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身体被视为一种非理性的、不确定的、欲望的元素,并一直为医学、生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所探究^[1];而精神与意志则一直被视为一种理性的、绝对的、充满逻辑的元素,并一直为心理学、社会学与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探究。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轻中心与重边缘理念不断渗入,以反对理性主义为代表的消费主义、市场、肉体、欲望、自我以及身份形成等人本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2],“身体”正以一种不可阻逆之势映入众多专家与学者的眼帘,身体在各类学科中的研究也出现了相互交叉与融合的趋势。具体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身体逐渐被各个学科问题化,出现了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现象学、身体人类学、身体管理学、身体叙事学、身体哲学与身体美学等一系列研究科目。具体到体育学领域,身体为体育活动展开的载体,体育为身体活动的外化形式,如果将关于身体的哲学思考与各类体育活动相结合,势必会得出较为新颖的研究结果。

1 问题设想

在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一系列有关身体的理性论述中,身体与精神或意志相比,处于一种从属地位甚至被当作意志向上升华的绊脚石。现今各学者在研究古希腊的身体时,将其视为一种“消失的身体”或“隐喻的身体”。当大多数学者将古希腊的身体视为一种隐喻之时,笔者则有一种疑问:为何以身体活动为表现形式的各类体育运动却在古希腊历史中大放异彩?在这其中甚至产生了身体竞技的最高表现形式——古代奥运会,不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对其赞誉有加,参与体育活动更是成为古希腊奴隶主和贵族的一种生活方式。为此,本研究以奥运会中身体力的极力表现与现实生活中身体理的思维压制这一矛盾显现为主题,以相关体育史料与体育哲学论述为理论来源,通过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理论与思辨的逻辑推理,为这一矛盾的存在探寻合理的解释。

2 思维演绎与逻辑推理

2.1 古希腊身体力之否定:身体力向身体理的过渡

2.1.1 感性之源——身体力的起点

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候,实用理性、工具理性与逻辑理性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人的观念则不可避免地要与宗教发生联系。古希腊体育活动与宗教祭祀紧密相连。在古希腊人民心中,“人化”的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巍的奥林匹斯山上,那里有12个主要的天神在维持着天地间的秩序。古希腊奥运会既是体育比赛盛会,也是歌舞祭奠大会,运动员会以一种天真、活泼和浪漫的形式向12位天神“献媚”和“讨好”^[3]。由于体育的娱乐祭祀性质,希腊人大量修建体育场馆,这些体育场馆的作用是人对人的训练,人就是人的上帝与主宰,本质上是“人本主义”。娱乐活动与宗教祭祀在于表现出人的感性之力,对人的训练则是对人身体的训练,这是人类早期对身体力最为明显的认可。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认为:“身体这个词是指在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中的宰制结构中的显著整体。”^[4]身体力是身体最为显著的表现特征,是冲动、驱力与激情的内在根本。古希腊运动员在运动场上更会以一种裸体姿态展示自己的身躯,呼吸宽敞的胸膛、灵活而强壮的脖颈、在脊骨四周或凹陷或隆起的肌肉、结实有力的臂膀、弹性十足的双腿,无不自信而又主动地表现出一种强大的身体力来向众神进行展示^[5],“在会场上,那些健美发达的裸体,开始了角斗、拳击、掷铁饼、竞走和赛车······他们甚至把肉体的完美看作是神明的特征”^[6]。这种身体力为一种感性之源,象征着海格力斯与阿喀琉斯的“野性”力量与品质。野性代表着身体的自然性化归,如驹马的奔跃、虎豹的凶猛、鹰隼的锐利、猴猿的灵动、熊象的力量等。而这些,正是我们现代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而逐渐丧失的原有属性。古希腊奥运会以及一系列体育游戏的缘起,也在无形地启示着后人要通过自身身体之力来抗衡现代社会的理性分化。这些“游戏”正是人类身体力的肇端所在,是人类感性欲望的象征,是将文明加以野蛮的宣言。

