类,受到主流教化思想的排斥、压制与覆盖。

儒学本身并无过错,儒学的教义化格局所构成的歧视游戏之现象则为害很深,它在极端性压制中国人的游戏精神的同时,也将中国人的创造力一并遏制下去了。胡伊青加说得很清楚:“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活跃着某种游戏因素,这种游戏因素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很多重要形式。游戏竞赛的精神,作为—种社交冲动,比文化本身还要古老,并且像一种真正的酵母,贯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仪式产生于神圣的游戏;诗歌诞生于游戏并繁荣于游戏;音乐和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源于宗教性竞赛的语词和形式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都是在各类游戏中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处于最初阶段的文明乃是被游戏出来的。”^[5]222由此可见,人的创造力来自游戏,而游戏属于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中国的世俗式教育一向鼓励个体思想和独创性价值。相反的情况也在呈现,人类社会的稳定性能量来自宗教教育,但从终极意义上考量,宗教式教育压制任何独创性思想和价值,它使得中国人的创造力几乎进入停滞之态。国家体育总局所倡导和管控的体育绝非游戏式、身体式、个体式的体育,而是一种道德式、宗教式和威权式体育,它的主体价值体现在维护社会稳定之功用,换言之,它是一种稳定性社会能量而非创造性社会能量。

胡伊青加认为任何人甚至动物都有游戏的欲望、自由和权力,它构成了人类智慧的原创性源头。“无数旨在界定游戏生物学功能的企图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游戏的起源和根据被一些人说成是过剩生命力的发泄,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某种‘摹仿本能’的满足,或者只被描述为对松弛的‘需求’。根据某一理论,游戏就在于训练幼仔以适应为日后生活所需的严肃工作。在另一种理论看来,游戏是要训练对个人必需的约束。”^[5]2中国自然人的游戏精神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无明显的差异。古代中国大体由士人、庶民、僧侣和流民组成,他们的游戏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士人历来有游学的传统,而中国的纵横家几乎就是浪迹江湖的社会演说家,中国庶民也大都爱好到山水佳绝之处逗留,中国的僧人一直有游走四方的习俗,流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游走。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和全世界崇尚游戏之道人士的精神暗合。游学、游玩、游方、游走构筑了中国的游戏人群体和文士集团共有的乐趣,然而,游戏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即便对富裕人士而言,终生游戏的生活方式也很难实现。游戏的本质是自由。游戏的理想受到现实困境遏制之时,人们只能将其转移到另一种领域,现代人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力大多依靠文学、电影、电视等媒介得以实现。

从中国士人精神的发展史角度看,中国士人的游学与僧人游方、官僚游宦一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活力机制。游戏的理想未曾脱离中国士人的生活传统,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直潜藏着一种鼓励民众蜗居不出的动能。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6]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理解体育生命价值乃至体育精神方面的差异:西方18岁的成年人就须离开家庭独立生活,这种习俗与狮子、老虎、豹子、狼等猎食动物一样;中国的儒家传统将孝顺当作一种至高理想,追求数代同堂传统的中国人一度将无视父母而独立出行的现象视为不孝,而不孝在古代曾是一种可以入刑的重罪,而非道德层面的失德现象,这种生活方式和羊、马、驴、牛之类的食草动物更为接近,由此可知,儒家的教义中蕴含有深刻的“羊”性元素,而无“狼”性元素。因此可以推衍出这样的价值递减效应,中国的儒家伦理更崇尚善的价值,或以善为价值核心;而西方人尊重恶的本原性,崇尚恶的合理性。在此意义上观照,中国人更逼近道德完美的神,而西方人更近似非道德的人。在低端的道德价值体系里,中国人近似人类,而西方人则近似兽类。游戏和尚武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一个“羊”性民族也可以活得很安静,但是一旦遇到“狼”性民族,其败灭之态就毕现无疑。中国人的“羊”性民族的内在标志便是对类“狼”性人士的绝对歧视,中国的职业游戏人中一度包括了武士群体,但是在儒家文化的打击下,这些人无法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中国体育人是中国武士的精神后裔,但这样的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获得合法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一直寄生在低端化的社会环境中。近代西方人主张的扩张主义和中国恪守的保守主义在此得到了正面性的解答与文化性的溶解。在失去国家机器对武士理想的支撑后,中国的武士也就此丧失了报效国家的机会,也便丧失了最后一丝决胜天下的意志力。中国人在近代社会所经历的悲惨遭遇原因极为复杂,但武士精神的沦丧以及国家对武士价值观的漠视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阴谋论或许可锻造一种东方人格,但阴谋论永远也无法战胜阳谋论。因为任何物质在丧失了阳光普照的环境中都无法获得成长空间。阳谋论者只相信实力,不相信阴谋。中国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已经多次领略到中国式阴谋败于西方式阳谋的悲剧。

