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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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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武术短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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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短兵是中华武术的一项搏斗运动,《中国武术教程》将现代武术运动按照运动形式分为套路运动与搏斗运动,搏斗运动包括散打、短兵与推手[1]。具体来讲,武术短兵是融合刀、剑的各种实用技法于一身的实战对抗性运动。在竞技过程中,双方运动员按照一定的规则要求,各自手持特制的短兵器,穿戴护具,运用刺、点、劈、砍、斩、扫、崩、撩、挑、截等进攻和防守技法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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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符号学及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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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中有五个重要的概念,分别是符号、符号学、文本、符码和元语言。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它用于表达意义,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学即意义学[2]2。人的精神、人的社会、整个人类世界,浸泡在一种很少有人能感觉到其存在却没有一刻能摆脱的东西里,这个东西叫符号。符号学作为一种探索普遍思维规律的学科,目的在于理清人表达和认识意义的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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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有天然符号与人造符号之分,人造符号分为实用意义符号和艺术意义符号。实用意义符号强调使用价值,而艺术意义符号体现的是文化、情感,并不具有实用价值。在人化世界中,符号被艺术化,才是赋予它特殊价值的方式。在符号的表意中,对符号的解释意义植入规则和意义规则的重建称为“符码”。符号信息的发出者,需依照符码对符号信息进行“编码”,随着意义被编入符号文本,符号信息的接收者按照符码进行“解码”,信息就转换回意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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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很少单独出现,一般与其他符号组合,形成“合一的表意单元”,称为“文本”。文本的构成,不仅取决于文本本身,而且在于其接收和解读的方式[5]。符码的集合被称为元语言,比如一个词或符号的解释是符码,解释的集合如词典、语法就可以成为元语言。符码是个别的,元语言是集合的。元语言是理解任何符号文本必不可少的。只要器物、礼仪、民俗、手势、宗教等被当作意义进行传播,就必须有相应的元语言来提供解释,而文本接收者对元语言的解读,受限于他的知识、感情、经验、教育等背景[6]。因此,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其存在意味着文本之间的可翻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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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术短兵运动的符号学特征与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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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武术短兵运动的符号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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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短兵运动有两类符号文本,第一类是由服饰、护具、竞技兵器等器物符号组成的器物文本,符码是中式传统服装、盔甲和刀剑等短兵器;第二类是由礼仪和技术等身体动作符号构成的动作文本。从实用意义符号角度看,技击动作和礼仪是各种关节、肌肉等身体活动的组合;护具用来保护身体不被击伤;竞技兵器是海绵棒。通过符码与元语言的植入,体现出艺术意义符号的文化价值。竞技兵器的符码是中国传统刀、剑;身体动作是运用刀、剑的技术;礼仪代表尊重对手、以和为贵的武术精神;护具是具有文化特色的中式盔甲。在文化传播中,任意一个符号都可对武术短兵运动进行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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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短兵器格斗项群的击剑与剑道运动都具备强烈的符号学特征,其器物或动作符号文本,都代表了各自不同文化的元语言。缺乏符码和元语言的解读,所有符号将只具备实用意义,而丧失其特殊的文化与艺术性。因此,符号的解读、创造与运用是体现武术短兵运动特殊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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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器物符号错用造成的符码与元语言释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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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相关历史影像资料的考察得出,短兵运动最早模仿剑道,护具采用剑道头盔、胴甲、垂和甲手,兵器以藤条或白蜡杆裹以棉絮并加皮革为外套。至当代,护具与兵器在质量、安全性和美观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全国性的短兵比赛中,服饰采用少林寺僧服,护具以明光铠为原型,兵器以软橡胶包裹在玻璃纤维杆外,形制上与中国剑相似。作为器物符号,既体现了实用价值,也展示了文化与艺术的象征性。不足之处在于,头盔仍采用了与日本剑道头盔相似的设计。2016年湖南省武术大赛短兵项目就采用这套护具,赛后部分裁判及观众提出质疑,这是短兵还是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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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错用符号带来的符码与元语言认知困境。武术短兵运动是一项鲜为人知的运动,不仅普通群众缺乏了解,很多武术专业人士对其认识也较少。剑道的发展远在武术短兵之前,其通过多年的传播与推广,已率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符号体系。剑道头盔不仅是剑道运动的符号,也已经成为日本文化及国家的符号之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将剑道符号运用在武术短兵中必然会产生符号与符码、元语言间的解读错乱,无法建立应然的表意与释义过程。中国传统盔甲本具备完整的器物符号体系。要使短兵运动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武术运动,必须脱离剑道符号体系,重新设计自己的护具,体现出短兵运动器物符号特殊的文化性、艺术性,形成符号与符码间正确的表意与释义通道,让短兵运动的护具成为中国武术、文化乃至国家的象征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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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技术符号使用群体间的偏见造成动作符号的认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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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国性短兵比赛视频发现,短兵运动动作符号的运用有两大类型:第一类是以单手劈、刺为主,与击剑中的佩剑类似,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式击剑”;第二类以双手劈砍为主,单手为辅,与剑道类似,被认为是“中国式剑道”。