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多种多样,依照开发的主体、客体、途径、客户对对象的需求等要素,可以分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如节日、庆典表演等别具民俗风情类体育资源)、少数民族旅游体育资源(主要针对游客而具有经营性质的体育资源)、少数民族体育项目资源(民众参与的各类体育项目)等。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是以政府机构和企业为主体,以少数民族体育资源为客体,以社会群体为消费对象,以满足和谐社会文化社会需求为目标,以实现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中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等统筹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营与管理活动^[1]。

自20世纪80年代初,“保护环境”写入我国的基本国策,到90年代初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强化污染预防和环境整治工作,并积极修复与重建受损的生态系统^[2],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少数民族体育资源日益受到重视,其结构调整也获得了新的契机。党的十八大更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宏伟目标,强调了资源开发中生态效益的重要性。但长期受发展理念的思维惯性和发展目标定位模糊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实践中尚无法摆脱重经济效益、轻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现象,这促使我们对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开发重新进行审视,而对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各方主体所发生的利益博弈及规制机制的梳理显得尤为重要。

博弈论作为经济学基础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优势在于可以深入分析多个利益主体行为产生的作用关联机制,解释和揭示多主体利益关系的本质。前期学者们将博弈论应用于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研究领域,运用了田野调查法、访谈及问卷法、权利与利益矩阵法、成本-效用法等分析了开发中多主体的利益关系问题^[3],对揭示政府、企业、消费主体、当地民众等多方利益关系,以及采取何种措施进行规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缺乏政府、企业、当地民众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较少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纳入整体框架体系,对政府的绩效考核与资源开发的内在机制研究不足;缺乏生态与产业耦合背景下的博弈主体分析,对博弈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过于简单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为目标,在充分考虑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基础上,分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采用博弈论的方法论来指导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

2 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相关利益者及关系界定

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中有诸多利益群体,厘清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则需要相关利益者理论作支撑。相关利益者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管家理论或为现代董事会与股东之间的契约关系的代理理论,但这些理论并未能很好地解释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原因是将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排除在其理论之外^[4]。如何利用相关利益者理论分析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关系,以及由利益主体所建构的相关利益者关系网,是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开发体系中,政府、开发企业、当地民众、消费者等多方主体构成了相关利益关系网。

在这一关系网中,地方政府作为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履行生态保护职责,另一方面,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获得政绩。开发企业是利益主体关系网中的重要对象,企业的目的是谋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由于资源开发过程中市场关系的存在,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治理等外部成本无法在开发企业的成本中反映出来,其需支付巨大的私人成本,且不是企业追求的要素。当地民众在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中,既是受益主体,也是监督主体。少数民族体育资源恰恰依存于少数民族居民千百年来居住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所塑造的文化环境,甚至有的就是环境本身。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资源、旅游资源、体育项目资源等都与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消费者是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利用主体,其消费行为会反馈到资源开发过程中,并对资源开发产生影响,如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要素的限制,或对促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要素的引入等。

3 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3.1 各利益主体的动态博弈

通过对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特性及开发的制约要素的分析,发现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符合贝叶斯博弈的基本特征^[5]。地方政府是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管理部门,肩负着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监管责任,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是其提升经济指标的手段之一,其会依据所辖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多寡,通过协议规定及调控开发过程来确定、调整支持力度和监管力度,使其收益最大化。而对于开发企业来说,在环保压力下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环保投入,使自己损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当地民众作为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中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在享受资源开发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追求生态环境的改善,其对资源的支持力度和监管力度也会发生变化。依托贝叶斯博弈理论,地方政府、企业、当地民众、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围绕着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在博弈中逐步实现耦合,一个简单的博弈循环由此形成。在资源开发中,一旦各方的利益追求目标与现实目标出现分离,当地民众的监督力度就会增强,对非生态开发的支持力度将会减弱,从而迫使地方政府进行新一轮的决策调整,开发企业会加大环保的投入力度,直到形成新的平衡。

因此,地方政府、企业之间形成了资源开发决策集合(T₁,T₂),地方政府、当地民众之间形成了环保监管集合(T’₁,T’₂),地方政府、企业、当地民众经过博弈形成了最优开发集合(T ^*₁,T ^*₂)。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对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及开发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开发不断向生态开发的理想方向移动。

从博弈体系中可以看出,最优开发集合(T ^*₁,T ^*₂)是客观存在的,其区间取决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取向强弱。在当前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开发力度越来越取决于地方政府开发的决策与环保监管之间的量比。当地方处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期,当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开发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特色或重要支柱时,资源的生态开发阻力就大,T’₁极有可能位于[0,T’₁]之间,资源的开发企业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当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或资源开发所诱发的生态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时,资源开发的决策集合(T’₁,T’₂)落在[T’₀,T’ ₀ ’]的可能性增大。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决策集合(T₁、T₂)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博弈有关,开发的核心是少数民族体育资源能够给地方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实现了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发展因素的制约是使开发逐步走向稳定动态过程的基石。