2.1.2 感性之度——身体欲的张扬

罗马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Vitruv)曾对运动员参与体育有如下提问:一位运动员在奥林匹亚的某次竞赛中能够保持不败纪录,这对人类有何益处?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其剧作《奥托吕科斯》(Autolykos)中也对运动员进行嘲讽,认为他们因需要大量卡路里的摄入来维持体能而成为“嘴的仆人”和“胃的奴隶”。他认为,希腊公民更应该注意让自己的城邦有更好的统治,而不是不断成群结队地涌向奥林匹亚,在那里向那些所谓的“吃货们”喝彩^[7]。很显然,维特鲁威与欧里庇得斯站在了一种更高的视角上阐释问题,他们以古希腊整个人类群体以及城邦统治为出发点对那些向往体育的公民与运动员进行嘲讽,然而这也恰恰忽视了体育运动会给运动员自身带来哪些好处。

古希腊时,如果运动员能在比赛中击败对手,获得桂冠,则意味着运动员在以后的商业、政治或教学生涯中会轻松许多。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kydides)曾有过如下记载,一位富有的年轻政治家阿尔西比亚德斯(Alkibiades)为了通过获得胜利来取得远征西西里的军事指挥权,不惜派遣七乘马车去奥林匹亚参加竞赛。据说早期的思想巨匠希罗多德(Herodot)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历史作品被更多人所知晓,选择在奥林匹亚竞技赛场上宣读自己的作品。运动员为获取胜利,可能出现过度饮食的情况。对此亚里士多德警示运动员避免因欲望过度而做出此类事情,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过度和不足的锻炼会毁坏体力,同样,超过或没有达到一定数量的饮食则会破坏健康;反之,适量的饮食、适度的训练既可以维持健康又可以增进体力。”这些都表现出希腊人感性身体欲望的一种张扬,这里的身体欲包含权力欲、占有欲、求胜欲与求知欲。对这些身体欲望,荷马诗句早有概括:“总想尽压群芳,永远独占鳌头。”

此外,在笔者看来,观众在观看赛事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也为一种身体欲望的传达,是借助于运动员在赛场上精彩的表演来宣泄自身的懑欲之情。利姆诺斯岛(Limnos)的诡辩家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os)在观看完一场赛事后描述到:“他们尖叫,从自己的座位上蹦了起来,这里有人高举双手,那里有人从地上一跃而起,还有人高兴得和邻座抱在一起,因为真正令人兴奋的比赛,观众是不会保持镇静的。”^[7]观众的这些表现正是自身感性欲望的爆发,他们急切地盼望着自己所支持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在场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来压制对方,而当支持的运动员胜利之时,也就是观众自身感性情感能量达成“顶峰效应”之时。

2.1.3 感性之思——身体美的调和

身体力表现身体欲,身体欲向上升华为身体美。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描绘的那样,欲求的能力会引导人们一步步地从美的事物达到美的思想,再达到美的本质自身。福柯(Michel Foucault)也认为“生命美学”是一种“关怀自身”和进行身体生命审美化的过程,是追求最高自由境界的一种“身体的技术”或“身体的实践”^[8]。在这个无处不充满美并极力追求自由的世界里,理性并无权力像在知识和道德领域里那样,“建立—建构”自己的独立王国,而只能通过“理念”来“调节—规范—引导”经验“无限—自由”的追求,来对身体欲进行约束与控制^[9]。在理念上对“美”进行加工则意味着对美的感觉、思索与拥有要建立在对欲望的克制之上。一种纯粹美的存在,能让我们的注意力离开那些激发我们侵略性的生存意志与权力意志的对象——欲望,而集中于无关乎激情与欲望的静观的对象——身体本身。对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身体美的视觉与思想的传达,正是对身体感性欲望的一种调节,是最终到达身体理性的一个必然阶段。