2 中国体育人与儒家文化的交织性融通

仍需回到游戏的语境。美国心理学家海因茨·科胡特曾经阐释过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的游戏性价值。“理想是指标,而不是神祇。如果它们变成了神,就会压制人类游戏的创造力;它们会阻碍人类精神中某一部门的活动,而这部门指向着最有意义的未来。”^[7]在缺乏现代心理学知识的中国古代,人们无法分清楚游戏和玩耍的差别。“游戏与玩耍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以直接获得快感为主要目的,且必须有主体参与互动的活动。当然,玩耍所强调的是做轻松愉快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游戏也是玩耍,但游戏又不全等同于玩耍。这是因为,游戏并非仅仅为娱乐而生,而是一个严肃的人类自发活动,怀有生存技能培训和智力培养的目标。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而不将游戏概念过于泛化的话,应当说,游戏的意识性、组织性、协作性以及复杂性等在程度上通常都要比玩耍高些。”^[8]391西方心理学家很早就关注到心理治疗和游戏的关系。德国的苏兹在论述短期心理治疗时曾一度强调过寻找合适新的伴侣的重要性,新的伴侣确定以后,“新的生存规则已经稳固。与其他人的交往不再受到缺乏信心的困扰,不再受到同伴的牵制,不再为获得他人的爱和认可苦苦挣扎,不再尝试去控制他人,不再拼命压抑自己反抗的冲动,不再害怕献身。大量的心理能量通过这些被释放出来了。游戏的创造力、对世界的兴趣和好奇心代替了以前的刻意清醒和恐惧的回避态度。”^[9]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游戏正得到空前的重视,游戏的成年化倾向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新潮流,以游戏管理的领域为例,“游戏中涉及的管理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市场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生产管理等。因此,管理游戏可以全面考察被试的团队精神、适应能力、领导能力、理财能力、思维敏捷性、情绪稳定性和在压力下的工作效率等多方面的素质。”^[10]在作为游戏的竞技体育世界里,竞争性游戏所蕴含的对抗性、战争隐喻都十分鲜明。

质言之,身体性游戏是一种极为自然的泛生物的行为,它构成了兽性游戏及人类原始游戏的主体。胡伊青加曾经描述过动物的游戏情境:“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游戏——不管是个体的还是团体的——的所有基本因素,都已出现在动物的生活中,此即竞争、表演、展示、挑战、打扮、炫耀与卖弄、佯装与结合的规则。鸟类在体现这些基本因素上尤为明显,尽管它们在种系发生史上如此远离人类。山鹬表演舞蹈,乌鸦保持双飞,亭鸟(bower-birds)和别的鸟装饰它们的巢,歌鸟(song-birds)婉转啼叫。所以,作为取乐的竞赛和展示并不是从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它们完全先于文化。”^[15]现代中国人也对此有过记述:“游戏并非只有人类才有,动物界里,特别是高级动物,比如说一些哺乳动物,也普遍存在着游戏。游戏对于动物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游戏是各种动物熟悉生存环境、彼此相互了解、习练竞争技能,进而获得‘天择’的一种本领活动。”^[8]391在此意义上观照,游戏也是人类生物链条中的一环,人类所念念不忘的兽性,其实便是人类本真的自然性。

