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相关概念

场域、资本和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场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空间,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组成的网络,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构建出来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以人、事、物为载体的实践之所^[1]。场域内存在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的目标,同时也是用以竞争的手段,资本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2]。惯习是一种倾向系统,这种倾向系统来自通过个人的社会化而实现的社会结构的内化,另一方面也通过指导人们的实践再生产着社会结构。具体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内化于人的部分是一种客观机会,即基本的社会存在条件,包括物质、社会、文化的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对于特定社会群体而言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3]。这些结构性因素通过人们的社会化经验,内化为个人相应的倾向,正是这些倾向引导群体成员进行实践。场域、资本和惯习为人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框架、基础和指引,塑造了人的生活方式。从布迪厄场域、资本和惯习的理论视角,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探究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机理,有助于促进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稳定与发展。

2 场域对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影响

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首先需要体育场域的引导力。体育场域是一个由与体育相关的众多因素组成的社会空间关系网络,既包含着现实具有的物质条件,也包含着历史形成的氛围条件,体育场域这一社会空间的构建包含着历史与现实,是两者统一型构的结果。对于大众而言,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明显受到体育场域的影响。台球、保龄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风靡全国,主要源于改革开放之初所形成的休闲娱乐潮流,彼时的体育场域散发着浓浓的娱乐气息,而以赢利为目的台球桌、保龄球馆大量出现。时至今日依然火爆的乒乓球、羽毛球运动,则是由我国长期将其作为重点发展项目的特定历史所造就的,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其体育场域彰显出明显的国家民族情感。与此相反,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足球,在我国曾遭遇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低迷期,这种情况的形成也是含有明显的历史成因,即我国足球在世界大赛中的低劣表现,导致以足球为中心的体育场域时常弥漫着失望、愤怒与不屑情绪。人们对台球、保龄球的热情很快褪去,对乒乓球、羽毛球的热情则一直延续,而对足球的热情,则起伏不定,这些都与体育场域的引导力有关,体育场域的引导力强,人们体育行为的稳定性就好,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基础就牢靠,反之亦然。而要形成引导力强的体育场域,则需要兼顾历史与现实,合理构建各个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互动网络。

3 资本对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影响

体育场域是一种社会构建空间^[4],它为人们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了框架,如前所述,场域中竞争的基础是资本,资本决定着人们能否顺利进入体育场域。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方面。

经济资本是可以转换为金钱的、可以代际相传的资本,它是资本中最有效的形式,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转换为其他资本。通俗而言,经济资本就是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经济资本充实与否,不仅影响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还会影响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在体育领域,人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会影响人们参与体育的广度和深度、内容和形式。就广度而言,经济资本基础越好,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选择就越多,体育运动属于“有闲阶级”的活动,如果人们连温饱等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那么参加体育运动就显得毫无必要;就深度而言,经济资本基础越好,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持续性就越强,介入体育运动的时间也就越长,在体育运动上所消耗的精力也就越多,要将体育运动作为一项生活方式,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体育运动实践,还需要大量金钱用以消费,例如购买运动装备、参加交流竞赛、聘请专业教练、享受有偿服务等等。经济资本的情况还会影响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内容和形式,拥有更好经济资本基础的群体,更倾向于参与一些高消费项目,例如网球、高尔夫、登山、潜水,而经济资本基础一般的群体,更倾向于参与一些低消费项目,例如足球、篮球、跑步、广场舞,而无经济资本基础的群体,则会倾向于避免参与体育活动,例如流浪汉通常都不会主动参与体育活动。人们拥有的经济资本基础是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阶层划分的现实会对人们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也会对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影响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

