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京奥运会的联想或记忆节点有三重性,分别体现在申办获准、准备以及举办3个阶段。2001年7月13日是北京申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准时间;2001年7月14日—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之前则是北京准备奥运会的时间段。2008年8月8日—24日是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时间,它构成了北京奥运会周期系列事件的高峰。北京奥运会散发出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边界的隐喻,它不仅是一项纯粹的体育盛事,同时还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国家盛典,也是一种治疗心理创伤的理性化程序,而北京奥运会的真正意义体现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过渡仪式层面——北京奥运会成功地促使中国告别了相对孤立的时期,进入到一种与西方社会同体共进的新时代。中国人更喜欢将北京奥运会当作是一种胜利仪式。从民族志视野切入,可以更好地理解北京奥运会丰富的潜台词及其文化含义。

1 北京奥运会展示举国体制的仪式性竞争力

在西方文化占据世界话语权制高点的今天,世界各国早已习惯性地接纳了包括奥运会在内的现代体育。英国的大卫·米勒曾高度赞誉体育与奥运会:“世界上有5种通用语言:金钱、政治、艺术、性爱和体育。第5种语言引人兴趣之处是它在过去的世纪里变得越发迷人,它已经融入其他4种语言的素质。体育最广泛的表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1]由此可知,北京奥运会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体育的范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北京奥运会更像是一种还愿行为。中国人可以借此实现1908年《天津青年》所做出的有关奥运会的所有设想。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已参加过若干次奥运会,且获得了为数可观的奥运金牌,而2008年则获得了在本土举办一场奥运会的机会。

在中国体育界人士看来,北京奥运会是新中国体育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盛会。中国代表团获得了51枚金牌,达到了中国在奥运会史上获得金牌数的最大值。毋庸讳言,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源自举国体制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制度统揽全国一盘棋,有利于攻克难点,化解热点,营造亮点。”^[2]举国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体育所独有。透视近期世界各国体育的发展状况,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部分采用过举国体制的元素,其中包括韩国、日本和英国,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有一个相对固化的官方体育机构,用以专门执行某种体育规划,此官方机构往往还有智库机构、培训计划和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后勤保障机制。质言之,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的确和苏联式的社会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也始终站在本国政府的立场,且一直是“奥运争光战略”的主导者、施行者和维护者。在此体制下,已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职业体育人群体,中国的体育人就此站在了国家至上的立场上,捍卫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正义性。正如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在1990年提到:“体育改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当前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要集中力量开好明年亚运会和亚运会科学大会。”^[3]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力灌注,体育在中国很难具备纯然的游戏学、身体学和娱乐学的意义。中国的体育有其独特的风貌和历史缘起,在此意义上审视,国家体育总局的确是一个充满悲情内蕴和悲剧品格的强力机构,且具有相对独一无二的社会功能,并因此一再遇到国内外相关人士的质疑;而面对这种质疑,国家体育总局总会相应地作出反击,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20 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中国各种国家级机构遭受质疑最为密集的时间节点。由于改革开放正处于有史以来的高峰期,各种各样来自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余续仍在中国蔓延,体育界同样无法完全摆脱中国民间性思想分歧的冲击,并很快陷入一种体制存在合理性被怀疑的困境。换言之,中国体育界的举国体制一度面临合理性解构的考验,而赞同举国体制合理性的人士高度维护了国家体育总局存在的合理性、权威性和合情性。质言之,体育总局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体育人根本利益的代言机构。由于中国体育界在新时期最初的十多年积累过较好的声誉,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举国体制的认可度很高,这种认可度也远远超过了质疑和否定的力量,所以国家体育总局在中国民间的声誉并不差,此机构一度为民众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感,中国体育人也因此可以体会到这种自足性。时至今日,许多功勋卓著的运动员不仅享受着政府给予的优厚待遇,且拥有商业社会的一切福利实惠,大多生活状态优越,并构筑起中国体育人的集体性优越心理。因此,中国体育人所创造的无以计数的各类顶级赛事的金牌一定要归功于新中国的制度,恰是新中国的社会革命才使得中国的体育人得到了政府最高规格的关怀,并最终促使他们创造出理想的社会性成果。

中国体育人创造的这种新生活和顾拜旦倡导的理想十分相似。“当一种新思想产生,采取一种实际的形式并变为现实的时候,往往很难解释为什么是这种特定的思想而不是其他任何思想能从至今有待实现的其他思潮中发展出来。不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思想不是这样。恢复奥运会并非天真梦想的结果,而是现代世界大趋势合乎逻辑的结果。19世纪人们已经开始过不那么离群的生活,不同种族的人们学会相互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于是在他们中产生了一种高尚的竞赛,鞭策他们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4]13当然,新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强化了国家权威,构建了一种生活在顾拜旦时代的人都感到陌生的全新的体育制度。“凭借这一体制的实施,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竞技体育强国。”^[5]中国的主流人群很少站在经济学的角度上反思奥运会以及其他各种世界级赛事,但并不意味无人质疑中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合理性。