顾拜旦是一位天主教徒,还是一位优雅的贵族,他坚决反对体育的兽性化存在形态。“运动本能并不是一种动物本能······首先,它是一种权力本能。”^[11]受到儒学教义的质的规定性影响,中国很难成为游戏大国,其对游戏的理解充满了冷漠感、疏离感与排斥性。质言之,儒家思想家们并未真正打开游戏之门,正因如此,儒家思想家也必然会遭到现代游戏学家的批评。在现代游戏学家的视野中,儒家思想家几乎是一群永远也长不大的婴儿,他们对游戏的巨大的潜在价值缺乏理解,遑论有高超的认知能力。还应回到西方的语境中,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曾将儿童的游戏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练习性游戏阶段、象征性游戏阶段和规则性游戏阶段。练习性游戏是为了获得功能性快感。练习性游戏很类似体育中诸多项目的基本功训练。“象征性游戏是儿童通过假装、假扮的方式表现他们幻想中的世界。早期的假扮游戏往往是通过用一个物体代替另一个物体来实现的,比如儿童可能会用一个手里拿着的杯子来代表一顶帽子,或是一块小石头表示一只小猫等等。”^[8]391由此可知,象征性游戏更近似后来的戏剧或其他类型的表演游戏;规则性游更接近成人仪式,是一种让游戏者懂得遵守规则的游戏形态。两者都是儒家思想家集团所难以触及的认知性领域。

胡伊青加一度对游戏中的道德元素不予重视,但在讲述完人类文化中的游戏现象时终于认识到了道德的终极性作用。“我们最初说,游戏是存在于道德之外的。游戏本身既非善亦非恶。但是,假如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意志迫使我们去做的行为是严肃的义务呢,抑或只是游戏,那么,我们的道德良知立即就会提出检验的标准。一旦真理与正义、同情与宽容参与我们行为的决断,我们所焦虑的问题便会失去所有的意义。一丁点同情就足以使我们的行为超越理智的权衡。由于良知(它是道德认知)确实源于对正义与神恩的信念,良知总会以永久的沉默压倒这个直到最后都还在闪避和欺蒙我们的问题。”^[5]272-273质言之,如果说中国近代体育是游戏体育的话,那么中国现代体育则是道德或教化体育。中国现代体育人已经参与到中国的道德建设过程中,享受着国家干部的待遇,部分体育明星还扮演着青年偶像和族群榜样的社会角色,其中还不乏商业巨头、业界骄子之类的人。中国现代体育人看似已经脱离了受歧视的阈限,其实不然,在微观的领域内却有一种强横的文化惰性在起作用。即便参与了国家道德建设的中国现代体育人也依然会受到歧视,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出身更接近武人,其所操持的并非传统士人的游戏品类。

游戏在中国并非一味地受到歧视,中国儒家文化歧视的游戏仅限于尚武、奢侈以及极端生理性的游戏品类。一切的因缘巧合在这里都得到了溶解。中国现代体育人饱受歧视的现象和其他任何族类的人格性歧视风尚一样,充斥着原始蒙昧主义的成分。然而,歧视是一种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既是人类劣根性的一种,又是人类快感的来源。歧视本身就犹如人类自身一样,浸透着天使性和恶魔性。这在文体不分家的意义上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且以现代中国的演艺界为例。中国大陆的喜剧明星赵本山曾于2013年赴美演出,却遭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尴尬。一些已然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华裔美国人对赵本山嘲笑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感到极为不适。按照美国的文化习俗或价值标准,赵本山的所作所为属于一种典型的政治不正确。美国的喜剧演员只能嘲弄总统、明星和有权势者,而从无胆量、动机或意愿嘲笑弱势群体。美国人不理解赵本山买得起私人飞机而中国的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却相对贫穷。华裔美国人看到了赵本山的可笑之处,但是,可笑性也是有文化差异的,这其中蕴含着价值观的冲突性。胡伊青加曾说:“发笑在某种意义上正与严肃相对立,但与游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儿童的游戏、足球以及棋类却是在深刻的严肃中进行下去的;游戏者并无发笑的丝毫愿望。值得注意的是,发笑这一纯粹的生理行为只为人类所特有,而有意义的游戏功能则为人与动物所共有。”^[5]7其实,华裔美国人只是站在异域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固有的喜剧精神感到不适,其对赵本山的否定同样是一种由游戏准则差异所导致的歧视,它应当属于一种文化性歧视,是美国的价值观对中国民间价值观的歧视。

质言之,歧视现象不仅无法根除,还无处不在,意识形态、宗教、性别、地域文化甚至文明体系领域都充斥着歧视现象。人人常说的现代性中有一种无限度消除所有歧视的平均主义内涵,但中国的体育人和游戏人及其在现代的主流性代理者群体很难在短时间彻底消除被歧视,对中国体育人和游戏人歧视还有隐性或显性之别,且有其深远的文化学根脉,其所催生出来的对体育人的歧视之习则已然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文化性病源。