多名武术教师对这两种技术符号认同程度较低,他们认为这两类技术符号没有融入武术套路动作,不能够体现中国武术的特征。因此不同技术符号使用群体间亦存在一定的偏见[7]。张继生指出,与武术套路不同,短兵是一项搏斗运动,套路中的动作在技击中并不适用。冷兵器时代,虽然不同文化下兵器形制各有差异,但在使用方法上殊途同归,短兵器格斗技艺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短兵运动技术符号与击剑、剑道有相似之处,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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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剑的花剑、重剑符码源于欧洲贵族用于自卫和决斗的刺剑,技法以刺击穿透为主;佩剑源自骑兵马刀,技法以劈为主,以刺为辅。击剑动作符号由数位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不同风格的剑术家通过数百年的时间不断改进与完善[8]143-146,但其技术符号均是以单手劈刺为主。剑道兵器竹剑是武士刀的符号,名为剑道,实为刀法,以劈砍为主。日本古代剑术流派众多,自江户时代中期就已开始穿戴护具用竹剑进行对抗练习。直到1912年,全日本各剑术流派汇聚一堂,将各流派剑术归纳总结,制订统一的技术标准,建立了现代体育剑道[9],其技术动作则是以双手劈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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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短兵竞技兵器的符码是中式刀、剑,刀分为双手刀和单手刀,双手刀以环首刀、苗刀、斩马刀为代表,单手刀则以手刀、雁翎刀、牛尾刀为代表,剑也分为双手剑和单手剑。不同兵器技术符号各有不同,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共性体现在兵器技术均通过兵尖的刺和兵刃的劈砍作为进攻方式,用法上强调守中、用中、打快、打巧、招式简练;特性是单手技术速度快、灵活、多变、击打距离远、进攻能力强,缺点是对单手力量要求高,不利于格挡防守与反击;双手技术优点是力量大,以力破巧,防守格挡能力强,缺点是击打距离短,不如单手技术灵巧。相比击剑与剑道数百年的发展历史,短兵运动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但短兵运动的竞技兵器是诸多中式刀、剑的符号,所以在技术符号运用上应采众家之长,各种打法之间应抛弃偏见、加强交流,将不同技术进行总结、归纳、改进,最终突破击剑、剑道技术上的单一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丰富多样的短兵技术符号体系。短兵运动也应由此发展为综合、开放、包容的兵器格斗运动,成为短兵器格斗体育运动中的MMA(综合格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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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术短兵运动的元语言释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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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解释背后都有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释义元语言集合在支撑,这些元语言因素大致上分为三类: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元语言组成因素的最主要来源,可以称为符用性元语言,即是文本与社会的诸种关系,引出的文化对信息的处理方式。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即符号信息提供线索应当如何解释自身,任何符号活动处处可见这些元语言标记设定,指导此文本应该如何解释[2]228。能力元语言来自解释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他的记忆积累形成的文化修养,都参与构成能力元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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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武术短兵运动的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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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武术短兵运动历史语境元语言的认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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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访谈,多数武术教师认为武术短兵起源于古代军事战争,主要的了解方式来源于武术教材与影视文化作品。据史料记载,早在商朝就已出现了青铜剑。春秋战国至东汉,随着步兵和骑兵的兴起,刀成为军事中的主要武器装备之一。至三国时期,刀成为军队短兵器中最主要的武器。至隋、唐、五代时期,军队中的短兵器标准装备唯有刀。宋朝时期,刀成为宋军中的主要短兵器。至明朝,为了抵抗倭寇,日本刀在明军中极受欢迎,戚继光将日本刀法纳入自己的武艺体系中[1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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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短兵运动一对一对抗中体现出的闪、转、腾、挪与劈、刺、点、撩等并不适合真正的古代战场。明代军事家何良臣在《阵记》中写到:“长短器械,错杂阵头,一齐拥进,起手就戳便斫。虽转身回头,尚不可得,岂容活泼动跳,做作进退,身势手法耶?”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说:“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明末清初著名武术家吴殳认为战阵武艺简单、易学,而“游场”武艺高深、复杂,对战阵武艺颇为蔑视。程大力认为,武术的绝大部分内容产生并用于私斗[11]。中国古代武举考试中,对武艺技能的考察以弓、马、力和长兵器为主,短兵器武艺未被列入主要考试科目[12]。王华峰认为,刀、剑等短兵器技击术不被官府重视,散存于民间,处于自生自灭或被禁锢的状态,但民间的武术爱好者对兵刃格斗竞技和训练方法的探讨从未停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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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剑自汉代就已退出了军事战争,只作为防身武器及身份的象征,而刀成为了主要的战场短兵器[10]58。战场上以阵列作战,长短相配、齐头并进,刀法招式用拙、用力,较为简单,是为了用最快速有效的方式杀敌。民间的武艺更注重对技法、精神的修炼,重视手眼身心步的和谐统一,通过武艺练习、强身健体与交流情感,于是便有了曹丕与邓展以甘蔗代剑比试的千古佳话。作为奥运项目之一的击剑,其亦起源于欧洲贵族阶层的个人决斗,通过对兵器、护具、竞赛规则的不断改进,使之成为了正式的体育竞技运动。因此,短兵运动历史语境元语言应来自于刀、剑武艺的个人交流,更贴近现代社会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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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武术短兵运动文化语境元语言的归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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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剑与剑道运动的文化语境元语言是欧洲的骑士文化与日本的武士文化。