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和其他任何一项竞技体育项目一样,是一种具有极大排他性与对抗性的项目。足球竞技的至高价值体现在竞技双方的匹配感方面。足球的法则规定,敌对者一定是一个实力相当的球队,如果一方出现了压倒性优势,规则会在适当的时机加以调节,直到对阵双方的实力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在此意义上看,凡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足球赛事,对阵双方大体势均力敌。相似的理念、相近的认知度、水平相当的球员,共同将足球竞技者推向一种平等对话的平台。因此,世界大赛中的双雄争斗已经形成一种竞技学和戏剧学意义上的母题,还时常被传播为一种具有决斗意义的行为,足球因此具备了传播学意味的戏剧性。

1 虚饰性的足球情节并未违背戏剧原则

任何一项体育项目都是以追求胜利为前提的,且以真实的对抗为基本程序,其中不乏公平性、公开性和公正性。且以决斗为例。决斗是西方文化中的主要元素。“在西方法制史上,决斗曾经是重要的制度。”^[1]中国学者已然意识到西方决斗现象在整个西方历史上的合理性。“中世纪司法决斗的动机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法律诉讼······当权贵与弱小者决斗时,前者的社会地位不再是影响诉讼结果的重要因素,后者因此有比较公平地赢得官司的机会。”^[1]决斗既然是一种高尚的文化,就不会完全消失,它也必然会以别的形态呈现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中。现代竞技体育源自西方,因此,几乎所有的竞技体育都受到了决斗文化的影响。足球很明显地浸透着决斗文化的基因。

双雄争斗可以是两支实力相当的球队,也可以是两个能力足以匹敌的核心球员。体育媒体的描述重心大体也就呈现在这里。“1974年世界杯最后决赛在慕尼黑举办,比赛双方为荷兰和主办国德国,最后德国队以2比1获胜。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两支球队都采用‘全攻全守’型打法,场上每名队员都可以打好任何一个位置。他们正是以这种新型打法各自击败了拉丁国家对手。”^[2]187这种戏剧效果极具悬疑色彩与意外效应,形成了一种连环错位的颠覆性战况,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2009年4月9日,巴萨在欧冠1/4决赛的首回合以4比0击败拜仁,引发的是一连串的戏剧性效果。“梅西可以自豪地在赛后说道:‘从比赛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将要做什么。我留下了一场壮丽的演出。’”^[3]拜仁此前曾以12比1的比分淘汰了里斯本竞技,拜仁对里斯本竞技的颠覆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欧球队对拉丁语系球队的颠覆。2010年巴萨5比0击败皇马后,英国的《太阳报》便将两支球队的对抗描述成了梅西和C罗的决斗故事。欧冠赛事中为了获得更大关注度,人们一度怀疑欧足联在抽签时不惜采用作弊之法。足球竞技是西方法则体系的衍生物,因此,所有足球人都首先要做一个守法者。但是,足球是游戏,具有丰富的娱乐性,在娱乐至上内在驱力的支配下,其法则也有相对的灵活性,那种所谓的事先确定好对阵对象的抽签之法竟然构成了欧冠市场效益的一部分,因为欧足联的官员洞悉全世界足球观众的心理,观众始终愿意看到复仇、镇压以及再度颠覆的主题。

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欧冠2016—2017赛季1/8抽签就被人高度质疑其真实性,并被记者急切地进行了披露:“科学家们在进行计算后得出结论:欧冠出现目前这种抽签结果是极低概率事件,抽签结果完全可以视作已被操控。”^[4]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是真实,体育记者捍卫抽签的真实性无可厚非,但是足球在进入媒介时代后,一切都打上了表演的印记,因此,为了迎合观众而采取的技术性作弊手段就成为一种戏剧的表演技巧。