现代中国体育人和游戏人有其独特的生存特性,其与非武士阶层人士存在一种阻隔状态,他们逃离体育圈的行为以及反叛或贬抑非武士及非游戏人集团人士的现象皆非一种社会常态,而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则是一种负面性文化。深重的身体及游戏歧视动能使得中国人的创造力一度处于低位,无法获得完全的释放。在这种文化境遇中,那些原本应该成为竞技、游戏或娱乐明星的人几乎与生俱来就背负着原罪式的精神包袱。美国篮球明星约翰逊一生曾与上千女性有染,却依然生活在聚光灯下,而中国的高俅并未传出太多的绯闻,已然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理由是他是玩蹴鞠出身的。在强大的儒家思想的压制下,传统武士和游戏人的价值观从未获得过伸张之机会。儒家文化无法为体育预设真正的生存空间,反倒是体育极有可能包容儒家文明,如果这样的假设成为现实,则无疑是对中国儒家思想的一种反讽。其实,儒家思想和体育以及游戏的博弈从未终止,那里寄寓着一种终极性的悲剧,因为如果儒家思想获胜,那么体育或游戏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体育与游戏获胜,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人、科学家、艺术家的事业全面走向凋零。中国文化正行走在无法穷究其终极命运的十字街头,任何一方的获胜或失败都会造成一种中国式悲剧。这又是问题的关键。

3 中国体育人对游戏学的全新拓展

胡伊青加十分看重人类原始文明中的游戏元素。“文化是以游戏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即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以游戏的方式来进行的。甚至那些目的在于直接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比如狩猎活动,在古代社会也是倾向于采取游戏的方式的。社会生活也被赋予了超生物学的形式,即被赋予了游戏的形式,这就提高了社会生活的价值。正是通过这种游戏,社会表达了它对生活与世界的解释。”^[5]57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特定族群的文明萌发都以文字使用为标志,它昭示出文字霸权的独特意义,但是,人类文明史并非完全以文字为标志。“人类的文明史,开始于文字的发明,在时间上最早不过七八千年,这几千年只占人类史的百分之一而已。”^[12]在文字使用之前,文明形态的主导性元素可能是身体的自然或仪式行为。“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游戏变成了文化,而是指文化在其最早的阶段上具有游戏的特征,即指文化是在游戏的形式与态度中发展起来的。在游戏与文化的孪生关系中,游戏是主要的。游戏是一种可以加以客观认识的、具体确定的东西,而文化则不过是我们的历史评判附着于某一特殊事例的术语。”^[5]57这里需要指出,仪式是人类和许多动物共享的文化品类,人们在犬科动物、猫科动物以及昆虫类动物的活动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仪式行为。胡伊青加十分认同动物的游戏性及其可贵的仪式性价值。“它们以某种态度和姿式来相互邀约做游戏。它们遵守着不咬对方耳朵或不使劲咬对方耳朵的规则。它们佯装变得很忿怒。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表现中,它们完全体验到巨大的乐趣和享受。小狗的这种蹦跳嬉戏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动物游戏。另有一类得到高度发展的形式:在倾慕的公众面前进行正规的竞赛和优美的表演。”^[5]1人类和动物的自然与仪式活性彰显出生物界的基本活力,而仪式则是一种沟通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规则。古特曼曾经讨论过规则的起源问题。“我们意识到,原始社会是一个充满图腾和禁忌的社会,有着成百上千规则的限制和约束。比赛规则的性质比那些规则的数量更能奠定现代体育规则的基础······游戏的规则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只要当参与者感觉到游戏的方便比原始规则的保守更为重要的时候,新规则就会被发明,而旧规则就会被舍弃。规则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神的指示。”^[2]44仍需回归到人类社会。胡伊青加认为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也充满了富有仪式感和规则意识的游戏性。“法庭与公共论坛被认为是可以学到辩论术的地方。这种辩论术,再加上军事暴力、劫掠与僭主政治,构成了柏拉图在《智者篇》(Sophist)中所说的‘对人的追猎’。从诡辩家那里,你可以学到如何把坏理由变为好理由,甚至使之取得胜利。一个喜好政治的年轻人,通常都是靠指控别人的丑行而开始其生涯的。”^[5]110在此视界上讨论问题就显得十分轻松。在人的身体自觉的意义上考量,西方人的身体觉醒和游戏形态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非西方国家在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曾经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境,西方的民主制度至今仍在非西方国家产生各种各样的不适症状,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世界各国政治生活的宗教性和世俗的分离程度不等,换言之,各国政治的游戏性范畴存在巨大差异。美国人可以嘲弄总统,但君主立宪制国家则不可能嘲弄国王,即便在美国也无人敢嘲弄上帝。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将自己国家的神性人物作为嘲弄对象。中国也一样,中国虽然废除了国家宗教,但新型的意识形态则是传统国家宗教及其理念的替代品,中国人无法戏谑性地对待官员、警察、法官等人物,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和世俗生活未曾分离。它和民主、自由、博爱之类的大概念没有任何关系。