现代社会中的体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商品,仍然存在运作成本的问题。所以不断有人站在经济至上的立场上质疑北京奥运会的历史价值。里约奥运会过后不久,一些人便将北京奥运会与里约奥运会拿来作对比,认为两者充满了明显的对比性。在经济至上主义者的眼里,北京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迥然有别:其一,北京奥运会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而里约奥运会则最大程度地展示出市民的意愿;其二,按照所在国家的物价水准和性价比计算,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是奥运会历史上最不省钱的一届奥运会,而里约奥运会则称得上是最省钱的一届奥运会;其三,北京奥运会体现出德日体育法系高度的组织性、鲜明的象征性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性,而里约奥运会则展示出相对的自由性、柔美的自然性和风情的感召性。两者都是一种极端现象,却给奥运会观摩者带来了同样品质的差异性感受。

2 北京奥运会成为促进中国高度开放化的经典仪式

在奥运会的举办国中,东亚地区值得关注。从1964年至2020年的56年间,日本、韩国、中国3个国家已举办或即将举办4届夏季奥运会。东亚人对奥运会强烈的向往背后隐藏着的是东亚国家对本国国民受到战争伤害的强烈记忆。中国和韩国一度遭受到日本的侵略,而日本也遭到过盟军的痛击。从民族痛苦感上来说,三国拥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日本在二战以前就入侵东亚,随后又入侵东南亚,主动挑衅美国,其首先是作为加害国,其次才是受害国。因此,虽最终战败,其国民也并未有过太大的精神压抑感,且日本的国内秩序也未遭受太多的破坏,天皇体制、财团制度、既有的文化本体都依然故我。直至当下,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还是绝对性地压倒了民族自卑感。与之相反,中国和韩国则在二战结束后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导致了国家的巨大动荡,特别是中国二战后遗症的影响更为深重。东亚人超文化的奥运会情结中原本就隐含着一种极端主义的内核,在极端主义思潮的统摄下,任何一种非理性的行为都变成了合理的存在。

先说说北京奥运会的经济成本问题。北京奥运会的开销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包括武警战士、大专院校学生、社会志愿者等在内的各类人员的日常性开支以及体育人员的各类开销;其二,体育场馆建设及拆除许多建筑后的赔偿款项;其三,开幕式举行前的数十天内河北及北京的工厂、建筑工地停工的损失。这些开销使北京奥运会的成本达到万亿元人民币的数额。尽管如此,在中国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浪费。在强大的仪式建设欲望的支配下,中国人在彼时彼刻同步地爆发出了强烈的认同感。中国人之所以几乎不计经济成本促成奥运会,主要还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是一个经历过百年精神磨难的国度,中国人内心所遭受到的精神之伤痛远远超过经济损耗带来的不良感受,这便是北京奥运会不惜花费巨资打造一场国家级仪式的真正动机。中国政府为此耗资如此巨大,却始终未遭到民众的反对与抵触,由此可见北京奥运会所具有的超体育和超经济的内涵和价值。中国体育的世界性主题体现得或许不够透彻,但中国体育的东亚性主题却是一种隐性的文化能量。已有体育学者关注到中国体育的东亚性问题。“东亚竞技体育合作的出现不仅是区域竞争平衡的需要,也是东亚非经济领域合作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区域性大国角色的义务以及中国体育强国角色转变的需要。作为一个体育大国、竞技体育强国,中国不能仅从国家利益出发,它需要承担起更多的区域责任与义务,为区域性的竞技平衡与繁荣作出贡献。”^[6]这里不得不说到韩国人的中国情结问题。“2015年1月15—24日,韩国KBS电视台播出7集新年特别企划纪录片《超级中国》。该片走访了美国、阿根廷、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五大洲20多个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国家观察和阐释中国的新视角,全方位介绍了中国的人口、政治、经济、资源、社会、军事、外交、文化软实力等,成为针对不了解中国或持有异见的韩国人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普及性‘百科辞典’。该片的制作固然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两国从高层到民间各个领域的友好睦邻交往。”^[7]韩国人的中国情结再度唤醒了中国人的责任心和担当感,其中包括中国体育界的主体人群。