仍以欧冠为例,其抽签阶段的作弊说一直十分流行。闯入2016-2017年度欧冠4强的分别为皇家马德里、尤文图斯、摩纳哥和皇家社会,抽签仪式再度曝出疑点。“在抽签当中,皇马率先被抽出,而在从剩余三个球抽取皇马的对手时,伊恩-拉什的手在抽取剩余的三个球时,先是用手拿住一个球,然后开始晃动,但他的手里却始终抓着最开始摸到的那个球,而最终这个抽签球里的球队正是马竞。”^[5]《马卡报》以“伊恩-拉什用奇怪的方式抽到马竞”的标题表示了对抽签结果的怀疑。《马卡报》怀疑欧足联很可能沿用冷热球的方式来操纵抽签。欧足联的抽签是否绝对公正,仍是一桩悬案,但退一步而言,抽签或许是假的,但比赛还是真的。这便是问题的关键。2017年3月17日,笔者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美国戏剧学研究生London Summers以及来自喀麦隆的武术博士研究生罗德里格讨论武术问题。我讲到了传统武术的求真意向。孙惠柱教授对此十分敏感,并反复提及。事后我才知道,孙惠柱教授和London Summers一直致力于将武打引入话剧舞台之实验,舞台武打是百分之百的假打,而假打恰是表演的精华。舞台武打追求的仅仅是逼真的武打效果,因为舞台安全是第一位的,而假打是一种开打前就成为尽人皆知的一种虚拟性事实。人们来看戏并非为了看到真实的竞技格斗,而是美轮美奂的武打场景。

仅仅将表演看成是一种虚假现象其实并不公允,表演的本性本来就是模仿。李政涛曾经对此进行过辨析。“当以‘真实还是虚假’这一对立维度作为衡量‘表演’的尺度,并先验式地把‘虚假’的礼帽赠予表演的时候,世界因此而被分割为两半:表演的世界和非表演的世界,它们分别对应于虚假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表演的世界只是对真实世界的摹仿。”^[6]足球亦然,足球的抽签作弊很像戏剧中的虚构现象。按照文艺理论的一般原则来考量,虚构也是一种真实,它符合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性,它或许并非生活的真实,却有一种高于生活真实的倾向。因为竞技本身是真实的,所以,尽管人们还在质疑欧足联抽签的合理性,但更多的人处之淡然,并未因为其真实性问题而放弃观球。换言之,即便欧足联的抽签是操作之下的产物,也很难影响到足球本体的价值,或许还强化了竞赛的观赏性。因为欧足联是按照一种看不见的剧本来操作的,操控抽签仅仅为了迎合收视率。为了特殊的利益或某种预设性的效果,欧足联或许会执行一种演剧策略,适当地放弃其绝对的具有纯竞技特质的真实性。欧足联本身操纵了抽签之事并未从根本上违反游戏的价值。胡伊青加对游戏的破坏者和作假者有过清晰的界定:“违犯规则或忽视规则的游戏者是一个‘违规破坏者’(spoil-sport)。破坏者不同于作假者(欺骗者);因为虽然后者假装在玩游戏,但表面上却仍相信魔力圈的效力,有趣的是,社会对欺骗者要比对破坏者宽容得多,这是因为破坏者破坏了游戏世界本身。通过退出游戏,破坏者暴露了游戏世界的相对性与易碎性,这个游戏世界是他暂时把自己与别人封闭在内的。破坏者剥夺了游戏的幻举——这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词,字面意思是in-play(源于inlusioilludere或inludere)。因此,破坏者必须被开除出去,因为他威胁到游戏团体的存在。”^[7]14在此意义上观照,欧足联破坏了游戏规则,却并未退出游戏场域,且在演剧学的高度上重构了欧冠赛事的文化价值。

足球赛事中的剧本说还包括了足球竞技场域内外的一种常规,一旦有人突破了常规,就等于违背了早已书写好的剧本。2008年新年伊始,德科就声称自己要在合适的时候离开巴萨,媒体就用戏剧术语来阐释这种现象:这不是德科第一次脱离俱乐部安排的剧本^[8]。媒体将德科的举动看作是一种脱离了俱乐部剧本的举动,这便意味着足球自身的剧本性很鲜明,其竞赛也是一种大型化的照本宣科式的演剧过程。

