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活动有很多种价值，但获胜是竞技体育的至高价值，同时也是将人的尊严提升到超高平台的经典准则。足球是一种更具原始意念的悲剧，其生发动能即来自对胜负的绝对尊崇。足球与其说是一种获胜的艺术，不如说是一种失败的艺术。当人人都想获胜时，获胜的概率反而很低，于是，足球竞技更像一种虚拟性、现代性、象征性的献祭行为，在世界杯之类的超大型足球赛事中，所有的球队都必须随时接受牺牲自身的结局，遭受淘汰的球队其实象征着一种死亡，失败者目送胜利者走到下一轮的比赛宛若参与了一场献祭仪式，足球赛事由此而阐释出来一种献祭的程序，它揭示出一种新型权力秩序的不稳定状态。人们观看大型足球赛事主要是为了看到登顶者的荣耀感，同时也须给那些失败者送上一种祈祷之情。足球无法做到类似儒教文化中的圆满感，足球永远是一种损不足而济有余的行为。足球赛事自身是公正的，但在具象化的场域空间里，足球展示了其残酷的一面，足球随时都会揭示出其纯正而充满绝对化、偏执化与强直化的另类价值。

1 超悲剧的足球能够抵达宗教的境界

足球和悲剧本来就是同一文化基因作用下的文化品类。现代足球无法脱离媒体的作用，电视和网络时代到来后，足球已然成为一种可观赏的镜像，其悲剧性清晰可见。这里有必要在现代性的视野上释读西方悲剧的基本原理。悲剧起源于酒神颂。古代希腊人每年的秋季都要举行酒神祭祀，其中有一些歌舞表演。表演的过程不复杂，且带有仪式性。通常的做法是演员身披羊皮、头戴羊角进行表演，伴有合唱队的歌声，其内容为酒神颂歌^[1]。足球场中也有类似的镜像。厄齐尔于2010年加盟皇马，并很快融入皇马集体。《马卡报》就将厄齐尔的加盟看成是组建了一支新的合唱团。类似于厄齐尔加盟皇马的事件看似一种喜剧，但那仅仅是一种错觉，因为足球中没有喜剧，或者足球中的喜剧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足球的价值指向只能是悲剧。质言之，足球是一种献祭仪式，其中的死亡元素十分鲜明，而人类面对死亡文化都会萌生出一种极端情绪。因此，足球的场域中经常释放出一些宗教的味道，这便在无形中给观众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迫感。以世界杯为例，身处世界杯赛事场域中的人都经历过献祭性的精神压制，那里不乏狂欢、极乐之类的正面情绪，也有哀鸣、悔恨、痛苦之类的负面情绪。中国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到足球场域中的浪漫情节，也对其带有古典祭祀的情境作出了评定^[2]。质言之，足球是悲剧、竞技与原始献祭仪式的融合体，忽略掉足球赛事的原始献祭仪式的价值，很可能忽略掉足球的本性。

从终极的立场上考量，所有的游戏都有心理抚慰、心理治疗和心理救助的功能，质言之，游戏充斥着一种拯救性的能量。李普曼认为，从地球中心主义立场上考量，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工作在地球上的生命体，只能局限在一个很的小圈子里，每个人一生中也只有寥寥无几的知心友人^[3]，因此，足球在聚众学的意义上有弥补人类交往不足的功能，而人类交际的动能来自兴趣，或者对兴趣点的共同性认知。

