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水平较高、内容完备、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正如刘鹏所言,要以保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为核心,实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1],但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体育需求与体育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2]。公共体育产品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突破口,是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目标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成为社会热议之题。然而,田开友(2015)^[3]、谢叶寿(2015)^[4]、刘应(2016)^[5]等学者指出,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存在着总量欠缺、结构失衡、方式单一、制度缺位等问题,严重加剧了公共体育产品供需之间的矛盾。可见,运用科学合理的手段实现公共体育产品供需均衡,已然成为我国公共体育产品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本文通过诊断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现状,并基于供需非均衡模型剖析公共体育产品供需矛盾肇因,提出相应解决策略,以期为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提供理论支撑及实践指导。

1 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概念探析

在经济学中,“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6]。关于“公共产品供给”概念,学者们观点不一^[7-8],但都表明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质是资源配置,其由三要素组成,即:①供给主体;②供给途径,这一途径可以指筹资者自己使用资金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也可以指投资给其他供给主体来生产公共产品,这就将“供给”和“生产”分为了两个环节;③客体是“社会成员”,即指明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一定要以“实际需求”为标准。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是指为了实现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在人们实际体育需求的指引下,由多种供给主体(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等),在政府引导以及市场推动作用下,通过一系列生产要素(资本、劳动等),采取一系列措施,合理配置资源,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公共体育产品的过程。例如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体育传播媒介的完善、社区体育的培育、体质监测服务的发展等。

2 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问题诊断

2.1 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体制不健全,供给主体不足

目前,公共体育产品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供给主体不足是我国公共体育产品在初级发展阶段面临的严峻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发生转变,但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制度仍受“举国体制”的影响,供给方式仍以政府为主导,采用计划手段,对体育资源进行层层分配^[9]。这种供给方式忽视了个体需求差异,难以满足社会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此外,我国已经构建了由政府主导、市场引入、第三部门辅助的多元化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体系。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完善,使得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存在政府错位、市场越位、第三部门缺位等现象。加之国家财力有限,政府的“经济人”行为,制订公共政策时不均衡博弈、不完全竞争造成的低效、寻租等腐败行为,致使政府在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弊端。

2.2 体育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且不均衡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满足社会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已成为阻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障碍。2014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的体育场地有169.46万多个,场地面积19.92亿平方米,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仅1.46平方米(不含港澳台地区)。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资料显示,发达国家休闲体育场所人均早已超过2平方米,美国更是高达14平方米^[10]。另外,体育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从所属系统来看,体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有2.43万个,占1.43%,而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有66.05万个,占38.98%;从分布区域上看,东部地区体育场地有71.10万个,占43.29%,而东北地区的体育场地仅10.12万个,占6.16%^[11]。由此可知,虽然我国体育场地设施呈现较快发展趋势,但分布不均匀、人均面积不足、尚未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等问题依然亟待解决。

2.3 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资金不均衡现象严重

当下,公共体育产品在供给过程中面临资金短缺、资金支出不均衡等诸多问题。体现为体育事业资金总体投入与群众的体育需求间存在较大反差。近年来,我国体育事业经费投入持续增加,但体育事业经费的总体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例如2013年体育事业经费支出为568 845.21亿元,仅为GDP的0.053%。此外,“重竞技体育、轻群众体育”的观念导致财政拨款中体育资金分配比例失衡(表1):与竞技体育相关的体育竞赛、体育训练、体育交流与合作等占比较大,再除去行政等费用支出,用于发展群众体育的资金则较少,导致无法满足社会群众的有效需求。

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网站

2.4 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滞后

目前,我国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缓慢,呈现出不均衡发展趋势。在体质监测方面,除政府外,鲜见非营利组织提供免费体质监测,而市场运作的专门体质监测机构也较为匮乏。就我国政府提供的监测服务来说,其监测项目、服务水平、体质监测服务点数量和层次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此外,诸如健康管理中心和医疗体检中心等营利性体质监测机构,仅出示测试结果,而不会提供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的具体方案。在社会体育指导员方面,存在绝对人数少、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利用率低、缺乏行政扶持等问题^[12]。此外,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还存在着文化层次不合理、技术等级人数差距大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截止到2015年12月,吉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体数量仍然较少,仅占全省人口的0.054%,且各等级比例不协调,国家级、一级、二级、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比例为1∶11∶31∶28,国家级和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人数有限,所占比例较低^[13]。截止到2015年12月,甘肃省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仅占该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的55.8%,总体学历水平仍然较低^[14]。