2 媒体对足球赛事的重新塑造

欧洲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发源地。现代流行的政治体制、法则体系以及科学主义精神都来自欧洲。换言之,欧洲人设计出的社会体系奠定了整个现代社会的形态。欧洲的理想之所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理想,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在于欧洲文化有一种强大的自我更新机制,而这种自我更新机制来自其良好的批评精神。欧洲人的批评精神宛如一种净化器,随时都可以将一些非理性的元素消弭在摇篮之中。足球领域也一样。欧洲足球的合理性体现在法则的高超性层面。

媒体对欧足联抽签中的各种行为都抱有冷嘲热讽的态度,但足球本身仍是竞技,而所有竞技都很认真,并不存在太多的好笑的元素。胡伊青加认为游戏中从来就不存在滑稽因素。“发笑如此,滑稽(the comic)也是如此。滑稽也属于不严肃的范畴并且与发笑关系紧密——它引起发笑。但它与游戏的联系则是次要的。无论对于游戏者还是对于观众,游戏本身并不可笑。”^[7]7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柯林斯在其《体育简史》中曾说:“人类有游戏的传统。运动的冲动对人类文明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歌唱、绘画和讲故事的需求。运动给人带来身体上的愉悦、群体团结精神和直接而纯粹的快乐,运动在所有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常见的。日常生活的活动中,少有几件事情像运动一样被如此慎重地对待。”^[9]3游戏从来就不可笑,理由在于所有的游戏都是真实的,它来自人类或其他生物的本能冲动。退一步而言,游戏算得上是对更为严肃工作的一种彩排或预演。那么,足球竞技是否一定要捍卫其竞技性的真实性?如此的疑问在新媒体时代遭遇到了挑战。

足球的真实性一直体现在高度的对抗性层面。“事实上,时间的多向性还表现在战争隐喻的各个子系统中。战争作为一个概念体系,内部包含了不同时间观念的冲突:一方面它隐含了对被维护的社会秩序的延续性之假设,即这一社会秩序具有持续的(duarable)有效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这一社会秩序正受到‘你死我活’式挑战,因此具有时间上的暂时性的现实。这种时间观念的冲突自然会体现于组成战争隐喻的各子系统中,战争所必具有的社会群体的划分、对有限空间资源的争夺、利益上的互不相容等,都含有某种永恒的时间,这就是社会划分为群体之必然、空间资源瓜分之必然,以及利益冲突之必然,时间之无限延续就体现在这些必然性中。但是,时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群体划分模式、资源分配框架和利益冲突的形式中都是暂时的和有限的,战争是一种溶汇这种无限和有限、延续和间断的时间概念的人类活动,在这里,过去被用来定义和激发现在,譬如失败的耻辱会激起卧薪尝胆以图最后胜利的心态,胜利会使后继者们产生光荣与自豪。”^[10]1994年美国世界杯决赛在巴西和意大利队之间展开。两队曾于1970年在墨西哥世界杯赛的决赛赛场上相遇过,结果,巴西以4比1大胜意大利,夺取了当年度的世界冠军。因此,1994年的意巴决赛为许多观众认为是复仇与镇压之战。“如果最后胜负的决出不是用罚点球,而是其他任何一种方法的话,其结果无疑都该是巴西队领先:例如可以计算决赛阶段中各队的赢球场次,或者可以通过计算最后决赛中的角球数、射门次数或足球在防守半场的时间百分比,来决定哪支球队在这场决赛中占上风,从而有权获得冠军称号。当然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再比一场,但对于那些在酷暑中煎熬甚久的球员们来说,这无疑过于残忍了。”^[2]260巴西以点球战胜意大利队后,则可以轻易地被人认为是以极为艰苦的方法完成了镇压之举。换言之,人们观看足球赛事并非一定要看到一场定乾坤的结局,还会将数支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竞赛看作是一种连续剧,他们彼此之间的胜负关系充满了纠结感,而且连续数十年上百年地上演同一主题。在观众面前,足球赛事犹如一部超长版的电视连续剧,许多观众就是在观看、猜想、推测这样的系列性赛事的过程中走完了人生岁月。人们的情绪、情感、判断力之类的元素交织在一起,演化为一种观球动机。长篇的连续剧和电影不同,连续剧可以再造出诸多的反转性内容,其中不乏弱者造反成功、强者暂时落寞的情节,这便给一些处于弱势状态的观众带来希望,而电影则是绝对化的,以一种正义者获胜为结局。在此视野上考量,电影更像决赛,电视剧更像联赛或锦标赛的全程。由此可见,连续剧更具有现代性,因为连续剧有无限度消解所谓的正义者的正义性的元素,而电影则在强化甚至固化一种正义与邪恶的主题。