足球制造趣味性的例证数不胜数，趣味性并非一种促使人失去社会理性的负面元素，相反，它是克服孤寂心理的最有效的良药。生动有趣的事情可以驱除许多不良的心理积淀，溶解掉诸多负面情绪，而信仰资源的缺失未必是一种社会退化或进化的必要指标，将人的信仰对象投入到艺术足球之类的大型球类竞技活动中至少比假设或虚拟一种世界末日更具实际意义。莫尔特曼一度将游戏看作是世界的符号，并高度赞扬了游戏的独一性价值： “游戏是世界的象征，它也用来表示世界的救赎。”^[4]从表面上考量，足球是一种身体行为，有坚挺的物质性作为保障，但足球从来就不乏精神性，足球更容易深入人们的灵魂深处，而在心理学的角度上解读足球更为贴切，对于观众的心理世界而言，足球就是这样一种治疗性、拯救性与净化性元素。换言之，在心理净化、灵魂拯救、信念重塑的层面看，足球的悲剧性和宗教性完成了统一。王干认为足球以虚拟战争的方式拯救了这个世界^[5]。现代足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丧失了工业化的前提下，很难想象足球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人类所有的娱乐节目都是为了消除孤独感和恐惧感的产物，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惧的物象无非是战争、瘟疫以及诸如地震、海啸、台风、泥石流、洪水之类的各种天灾。天灾非人类所为，亦难以为人世间力量所限制，而人间真正令人恐惧之物便是战争。足球既然是战争的替代品，它便更容易在战争的间歇期获得突飞猛进式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足球在欧洲的普及期。 “战前多数赛事的观众极为有限，而重要赛事，如两个英国俱乐部间的比赛，则会吸引1．5万人——— 据称1913年奥匈两国比赛的观众多达1．8万人。在1919年，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人赢得了84小时的周工时，从而使参观球赛的人数骤增，达每场次2万人，而5万人的情况也不少见。1920年，有4万之众齐集新成立的民主国家魏玛共和国，来观看布达佩斯精英队对柏林的一场比赛。在布达佩斯，共产主义革命和白军的反击都未能阻止人们观看足球———不过那里极端恶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足球运动员，他们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继续以足球为生，先作球员后当教练。192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对意大利的一场国际比赛中，观众人数高达8．5万人，许多人都是用假票混进场的。霍埃·瓦尔特体育场无法容纳这么多观众，结果发生坍塌事件，不过好在除一些人骨折外，并无更严重的伤亡。奥匈之间的比赛一般都会有6．5万人观战，从未少于过4．5万人。而在西班牙，足球则已开始取代斗牛而成为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了。”^[5]65到了20世纪末，欧洲的足球已然达到极度普及之程度。 “据统计，联邦德国每15个居民中就有1名足球运动员，奥地利每30人中也有1名足球运动员。在许多国家，足球成为一种必需品。足球在巴西被比作 ‘面包’，男人不会踢球被视为莫大耻辱。而在法国，每4个人中就有1名狂热的足球爱好者。”^[7]足球的兴盛也衬托出了一种战争的消亡状况，从而足球虚拟战争的特质也得以强化。

足球在二战以后飞速发展，其中有三个原因，其一，二战后的电视传播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促进了电视转播业的发展，并最终扩大了足球的影响力。其二，经历过二战的人感受到了人类战争的巨大伤害力，从而更倾向于设计或接纳一种以游戏代替战争的生活方式。足球具有超越战争的能量，人们迷恋足球，至少可以相对性地减少对战争的热情。其三，二战是人类工业革命后国与国之间互相戕害最为严重的事件，交战双方都遭受到了热兵器时代最大的压迫，且都深刻地感受到了和平的重要性。足球赛事很像战争，它是一种优质的战争替代品。足球以欧洲为重心，至少可以折射出以欧洲人为核心的一种价值重构倾向。质言之，二战以后，包括足球在内的竞技体育突飞猛进，但是，体育是竞技类游戏，任何一种竞技类型都无法替代真实的战争。体育和战争的关系还会呈现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关系。竞技体育是战争游戏，而足球更类似军团对抗的游戏。于是，二战后的欧洲人临时性地找到了一种既能发泄荷尔蒙能量又可以实行类军事抗争的游戏形态，这便是足球。