社会资本是个体在社会组织结构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价值,是基于个体社会地位而形成的社交网、资源网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形或无形的价值^[5]。每个个体都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但在拥有形式和拥有体量上有巨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制度化的原因,也有历史性的原因。在体育运动领域,社会资本往往会对人们的体育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在有体育传统的地区,群众体育的开展就比较普遍;在有体育从业者的家庭里,其成员的体育参与率也高;而拥有完善场地设施的单位、企业和学校,其体育活动的开展也更为频繁。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本,意味着可以利用的关系、资源更多,这为一部分人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社会资本与制度化的紧密联系,为社会资本与体育参与、学校体育、赛事体育、体育商业、体育政策等多方面的实践创造了链接^[6],为推动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文化资本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体现,对社会阶层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7],已成为影响人们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文化资本包括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养、学校教育获得的有关身体与精神的知识、技能和品位,需要长期实践的积累。身体形态文化资本在体育领域中与体育意识的形成密切相关,体育意识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家庭和学校教育,家庭里有一名热爱运动的老爸,往往意味着这个家庭的孩子也会爱上运动,而学校如果对体育课比较重视,也会对学生的体育意识产生重要影响。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主要通过书籍、绘画、影像、道具、工具等物质来体现,这些资本基本可以通过经济资本来解决。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在体育领域中表现为体育物质条件,这对体育行为的促发和维持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拥有完备健身器材的社区,居民集中体育锻炼的行为表现得更为普遍。制度形态文化资本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技能以考核的方式予以确认,并通过授予认定证书的形式将其制度化。其在体育领域中的作用则更为明显,例如各类比赛的奖状、各类运动员等级证书、各类运动项目的职业资格证书等,对体育运动的参与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种通过政府、行政单位进行保障和认定的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属于无形财产。制度化文化资本通常是国家行政意志的表现,对推动体育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例如,当下大力推进的校园足球活动,为了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和家长的积极性,政府层面出台了众多制度措施,如等级证书、比赛名次可以作为升学的参考。

4 惯习对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影响

场域、资本对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产生着约束和引导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个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如何呈现,更多取决于他的行为倾向系统,即惯习。惯习结构化了行为倾向系统,该系统构成于实践活动,也总是指向于实践活动、趋向实践功能^[8]。惯习源于行动者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行动者过往实践活动的结构化产物,是行动者进行某种行为的触发机制和维护机制,惯习联系着主客观两方面,通过“外在的内在化和内在的外在化”主导着行动者的心智结构和行为倾向,并最终促成行为和生活方式的生发。

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受到体育惯习的深刻影响。体育惯习是过往体育经验积累、体育技能习得和体育文化熏陶的结果,体育惯习联系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的体育经历决定了现在的体育行为,体现着现在的生活方式,并为其未来的体育行为和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体育惯习具有相对的持久性,对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长期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体育惯习也会随着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呈现出某种变化性,因此也会引起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改变。但从体育惯习的形成来看,因为它是内生构建的,所以稳定和持续是其主要特征,虽然改变一直存在,但改变对于体育惯习的影响更多呈现出同心圆的效应,而不是线性断裂的效应。体育惯习源于过往的体育经历,通过自身内生的构建已经内化为一种心智结构,成为身体的一种自然秉性,这种自然秉性会外化为体育行为,最终稳定成体育休闲生活方式。具有体育惯习的群体,往往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运动的行为,例如一个喜欢踢足球的人,他会主动搜寻周围的球场;一个喜欢乒乓球的人,则会主动搜寻周围的乒乓球台;而喜欢广场舞的大妈,则会不自觉地关注周围的广场。他们的这种主动搜寻行为,是体育惯习的表现,一旦搜寻成功,相应的体育行为就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惯习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而言,是内驱力,是最重要的生发机制。

5 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促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受到场域、资本和惯习的多重影响。体育场域是客观的社会空间关系网络,对处于场域中的个体的体育行为方式具有激发作用和引导作用。资本对个体能否顺利进入体育场域具有重要影响,影响着人们介入体育的广度与深度、内容与形式;资本对体育行为方式具有推动力,但同时也会产生阻滞力。体育惯习是一种社会化、结构化和内生化的行为倾向系统,它型构了个体的心智结构,对个体的体育行为产生内驱力,是体育休闲生活方式形成的内部诱发机制。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依赖于场域、资本和惯习的互动,场域提供激发环境,资本提供推进动力,惯习提供生发、维持动力。因此,要促成体育休闲生活方式,场域、资本和惯习要统筹配合。