3 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需非均衡模型

运用供需非均衡模型可进一步阐述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需失衡的原因。

3.1 基本假设

(1)社会需要并供给两种体育产品X、Y。其中X代表私人体育产品,Y代表公共体育产品(包括纯公共体育产品和准公共体育产品);居民对X、Y两种产品的偏好分别为α、β。

(2)共存在三种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政府、市场和第三志愿组织,分别用G、E、N表示。

(3)共存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分别用K、L表示其在经济中的资源总量。K_G、K_E、K_N分别表示代表政府、市场和第三志愿组织在进行体育产品供给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本量,L_G、L_E、L_N分别表示代表政府、市场和第三志愿组织在进行体育产品供给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量,则K=K_G+K_E+K_N,L=L_G+L_E+L_N。

(4)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固定不变的,即私人体育产品、公共体育产品、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固定不变。

(5)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

(6)规模收益固定不变。

(7)劳动力的数量不变,即工人的数量固定。

(8)私人体育产品和公共体育产品以不同的比例和强度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

基于以上假设得出的生产函数如下所示:

且a＞b,c＞d,由假设8可认为,c＞a,b＞d。

(9)居民的福利函数如下所示:

(10)国民收入为居民的收入之和,用M表示。国民收入在政府、市场和第三志愿组织中分配,即M=M_G+M_E+M_N,其中M_G、M_E、M_N分别代表政府收入、市场组织收入和第三志愿组织收入。

在上述假设和居民的收入既定的条件下,要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就应该令:

由此可以得出居民的产品需求函数为:

由(4)可得,居民对公共体育产品的需求受到居民消费偏好β、居民的收入M、居民消费的私人体育产品的价格P_X和数量X、居民消费的公共体育产品的价格P_Y和数量Y的影响。

3.2 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非均衡模型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之上,分别探讨公共体育产品由单一供给主体供给、双供给主体供给和多供给主体供给时,产生的供需非均衡现象及其原因。

(1)假设公共体育产品都由单一供给主体m进行供给,m供给私人体育产品和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分别是x、y;且X=x₁,Y=y₁,m的收入为M₁,且M=M₁。

那么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m供给主体对居民社会福利函数的判断为:

这种情况下,m在进行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时,若想实现居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则令:

M₁为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获得的收入,则m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为:

那么,根据(7)我们可以得出:

由此可以得出,在单一供给主体的情况下,即公共体育产品供给m是政府单一供给主体、市场单一供给主体、第三志愿组织单一供给主体或者任何一个其他新的供给主体时,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量取决于m的收入M₁、公共体育产品的价格P_Y,以及该供给主体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居民的偏好后,依据实际情况主观定义的居民偏好δ。

因此,当该单一供给主体在不具备完全信息,无法完全了解居民的偏好时,加之供给主体的收入小于国民收入,导致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与居民的需求不一致。只有在该供给主体完全掌握居民的偏好,而且供给主体获得的收入等于国民收入的情况下,才能在单一供给主体的情况下,实现公共体育产品的供需平衡,最终实现居民福利的最大化。

(2)假设公共体育产品是由双供给主体m、n共同进行供给,m供给私人体育产品和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分别是x₁、y₁;n供给私人体育产品和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分别是x₂、y₂,且X=x₁+x₂,Y=y₁+y₂,m的收入为M₁,n的收入为M₂,且M=M₁+ M₂。

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m供给主体对居民社会福利函数的判断为:

m供给主体若想实现居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则:

那么m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为:

同理: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若想实现居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n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为:

(11)式与(12)式相加,因为X=x₁+x₂,Y=y₁+y₂,所以我们可以得出:

由此我们可知,m、n共同供给公共体育产品时,其供给量取决于m主体的收入M₁、n主体的收入M₂、公共体育产品的价格P_Y,及主体m、n分别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居民的偏好后,依据实际情况主观定义的居民偏好δ、φ。