由于古代欧洲和日本历史上长期处于军政阶段,统治阶层多为骑士或武士,他们通过习武和立军功,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结合知识和文化教育,促进了大量“武家”文化成果的产生和传播,“武家”文化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中国自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且在多数历史时期都存在重文轻武的倾向,武官集团政治地位低于文官集团,武官的选拔和提升也是只重武艺而轻文化,导致长期以来中国“武家”文化难以形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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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武”文化的丰富和发扬贡献最大的应属武侠小说。中国的武侠小说从唐代开始逐渐走向成熟,至清代,武侠小说的概念逐渐清晰,侠客形象日趋鲜明,对武功的创造和描述更加丰富。至当代,金庸的武侠小说达到巅峰,中国武侠小说进入文学殿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14],也成为国内许多普通民众的武术认知启蒙。金庸小说中关于剑法有83种、刀法30种[15],体现了武侠文学对刀、剑等短兵器的重视。以金庸为代表的当代武侠小说体现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学说为基础的道德、文化体系——以人为本,关注人的需求;弘扬爱国精神,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暴力美学魅力。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武侠小说(包括后来发展而来的武侠影视)可以作为武术短兵的文化元语言。对于武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武功,应该辩证地分析,要分清虚幻与现实的区别,避免盲目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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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武术短兵运动自携性元语言特征与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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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武术短兵运动的自携性元语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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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携元语言即符号信息提供线索应当如何解释自身。短兵运动中最显著的自携性元语言是其项目特点与竞技方式。短兵运动具有技击性、对抗性、变化性、安全性、趣味性和文化性,有助于人们提高对武术的兴趣。与武术套路按固定动作演练不同,短兵运动以搏击、对抗的形式进行,在瞬息万变的比赛实战中,需要使用不同的技战术组合。与散打对人身体造成较大伤害不同,短兵兵器、护具的设计,增强了安全性。短兵运动的文化特质,满足人们特别是男性爱好者仗剑走天涯的武侠英雄情结。而这种“武侠”情结继承了儒、墨、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具有独特的道德、哲学、文化内涵及美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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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携性元语言的不足导致可持续性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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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全国短兵比赛的参赛运动员主要的竞赛方式为多出手、快出手,将比赛变成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这种现象的产生缘于在互相击中情况下的竞赛规则判定——判先击中对方的一方得分。为了多得分,运动员被迫更多更快地采取进攻。频繁而快速的互击,肉眼难以分辨,给裁判员的执裁带来了困难。加上该种进攻方式对体能要求很高,参与者几乎全部为20岁左右的体育院校在校生,导致缺乏群众基础,可持续发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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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方认为,人的肉体对刀剑不具备抗击打能力,任意部位被击中都会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甚至丧命。竞赛规则对先后互击判先击中者得分不符合兵器格斗的原理,亦是对手中竞技兵器的符号的错误认知。他认为,“完美一击”应该是直接进攻或反击得手后,从推理上对方无法有效回击。某大学短兵队曾基于“完美一击”规则进行过训练,通过观察实战和训练后访谈发现,队员在实战中“出招”更为谨慎,击打次数明显下降,战术运用上优先击头和持械手,裁判对得分的判定更为清晰、明确。在练习后队员也认为,训练中心理活动程度和实战意识有很大的提高,战术运用虚实结合、多以反击作为得分手段,不盲目进攻,这体现了《庄子·说剑》中“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法,先之以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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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兵运动中任何一种进攻技术都有进行防守与反击的有效方式,对技法的运用实际是“博弈”的过程,是一种智力与精神的对抗。击剑运动的魅力在于“心”[8]127,剑道中提倡通过禅宗悟道达到“不动心”的境界,这里的“心”应是智力、勇气、技术、自信和经验的合而为一,需要长期大量实战经验的积累,其内涵与“拳怕少壮,棍怕老郎”的武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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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剑与剑道在先后互击的情况中,判定先击中一方得分,短兵运动如能将得分规则按照“完美一击”进行改变,体现其自携性元语言的特殊性,便可从元语言释义层面与击剑和剑道区别开来。此外,规则变化可降低对参与者体能的要求,提高对经验和心智的要求,从而使短兵运动的竞技特点从体能的比拼转化为精神、智力和经验的较量,让参与者在斗智斗勇的博弈中更多地体验精神的乐趣,有利于扩大群众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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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能力元语言培养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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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南省2016年武术大赛52名裁判员的访谈发现,32名裁判没听过短兵运动;8名裁判员听说过短兵运动,但在认知上有一定错误,认为是短棍或双节棍;对武术短兵运动真正了解的裁判员有12名,其中参与过短兵运动练习的有4名,表现了短兵运动能力元语言培养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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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元语言来自解释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和记忆积累形成的文化修养。能力元语言的缺失或许与“侠以武犯禁”的历史偏见有关,加之武术短兵运动又是一项持械格斗运动,更容易被视为是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工具和手段。