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9世纪西方国家的民族学学科,从一开始就把族群、人群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发现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探究各族群的文化特点及其产生原因,进而为西方国家发展提供服务。20世纪初,民族学作为一种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新理论被引入我国,并开始与我国多民族国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理论。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学在制定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解决民族问题、服务民族国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时至今日,民族学在研究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风俗习惯、群体心理等方面依然彰显出重要的时代价值。由于我国56个民族在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孕育出了丰富多样、风格迥异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其也成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从民族学的视角、运用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民族学的研究视域,不仅能够揭示其运行规律,挖掘其时代价值,丰富其学科内容,也是促进各民族团结、服务我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战略需求。

1 民族学产生及发展轨迹

我国民族学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之间开始形成,并开始了独立的民族学研究,建立了多个民族学专业,也开设了民族学的课程。1934年民族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于我国学术界。20世纪20年代以后,实地调查方法开始应用于民族学研究工作中,此后得到普遍应用,这也是其研究方法的重要特点。其成果有1929年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2年何联奎的《畲民的图腾崇拜》、1934年凌纯声、陶云奎等人的《滇西边区考察记》等,这些研究成果促进了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也促使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更加成熟。

从193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民族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我国的民族学家把研究的重点转向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这样的研究领域成为民族学界的研究传统,并保留至今。1948年4月12日,我国民族学学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三届年会。1949年6月16日,在燕京大学举办了几乎囊括北平所有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座谈会,对民族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民族学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

1949—1976年,我国民族学界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以苏联的学科分类为样本,进行了大规模的自身改造;二是全面参与了全国民族识别大调查,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向苏联学习的背景下,民族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除中央民族学院招收部分研究生外,其他学校民族学系均被撤销,各大学不再招收民族学专业的学生。民族学被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另外,从1950年起,“民族学家协助政府开展了连续14年的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和8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全面的综合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结论”^[1]35,第一次科学地将全国400多个民族名称识别为56个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持续到1958年,由林耀华、潘光旦、费孝通、宋蜀华等学者参与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发表了《关于少数民族识别问题研究》《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关于撒拉族历史来源的问题》等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大调查,为民族工作的开展和民族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政治原因,到1964年,民族研究完全取代了民族学,民族学几乎销声匿迹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学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学科”,完全停止了研究活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民族学迎来了新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民族学相继恢复和重建,全国高校逐渐建立了民族学专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民族学研究机构。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学系,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改为中央民族大学,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扩建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又改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学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关注,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00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2004年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对民族学、人类学的学习做了重要指示:“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2009年7月27—31日,在昆明召开了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大会分为32个门类、219个专题,在66个分会场进行了讨论,议题涉及学科理论与方法、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关系、民族发展等几十个研究领域,推动了我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提高了我国民族学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

2 民族学学科的界限问题

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我国以来,经历了借鉴、模仿西方民族学学科,到我国民族学学科建立,并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我国民族学在融合多学科理论的同时,自身的发展体现出从广义到狭义的演变特征,并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甚至产生了对“民族学”“人类学”互用、滥用的状况。学科界限的模糊致使初学者无所适从,也不利于民族学学科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明晰民族学学科的界限。

对民族学学科的界定,早期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如美国称之为“文化人类学”,英国称之为“社会人类学”,德国和法国称之为“民族学”和“民俗学”。我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民族学理论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从不同国家引进民族学理论,导致出现了“人种学”“人类学”“群学”“民种学”“民族学”等多种译法。其次,在西方国家中,民族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界线比较清晰,但在传入我国过程中一开始就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应用于我国社会的研究上,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界对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没有明确划分界限。早期的民族学家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同时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行学位制度,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划分就出现了不同版本。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民族学作为法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其又有下属二级学科民族学(附:文化人类学);1997年、2008年教育部对学科目录进行了修订,其中人类学归属于社会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并列为一级学科。民族学下属二级学科有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国少数民族史。文件中并未提及文化人类学。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的学科划分中,民族问题研究取代民族学为一级学科,其中包括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从国家下发的学科划分目录中发现,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界线是比较混乱的。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民族学学科发展还不成熟,另一方面,世界民族学学科的演变也影响了人们对我国民族学学科的认识。从世界民族学学科发展来看,1839年巴黎成立民族学学会,标志着民族学学科的产生。但“早期的民族学研究,包括人类文化和体质这两个方面”^[2]。1859年,民族学学会分为以研究人类体质为主的“人类学学会”和以研究人类文化为主的“民族学学会”。这一时期民族学的内涵开始缩小,而体质人类学归属于人类学,成为与民族学并列的一个学科。1871年,英国的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合并,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人类学学会,从此民族学逐渐成为人类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等同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或者是欧洲的社会人类学。从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可以发现,民族学经历了从广义到狭义的学科发展历程,而人类学却体现出从狭义到广义的学科发展轨迹。至今,有许多国家仍把民族学等同于人类学,甚至有人类学取代民族学发展之势,所以导致我国民族学、人类学之间学科界线模糊。

