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武术会曾经风靡各地。伴随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发展转型,全国各地的武术会基本上消失殆尽。目前,在各地复兴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武术会有所恢复,但仍属星微之光。而在雄安地区还原汁原味地普遍保存、传演着武术会,实属难能可贵。

笔者通过走访雄安新区的大小村落,特别是围绕白洋淀淀边,发现几乎村村都有笙管乐,村村都有武术会。音乐、武术成为白洋淀区域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或许音乐成就武术,武术会演出必有音乐伴奏;或许武术助力音乐发展,音乐会演出分为“文场”“武场”,“武场”又称“吵子会”,以行武的激情豪迈舞动对音乐的热爱。所以在雄安,武术会中伴有音乐,音乐会中也展现武术,当然更有两者兼和的“会”,比如安新“后屯村大鼓队—武术会”。以“会”为平台,音乐与武术相得益彰地共同扮演着雄安新区民俗文化的主角。

这一特色文化现象从雄安非遗项目中也可管窥一二。雄安新区有着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其中民间音乐12项,体育与杂技12项,传统舞蹈2项,音乐与武术占据非遗项目大半。武术的兴旺还体现于戏曲之中,本地的河北梆子、京剧、评剧等戏曲多包含武术动作,道具也常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武器。

值得忧虑的是,也许人们还未来得及对这一特色文化现象进行细细品味和深入挖掘整理时,它就有可能消失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雄安新区的大力建设,一定程度上会摧毁武术会的生存土壤——村庄,破坏武术会的习练场地——庭院,遗弃武术会的展演平台——农耕节庆、庙会,甚至会斩断武术会的受众——农民,武术或将成为雄安地区的绝唱。

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目前已下发通知,正式启动雄安新区非遗项目调查和保护规划工作,“旨在全面了解和掌握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生存环境、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等情况,制定保护规划,巩固雄安新区的传统文化基础,与新区总体规划对接。”^[1]期望本研究能为政府规划新区文化建设提供参考,为武术会的传承与发展尽微薄之力。

1 特殊地理位置造就雄安尚武传统

河北尚武^①,雄安尤甚。雄安武术种类繁多、武艺博大精深,以非遗项目为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雄县鹰爪翻子拳,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圈头村少林会。而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中更隐藏着数量众多的小武术会。关城村,是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镇下辖的一个小村落,人口2 000多人,村子里的武术会叫“风云会”。“风云会”有70余项套路动作,除去重复动作,一个小小的武术会习练项目竟达48项之多(表1)。内容有少林、有通背;形式有个人、有团体。而且所持器械不仅有常见的刀、枪、棍、棒、剑,还有鸳鸯钺、九节鞭、琵琶刀等,可见该地武术的繁荣和传承盛况。让人震撼的是,上述情况还普遍存在于南青、中青、大阳、赵北口、端村等其他村落。

注:资料来源于对风云会所有套路实地拍摄数据的调查统计

“探索一个地域的某一种文化或者精神,必须找到其根源所在。”^[2]22显然,雄安新区的武术会特色文化首先根源于当地的尚武之风,而尚武是农耕民族生存自卫的一大特色。雄安地区有人居住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10 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白洋淀这一方水土的先民,点燃了河北平原的第一堆文明篝火。”^[2]9围墙垒院的农耕定居生存模式全世界都是相似的。远古时期,兽多民少,防范野兽侵扰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竖篱设障。哑叭庄、留村等遗址发掘说明白洋淀地区一直就有人居住,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人们在一个地方能居住如此之久是不可想像的。”^[3]

进入史记时代,雄安地区基本上一直处于汉民族生活区边缘,彼时的雄安人民与北方各民族冲突时有发生。面对少数民族的侵扰,至迟自燕国弃侯称王时起,雄安地区的人民便以修建长城的方式抵御少数民族的侵略、隔疏与北方各民族的接触^[4]100。从一定层面来说,用修长城的办法隔离少数民族是农耕民族垒院墙习惯的延伸。这至少体现两个信息:其一,面对少数民族经常侵扰,雄安人民不胜忧烦,筑墙隔之;其二,预判设防成为汉民族主要的心理防护模式。但筑墙立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不定时、无规律的侵扰,还应辅以习武防备。