古朴与崇高只应与美为伴,美要与古朴崇高同行,这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显现,更是人类感性力量不断向上冲击的动力之源。古希腊文明固然兴盛,但仅是整个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冰山一角。以历史社会学视角来看,古希腊文明对现代文明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相应地,现代文明也无时不在体现着古希腊的文化理念。但相比于继承,偏离或许占据更为主导的地位,现今世界的理性发展已大大超出了古希腊先哲的预想。工业理性、组织理性、经济理性等已彻底融入到现代文明的进程之中,这虽然给现今人类带来了巨大且多样的美感享受,但同时也在一步步反向侵蚀着人类身体美的内在价值属性——古朴美与崇高美,而这两者正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美学之道。社会大众被各类显性之美束缚,直接或间接地体会着外界的“不安”,进行着混沌的“思考”,遵从着进化的“伦理”。美与身体看似愈加紧密,实则愈加分离。让力运动起来而让美变得静止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调节方法。运动正是古希腊强大的身体力与身体欲的冲动,而美的静止则是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审视,沉积于野性冲动下的宁静。身体的双重美(运动与静止)可以让每一个正在遵从“生存伦理”的社会人,放下浮华,对双重身体进行感性之思。

2.1.4 感性之属——身体理的终点

人先具备自然属性后才能习得社会化功能。人的社会化是指作为个体的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10]。正是这个过程,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体育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古希腊的居民同样具备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但最终还是以社会属性为主导。李力研先生认为体育是一种人造的游戏,一种超越于社会进化的感性文化,是人类在理性现实压制下有力的感性支撑。受其思想影响,笔者也会不时做出以下反思:“既然体育是一种强有力的感性文化,是彰显人类强大生命欲的象征,为什么还要努力将其社会化呢?”消除笔者疑惑的正是:现在的人都如古希腊人一般,既从属于自然也从属于社会,但终归还是从属于社会。正如马克思(Karl Marx)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古希腊的体育竞赛活动尽管在不断地彰显身体力与身体美,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古希腊理性法制服务,为其所属的统治阶级服务。古希腊人对众神的“祷告”“信仰”与“献媚”还是为求得一个稳定的生活、一个稳固的城邦。

希腊人的“娱神大典”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但这些与众不同却有着严格的历史条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个条件便是整个希腊城邦的富足与相对的和平。正如管仲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样,希腊的富足使得人民能够“安定”下来并促使其极力地以某些方式表现自我,以求得心灵的寄托。在经历古代奥运会身体力的极度张扬后,身体最终回到理化状态,即让身体得到尊严,并成为艺术。黑格尔(G.W.F.Hegel)说希腊人的体育无非有两种形态,一是“艺术的主观”;二是“主观的艺术”。身体力的起点是感官上的愉悦,而身体理的终点则为心灵、精神上的愉悦,很明显,身体力因得到颂扬而转化为身体理。在体育游戏之后,我们的“自然”身体最后被加工制造为“精神”了,这也就是说人的肢体和器官被当成了一种更高级的精神形态,而再也不是简单的跑跑跳跳了。所以,在古希腊身体力向身体理过渡的过程中,这种结果的出现也正映衬着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人们应当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把他们的身体一步步变化为“精神”的一个器官。

2.2 古希腊身体理之否定:身体理向身体力的追溯

2.2.1 理性之源——身体理的反思

古希腊的身体在其体育文化中是一种感性的象征,然而在大多数思辨哲学家眼中,身体仅为理性精神的附属品,其“感性呐喊”是完全可以忽视的。苏格拉底这样评价精神与肉体,“精神很像那种神圣的、不朽的、智慧的、一致的、不可分解的,而且永不改变的。肉体呢,正相反,很像那凡人的、现世的、多种多样的、不明智的、可以分解的,而且变化无定的^[11]。甚至在其被判处死刑时,他还将自己和“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赛马、赛车夺冠的人”作了比较。他说,“这样的人只是让你们表面上快乐,而我是令你们真正快乐。”^[12]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则完全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身体观,并将其更加理性化,认为精神与意志具有本原性与超脱性,这就意味着思想意志不以身体为依托,身体与意志相比,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其后,亚里士多德更是剥夺了身体的能动性特征,把身体的认知功能与实践功能的起因和指向都归因为思想的指导和推动,活生生的身体被降格为机械活动的器官组合。