对我国民族学学科发展而言,其研究不仅包括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内容,同时在联系我国社会现实,解决我国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更为宽广的研究视域。尽管人类学与民族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有相似之处,但对诞生于不同民族中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而言,广义的民族学学科及理论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3 民族学理论为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理论研究提供支撑

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理论是指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中具有普遍性、稳定性、根本性的原理,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立时间短,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尽管一些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理论给予了较大关注,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探讨,但“体育是一种多目标、多序列、多层次、多功能的复杂实践活动,人们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千差万别······概念的混乱严重妨碍了学术、思想的交流,是体育基本理论发展的一个瓶颈。”^[3]8民族传统体育概念混乱、研究对象及任务模糊,极大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从民族学的视角,运用民族学的理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概念、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等进行学理上的解释,可以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多民族国情造就了我国民族学研究具有了本土化的特征,原本产生于西方的民族学,在与我国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改变。“民族”一词已经不是西方民族学所表达的含义。因此,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在中国化的民族学语境下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体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民俗体育等概念,就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另外,运用民族学理论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任务、功能等问题,如把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提升至民族关系、民族国家建设的高度去认识,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政治功能及学科定位等问题。总之,站在民族学立场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理论,可以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4 民族学理论为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与发展研究提供新思路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有977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中少数民族的体育项目就多达676项。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文化、生活、节庆活动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每个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产生了形态各异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体现着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同时也反映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记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文化根基。因此,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形成因素、传承模式、发展路径等问题,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重要领域。

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的研究,主要从民族传统体育与生产劳动、风俗习惯、军事训练、宗教信仰、种族繁衍、经济活动等方面的联系来进行。然而,在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中,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较为常见,不同民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使民族传统体育起源呈现多源、多流、多渠道的特征,为研究民族传统体育起源带来了诸多困难。另外,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及认知世界能力的限制,以及民族传统体育现存历史资料的匮乏,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往往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也不利于其进一步深入研究。

因此,根据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特点,运用播化派、文化进化论、历史功能学派的相关理论,以历史文献的方法,结合不同民族的历史,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背景、文化成因、生态环境,以及不同项目之间的联系等内容,也可以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文化基础、形成特点,以及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或项目群之间的文化特征等内容,以此探究其起源问题。可见,民族学为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民族传统体育也为研究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活态的载体。

对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民族传统体育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体现了服务于当代社会的需要。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和发展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应积极借鉴民族学视角,研究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文化变迁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产业经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在全民健身中的功能与作用等问题,为民族经济文化繁荣和世界体育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5 民族学理论为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

“没有任何文化能够形成一个封闭存在的整体。所有的文化都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也影响着其他文化。”^[4]16今天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民族。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我国诞生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当下国家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而言,今天的文化全球化已经打破了原始封闭生态环境。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也应打破地区、疆域、学科的界限,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去研究。因此,运用民族学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从文化进化论、播化论、文化相对论等理论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国外体育文化之间的异同,从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特征、组织形式、传承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文化内涵等内容,分析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体育文化之间的差异,分析中外体育的不同特征及产生的文化背景,为促进民族文化融合,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服务。

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跨文化研究,有利于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比较研究,如跨文化视域下民间舞狮研究,武术与宗教仪式、传统舞蹈、戏曲等项目之间的关系,武术不同拳种门派之间的文化交流,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发展的影响,不同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异同等。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项目、同一项目内的不同类别进行跨文化研究,探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间文化融合的历史轨迹,为当下民族传统体育的跨文化传播与融合提供思路。

6 民族学理论为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问题研究提供新立场

民族问题实际上是指“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交往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那些有损于民族关系正常发展,并影响民族多数成员公共利益和公共生活的社会现象。”^[5]我国的民族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民族与国家建设关系的研究,注重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民族问题。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融合了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宗法血缘关系、文化哲学、价值审美、宗教信仰等内容,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关注民族传统体育在国家建设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加强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关乎民族关系和谐、社会稳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必须与国家建设保持一致。可以借鉴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宗教信仰、民族传统体育对民族政策制定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民族传统体育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强化、民族传统体育与社会性质等方面的研究,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建设。只有把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建设征程中,才能彰显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价值。

7 结语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记忆和社会文化的反映,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文化根基,与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民族学视角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一方面拓展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空间,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把民族传统体育纳入民族学的研究视野,从国家建设的高度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价值、地位,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民族学研究还很稚嫩,各种理论方法的借鉴和运用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尤其在信息化社会到来的时代,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学科交叉日益深化,多学科相互融合、借鉴已经成为未来科学研究的潮流。对中华民族体育民族学进行研究,不仅开阔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视野,而且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完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