游戏是有边界的,游戏的范畴决定了国家形态,游戏的质的规定性甚至可以直接决定国家政治体制。具体到体育领域,中国同样无法完全摆脱西方话语的牵制作用,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霸权面前,中国人迄今未能拿出足够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论证并讲述自己文明历史中常态化的身体游戏的价值。中国依然无法剥离国家机构的神圣性,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的非世俗性价值从未衰落。中国体育人的游戏性只能在仪式、教化、道德乃至信仰的高度去认知,而无从回归到身体游戏的层面。

中国人一度拥有过辉煌的游戏史,却在游戏文明更迭的时空中位列于世界的后位。中国在近代以来一直处于世界的落后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旁移了游戏的重心,它使得中国人的创造力出现了消减之迹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体系发生巨大变革。经过中国人数十年的努力,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绩,且在带有强烈游戏性的竞技体育领域创造了比任何预想都要好得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中原先不为人关注的游戏文化中的非均衡性元素开始发酵,并直接构成了一种消极性的要素。现代中国人真实的处境比日常言谈中所描述的场景都更为令人惊心动魄,中国迄今为止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和现代性不适应的文化因素,中国的神圣性游戏和非神圣性游戏和西方发达国家差异巨大,文化艺术的游戏性受到了道德律的高度框限,人们对其只能做出虚白化、隐身化和遮蔽化处置。不少关心游戏和体育的中国人还在一种焦虑感极强的生活氛围内挣扎。“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毛泽东和他的时代。”^[4]问题顿时出现,为何是毛泽东及其创立的时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是一个超体育的问题,这一问题中还潜藏着一种可以解密中国体育政策形成历史的重要元素,其中的焦点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体游戏思想方面。

姚国华在论述中国的体育现象时并未遗忘造成中国体育生态过度单一性的缘由。“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他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得到磨炼······这一倾向明显有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建国后,他也很重视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那时也有国际体育比赛,但重点还是在大众体育方面,组织大家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等。国际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4]毛泽东的身体游戏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十分吻合。毛泽东对身体游戏的理解和他对战争的理解一样精准且充满了想象力,因为毛泽东往往可以借此抓住人类的本性,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并对其作出游戏化的处理,还在适当的时候将其升华为一种人类的根本性力量,并适时地呈现在世界舞台上。质言之,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在于尚力精神,且是一种带有原始主义的尚力之道。当原始的尚力主义消隐在世界的风烟中之后,中国社会的非宗教式原型再度呈现。这里有必要区分开毛泽东的身体游戏生活、毛泽东的身体游戏思想以及新中国的体育政策。毛泽东的身体游戏生活仍带有世俗性,毛泽东的身体游戏思想带有道德性,而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新中国的体育政策则带有宗教性或教化性。