所以,若是m主体比n主体主观定义的居民偏好更接近实际状况,或者m主体比n主体能够获得更大的收入,即∣δ-β∣＞∣φ-β∣,或者M₁＞M₂时,双供给主体共同供给就会比单一供给主体(m)供给公共体育产品更接近于居民需求,获得更好的效益。反之亦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有的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有政府、市场和第三志愿组织,因此,m—n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组合的形式可以是政府—市场、政府—第三志愿组织或市场—第三志愿组织。当然,并不排斥出现新的供给主体,这样m、n所代表的具体供给主体不同,但其实质属性并没有改变,该公式仍然适用。

(3)假设公共体育产品是由m、n、q三种供给主体同时进行供给,m供给私人体育产品和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分别为x₁、y₁,n供给私人体育产品和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分别为x₂、y₂,q供给私人体育产品和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分别为x₃、y₃,且X=x₁+x₂+x₃,Y=y₁+y₂+y₃,m的收入为M₁,n的收入为M₂,q的收入为M₃,且M=M₁+ M₂+ M₃。

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m供给主体对居民社会福利函数的判断为:

m供给主体若想实现居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则:

那么m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为:

同理:

①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若想实现居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n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为:

②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若想实现居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q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数量为:

(16)式、(17)式、(18)式相加,因为X=x₁+x₂+x₃,Y=y₁+y₂+y₃,所以我们可以得出:

由此可以得出,由m、n、q三个供给主体同时供给公共体育产品时,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取决于m、n、q三个供给主体各自的收入M₁、M₂、M₃,公共体育产品的价格P_Y,以及主体m、n、q分别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居民的偏好后,依据实际情况主观定义的居民偏好δ、φ、η。

所以,假如m主体比n、q主体更了解居民的偏好,或者m主体比n、q主体能够获得更大的收入,即∣δ-β∣＞∣φ-β∣、∣δ-β∣＞∣η-β∣,或者M₁＞M₂、M₁＞M₃时,三供给主体就会比双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体育产品更接近居民需求,获得更好的效益。其他亦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有的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有政府、市场和第三志愿组织,因此,三个供给主体共同供给的组合是政府—市场—第三志愿组织。当然,并不排斥出现新的供给主体,这样m、n、q所代表的具体供给主体不同,但其实质属性并没有改变,该公式仍然适用。

从以上三个假设和推导公式中得知,不管公共体育产品同时存在着几个供给主体,某一类公共体育产品供给量的影响因素包括供给主体的收入、公共体育产品的价格及对居民偏好的了解。由假设4可知,在公共体育产品价格固定时,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量取决于供给主体的收益和供给主体对居民偏好的认知程度。因此可得出,目前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需失衡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的收入不尽如人意,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无法完全了解居民的偏好。

4 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需非均衡解决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能够合理分析、解决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收益以及居民的体育需求偏好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权制度、供给制度缺陷等造成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无法精确获取群众的体育需求偏好。且公共体育产品需求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使用公共体育产品的过程中会出现“搭便车”等行为,致使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无法通过“以足投票”来判断该消费属于因公共体育产品免费或低收费而导致的消费行为,还是人们真正的体育需求。

第二,在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程中,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是供给主体获得高收入的基本途径。在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影响公共体育产品可变成本和利润的主要因素包括供给主体组织的规模经济、一体化生产经营程度、规章制度等,而这些因素主要取决于公共体育产品交易费用大小、供给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程度。因此,公共体育产品供给领域中交易费用过高、产权制度不清以及供给制度不合理、不完善等一系列原因,导致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数量匮乏,公共体育产品供需矛盾难以解决。

第三,明确公共体育产品的产权边界,制订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对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具有重大意义。体现在:①减少因为产权制度缺陷而导致的外部性问题,将外部性内化,使供给主体获得更多的利润或者减少供给成本;②减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降低成本;③激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的积极性,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加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量;④开发潜在的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体育产品,缓和供需矛盾;⑤减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程中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使供给主体能够正确推断居民的体育偏好。

第四,在明确产权明晰度和科学性对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和交易费用影响的基础上,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程进行剖析,以确定导致供给过程中额外交易费用产生的因素,可进一步减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从而降低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的供给成本,使其获得更大的利益,缓解公共体育产品供需不平衡问题。

5 结语

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作为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目标工作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其健康高效发展是时代要求。但目前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存在着诸多问题,基于此,本文运用非均衡模型对这些问题的肇因进行深入剖析,并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以期促进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需均衡发展,推动我国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