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体育外交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课题,“古老”是因为古代的经史典籍早就有过相关记载,“年轻”是因为“体育外交”术语进入国人视野并被研究者使用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形成研究热潮则是近几年的事,相比其他研究领域还远未成熟。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国外交来往密切,总结我国“体育外交”的研究成果并探讨其未来发展思路,无疑对促进我国体育外交研究及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体育外交研究的主要内容

1.1 乒乓外交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以“小球推动大球”,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由于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乒乓外交”一直是中国体育外交研究的“显学”,从记者报道、当事人回忆录到学者评论分析,不一而足。其研究成果,史实介绍类占比较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乒乓外交”的背景、领导人的决策过程、相关人员的心路历程、事件细节以及“乒乓外交”的影响等。有些学者进行了更深层的学术探讨,李洪山、王玉贵等对“乒乓外交”的内涵、“乒乓外交”的意义等提出了新的观点^[1-2]。

1.2 体育外交史研究

体育外交史研究是我国体育外交研究中的热门领域,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体育外交史成果占多数,主要类别有:

第一,侧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外交史进行宏观把握,主要分析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历程、特点、影响因素、当时的政策以及对当前的启示等。比如,宋雪莹、李相如的《国际体育交流对开拓新中国外交局面的影响和作用》《关于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回顾与研究》,常智、罗英杰的《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历程、影响因素与发展前景》,熊晓正、张晓义的《从“先驱后进”到“奥运模式”——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回顾》,罗时铭的《新中国体育对外交往60年论略》等。

第二,选取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外交史进行断代分析,所选取的研究时段往往与重大社会变迁或我国体育重大事件相联系。比如,罗时铭的《建国初期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战略思考与路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王荷英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演变研究》,李舜薏的《后奥运时期的中国体育外交》等。

第三,侧重研究中国与某些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体育外交史。研究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地区、日本、朝鲜半岛、美国等地的体育交往史成果居多。比如,林淑英等人的《中国与前苏联东欧体育交往及其影响的研究》,詹世忠的《围棋外交——中日关系正常化中的特殊一幕》以及中美“乒乓外交”的诸多成果。近年来,一些沿边地区的学者利用地缘优势对当地与东盟、南亚、中亚等国家的体育交往也进行了研究。

第四,选取某一领域的体育外交史进行研究。如俞大伟的《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历史回顾》,石善涛的《“兰花外交”与“围棋外交”》等。

除中国的体育外交史外,近期也有学者关注美国、韩国、南非等国家的体育外交史。虽然成果数量较少,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3 体育外交功能及运用研究

我国许多学者,如李相如、宋莹、史国生、戴逸、李德芳等都对体育外交的功能作过探讨。他们认为体育外交具有改善国家间关系、宣传国家形象、拉近各国公众距离等作用^[3-6]。对于怎样发挥其功能,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体育公共外交的作用。故此,主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关于体育公共外交的研究在学界异军突起,并吸引了一些具有新闻传播学专业背景的学者加入其中,他们就体育公共外交的作用、目标、任务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具体领域探讨了体育公共外交的实施策略,如钟新等的《赛时新闻发布的体育公共外交价值研究》,梁婷婷等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外交模式》等。

1.4 著名人物体育外交研究

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等领袖人物的体育外交研究最多。其中,对毛泽东、邓小平的体育外交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思想研究,特别是其外交思想对我国体育外交的影响。对于周恩来、陈毅、贺龙的体育外交研究,既探讨其思想影响,更关注其体育外交实践。如周恩来在中美乒乓外交中的作用,陈毅在中日围棋外交中的作用,贺龙作为新中国第一位体委主任在文革前为新中国体育外交所做的具体工作等。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一些体育界著名人物。比如,对王正廷的研究,主要围绕远东运动会举办前后其与日本的外交斗争,以及他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为推动中西体育交流做出的贡献;对何振梁的研究,主要包括其为提高中国在国际体育界的地位及在北京申奥中所做的贡献等。

2 我国体育外交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研究者方面的问题

2.1.1 研究者专业背景单一

笔者曾对以体育外交为主题的期刊文章作者的专业背景进行过调查,发现从事或具有体育学专业背景的占70%以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与体育外交研究依附于体育学的母体学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对这种非主流的外交形式不加重视有关。作为一种创新性外交形式,体育外交与诸多专业均有联系,需要多学科的介入,如此才能相互启发,突破单一学科研究的短板,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1.2 研究者追“热”性明显

受大型赛事举办、政府提倡的影响,体育外交很容易形成短期内的研究热潮,虽然短时间内的研究者趋之若鹜,但能够潜下心来长期做系统性研究工作的人不多,很多人的研究实行“打游击”方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表现出较强的“趋时”“趋事”“追热”特征。如北京奥运会举办时期,体育外交研究一度风靡,但赛事结束后,其研究也随之遇冷。

2.2 研究内容方面的问题

2.2.1 相关概念模糊

在体育外交研究中,一些关键性概念,如“体育外交”“体育公共外交”等在界定和使用上存在一定的混乱^[7]。比如,一些学者对“体育外交”的定义主体设置为国家或政府,这样我们就很难解释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体育组织等主体进行的体育外交行为。

2.2.2 创新性不足

有些学者拘泥于上述研究领域,能够有所突破并提出独到见解的成果不多见,这无疑束缚了体育外交研究创新的手脚。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有些文章照搬别人的观点、论据,或是改头换面以掩人耳目。此外,批判性研究不多,体育外交研究领域显得无比“和谐”,这种“一团和气”的表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创新性缺乏。