这种身心二元论或精神支配论的重要根源正是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思想,即以追寻事物的本质、原因、秩序为核心并将之以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思想。黑格尔(G.W.F.Hegel)、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辩证否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都认为,当某一种“事物”以极端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其思想内核中阻碍事物发展的因子必然要接受客观的批判,即对事物否定之否定。对“逻各斯”主义的否定性批判即为对身体理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以身体获得解放为目标,使其以一种独立的姿态显现于人类面前。将身体理一分为二看待,理性意味着身体理向身体力的本能追溯;非理性意味着身体理在化归为身体力之前,必然要经受各类曲折道路(美的禁锢与欲的张扬)的羁绊。

2.2.2 理性之度——身体美的浮华

对于感性之思——身体美的调和作用,笔者是依据美的和谐学说(毕达哥拉斯学派)与生活学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阐释的^[13]。而美的理念学说认为,事物的美是由客观存在的精神性实体理念决定的。柏拉图认为“美本身”既不依托于具体事物,又不诉诸一般的视觉和听觉,它是用抽象概念表达的“美的一般”,即“美的体验”。由此可以推出,在柏拉图看来,身体对于美的呈现属于一种静态、固有而又稳定的外化形式,它不以身体感官为依托,即使身体不存在感知,身体美也是永恒存在的。黑格尔在其《美学》著述中则不以为然,他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是美的内核、美的本质。“感性显现”正是美的形式、美的外观(理念的感性化、具体化)。黑格尔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将美看作一种变化的、感性的、可控性的,但这些“浮华”(强调一种漂浮感、流动感,特指变化)之美也必须要建立在理性理念的基础之上。受康德(Immanuel Kant)、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等德国古典美学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在对待身体美的观点上,即便黑格尔是唯心主义集大成者,他也在其绝对意志下的世界看到了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一面。对于理性之度的探索,身体即便在古希腊被看作是精神的器官,但对其美的审视,也应该抱以一种不断发展的眼光,不能将身体美牢牢禁锢于身体理性的枷锁之中。在量的允许之内,可让其适当地感受流动与浮华。

2.2.3 理性之思——身体欲的沉淀

不同于中国古代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古希腊更注重对人的胆略、勇气、体魄、刚健、冒险与挑战精神的培养。随着商业贸易的不断往来、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的感性欲望也不断膨胀,古希腊深存于骨子里的“海盗”精神逐渐显现,海上殖民他国,陆上掠夺他邦。某种意义上而言,在奥运会举办期间的“神圣休战”也对各城邦之间的和平稳定起到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安定也对古希腊人不断扩张的身体欲望起到一定的沉降效果。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认为:“从童年时代的生活到文明的最高成就,人们追求完美的最大刺激是渴望得到赞扬,渴望受人尊敬。个人是这样,全社会也是这样。”^[14]人的欲望是由人的本性产生的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欲望无善恶之分,关键在于如何控制。“人是欲望的产物,生命是欲望的延续”,古希腊身体欲在身体力中的表现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在游戏中感受到战胜他人的愉悦,在这我们看到奥运会冠军在获取胜利后的喜悦之情;二是在军事训练中树立保家卫邦的尊严,在这我们看到斯巴达三百勇士抗击波斯侵略的壮志豪情。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罗马统治希腊后,抵制肉体感性欲望的基督教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其国教,古代奥运会在狄奥多西一世时被废止。罗马斗兽场、角斗士游戏的兴盛使得后期古代奥运会发生变质,甚至成为国王或贵族取乐的工具,游戏一方的胜利则更是建立在另一方的流血甚至死亡的前提之上,这些都遭到了基督教徒的抵抗。身体欲的沉淀正是其感性成分的沉淀,避免欲望的过度膨胀,是让身体欲正确化归为身体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方式。