防护,是农耕生存一大特色。于农耕定居而言,保卫生存果实是极其不易的,特别是在耕犁没有发明以前,体力劳作相当艰辛,不仅要经过春耕、夏耘、秋收的辛苦劳作和漫长等待,而且还要防备野兽的侵扰,应对水旱等自然灾害,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与异族入侵者作斗争。他们居无定所,扰无定时,使得边界区域人民将护卫生存资料这一生存经验内化为生命的深刻记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五胡乱华、宋辽对峙、蒙清入关、日寇侵略,雄安首当其冲地遭遇战火的蹂躏,雄安人民不得不习武以保命全身,护家卫国。可以说,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的尚武传统,“成为雄安地区一道亮丽的民俗风景。”^[5]

2 崇“义”文化树立统领了雄安武术精神

“义”为武之魂,是雄安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统领精神。荆轲辞行之地就在雄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用生命的悲壮践行了义士“万事莫贵于义”的“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精神。此后,历代文人感其义举,歌以咏之。在文人墨客的代代传诵中,“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的侠义精神固化为雄安精神,升华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首先被唤起的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燕地的任侠精神每每成为民族抗起的标识、风向标,往往会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6]

早在1666年创建渥城书院时,雄安尚义精神就被列入正统文化。渥城书院初名“渥城义学”,由时任刑部尚书的安新县留村人高景所建,与“正学书院”“葛乡别墅”“静修书院”并称白洋淀四书院。渥城书院碑文记载:“为学莫严于义利,学而言义,去其自私自利之见也。”^[7]

学以“义”为精神统领,“义”又在学的过程中不断影响、规范日常生活行为,使“义”成为民众自觉践行的人生价值观。拨开尘封的历史,把守三关口的杨六郎、勇劾严嵩的杨继盛、抗清英雄孙奇逢、着寿衣帽赴日军宴的潘龄皋、雄赳赳气昂昂的雁翎队······忠义之士慷慨悲歌的英雄群像让普通民众敬仰感佩、竞相效仿。

在雄安县志中,处处可以读到武义的故事。“苏屏翰,由武进士屡立功绩,升天津卫总兵,剿土寇殁于阵。”^[8]60“孙如梁,崇祯乙丑武进士,任河南汝州卫守备,剿山贼有功,升天津右营游击。”^[8]61“刘溶,由文学中壬午武魁。”^[8]69刘世洪在贼入宅执父后,“赤身持刃,斫贼中背,父得脱,贼也刃伤,洪左胯流血淋漓,力斗不休,贼随骇散。父没抚两弟,让产勉学。叔父亡,奉叔母如事所生,二十年如一日。”^[8]70雄安大地的普通民众用身行体践的事实塑造了自己“尚武雄强、义字当先的性格、品德。”^[4]71对他们来说,以武进身,保家卫国;以武护民,舍生取义;以武奉义,尊老爱幼;以武为品,英勇顽强;以武为尚,文亦追武。可以说,尚武之风成就了淳朴民风,崇义文化让雄安之民忧国忧民,史书留名。“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钩腿子。”“十个钩腿子,比不上一个白洋淀的‘水鬼子’。”这些俗话形象地描画了白洋淀“武义”之威,雄安“武义”之魂。

3 喜欢音乐增强武术会的欢愉氛围

在雄安地区,武术与音乐相得益彰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严肃的基色增添了一抹轻松。雄安人喜欢音乐是沉淀在基因里的。雄安地区拥有两项国家级非遗音乐项目:雄县古乐、圈头村音乐会。雄县古乐非指一个具体的音乐项目,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由多个音乐会汇成的组合体。繁荣时期,雄县古乐的民间音乐会达到二三十家^[2]41,可见雄县古乐的普及范围之广。雄安市级以上的非遗项目,民间音乐占了12项,也可见音乐在雄安人心目中的分量。