5.1 场域的构建

体育场域主要是基于健身和娱乐这两个基点来构建的,围绕这两个基点,存在竞技体育场域、学校体育场域、民族传统体育场域、社会体育休闲场域和体育产业场域等众多亚场域^[9]。体育场域的构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推进:一是政府主导,二是民间自发,三是政社结合。竞技体育场域由于牵涉面广,资源占有量大,一般由政府主导或政社结合的形式来推进,例如奥运会、亚运会、单项世界杯及单项职业联赛等,竞技体育场域的形成,可以对体育休闲生活方式形成示范引导作用;学校体育场域属于政府管辖的范围,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和保障,对于政府而言,维护学校体育场域是责任和义务,学校体育要肩负起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传播体育文化和培养终身体育意识的重任,为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奠定基础;民族传统体育场域多具有区域性,一般都与当地的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具有民间自发的特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场域存在发展困境,需要政府层面对有发展必要的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扶持,以便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再生产”^[10];社会体育休闲场域则主要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健康与娱乐是社会体育休闲场域的永恒主题,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种场域的形成与维护主要靠自组织和内生发展,政府、社会只需提供必要的服务即可;体育产业场域则主要归于社会市场,其场域的形成固然与政府的政策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上述几个场域的发展状况,毕竟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需求,如果上述场域发展状况好,体育产业场域的发展也不会差,而体育产业场域的良性发展,亦会反过来影响其他场域的发展。

5.2 资本的促进

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受资本的促进或阻碍。经济资本虽然对体育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它们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逻辑关系,经济资本对体育行为和生活方式而言,主要是提供了物质便利条件。社会资本表明的是个体在社会空间中所处位置的价值,是个体过往社会经历和社会地位的体现,对当前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具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对体育行为和生活方式而言,主要是提供了制度便利条件。文化资本在阶层划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是体育行为产生和体育休闲生活方式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三种资本在量和结构上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资本的变化,个体所处社会空间的位置及其社会阶层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从促进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尽量确保物质财富的合理分配,提高人们普遍的富裕程度,提供充足的休闲资源,打破体育休闲文化资源的稀缺性^[11],为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基础;其次,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打破阶层流动的壁垒,避免社会阶层的长期固化,为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改进提供制度促进基础;第三,要营造积极健康的体育价值观,让体育休闲生活方式融入人们的价值体系和生活趣味;最后,要通过制度化建设保障人们的体育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体育权利。

5.3 惯习的培养

场域与资本固然重要,但却起不到决定作用,这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有许多人可以彻夜不眠地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却从来不会去踢一场足球;有些人可以花费数万元去办一张健身卡,但一年也去不了几次。这些社会现象告诉我们,没有体育惯习,场域与资本的作用就无从发挥。体育惯习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培养的,它是过往体育经历内化的结果,它通过影响个体的心智结构和行为倾向,从而实现体育行为的生发和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维持。要培养体育惯习,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家庭、学校和社会要共创体育运动的良好氛围和环境,为个体提供丰富多彩的运动项目选择,满足不同层次的个性化体育需求,让个体对体育运动产生兴趣,进而主动参与到体育运动之中,亲身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通过体育运动的实践形成体验经历,并内化为身体的印迹和精神的秉性。体育惯习的培养,最好从青少年时期抓起,通过家庭教养、学校教育和社会活动,共同营造适合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场域。具体而言,对青少年体育惯习的培养,要积极运用游戏、训练、竞赛等多种方式来创设活动场景,家长、同伴和老师要共同参与,学校要给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社会要创造良好的体育氛围和活动平台,积极传播科学的运动观、健康观和成才观,从而唤醒青少年积极主动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提高其参与体育活动的能力,塑造培养体育惯习,最终形成健康的体育休闲生活方式。

6 结语

布迪厄的“场域、资本、惯习”理论,对深入认识和理解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生发和维持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场域为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激发环境,资本则为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推进动力,而惯习则是体育休闲生活方式形成的关键,为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生发和维持动力。促进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需要场域、资本和惯习的统筹配合。实践层面的重点在于,通过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通力配合,共同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体育活动氛围,促进青少年体育惯习的养成,为形成健康的体育休闲生活方式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