其实,现代社会中如果一味迁就正义者必胜的概念,就意味着削弱了人类社会利益唯上的现代性。换言之,在现代社会里,最健康的诉求并非正义、真理、良知之类的概念,而是利益。现代社会是一种利益大于一切的社会,正义、真理、良知皆具有极大的随意阐释性,只有利益是稳定的。足球的根本价值就体现在对于利益的高度尊重层面。足球中从来就不存在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良知与罪愆,而只存在对于竞标、利润、荣誉的追逐。足球的现代性就体现在这样的层面。足球只尊重强力的客观性,而反对一切附加在强力至上主义之上的价值。2013年欧冠半决赛,拜仁大胜巴萨,媒介语汇将其描述为一种复仇故事^[11]。因为在2008—2009赛季欧冠联赛1/4决赛第一回合比赛,巴萨主场4比0击败拜仁,其中梅西梅开二度,埃托奥和亨利各入一球。媒介将此现象看成了具有复仇意义的戏剧性主题。2013年日本右翼一再挑战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激起了中国民众更大的爱国心,中国观众无法回避借助体育镜像来阐释战胜来自日本的某种精神实体的主题。于是2013年的亚冠赛场上,广州恒大与日本柏太阳神之间的较量,则在媒体空间构成了一种超体育的复仇主题。媒体对此有过解读:“赛前,恒大队再次发布了本场比赛的海报‘诛神之战Ⅱ广州再战’。”^[12]文章有意无意地将美国影片《诸神之战》改为《诛神之战》,显示其紧迫的战斗性。美国大片的传统与足球的竞技精神再度以大众互动的方式一同表现出来,呈现出一种激烈大战的戏剧效果。足球和电影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格局。2013—2014赛季,西班牙的联赛出现了不同的现象。“瓦伦西亚迎来了新气象,新加坡富商林福荣接掌球队,球队战绩也是一路飙升,他们还要对球队队徽做出一番更新换代,不过此举引来不小麻烦,美国漫画巨头DC公司近日起诉瓦伦西亚侵权,理由是新队徽和他们旗下的英雄人物蝙蝠侠的Logo太相似!”^[13]电影视觉符号和足球视觉符号的交集在很多维度上都可以呈现。足球徽号与电影专利符号的相同点在此达到了一致。“近日,美国著名杂志《广告周刊》公布了社交媒体上最火的体育品牌Top10榜单,巴萨以1.16亿的被关注人数位列该榜单的首位。”^[14]巴萨之所以获得大众的广泛关注度,主要还在于其足球中蕴含有十足的观赏价值。