在政治地理学的概念上考量，足球一直承担着二战清算者的角色。二战是轴心国和同盟国的争斗史，结果以同盟国获胜而告终。受到基督教忏悔文化的影响，轴心国在二战后并无显性的复仇心理，两德统一后构建出来的新德国更是彻底清除了纳粹的流毒，递进为一个高度文明与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在民间性、游戏性和虚拟性的世界，二战的失败者大多也有一种奋发图强的心理，而这种心理隐含着一定的游戏性的复仇心理。且以欧洲为例，截至目前，原先属于轴心国的意大利和德国共获得8次世界杯冠军，如果加上在意识形态上与纳粹德国更为亲近的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那么原先的轴心国集团就获得了9次世界杯冠军，而原属于同盟国的英国和法国只获得2次世界杯冠军。足球绝非战争，足球亦非复仇之工具，但二战后的足球在原先轴心国的极度昌盛现象似乎又可反映一些问题。其中也可以看到战争后文化清算的一些间接性后果。失败的一方更渴望获胜，借以消弭战败的创伤记忆，这或许是意大利和德国以及西班牙足球界格外重视在世界杯上获得荣誉的潜在动能。

由于热兵器高度发达的缘故，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野蛮的毁灭性战争，它和世界历史上任何战事一样，折射出一种人类自身的根本性的恶性，正因如此，二战后的人更看中永久性和平的价值。华明在为马丁 · 艾斯林的 《荒诞派戏剧》的序言中曾说： “文艺复兴以后，基督教受到了挑战，理性主义抬头，基督教衰落，以至于尼采宣布 ‘上帝死了。’这意味着，宗教学说难以继续主宰西方人类生活。但是时至今日，理性主义的无上地位又一次面临挑战，在20世纪的文学艺术中，许多作家作品都有某种对于宗教的情感怀念甚至精神求助。甚至在贝克特近乎虚无主义的 《等待戈多》中，也能看见某种基督教的影子，在关于这部戏剧的众多论述中，戈多就是上帝，等待戈多就是等待上帝是一种最主要的解释。”^[8]足球不是二战的产物，却是二战后发展最为迅速的游戏形态。

如果仅仅将足球看成是一种普通的体育竞技或游戏形态，显然无法抵近足球的本质。很难说足球是一种完整、纯粹而富有典型性的宗教，但足球自身的宗教性在新技术的支援下愈发显得突出。足球的快速发展和足球自身的宗教本质紧密相关。 “在西方历史上，理性主义并不是第一次受到这种挑战。在古代希腊，虽然也有其他思想流派，但是理性主义居于支配地位，并且在古代罗马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到了罗马帝国中期，出现了基督教，尽管受到统治者的压制甚至迫害，基督教仍然顽强地生存并壮大起来，最后竟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应该说古代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传统不可谓不强，成就不可谓不大，但竟被发源于弱小民族、流行于下层阶级的一种宗教所战胜。”^[8]从宗教世界对世俗世界的高度牵制性的立场上看，足球成为二战后凌驾于奥运会之上的一种单项运动，恰在于其所具备的极端纯粹的宗教性。潘忠党认为： “战争是一个蕴藏了丰厚时间资源的隐喻，在这里，过去与现在通过战争本身必然具有的正义与邪恶之争，通过战略与战术的借鉴而联为一体，这即是说，时间上的过去是现在的资源，即符号的资源，它被用来组织和构筑现在，成为人们理解现在、构筑意义的符号工具和意念框架。由于过去与现在这种形式的连接，时间于是具有了多向的特性。”^[9]足球具有悲剧性、象征性、虚拟性三位一体式的文化能量，如此丰满而复杂的文化能量在各种赛事中联动释放出来，产生了很好的平复社会隐患的巨大潜能，其中以其内在悲剧性为核心构件。阿诺德认为，每种运动都有自己的控制、确立和释放紧张性的框架。对于参与者而言，体验其中的美感更为重要^[10]。这里尚须以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上巴西队的遭遇为例。巴西大比分败于德国，再现了足球悲剧性的新的质体，媒体世界又刻意营造出一种超感觉的悲剧氛围，给巴德足球事件增添了更多超体育的解读空间。

足球竞技中的比分显示出其绝对的悲情主义情调。巴西成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最大受害者。巴西队失利后，每一个巴西足球的迷恋者都受到了心灵的震撼。巴德足球事件已然给世界上关注足球的人提供了一种优质的戏剧性元素。