2.2.3 理论性不足

我国的体育外交研究主要是从实践经验中起步的,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以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和事件描述为主,缺乏科学严谨的理论证明、逻辑推导,对自己观点的合理性论证不足、深度欠缺、理论性较差,因而整体研究成果给人以浅尝辄止、隔靴搔痒之感。

2.3 研究重视程度不足

体育外交在学界的地位、受关注度方面不高,学术成果系统性不强,总体上属于边缘性的研究范畴。目前我国的教学及研究机构中,鲜有专门的体育外交研究机构,也很少有专门的学术活动。从教学上看,很少有教学单位开设此类课程。从期刊上看,目前体育外交研究的成果多集中于体育类以及部分通俗性质期刊上。其中,在学术期刊中,只有十余种核心期刊刊发过此类论文。虽然体育外交研究亦是“外交研究”的一部分,但很少有国际关系类期刊关注此议题。从科研立项上看,除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课题偶尔涉及外,在其他课题中很少出现。此外,此类课题的译著尚为空白。

3 中国体育外交研究发展思路探讨

要推动未来中国体育外交研究进一步发展,需要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国家体育总局以及相关科研院所、高校等可考虑设立专门的体育外交研究机构,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工作。有条件的教学单位,可考虑开设相关课程。最重要的是,体育外交研究要突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在体育学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吸引其他各学科力量开展协作,重点研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不同领域内体育外交的开展情况并提出相应建议,具体来说,主要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3.1 政治领域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

由于体育外交亦是一种“外交”形式,因而与政治的联系尤为紧密。故体育外交研究须结合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时期的战略发展方针来进行。如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体育外交就是新时期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思想界的一支强大批判力量,为许多学科包括体育外交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对今天我们分析体育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在目前国际体育界这个“统一市场”中,发端于西方的体育项目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其规则也主要由西方人制定、修改。相比之下,其他民族的特色体育项目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而难登“大雅之堂”。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呈现出资源不断地由边缘国家流向中心国家的现象,像欧洲足球五大联赛、美国NBA等吸引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运动员及大量的资本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公平地分配体育资源、照顾边缘国家的体育需求理应成为中国体育的外交使命^[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它对中国体育外交研究亦有重要指导作用。特别是当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我国战略发展目标的当下,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中国梦”与体育外交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仅要从中国体育外交历史及现实的对比中阐明“中国梦”的时代价值,同时也要挖掘体育外交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3.2 历史领域研究:注重挖掘国内外体育外交史料

体育外交历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基础比较雄厚,但关于中国古代及国外体育外交史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古人很早就阐述过具有现代意义的“体育外交”,在古希腊,“每当奥运会来临之前,雅典城邦要派遣纯希腊种族的特使到各个城邦去游说,要他们停止战争,维持和平,否则要受到神灵的惩罚”^[9]。在古代中国,“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来迎接金城公主,因知道唐中宗李显最爱看球赛,便带来了一支十人马球队。”^[10]到了近现代,尤其冷战时期,美苏为拉拢亚非拉国家,除了在政治、军事领域展开“硬实力”竞赛外,还在文化、体育领域进行“软实力”较量。通过真实史料的挖掘和分析研究,发现体育外交发展变迁的脉络和规律,可以为今天的体育外交实践提供借鉴和思路。

3.3 经济领域研究:探索体育经济与外交新形式

总体而言,我国体育外交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政治及历史领域,这与我国体育外交实践历史悠久、史料丰富以及我国在以往的体育外交实践中特别强调政治性有关。冷战结束后,世界之间的交流联系不断加强,体育外交亦表现活跃,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体育外交亦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外交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的格局长期不会变。

在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体育外交应及时研究解决体育产业发展实践领域的困惑和问题。除了研究奥运经济外交、世界杯经济外交,还要重视研究欧洲足球五大联赛经济外交、NBA经济外交等;除了研究冠名、赞助等常规的体育经济外交形式,还要重视研究中外体育产业合作的模式、途径、机制、法律环境、可能的切入点等更深层的内容,为体育经济外交实践提供智力支持。

3.4 公共领域研究:兼顾体育公共外交平衡发展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不妨将探索的视野进一步放大,处理好以下几个平衡:

第一,兼顾体育精英与普通大众对体育公共外交的作用的研究。体育精英因为其特有的光环会对公共外交产生影响,但体育赛事的志愿者、观众、球迷等,也同样是其所在国的形象大使,他们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同样会影响国家形象。

第二,兼顾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对体育公共外交的作用的研究。竞技体育赛场是展示国家形象的大舞台,自然成为研究中的重点和焦点,但通过赛龙舟、跑旱船、下象棋、打太极,甚至“大妈广场舞”等这些传统民族体育和群众性体育运动,可以使外国人更全面地了解普通中国人的体育生活,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其公共外交作用也不可小觑。

第三,兼顾体育公共外交主体与客体的研究。体育公共外交是主体发出信息作用于客体并对之产生影响的过程,主体的主动性和客体的积极性是这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在对外交主体进行持续研究的同时,需要加强对体育公共外交客体特点的研究,如其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禁忌喜好、习俗惯例等,并加以运用,使之成为成功体育公共外交的必备要件。

4 结语

由于积累了丰富的体育外交实践,我国的体育外交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由于有构建完整的体育学、外交学学术成果链的需要,体育外交研究在我国有强大的发展动力;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联系、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体育外交研究在我国有着现实需求。我国的体育外交研究已经走向正轨,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应积极采取措施,有效应对,推动我国体育外交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走向成熟并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