托尼·柯林斯在其《体育简史》引言中曾说:“本书并不否认体育是戏剧的变形。”^[9]3托尼·柯林斯在这里特别阐明了体育和戏剧的内在血缘关系。其实,足球竞技不仅存在戏剧性,而且还有一种将古典的悲剧形态嫁接到足球赛事文化中来的趋势。王干曾以卡斯特罗和马拉多纳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述过足球中的颠覆性主题。“卡斯特罗对足球和球星的钟爱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取向,他之所以欣赏马拉多纳在于这位球星对西方价值观的彻底否定。更多的球迷对足球的迷狂则缺乏明确的价值取向,他们只是欢呼足球运动规则对现实秩序的颠覆······由于足球本身与暴力结伴,球迷闹事也就不可避免。”^[15]189暴力不仅是足球的一部分,还是戏剧冲突的主体构架。足球有超体育场域的表演功能,中国的学者也关注到了足球暴力在全球的蔓延现象。“无独有偶,和现代足球运动的产生一样,球场暴力事件最早也是发生在英国。不知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必然,暴力事件后来几乎在所有爱好足球的国家都有发生,不过其发生的具体原因和历史背景则不尽相同。从前暴力事件的发生多是被拥戴的一方输了球,因而向对方球迷或裁判采取不正当手段以渲泄激愤及失望心情。在强烈的心理定向导引下,他们不能相信所拥戴的球队会失败,因此当事与愿违时,绝望的心理便常常导致骚乱或暴力。”^[16]足球场域中的暴力表演给足球自身带来了更大的视觉冲击力,从而强化了足球的戏剧性。中国论者在论述足球时同样喜欢使用充满戏剧性的词汇。《足球俱乐部》杂志载文在赞美德国队于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中的表现时中曾说:“比这还令人晕眩的天才之‘死’发生在西班牙······整个过程就像希区科克的悬念片。”^[17]2014年巴西世界杯阿根廷与德国的决赛也被媒体描述成为复仇之战——“复仇,以马拉多纳的名义。”^[18]足球的复仇之战可谓一种足球的题外话,属于一种媒介对足球的附加性解读。足球的真实性和表演性都可以在此找到依据。

3 评述者群体对足球的极限性阐释

足球是球员、观众缔造出来的游戏场,同时也是一种由评述者们描述出来的游戏,其中媒体的作用无法忽略。托尼·柯林斯曾经描述过传统媒体对体育的巨大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初期开始,印刷资本主义和运动共生、互相依存。如果不是报纸杂志的发展,运动不会也不可能商业化和规范化。这成为了运动的铁律。我们可以看到,在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法国和日本,印刷既是运动商业化的驱动因素,也是受益方。”^[9]13-14莫瑞曾说:“报业在一开始就鼓励足球运动的发展,并因此获得极大好处,但30年代无线电广播作为一种新的媒体而出现······那些原本没机会看球赛的人也可以听到比赛实况了:从盲人和住院的患者到远郊和乡村的居民。第一次对足球比赛的无线电广播是1927年1月22日英格兰联赛中的一场比赛······5万人涌向南海公园,有1.2万人付钱收听了博尔顿的比赛实况。”^[2]103-104托尼·柯林斯不仅认可传统媒体对足球的推动力,同样也认同现代媒体对足球发展的积极作用:“早在18世纪上半叶,报纸业通过体育广告得到了丰厚的收入,也通过体育报道大大增加了其他广告量。相对的是,体育行业增加了赛事的曝光,同样重要的是,体育借此成为了提倡谈论的话题。20世纪的电台和电视也是同样的情况。”^[9]14媒介对体育的介入导致了人们观看习惯的变革。人们仍旧像观看大戏一样观看世界杯的决赛。球员在场域内的表演带有公开性,但也有私密性;而观看足球本身就带有介入公共空间的动机,同时也有洞察他人隐私的内涵。“到现场看球的球迷大多有着强烈的表演欲和暴力释放欲,在电视机前看球的球迷则有一种窥暴欲在起作用。”^[15]190-191王干进而对足球中的观看行为作出阐释。“窥淫欲是一种病态,窥暴欲则可能是健康机制所要释放的······足球是不带任何兵器的肉搏,又是脚的施暴艺术,锁定那些窥暴者的目光也就很自然了。”^[15]190-191正如人性很难经受得起真正的考验一样,由足球赛事制造出来的观球人也很难经受得起全方位的道德检测。质言之,足球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运动,其主导性动机是人类自私的基因,而非一种高尚的自律与奉献行为。足球的自私性诠释的是一种极为真实的人类世界,因此,足球只能消解人类自私的基因,无法消弭人性的真实性。足球只能表演人性,却无法驱除人性的真正意义。观众的群居欲与窥私欲具有同样的正当性,两者分别体现出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对立状态,在此意义上考量,两者展示出了人类观剧文化的多维度性效应。

