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失去的十年”,将时间拉平,美国从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到2018年步入明确的加息周期,抑制经济发展过热过快,经历了奇迹般的重生过程。人们常说,每一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是财富大洗牌和阶层换序的过程,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无法脱离历史铁律。由于新时代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轰轰烈烈,学界一直在疲于应付新的实践问题,囿于一揽子与改革实践相伴而生的新的概念及话语体系,无暇顾及已逝的历史片段和那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笔者聚焦于美职篮停摆事件的“回头看”研究,为美国次贷危机后的“失去的十年”做一个宏观的梳理与总结,并置于中美经济发展比较语境,总结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职业体育改革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谁受益,谁受损”:美职篮停摆事件的本质

经济学告诉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即“谁受益,谁受损”。2011年美职篮停摆事件劳资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BRI(篮球相关收入)分成、硬工资帽、新劳资协议年限等问题,主要谈判结果是,劳方接受BRI的49%—51%浮动分成制度,并视联盟收入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结合美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环境,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后果正在逐步显现。GDP增长率、家庭负债率、社会失业率等主要数据表现低迷,篮球相关收入下滑,资方难以保证上一合同约定的劳方BRI分成份额,在联盟固定投资与运营费用持平的前提下,无法填补BRI预减产生的资金缺口,唯有以投资人的亏损换取合同契约的商信价值。资方陷于苦苦挣扎的境地,正值劳资长约协议开启新一轮谈判的时间窗口,资方的利益诉求无外乎两点,一是全球经济处于低迷期,在确保联盟各项运营开支的前提下,减亏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控制人力成本,削减球员薪酬;二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未来经济走势不明朗,资方期望增加合同内容条款的弹性,规避可能的经济大幅波动带来的收益影响。对于处于时代风口的球员而言,最大的利益诉求则是维持现有收入水平。

应该说,美职篮停摆事件的冲突焦点无疑是劳资双方的BRI分配份额问题,硬工资帽等制度改革问题紧密围绕劳资双方的利益纷争展开,属于依附性的合同协商条款。美职篮停摆事件的本质是劳资双方的利益争夺问题,亦是美国经济社会和时代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美职篮停摆事件的顺利解决,透视了美国职业体育的基本制度设计和利益协调机制,以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为纲,呈现了一个冲突与合作、对话与协商的自组织、自修复且高效运行的体制机制。需要合理评估美职篮停摆事件背后的制度要素表现,探寻一些涉及职业联盟或联赛基本制度设计的关键点,进而理解美国职业体育基本制度框架的优越性与不足。

2 美职篮停摆事件的再思考

2.1 政府角色问题

贾珍荣等人研究认为^[1],美职篮停摆事件呈现出一个三方(即政府部门、俱乐部代表、球员工会)协商机制,化解劳资利益冲突以及解决职业体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必须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建立政府职能的主导机制。从劳资协商全过程来看,美国政府或者说斯特恩治下的联盟体系,并未强力实施必要的政策干预措施,全程处于“隐身”状态。联盟体系扮演的角色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信仰之事归上帝,市场之事归市场。政府角色是基于“服务至上”的基本定位,在充分开放的自由市场中,勤勉尽职地做一个市场协商结果的呈现者。政府角色不应当是规则的制定者,而应是规则的发布者与监管者。规则是由市场竞争的主体,即职业体育劳资双方协商的结果,政府只是扮演了一个协商纪要、政策起草、发布与监管的第三方角色(权威且中立),监管角色仅限于维护市场主体共同协商制定的市场运行规则,即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同时肩负审查市场规则(制定与运行)中有损国家与公共利益的环节或行为。如果美国实行威权制度,停摆事件就不会发生,在风平浪静的表象背后,可能隐藏的危机就是,政府主导经济与社会生活,“越俎代庖”管理不擅长之事,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陷入全能政府的经济社会治理困境。

有必要关注美职篮联盟主席斯特恩的公开“喊话”,能否视为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监管行为。联盟主席的“喊话”是美国独特的政治生活的产物,类似于全媒体时代美国总统的“话语政治”风格,国家或行业监管者可以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或公共舆论,以危害国家与公共利益的名义,对市场主体施加舆论压力,警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守住国家与公共利益红线。“话语政治”缺乏法律效力,属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协商与信息沟通的形式,是三方意愿沟通的润滑剂。政府撤出“有形之手”,让市场“无形之手”施展拳脚,并不代表美职篮处于“散”“乱”“差”的境地,更不代表劳资双方可以联手缔造一个独立于法律之外的“独立王国”。换言之,市场矛盾及产生的利益冲突由市场主体自行协商解决,如有超越市场边界的行为,市场监管与司法体制“有形之手”必将展开问询及相关工作。