武术表演与音乐结合起于何时不得而知,但从武术进入会社表演开始,想必就有了音乐的配合。会社从商品集散的功能到娱乐等多功能转化,音乐必不可少。农业社会,繁忙的劳作结束后,人们一年的情感需要宣泄,再加上冬闲充裕的时间,为聚众狂欢凑足了天时、地利、人和。农耕节日,尤其是元宵节,欢庆热闹的活动是主体内容。在县志描述中类似内容随处可见,如高阳“村从击鼓作各种游艺游街”^[9];如容城“结灯彩,崇烟火,喧鼓吹”^[10]等等。击鼓鸣锣、笙歌喧哗成为聚众围观民俗活动的代表性音乐词汇。

武术会表演中,音乐是重要因素。开场鼓一敲,人心振奋,心痒难耐。锣、镲、铙等乐器敲出与技术动作相互应和的节奏。音乐为动作惊险性增强震撼感,动作也让音乐在流动中更加铿锵有力。比如四人大刀套路,行云流水的动作中,重音突出劈砍震撼力,观众的心也随之提到嗓子眼,从而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其实这些都是提前设定好的套式,只不过音乐强化了险、难技艺,营造了或舒缓、或紧张的氛围。

采访得知,武术表演与音乐结合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战鼓遗风。武术会所用之鼓都是直径1米左右的战鼓,鼓声雄浑响亮,有雄赳赳气昂昂的振奋气势。其二,辟邪,即俗语“少林武术保平安,音乐吹奏富民曲。”音乐已经寓意化一种辟邪文化。其三,锣鼓喧哗是最便捷的聚众工具。平淡无奇的农耕生活养成农民爱看热闹的习惯。即便是现在,在农村击鼓喧哗依然是快速聚集群众的有效工具。其四,音乐铿锵节奏增强武术动作表演震撼感。武术技艺精湛但表演起来无声无息,配以音乐,无论砍劈,还是击刺,表演效果都会成倍放大,具有渲染演出氛围、调动观众情绪之效。其五,营造欢闹场景。用音乐开场、串场、撂场,使整个表演紧凑流畅,收放自如,增加可视感染力。武术本身是一个需要静心习练、不断提高技艺的项目,本与锣鼓喧闹是不相容的,但农耕的欢闹娱乐方式同化了武术展演形式,让血腥杀伐动作在展演中转化为威武雄壮的精气神表达,于武术会,观众得到更多的是精神慰藉。正因此,凡武术会就有乐队,甚至大的武术会其乐队可以独立演出,如后屯村的“大鼓队-武术会”就是二位一体的。再看雄安地区的音乐会、武术会,无论大小,鼓、镲、铙、云锣等能够发出雄浑高亢声音的乐器都是必不可少的。

4 节庆信仰搭建了武术会的固定展演平台

尚武风俗与农耕休闲结合,首先产生的便是各种娱乐表演^[11],除去武术会、高跷会、狮子会、太平叉会等武术内容,光淀村河北梆子的刀、枪、剑、戟、斧、鉞、钩、叉等道具;圈头村评剧的刀、枪、剑、戟等道具;同口村京剧的刀枪等道具,无不说明武术对民俗活动的巨大影响。这不仅是雄安特色,也曾经是近代河北的特色。近代的河北,“各乡多有武术会,于冬季演习刀枪剑戟、拳术等,功夫不但可保卫乡邻,而且可锻炼体魄。”^[12]冬日农闲,民众放松休闲的需求,让以习练武术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衍生出很多会社形式的表演。如《静海县志》表述:“团体娱乐俗称剧,曰会,约有五六十种,散布各乡镇。如尚武术者曰五人义打狮子;尚气力者曰捐子会中幡等;尚技巧者曰撢子会、猴竿会、高跷台阁等。”^[13]会的团体娱乐形式多种多样,使民众的武术习练与娱乐表演相结合,成为广受农民喜爱的活动方式。