2 世界杯揭示出悲剧主人公的变形身份

质言之，人们对巴西失利受辱的同情心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对高贵人物由于过失导致的毁灭产生了同情心。其二，巴西足球的艺术含量最高，巴西的失利就等于艺术足球的死亡。其三，巴西足球已经5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是世界足坛的巨无霸，而巨大存在物的消失必然导致人们心灵的恐慌，因为它制造出一种信仰崩塌的景观。在镜像悲剧的体系内，巴西国家队属于超级贵族。他们的遇难令人心生怜悯。亚里士多德曾对悲剧人物下过定义，认为悲剧主人公属于一种道德上有瑕疵陷入厄运的人，但绝非为非作歹的人，仅是偶尔犯了小错，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就属于此类人物^[11]。足球世界中巨星的身上更是凝结了足球的悲剧性元素。足球巨星的偶像化过程往往是一个量变过后的突变。以马拉多纳为例，马拉多纳成名于青年世锦赛。 “1979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中，身为阿根廷队队长和灵魂的马拉多纳在世界足球舞台上一鸣惊人。这位身高只有1．69米、体质健壮的年轻选手，以他那神奇的速度、轻盈的盘带、逼真的假动作、精彩的射门，使球迷们赞叹不已。特别是阿根廷队和苏联队争夺冠军的这场比赛，马拉多纳在1比1平局后，打进关键一球，从而使本队获得冠军，更使球迷们进入疯狂地步。赛后马拉多纳被评为最佳队员。”^[6]238 如果没有1979年的惊艳表演，马拉多纳或许不会有后来的如此广泛的关注度。“贝利还把马拉多纳在1979年打进世界联队的一球称为他看过的最精彩的射门。在那次比赛中，马拉多纳用左脚盘球从右侧切入，遇到后卫堵截时，突然急转身，从后卫身后用左脚劲射，球破网而入。素来对阿根廷抱有偏见的智利人也发出 ‘没有比马拉多纳更像贝利的人了’、‘马拉多纳的初速度 （起动速度）、摆脱对手的巧妙、左脚的灵巧和娴熟、30—40米远传的准确等方面均超过贝利’的评论。”^[6]239贝利对马拉多纳只拿到一个世界杯冠军而表示一定程度的不屑，因此，贝利和马拉多纳谁更伟大的争议还将无限延续下去。这里再度展示出悲剧中高贵人物之间的激烈对抗。

足球的悲情效应处处可见。一个人爱上了足球就等于爱上了悲剧，也犹如爱上了一种自我折磨、自我陶醉、自我拯救的文化混成体。人们的自我拯救之道只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表演程式。戈夫曼率先提出了社会角色的概念，他不仅发现人人都有在特定场域中表演的欲求，还对其他充当社会角色者充满了一定的程式化的期盼心理。 “当个体扮演一种确定的社会角色时，他常常发现人们已经为这种角色确定了一种独特的台前。不管行为者扮演这种角色是因为他想完成某种特定的工作，还是因为他想保持一种相应的台前，他都会发现自己必须同时承担起这两种工作。”^[12]足球是用一种真实性的方式表演死亡现象的游戏。球员在特定的场域中既是台前演员，又是真实的人。即便在社会表演的领域内考量，足球竞技的死亡性寓意也一直存在。足球是一种象征性的集团决战过程，还是一种公然的封王仪式，随着赛事的结束，旧的王者或遭受废黜，或继续称王，而所有的环节都充满了悲情主义元素。其中蕴藏有政变、革命、镇压、复辟之类的主题，人类社会的王朝更迭程序尽显其中。当然，足球的封王程序所对应的未必是政治生活中的竞争，还包括现代性的金融竞争、科技竞争、企业竞争之类的新型争霸隐喻。足球中所蕴含的终极抗衡形态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其中最富于人性化的元素便是一种信仰或宗教的重构。