2.2 利益相关者对话机制

综上分析,政府没有从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没有做出强制干预市场的行为,因此视为“三方”协商机制不客观,然而,将停摆事件视为劳资双方的利益矛盾也不尽合理。由劳资双方共同打造的赛事产品,目标消费市场是广大球迷、媒体乃至整个社会。在美职篮利益相关者链条上,包括联盟、俱乐部投资人、球员及球员工会、球迷、广告商、赞助商、合作媒体等^[2],球迷和媒体无疑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球迷代表了消费市场,媒体代表了社会舆论。主要利益相关者通过媒体与社会对话,影响劳资双方谈判的心理预期,参与劳资双方的谈判进程。最直接地表现在社会舆论的回转方面,在劳资双方展开谈判的初期阶段,球迷感性地支持自己心仪的球员,社会媒体将炮口对准“资本家的丑陋嘴脸”,支持球员捍卫自己的权利。在劳资双方互不让步,停摆遥遥无期的等待中,球迷和媒体冷静下来思考,发现停摆的焦点与现实状况具有明显的心理裂痕。经历金融危机和家庭破产的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心中怒火引发球迷与媒体的倒戈,直指球员过于追求自身利益,缺乏对国家经济环境与社会公义的考虑。联盟与球员形象受损,尤其是劳方代表球员,承受着联盟形象重建^[3]和舆论的巨大压力,劳资双方基于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基本判断,达成了具有较大分配弹性的议价协议。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媒体是第四权力的来源,是政府、经济、社会三者间理解与信息交换的转换器,具有改变市场预期与结果走向的力量。新自由主义尊崇民主与开放的发展理念,借助融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平台网络功能,建构一个充分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一个意识形态混杂话语与表达主体意愿的指示器。媒体话语产生的公共舆论影响,汇聚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构建了一个信息快速充分流转、网络化、扁平化的对话机制。实现公开且充分的对话交流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媒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话机制亦是一个灵活高效的利益协调机制,避免了政府作为“调停者”的低效调解过程,避免了政府作为“中间人”的信息中转失真。利益相关者对话机制可能是一个正反观点激辩的“口水仗”模式,也可能是一个点对多、多对多的复杂治理结构。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美职篮停摆事件不能简单理解为劳资双方的斗争,而是汇聚了美职篮利益相关者,包括联盟(主席斯特恩)、球迷、媒体与社会、赞助商等各方的利益诉求。

2.3 劳方议价的话语权

一般而言,一个职业体育联盟及主导的赛事品牌越成熟、越发达、越有社会影响力,劳资双方作为生产供给主体就越有话语权,话语表现越强势。从劳方视角而言,劳方议价的话语权不仅来自联盟或赛事品牌影响力,也来自项目发展所赋予明星运动员的球迷基础与社会影响,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姚明、刘翔、孙杨、李娜、宁泽涛等明星运动员为何具有与体制叫板的话语权,因为在全球高度竞争的单项体育市场,冠军具有稀缺性效应,其拥有广泛的球迷群体与社会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吸金能力。球迷与市场的坚实后盾,无形中赋予了明星运动员厚实的议价资本。相反,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项目赛事,其冠军运动员可替代性较强,加之项目的市场影响力有限,冠军运动员普遍缺乏议价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曾经曝出王治郅、孙杨、李娜、宁泽涛等明星运动员与体制抗争的新闻噱头,极力塑造这些明星运动员桀骜不驯的一面,映衬了这些明星运动员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相比缺乏广泛市场影响的中国奥运六大优势项目,冠军运动员的媒体表现偏于“乖巧”,因为表现“不乖”,就要面临替代“出局”。

有观点认为^[4],有三个因素决定了劳资双方在谈判中的地位,一是运动员工会的资历,二是资方的盈利能力,三是谈判能力。劳方的议价能力完全取决于联盟、赛事品牌与球星个人的影响力,有球迷、媒体与社会的鼎力支持,与资方抗衡就有议价的砝码。资方盈利能力的强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联盟或赛事品牌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充沛,本着互利合作的原则,劳资双方更容易达成共识。在一个体量逐渐压缩的市场环境中,劳资双方囿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更容易产生利益冲突。谈判能力的强弱是法律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与劳资双方聘请律师的专业性与经验有关。同时有研究表明^[5],集体议价制度改善工资水平的作用有负众望,仅限于一些局部性证据和影响机制。实质上,美职篮停摆事件中劳方之所以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与美职篮联赛品牌具有广泛的球迷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紧密相关。劳方要具备足够的议价话语权,必须以联赛品牌与球迷成长为基础。由此,球员共同呵护自己安身立命的市场环境是多么重要,与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做大做强市场是多么重要,这或许就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崇尚“竞争与合作”的真谛。