在这种偏见下,武术进行了技击改良,从“技击之术”改造成“表演之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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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格斗运动发展最为普及的国家之一,柔道、空手道、剑道、居合道、合气道、薙刀道、铳剑道、短刀道等对抗性武道项目深受世界武道爱好者的追崇。日本武道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促进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7]。但是,日本也是发达国家中犯罪率最低的国度之一[18]。消除“侠以武犯禁”的历史偏见是推动格斗运动尤其是兵器格斗运动发展的基础,日本已经通过历史实践证明,兵器格斗运动不会引发社会治安问题,而且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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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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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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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短兵运动是中国武术重要的搏斗项目之一,具备了完整的符号、文本、符码、元语言等符号学因素,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在表意与释义上存在一定缺陷。短兵运动在符号的选择和应用上存在器物符号错用问题,造成符码与元语言释义困境;不同技术符号使用群体间的偏见,则造成了动作符号的认知困境。短兵运动历史语境元语言应来自于刀、剑武艺的个人交流,而其文化语境元语言相对缺失,武侠作品为中国“武”文化的丰富和发扬做出了巨大贡献。短兵运动的项目特点和竞技方式构成了其显著的自携性元语言,相比其他武术项目特征鲜明,但竞技规则上的不足导致短兵运动可持续性发展困难。能力元语言培养的缺失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阻碍了项目的普及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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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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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兵运动的器物符号应脱离剑道和击剑,需体现中国元素,形成正确的表意与释义通道。动作符号应体现中国刀、剑武艺的多样性,使短兵运动发展成一项开放、包容的短兵器综合格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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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兵运动的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的历史可追溯到古代个人武艺交流,文化上以武侠文化为元语言。消除“侠以武犯禁”的历史偏见有助于能力元语言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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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修改竞赛规则完善自携性元语言,使短兵运动的竞技特点从体能的比拼转化为精神、智力和经验的较量,这有利于扩大群众基础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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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相关概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从符号学的视角对武术短兵运动进行探析。指出,短兵运动具备完整的符号学因素。其符号学特征包括器物符号和动作符号,器物符号存在错用造成符码与元语言释义困境,而不同技术符号使用群体间的偏见造成了动作符号的认知困境。从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自携元语言、能力元语言三个方面对短兵运动的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指出短兵运动存在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缺乏正确的历史认知和文化归属,自携性元语言缺陷导致可持续性发展困难,以及能力元语言培养不足方面的问题。认为,短兵运动的器物符号应突出中国元素,动作符号应体现中国刀、剑武艺的多样性;以古代个人武艺交流和武侠文化为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修改竞赛规则完善自携性元语言;消除“侠以武犯禁”的历史偏见,促进能力元语言的培养。旨在促进武术短兵运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ed concepts, short-weapon sports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hort-weapon sports have complete semiotic elements. Its semiotic features include instrument symbols and movement symbols, the misuse of instrument symbols leads to the interpretation dilemma of code and metalanguage, and the prejudic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using different technical symbols lead to the cognitive predicament of movement symbols. The dilemm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ort-weapon sports is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metalanguage of social-cultural context, the self-carrying metalanguage and the competence metalanguag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hort-weapon sports lack correct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cultural belonging in the metalanguage of social-cultural context, that self-carrying metalanguage defects lead to difficultie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of inadequate competence metalanguage training. It is believed that its instrument symbols should highlight the Chinese elements and the movement symbols should reflect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sabreplay and swordplay, that short-weapon sports should take the exchanges of ancient personal Wushu and Wushu culture as the metalanguage of social-cultural context, revise competition rules to perfect self-carrying metalanguage, and eliminate the historical prejudice that “knight often commits crimes because of his Wushu”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ompetence metalanguage.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ort-weapon spo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