人类有很强的记忆功能，仪式还可以强化人类的宗教信仰，仪式强化的是人类面对极端现象所必需的勇气。面对自己所迷恋的王者的死亡，每一个观众都会体验到极度的痛苦。足球观众对某一支球队或某一个球星的迷恋几乎可以做到终身性，有些足球发达国家的球迷家庭甚至数代人都是某一个俱乐部的拥趸，有的家庭内数代人都是球迷，且都热爱自己的国家足球队，这种现象让人联想到爱国主义、民族认同、群体皈依之类的概念的生发历史。一个人可以爱一个国家，也可以认同一个民族存在的合理性，更有权力选择一个群体作为皈依之本。三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它构建出一种人类的情怀，而这种情怀往往是十分牢固的，并非一场足球比赛就可以轻易变更。当然，足球赛事里也一直有一种均衡性机制，足球赛事既拥戴旧秩序，亦喜爱新格局，而喜爱新格局就意味着推翻一些老旧的王朝，并希望有人认同这种新王朝存在的合理性。莫瑞曾记述过欧洲足坛的颠覆性故事， “1928年，西班牙足球队在马德里以4比3战胜一支英格兰职业球队，成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6]111-112在很长时间内，人们感念过英格兰足球的风采，因为英格兰是足球的创始国，但英格兰并非足坛的巨无霸，它所扮演一直是一种相对尴尬的角色。意大利和德国足球都在世界杯的层面上超越了英格兰足球，但并不具备对英格兰足球的绝对的充满异质性的统治力。真正给英格兰足球带来威胁的是南美足球。

3 顶级足球赛事展示出男性的根本价值

南美足球的崛起的确给世界足坛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力量，而巴西足球则是其中的主导。巴西足球并非一日炼成，其成为世界足坛的主角一度是一件新奇事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足球繁盛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巴西足球也有变数，也必须承受革命性和颠覆性力量的检验，这种检验时而充满了毁灭性。巴西足球美学体系的崩溃应以2014年本土世界杯为标记。很多原先崇敬巴西足球的观众的心理也开始有些动摇。他们对巴西足球抱有悲观的论调，甚至许多人断定，桑巴足球从此消亡，这种认知给世界上热爱艺术足球的人带来了更大的恐惧感。足球的传播史同样也是残酷地摧毁一些人固有信仰的历史，同时也是一种催生新的足球信徒的历史。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巴西的桑巴足球并未完全消亡。这不仅来自一种信仰的力量，还源于一种客观的判断，理由很简单，巴西在地理范畴看是一块相对独立的地域，桑巴足球是巴西的生态文明、自由精神、人种结构的产物，绝非任何一种外力可以轻易摧毁。然而，人们面对真实的悲剧总会萌生出诸多错觉，其中就包含了那种艺术足球灭亡论。

很多人坦言，巴西足球是一种美的足球承载者，而美的足球就应该是永恒的胜利者。因此，巴西足球在国家赛事中一旦出现颓败，人们就会产生重大的失落感。巴西队在1950年本土世界杯上曾以1比2负于乌拉圭，从而失去了首夺世界杯冠军的机会。巴西人企图在2014年完成复仇之举，然而，一支看似强大的球队却在64年后再度陷入更大的悲剧情境之中。悲剧是以高贵者破灭为结局的，这场比赛中生发出的巨大的毁灭性效应，不仅毁灭了巴西队，也给迷恋巴西足球的观众带来了痛苦，还为这场比赛注入了纯正的悲情元素。巴西队由于自己的过失而丢掉了高贵者的地位，其情节完全符合经典悲剧。

质言之，巴西足球的悲剧性失利超越了足球乃至体育的范畴。颜强认为巴西政府应该将7月8日定为国难日，贺炜说这件事对巴西来说是灭顶之灾，詹俊则认为这一届的巴西队踢得很业余。英国 《每日邮报》也认为这是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最惨痛的失利；西班牙的 《马卡报》认为这是巴西永恒的耻辱。即便较为温和的巴西媒体也表达出了哀伤之情，但更多的媒介赋予了 “巴德惨案”一种惊奇感。阿根廷 《奥莱报》的标题便是 《告诉我什么是7》，阿根廷人之所以有底气嘲笑巴西足球，主要还是因为阿根廷的足球一度领先于巴西。