北京奥运会无法仅仅作为一种以体育活动为核心的体育盛会,它一定是一种特殊时代和社会境遇催生出来的特殊性的精神与文化活动。北京奥运会体现了强烈的中国性、东方性和国民价值观的特殊性。顾拜旦曾经通过仪式性来论述奥运会的神圣性:“阿耳提斯本身是一块圣地。只有已经圣化和净化了的并已准许参加重大比赛的运动员才有资格进入这块圣地。因为,此时他已成为主持崇拜健壮体魄的宗教仪式的教士。”^[4]153现代中国是一个缺乏强大仪式传统的国家,而国家又不可能脱离仪式而存在,于是,强烈的仪式饥渴致使中国人几乎遗忘了奥运会的经济成本问题。换言之,中国人申办奥运会从未将其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只能是政治行为,为此中国人可以最大限度地调用国家力量,充分利用国家资源,而促成此现象的内在缘由或许更值得人们考虑。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剧烈的革命,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有内在的原因,但更多的来自外部力量的干预。社会变革无以避免地导致国家仪式的变革。旧的仪式消亡后,国家出现了仪式空缺,中国近现代各种各样的革命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仪式反复更迭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典仪有三种类型:其一,帝制时期带有帝王符号的典仪,如慈禧寿辰、袁世凯登基;其二,革命仪式,如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其三,新中国的典仪,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革命使得中国的政治式典仪出现了集中性、巨型化、符号化的倾向,仪式中的日常化、生活化和风俗化的元素急剧减少。“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仪式的功能经过了国家—领袖个人—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8]从文化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仍是一种仪式,且具有国家性、民族性和巨型化的特质,它所散发出来的社会性、风俗性与文化性元素已然跃出了体育之范畴,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仪式。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骄人成绩让国人一度处于喜悦之中,且引起了体育界、新闻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伴随着东方巨龙的崛起,中国体育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次突破和一个个跨越。”“许多国人开始畅想中国的体育强国光荣梦想,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在已经是体育强国了。”^[9-10]仪式性带有表演性、感官性和虚幻性,其与真实的生活有别。在心理升华的特殊文化氛围中,中国体育界为中国人奉献出一种新型仪式。

3 北京奥运会演化为一种中国的内产式国家仪式

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极富戏剧性的元素。中国人在享受北京奥运会的喧嚣之后,立即进入一种更为现实性的“物极必反”的幻灭感。“金牌第一能否说明我国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11]普通的体育人也关注到了举国体制的局限性。“群众体育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人们体育需求的增加与政府体育公共服务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给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竞技体育方面,世界主流体育项目三大球成绩持续下滑;学校体育方面,学生体质持续下滑。”^[12]然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体育强国至少应有一种更为稳健而简易的标准,于是,中国的体育强国命题由此而成为一种看似永恒的疑问,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后奥运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的悬疑性问题。

质言之,中国人对体育强国的认知仍存在困惑,而中国构建新型仪式的非制度性的隐患依然存在。胡志毅认为:“在失去宗教权威控制的社会里,媒介就成了一种中心,这个中心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所创造的,它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13]现代奥运会始终和现代媒介如影相随,现代社会中媒介和奥运会的联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双赢模式,两者还合力打造出一个更为强大的奥运与媒介权力网络。现代媒体技术的介入,让奥运会成为一种超体育的大型集会形式,其中不乏仪式性、商业性、聚会性元素,并融合了宗教情感、财团利益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共同意志。

邓菡彬站在仪式学的高度分析过北京奥运会的社会功用:“再比如奥运会,西方学者把奥运会也视作新兴的国家仪式。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充分体现出一种国家仪式的存在,也确实在一定时间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但是这种国家仪式,假如只愿意追求绝对化,而不考虑背后的矛盾,不给矛盾提供宣泄空间,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具有长效性的国家仪式。其一,如果不充分考虑到作为个体的民众在其中的分享,而仅仅强调个体对国家的认同乃至牺牲,甚至任由某些利益集团盗用这种牺牲,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正如陈晓明在《水立方正在枯竭》一文中所说:‘这一切,要迅速化为泡影······其内里的水已经枯竭,它所具有的伟大象征和美好也正在枯竭。’其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最接近戏剧的一次活动。”^[14]受到仪式学质的规定性的制约,抗拒北京奥运会的力量一度变得弱小,却在日后的一段时间逐渐演化为一种强大的思想能量。