窥私的本质是对人性之恶的目验式考量,它体现了观看现象本身的积极社会效应。足球是高度对抗的游戏,其对人性恶的尊崇程度很高。完全可以认为,足球的基本定义就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人性之恶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健康的状况。人在失去了人性恶的意识后反而会滋生出很多种反常态的精神疾病。“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1733年的《人性》(Essey on Man)中以极其优雅的笔法做了如下阐释:‘自爱,动力之源泉,灵魂之驱动;理智,制衡之平衡,一切之支配。’此思潮最起始的可见于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作品,在《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等作品中,他描绘了一个全由利己主义驱动的社会。在1723年《探寻社会的本质》一文中,他写道:‘如果没有利己主义的驱动,社会必将败坏,甚至完全解体。”^[9]11西方学者对待人性善恶的问题一度出现极大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康德曾经强调过,单单把恶看作是欲望的要求所致,这几乎可以说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在人的‘自爱的动力和爱好把遵从道德法规作为条件时’,人就变成恶。按照康德的说法,这就是个人主义,它整个玷污了道德原则,因为它破坏了道德的纯洁性。”^[19]人性恶与人性善的博弈在足球的世界里已然得到了化解。足球尊重人性之恶的本然性价值,但在强化法制思想后,足球反而成为一种极善的文化,因为包容了人性大恶的足球将这种大恶的精神透明化处置了。足球可以宣泄掉很多人性中的极恶元素,还可以有效地治愈诸多的现代病。

足球的心理治疗原理并不在于它是善,恰相反,足球的心理治疗的动机体现为它自身就是大恶的化身。这就好像中国人所熟知是江湖社会一样,江湖影片或小说其实都有反社会主题,或多或少对现实社会有违逆、抵触与否定功能,但很多人仍旧迷恋江湖类文化制品,原因就在于江湖中有大恶,而如此的大恶则可以给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极端无望的群体带来一丝虚拟的希望。足球可以治疗心理疾病,也是基于此理。在人性恶的视野上考量,足球捍卫了人性恶的价值观,那意味着沾染上了一种病态的价值观,而恰是这种病态的价值观,使得足球自身也成为一种病。于是,一种定理就此呈现,就像所有用于治病的药物都有杀伤力或副作用一样,足球最终变成了一种针对现代社会的以病治病的措施。阿尔托曾说:“戏剧之所以像瘟疫,不仅仅是因为它作用于人数众多的集体,而且使人心惶惑不安。在戏剧和瘟疫中,都有某些既获胜的又具报复性的东西。瘟疫在所到之处点燃了大火,我们明显地感到这场大火正是一次大规模的清算。如此彻底的社会灾难,如此的机体紊乱,如此的人欲横流,如此的压榨灵魂到极限的驱魔咒,这些都表明存在着一种状态,它象征着一种极端力;当自然要完成某种基本事件时,自然的全部威力便显露在这一状态之中。”^[20]从表演学的角度考虑,戏剧和足球的以病治病的原理一样,两者都是一种文明的极端性元素。在此意义上看,足球世界中所有温文尔雅的元素都可能是一种假象,它只能象征一种麻醉者、终止者或信息遮蔽者的角色,而其本质仍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

戏剧性元素对足球的介入呈现出全方位的态势,其中包括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公共空间的言论。2014年巴西世界杯决赛前,央视主播白岩松曾说:“不管荷兰如何开心一些的离开,真正的大戏还在决赛中。”^[21]白岩松在这里使用了“大戏”一词,足以代表其心目中足球的戏剧属性。民间人士也使用了戏剧语汇来评价世界杯:“世界杯曲终人散,有人欢乐有人愁。回顾一个月的比赛,悲欢剧情不断上演,最惨的非巴西遭血洗莫属。”^[22]媒体的描述充满想象力,一些文章对赛事作出了倒流式假设,将一种即刻进行的比赛套上了历史恩怨、爱恨情仇的元素。“时间的流动让日历翻到了21世纪,现今的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与当年捧杯时相比,都变得面目全非。然而,发生在双方身上的世界杯故事却依旧那么有戏剧性。”^[23]德国与阿根廷的决赛再度使得媒体想到了电影镜像。德国的《踢球者》杂志写道:“这场比赛就像一场悬念迭生的电影,格策在第113分钟决定了比赛的胜负。”^[24]在德国人的眼中,击败阿根廷队仍显得艰难,但德国构建了另外的史诗,决赛的胜利使得德国再度步入短暂的《欢乐颂》的语境当中,体验到一种天堂般的极乐。