2.2.4 理性之属——身体力的化归

体育以游戏为本源,形式性、娱乐性显示其感性一面,规则性、目的性、结果的不可操控性显示其理性一面,但追求自由却是二者共有的属性,游戏即自由,纯粹的自由即体育。由此可知,感性上升至理性的最高思维指向是让人能够自由且安定地活着。求知的探索、求利的角逐、求名的浮华均不如生命的自由。自由在高处,高处在远方,远方以万物苍生为景色,所谓山川、湖海、雾霭与虹霓均要留有生命的跃动、生活的憧憬。理性之属——身体力的化归正是自由的化归,是让人感受自然的化归。古希腊没有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没有先进的洋枪火炮、更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但在其城邦却产生了严密的逻辑、至高的理性、精美的艺术与动听的音乐。最重要的是,产生了显示人类身体力量的奥运会。走、跑、跳、投、跃无不象征着人类的自由,在这其中,并没有所谓的权力压制,有的仅仅是身体的运动。理性的社会属性向自然属性靠拢,正是身体理向身体力的自然性化归。理性再发达、逻辑再缜密、法制再健全、艺术再精美,还是要建立在一个强大的身体力之上,身体的存在才是人类最真实的存在,一切主观艺术均由客观存在的身体所支撑。

3 游戏中的冰与火之歌:古希腊身体力与身体理的交融

希腊式的身体力与身体理之分,正是维系古代泛希腊化社会组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推进古希腊人在“文明”与“野蛮”的矛盾中趋于中和的有效手段。故而,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席勒在其所著的《审美教育书简》第六封信中写道:“我们看到,他们(指古希腊人)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15]马克思也称希腊人是历史上人类童年时代中的正常儿童。文章中对古希腊身体力的否定反思是建立于身体力向身体理不断进阶的过程,而对于其身体理的否定反思则是建立于身体理向身体力不断追溯的过程。前者是身体力自下而上的感性建设,后者则是身体理自上而下的理性反思,二者的相互交融正是哲学(理性)的身体与运动(感性)的身体之间的不断汇融,是在冰冷的理性世界中燃起的炽热的感性火把。希腊人的体育其实就是身体的游戏;而他们哲学的思考则是心灵的游戏。总之,心灵和肉体的一切活动都是希腊人的游戏,而非苦役与灾难,希腊人的身体正是身体力与身体理的有效衔接。

个人从事体育是个人的选择,群体从事体育是群体的选择,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从事体育那则是整个社会的选择。体育,终归是社会的选择。古希腊体育是古希腊社会的选择,不管是军事、娱乐所需还是宗教祭祀,都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使得身体力与身体理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最显现的矛盾,而正是因为这种巧然的矛盾性也在无形中促使着古希腊历史文明的不断前行。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古希腊体育中身体力的存在与哲学家眼中身体理的存在又或许根本不成矛盾,二者均是社会文化与历史发展相互选择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们既然可以共同存在,就说明其充满矛盾性的一面可以相互包容,二者相辅相成,时刻在为转化成更为强大的力而做准备。

4 古希腊身体之启示

正是古希腊体育观与身体观并存,身体与意志并重,欲望与自省同美,感性与理性相交融,我们才可以将古希腊看作是一个健全且正常的儿童。相比于古希腊,中国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实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再加上血缘、氏族、宗法的影响,使中国未能产生奥运会或一系列竞技类体育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个早熟的孩子。进入21世纪,随着文明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无论是“正常”的古希腊还是“早熟”的中国,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下都已“长大成人”,但他们依然还在游戏。

文明值得相互借鉴,中国在新时期的体育发展中能够从古希腊以往的“正常”中学习到什么?这对我国现今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今天,我国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这需要那些“健全”的人、“完整”的人与有梦想的人为之努力拼搏。要塑造完整的人,就要真正发挥体育“育身”“育心”的双重功能。就学校教育而言,应秉承“智育”与“体育”共同发展的理念,学校体育更要认识到自身就具有这种双重功能,应在两方面同时有所作为。就竞技体育而言,应避免传统实用主义导致的唯金牌论的盛行,各相关主体应自觉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就群众体育而言,其对社会大众启民力的同时,更要注重启其民心,使群众体育成为中国百姓安身立命之本。

李力研先生曾通过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的探索得出古希腊因为强大的感性之力而产生奥运会,又因缜密的逻辑之理而产生艺术与哲学,因此古希腊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是身体力与身体理相融合的完美呈现。古希腊因力理并存而健全,欧美现今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离不开此。我们相信,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力与理的基础上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中国的体育乃至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将迎头赶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