奥运会在中国一向具有一种超越体育本体的特殊价值,它更像一种来自异域的跨文化形态的抽象的权力构成,具有世俗和神圣的双重威权内涵。法国学者乔治·维加雷洛曾经解读过体育的超世俗性价值:“在缺少上帝和精神超越的社会中,体育可以说是体现理想,甚至是神圣的最后一个领域。”^[15]奥运会就是一种具有十足神圣内蕴的文化类别。顾拜旦显然早已看出奥运会本身足以替代上帝的宗教功能:“如果每个运动员以自己国家的国旗取代上帝的偶像,那么仪式肯定会更加庄严隆重,而且这种‘现代化’的适当性是如此明显,以致不需要坚持上帝的偶像。”^[4]47-48中国文化中的无神论元素原本就很丰富,但中国绝大多数的民间人士对神圣体验的需求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国民并无太大的差别,这便在客观上为大型仪式的神圣化改造铺设了基石。顾拜旦曾说:“人类就像个寻求平衡的钟摆,但是这种平衡只能在从一边不可避免地过度地摇荡到另一边的瞬间才能取得。”^[4]62进入宗教价值体系后的奥运会必然带有一种强劲的信仰品格,即便在通行禁欲主义的儒教社会中,奥运会的多维度的文化内涵也能够寻找到其合理的生长空间。宗教并非阻碍奥运会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文化品类,体育也一向有其尊重身体之美的独立的价值内涵。中国人接受体育中的身体性元素一度遭受阻力,但中国人接受体育的仪式内涵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艰难;相反,带有强烈仪式内涵的体育盛会可以规避无神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适时地成为中国人体验神圣情感的场域。客观而言,诸如奥运会之类的大型体育盛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民众膜拜的神圣仪式。

北京奥运会对经典奥运会的改造势在必行。事实也是如此,北京奥运会的确出现了一些和奥运会宗旨不完全契合的内容。其一,奥运会原本属于欧洲文化,但在许多中国民众的眼里,北京奥运会完全呈现出一种中国气派。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上将其称为“北京奥运会”而非“第29届夏季奥运会”,这种表述未必合乎奥运会的初始意蕴。顾拜旦曾明确指出:“如果把‘奥林匹亚德’(Olympiad)这个词当作‘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的对应语,这种用法在历史上、文法上都是不正确的,像一些人通常会做的那样,一个人如果说‘阿姆斯特丹奥林匹亚德’,他就犯了可怕的双重大错。我这些议论是想使诸位脑子里很快注意到那些粗心大意的人,由于没时间思考,他们急忙这样表达。”^[4]117但是,中国人将这样的冠名现象当成了一种特权,从而导演出一种奇特的文化戏剧。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中国一向有很强的文化同化力,中国人对奥运会的同化可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北京奥运会就此也便成为和中国现代文化变相联系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二,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注入了大量的国家意志。当年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曾经创造了参赛人数最多的纪录,如此规模的代表团人数在遵循中国意志的同时貌似背离了奥运会的平等理念,却体现出一种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极端热情。必须承认,奥运会的确有一种追求绝对公平的意向,顾拜旦曾说:“就像我们上面说到的,观众问题和运动员问题是确定奥林匹克城面积的基数之一。乍一看最需要的似乎是修建尽可能多的面积以容纳尽可能多的观众。一般是用参加节日的人数评价奥运会是否成功。就如一首民歌所说,人越多越快乐。把这种愚蠢的尺度应用到奥运会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说‘永久地、最后地’是因为起初观众扮演的角色是祝圣的角色。”^[4]44-45质言之,中国派出大量运动员参赛符合中国式的为客人捧场和喜欢热闹的理念,它属于一种隆重的中国式礼节,而绝非一种对奥运会精神的冒犯。其三,顾拜旦曾对奥运会的观众作出过限定:“我们还要说,这样的情况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艺术角度都是不理想的。从技术上讲,太多的以非体育界人士占主导的观众出席对体育是有害的。这是原则,显然人们不能遵守它,但人们必须尽量接近它。”^[4]45北京奥运会并未对观众采取太多的限制,喜好热闹的中国人一向信奉的是多多益善的观剧哲学。各体育场馆的看台上并非全部为体育界人士,而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奥运会首先是一种中国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仪式,其次才是一场体育盛会,再次则可能是一种美学场域中的移植与变换、再造与再生、融通与合一的程序。

4 结语

20 世纪是一个民族国家重塑其内在与外在形象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在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理应拥有更为多元化的文化元素,其中不乏经典化的国家仪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缔造出了带有民族志色彩的仪式,它使得中华民族更为清晰地找到了在现代国家群落中的位置,标注出了中国自身的民族符号,强化了中国的国家意志,彰显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经历了百余年的追求,第一次赢得了西方的接纳。人们可以将北京奥运会看成是中国人举办的西方式文化节日,也可以认为是西方接纳中国的宏大礼仪活动。中国人成功举办奥运会,在文明史的意义上矫正了早已严重失范的中西方关系。中国一度是一个雄踞世界之巅的国家,也曾经沦落为一个脱离了自身文化背景的国度,北京奥运会的绝对价值并不在于显现了中国的悲情历史,而在于它构建出一种充满生机的现代仪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仪式一直在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徘徊,其中最为遗憾的是无法和整个西方世界沟通。在缺乏仪式共鸣的前提下,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失去了和西方世界的联系渠道。北京奥运会则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东西方文明的联盟方式。仪式的权威象征意味十分稳定,它再度在信任学、权力学和礼仪学的意义上建设起一种高度稳固的仪式本体,并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成为一种促进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精神性、象征性和威权性保障因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