足球竞技中充满了悲与喜、胜与负、天堂与地狱、庆典与疗伤之类的对立性元素,它们构成了足球的常态。卡马乔执教的中国足球队在2013年连续失利后,中国观众的伤感情绪骤然爆发,观众用青春电影为意向描述出自己的感受:“让中国足球拍一部电影,名字一定是《那些年,我们一起浪费的青春》。过去两年浪费的不仅仅是青春,还有人们通过联赛回暖渐渐找回的那份关切之心。”^[25]崇拜偶像是人的权利,而颠覆偶像也是人内心的渴望,两者构成了足球乃至所有竞技体育的全部内容,两种力量一并构成了古老戏剧母题在新媒介时代巨大的变革性能量。“1966年世界杯赛之前,欧洲和南美的足球强国对亚洲和非洲的足球运动的态度,就像50年代之前英国人对欧陆足球的看法一样。然而随着本届世杯赛中北朝鲜队的大爆冷门,这种观念也不得不随之转变。朝鲜人淘汰了意大利队,赢得了英格兰队支持者的心,在逼和智利队的情况下,打入四分之一决赛······至于朝鲜人的胜利,他们将其归因于北朝鲜政府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取得成功而专门为准备本届世界杯赛超负荷训练球员。”^[2]187欧洲的足球观众显然不习惯北朝鲜击败意大利的结果。在所有的足球赛事中都存在冷门现象,人们对待冷门有复杂的情感。如巴西、阿根廷、巴萨这样的艺术足球的实验者,其所遭遇的任何一种失败都极易激发出更大面积的社会性反应。

媒介对足球的戏剧性阐释甚至涉及一些细枝末节。如拜仁以4比0击败巴萨后,媒介不仅立即联系到了巴萨4比0击败拜仁的经历,还联系了巴萨被AC米兰4比0击败的类似历史。2013年巴西联合会杯,巴西获胜后也一样引发了媒体的复仇性联想。看台上的巴西观众曾打出一幅画有钟表的标语,上面写着tictac战术停摆。这场比赛还引发了将巴西—西班牙—巴萨之间置于一种三角关系上的假设,媒体显然在制造这样的戏剧性效果和另类的新闻话题。艺术足球的炫技性一旦增加了戏剧性的外壳,则更容易为受众提供一种综合性的观赏资源。人们对艺术足球的热爱来自人的天性。对艺术足球的任何一种解读都可以给读者带来充分的联想资源。质言之,足球的戏剧化状态是足球赛事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媒体介入的产物,至少在媒介势力扩张的意义上说,媒介使得足球更像一场大戏。

4 结语

足球并非单独反映人类本性的体育项目。大而言之,所有的竞技项目都受制于人类自身的基因编程,它们构成了人性的原始形态,并在适当的时机折射出人性的光辉。但是,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有大量的仪式化元素,用以化解竞技过程中过度险恶的趋向。况且,足球还是团队性竞技项目,队友之间的配合显示的并非自私的基因,而是团结自保、协作获胜、共生共存之类的价值与信条。足球更像是一种自然教育行为,时常呈现出一种人在斗、天在看的现象。这里的天指的是一种超自然、泛人类、跨生物的共同体。足球的教育价值属于一种人类原始动作示范的类型,带有一种自然表演的元素。在史前教育的立场观看或考量足球,更可以发现足球自身的超竞争的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