新中国的体育政策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智库,同样来自开国元勋的个人思想。在此政策性主张的引领下,中国的体育人和非体育人都只能选择在各自不同的禁忌语境中生活。换言之,中国的体育人和非体育人都处于一种共有的社会与文化模式中。新中国是一个气象万千的社会。在全新的社会和文化理念的支配下,许多固有的禁忌失去了效力,而不少新的禁忌开始跃出水面,成为一种公开的社会或文化现象。就中国体育的范畴而言,金牌战略本身就是教化、理念、强直性思维以及集团意志合力而为的产物,其背后的文化界面更值得人们关注。金牌主义的价值在于一种绝对的胜利。胡伊青加曾阐释过游戏中获胜的意义,“获胜者赢得了多于该游戏的东西。他赢得了尊敬,赢得了荣誉,而这种尊敬和荣誉立即又引起获胜者所属团体的利益的增进。由此又可得到游戏的另—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赢获的胜利可以很容易地从个人转移到团体。”^[5]62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夺取金牌就是一种道德高尚的标志。中国体育人在张扬道德的无限性法力的同时,也提前宣告了一种道德极限时代的到来。2008年以后,大量由金牌主义带来的教化性光环迅速退却,民众几乎在一夜之间获得了一种平常心,中国人在2008北京奥运会强大的仪式治疗功能的辐射下,几乎在一瞬间便丧失了对体育仪式本性的认知能力。在民众普遍不再需要体育的仪式治疗的前提下,任何一种高度张扬体育的国家荣誉功能的举措都已显得多余。人们几乎忘却金牌至上主义背后一度存在过的自卑主义、躁动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暗流。自卑主义退出历史之时,金牌主义自然会丧失其存在的任何价值。

胡伊青加曾经阐释过游戏的跨文化意义。胡伊青加承认游戏是人的本能,而且是和动物共享的身体行为,但游戏也有超越身体的一面。“人类社会中的那些伟大的原型活动(archetypal activities),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游戏。”^[5]5“姑以人为了交往、教示、命令而制作的首要工具——语言为例······在制作言辞和语言的过程中,精神在物质与心灵之间不断地‘闪光’(sparking),仿佛是在玩弄这种奇妙的指称能力。在每一抽象表达的后面,都隐伏着最大胆的比喻,而每一比喻就是一种文字游戏。这样,在对生活加以表达的过程中,人就创造了一个与自然界比肩而立的诗意的第二世界。”^[5]5-6在游戏至上的角度上看,体育人和文化人应该是属于同一领域的人。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游戏人群体时而与文化人合而为一,时而又独立成为一种社会边缘人,中国的游戏人群体又时常缔造出超越了传统文化精神的新型群体,现代体育人便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质言之,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融合了儒、墨、道、法等各种文化力量的复合型的文化系统,且一直自成体系,其自身具有制度性的绝对活力,但在具体的某一时间段,则由其中的一种文化或思想潮流占据主导性地位。在儒、墨、道、法各类思想盛行的时代,人们感到那里寄托着一种严肃的政治讨论,但是,在游戏学家的眼里,政治论战仍然是一种表演,其中不乏丑角式的现场展演方式。胡伊青加一语中的地指出:“在古罗马,凡争讼中能击败对手的手段,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合法的。诉讼的双方都佯装悲戚,叹息着、抽泣着,大声祈求着公众的福祉,纠合证人和委托人出庭以使审判更加感人。”^[5]110中国的文化优先论和体育优先论各占一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此格局完全是社会变革的杠杆作用所致,更是一种文化性游戏规则变异的必然性结果。人们暂时无法找到破解中国现代文化非均衡症的解药。但是,人们还是在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大视野中看到了两者良性发展的些许希望,而近代化的均衡化体育观和文艺观则是值得再度认识的文化样板。

4 结语

游戏是凌驾于一切体育精神之上的一种至高的价值形态。检阅一下相关的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便可知道,在失去了强大的帝国地位的前提下,不少现代中国人仍旧心仪古罗马帝国的强大、盛唐时代的繁荣、当今美国的昌盛,却经常忽略掉罗马人、盛唐人、美国人对人的游戏系统的尊崇习惯,而将其繁荣的根源归结为一种充满了现代性元素的教育方面。解读罗马帝国、盛唐、美国体育与国家繁荣的关系是一个更大的论题。强盛的国家中必然蕴含有高度的自由游戏精神。换言之,古罗马帝国、盛唐以及当今的美国都是一种极为崇尚游戏的社会实体。恰是一种尊重游戏的文化精神促使古罗马帝国、盛唐以及现代的美国走向繁荣,而另外的景象也赫然在目,世界上所有抵抗、歧视、灭蚀游戏的国家都无法走向繁荣,甚至难以长期存世。在国家至上的视野上重新解读近代体育观和文艺观,则有助于建构一种更为成熟、稳定、强健的中国文化观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