当一种娱乐形式为民众普遍接受,说明它已经成为生活的主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如道俗庙会:“房山如娘娘、药王、城隍、东岳等庙会,商贾云集,男女混杂······会期一到趋附若狂。”^[14]如佛教庆典:“寺前戏楼一座,每岁中元、盂兰会,四方聚会,演戏三日。” ^[15]如祭神活动:“六月十三日祭龙神,置龙神于彩舆,壮有力者高掷数丈,群相挽遥接,名曰摔轿子。”^[16]武术会与民众的佛、道、神信仰结合,拓展了自己的演出平台,而民众的信仰通过民俗化的娱乐方式进一步得到了固化。

现在雄安的武术会,虽然宗教色彩淡了很多,但演出时间依然固定,依然依附宗教祭祀等活动。比如圈头村少林会,每年有三次固定演出:一是农历腊月三十日走街,二是正月十五灯节,三是四月二十日祭药王。比如关城村风云会,每年有两次固定演出:一是正月十五灯节,二是三月初三庙会。比如南青村武术会,每年有四次固定演出,一是正月初九关帝庙会,二是正月十五灯节,三是二月十九观音庙会,四是五月十三关公纪念日。比如增庄高跷会,每年有三次固定演出:一是大年初一、初二走街,二是正月十五灯节,三是三月初三后街周公庙会。各会演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但还是沿袭原来的模式,即闹灯节和佛道神庙会。农耕节庆与宗教信仰成就了武术会展演风俗,搭建了武术会展演平台,也成为武术会传承发展的脊索。

5 套式化表演形成了武术会模式化的展演特色

在雄安观看各种武术会的表演,会发现武术会与武术套路一样,都是套式化的,有开场锣鼓、简单铺叙、穿插调节、惊险技艺展示、收场几个环节。以增庄高跷为例,增庄高跷与胜芳高跷在人物装扮、故事情节表现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表演形式一样,都包括开场、热场、惊险技艺展示、收场几个环节。

深入解读这种套式化,实际上是农耕民族生存认知心理的艺术形式展现。“农业社会的特点,首先是季节性耕作造成的周而复始的规律性,及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知和挖掘。”武术、武术会莫不应和“规律性”“周而复始”这个特点。

行武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护,武的字面意思是“止戈”而非争斗。对于农民来说,闲暇习武很多时候都是假想性习练,并不知道具体对手是谁。也许是贼,暗偷;也许是匪,明抢;也许是流寇,烧杀掳掠。为了应对不定时的侵扰,需要找到相应的防御规律。近身相交,针对上盘的擒拿,针对下盘的扫堂腿,都是为了制服对手;而长枪、棍棒则是远身恐吓对手保护自己的利器。在一次又一次的防护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实用性较强的习练套路。我们不得不承认农耕文化造就了武术套路讲故事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拳击、散手等一目了然的项目。观看东堤村叉会的武术剧《五鬼拿刘氏》,或许更容易理解武术的套路化发展模式。

6 结语

经过本次深入的实地调查,笔者深切地感受到,雄安地区的尚武传统并非是仅存在于文献记载而早已消失于现实生活,雄安新区借助武术会这一形式,千百年来坚守着这种尚武之风,并已内化为当地人民的生命基因,唤醒着后人代代传继。其不仅是燕赵大地曾经尚武的缩影,更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因为武术会,这里的少年儿童在每天的习武锻炼中强健了身体,习得了礼仪;因为武术会,这里的外出务工人员都会在年节时回家参与表演;因为武术会,宗教信仰有了继续发挥凝聚人心功能的载体;因为武术会,农耕文明的生活节奏在固化中得以传承。希望武术会一直延续下去,让其传递出的武术精神和文化传统能够为后世子孙所感受、所继承。

注释:

① 《清末民初直隶武术发展状况研究》一文深入探讨过河北武术曾冠绝全国。以清代武举为例,河北的武状元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