从人类竞技性游戏的总体格局上考量，足球乃至所有的竞技项目都充满了悲剧内涵。悲剧的痛苦内质虽然遭遇到现代主义的阻碍，却仍旧有顽强的心理生命场域。人们之所以惋惜巴西足球，是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扮演着高贵者的角色，而巴西足球中所散发出来的美的特质一度令人心醉。胡伊青加在阐释游戏的美学价值时曾说：“游戏与美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密切的。”^[13] 巴西队在本土世界杯期间的悲剧境遇几乎宣告了一种美的足球的凋零，它给人带来的仍是一种绝望的情绪和灾难般的镜像。

足球是悲情游戏，而足球观众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追求悲剧效应的群体，时任巴西主教练的斯科拉里也成为悲情主人公。巴德惨案期间，巴西主教练斯科拉里虽然表面上强硬，其内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它曾面对记者坦陈自己的委屈。斯科拉里由此而成为那届世界杯期间最大的悲剧主人公。

足球的悲剧性还会通过电视转播得以延展。在足球赛事的电视镜像世界中，观众成为啦啦队员，电视摄像师成为事实上的导演，出场的球员无一例外地要成为悲剧演员———扮演加害者或受害者。在悲剧精神的统摄下，足球由绝对的胜负关系导致的原罪内涵也得以高度张扬。在美国学者埃克伯特·法斯看来，悲剧和精神分析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某种意义上，悲剧和精神分析学都涉及并企图解决人类的受难问题。”^[14]足球竞技是胜利者的游戏，也是失败者的游戏，所有的参与者的身份地位只能在此语境得以确认，其身份地位的确定并非来自权威人士的委任，而只能通过公正的集团格斗产生。这也是足球所蕴含的悲剧语境的反映：受难的一方必须接受现实，进而认可这种苦难感的正义性，所有的赛事都通过仪式给予庄严认定，仪式馈赠给每一个参赛者一种合理的身份。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未必在于获取信息，而在于其中蕴含的某种戏剧性行为，而在那种戏剧性行为中，旁观者也会加入这场权力纷争的游戏^[15]。足球竞技充满了视觉和听觉张力，但那仅仅是足球的表象，其本质只能是悲剧，其戏剧张力带有丰沛的苦痛元素。足球的确无愧于勇敢者游戏的称谓，其终极对决犹如狮群中的王者格斗，狮王的唯一下场便是被更年轻更强壮的雄狮击败，并很快死亡在无人问津的荒凉地带。足球捍卫了狮王争霸的绝对理想，也以动作形态反复再现这一镜像。足球竞技带有精神的虐他性。在足球竞技的无限性流程中，没有哪支球队可以逃脱被其他强者击败之命运。为数众多的观众之所以迷恋足球，就在于足球蕴含了人与其他生灵共有的基因感应能量。现代媒介牢牢地抓住了足球竞技的这一特质，并力图构建出一种大型化、超级性与纯正化的现代悲剧，足球由此而得以升华。面对真正的悲剧，人们只能接受它，而无法抗拒其巨大的力量。

4 结语

与项目纷繁的奥运会相比，足球更纯粹。足球在很大意义上一直和国际奥委会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如果说奥运理念是一种纯然的美的动作体系的话，足球则更符合本能主义的理念，足球竞技中始终浸润着原始主义的能量。奥运会虽然也以悲剧为动能，但其折中主义思想很鲜明。在此界面上可以反观足球的本性。这个世界上只有足球称得上是一种自然悲剧，同时它也是竞技世界中悲剧主义的最大代理者。以职业球员为主体的大型足球赛事是一种人性的极大化释放过程，它的美也是一种兽性主义和人性主义的融合体。可以说，足球和奥运会的距离，产生的不是美，而是一种身体文化的竞争态势。它揭示了足球自身的超凡价值，也展示出体育内部项目之间的良性关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