3.2 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分类

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开发企业的商业利益会随着地方政府、当地民众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而下降,开发企业与地方政府、当地民众之间一直进行着非合作性的博弈。根据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有效性,将资源开发的效能分为三个区间:在[0,T’₀]之间,生态开发的效能达到最低值,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在[T’₀、T’ ₀ ’]区间时,表明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过程注重了生态效益,生态开发的思想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在[T’₀’,+∞]区间时,对环境保护走向了极化,极化效应抑制了企业开发的积极性,当地民众和地方政府无法从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中获得经济效益。

因此,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就存在着四种类型。情况一: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的极化现象——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利益得不到保障,当地民众与开发企业形成抵制关系(T’₂’在[0,T’₀]);情况二:当地民众与开发企业形成对抗关系之后,地方政府为了创造经济效益,在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领域加强了法规的制定(T’₁位于[0, T’₀]之间);情况三:生态开发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地方政府与开发企业之间是非合作博弈,各利益主体形成生态开发的合力(T₁、T₂都落在[T’₀、T’₀’]之间);情况四:生态开发走向极化,抑制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发挥,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T₁、T₂ 都落在[T’₀’,+∞]之间)。

3.3 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生态性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基于生态链与产业链耦合起来的生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才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多位一体的产业模式^[6]。因此,通过建构各方利益主体的博弈模型,分析各方的博弈行为,揭示其利益博弈的内在机制,可为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政府规制提供一些参考。

3.3.1 地方政府与开发企业的博弈分析

开发企业采取生态开发和非生态开发两种策略,地方政府则可以采取监督和不监督两种策略。为将地方政府与开发企业的关系表述得更直观,将地方政府的监督成本设定为C₁,由于监督而使地方政府获取的收益设定为R₁,而其纯收益则为R₁-C₁;同时,惩罚收益F₁也将成为政府的收益。如果监督不到位,出现生态问题的概率可以用μ表示,因为监督失利则需要承担一定损失,而损失则为μD;其收益则需要减去损失的部分,则为-μD;开发企业面临着增加生态开发的成本C₂及非生态开发的罚金。

3.3.2 开发企业与当地民众的利益博弈分析

开发企业与当地民众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博弈,这一博弈过程其实包含企业、民众和政府三方面的要素。比如,政府的监督不到位或开发企业对经济利益的极化追求,诱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导致开发企业与当地民众之间对立关系的产生等。开发企业进行生态开发的成本介于R₁,C₂之间,而不进行生态开发的成本区间介于μD,0之间;当地民众的监督成本-C₄,0,其不监督的成本为R₂-C₃;因此,开发企业因受到当地民众的社会监督而增加自己的成本,降低地方行政的监督管理成本,最终促进了企业对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生态开发。

4 促进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规制机制设想

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主体之间围绕着各自的利益无时无刻不在博弈,最终达到生态与产业开发的动态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多方主体的利益主张下,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合理的规制来促进各方的互动,最终实现各方的利益平衡与整合。

4.1 建立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法律机制

对于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各利益方来说,法律都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少数民族体育资源作为资源开发的一个分支,目前尚无专项法律法规,且现有的关于资源开发的法规过于粗疏,缺乏针对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规制的效力^[7]。

因此,要建立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生态开发的专项法律机制,为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提供统一范式和法律框架。同时,要充分考虑开发过程中由于少数民族特征差异性导致的一些特殊问题,比如,跨民族体育资源所有权问题、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问题,通过法律的创新、修订、细化加以解决。

4.2 建立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

要实现人际和谐,就要处理好利益分配关系,实现不同阶层的分配平衡^[8]。依据这一原则,需要建立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以避免或缓解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资源失衡问题。首先,建立起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机制,使地方政府统一认识,加大对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生态开发的支持力度;加强生态效益的舆论宣传,将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环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坚决贯彻“原生态体育”的开发原则,对于因资源开发而引发的环境破坏问题加大治理力度^[9];其次,出台优惠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费优惠、技术指导等措施,帮助企业降低生态开发成本,激发企业生态开发的积极性。

4.3 建立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的道德约束和监督机制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活动领域的延展,生态开发中的道德元素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生态道德的意义更加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认为,生态道德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要求,也是道德进化的必然^[10]。人类应该履行对自然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而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更应诠释这种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不可否认,在当前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开发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因此需要研究制定相应的道德约束机制,使利益各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各利益主体的道德自律和修养。道德约束要依赖于社会监督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建立民众和社会媒体参与的监督机制,激励当地民众在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开发中充分发挥权力和履行义务,对资源开发进行有效的监督,使少数民族体育资源的开发始终行驶在生态开发的轨道之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