2.4 民主协商机制

美职篮停摆事件以利益矛盾与冲突开始,以民主协商与体制改良结束。从停摆事件产生的实际影响来看,在后乔丹与后科比时代,树立詹姆斯、“水花兄弟”等联赛旗帜,以短期改革阵痛换取联盟长远发展,有力维护了世界首要职业篮球市场的地位,对联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谓“利大于弊”。学界对此能够形成观点共识,认为停摆事件具有进步意义,停摆事件本身是推动职业体育运行机制改革,防止职业体育运行系统僵化的重要整合力量^[1]。依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特点,在时代发展与国际形势变化中,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社会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就会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激发社会与行业矛盾走向前台。美职篮停摆事件是过去一个长约协议周期,联盟体制与运行机制出现主要矛盾和各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呈现了当前体制机制的主要问题与多元治理改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美国民主与法律制度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美职篮联盟运行机制合理合法释放风险、化解矛盾、改革创新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美职篮联盟在民主制度框架和法律精神引领下,考虑职业篮球市场的特殊性,撮合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坚持民主协商原则,寻找各方利益诉求的最优平衡,共同促进问题解决。

相比较而言,我国体育社团沿用了政府职能部门(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架构,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没有根本转变运行机制,体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特点^[6]。如果缺乏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审议与遵守的联盟运行机制和议事规则,就会陷入政策推行受阻、运行效率低下、规则效力缺乏的境地。因为治理改革只是反映某一强势方的意愿,诸如“为国争光”这一主导性价值,以牺牲联盟投资者、赞助商、球员职业生涯选择等各方利益为代价,难以形成改革政策推进合力。美职篮民主协商机制保障了各利益相关者平等伸张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充分调动了各利益相关者为联盟发展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合理激发了人性的欲望,促进了联盟及联赛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在追求人性欲望的过程中,国家法律制度和新教伦理精神的稳压器功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劳资双方并未出现超越社会道德理解的过激行为,而是在法律和行业规则的框架下,开展体面的对话协商活动。美职篮联盟的民主协商机制至少包括一些积极的制度要素,诸如集体议价、仲裁与纠纷解决机制、纪律处罚机制、工资帽与奢侈税等一揽子配套体制机制,停摆危机是对既有体制机制的改良与修正,促进联盟制度建设的逐渐完善与成熟。

3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成长与结构转型

关于美职篮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或者说经济危机如何影响职业体育市场,职业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如何表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笔者在《NBA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见《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2年第1期)中进行了初步讨论。时过境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经济成长,以及中美两国职业体育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具有历史的厚重与丰富鲜活的实践案例,足以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被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的“失去的十年”的得与失。

从中美两国10年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来看,突显出两国经济成长内在的结构性差异。美国经济交出了10年稳健增长的优异答卷,中国经济总量同样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二者内在结构截然不同。证券市场是经济成长的晴雨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各国主要证券指数接近冰点,10年后的美、日、英、德、法等发达国家证券市场指数连创新高,尤其是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和代表科技朝阳产业的纳斯达克指数创出历史新高。2018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在4%上下浮动,接近18年来的最低点。相比较而言,中国证券市场在经历2015年金融杠杆“牛市”的非理性暴涨暴跌之后,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10年间原地踏步,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成长的效果不显著。

美国担忧经济过热的负面影响,中国步入去杠杆、化风险的艰难改革之路。特朗普政府为抑制经济过快过热发展,实行周期性加息、加征特定进口商品关税等具体举措。中国适时推出供给侧改革,去库存、去杠杆、化风险,热衷于大规模基建投资和地产拉动效应。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总量不具有可比性,GDP数据无法反映经济内在成长的结构,无法分辨那些由棚户区改造产生的靓丽数据。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经济危机,而是由房贷金融链条断裂形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系统的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层面,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奥巴马政府采取银行救济这一主要努力来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抑制炒房投机泡沫。一个被房地产经济绑架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美国旗帜鲜明地刺破地产投机泡沫,向“脱实向虚”的金融痛点开刀,开启了面向21世纪的新经济发展征程——以文化经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驱动为主的高成长性经济发展转型过程。职业体育市场作为美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子系统,在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朝阳产业的宏大布局中,扮演了新时代旗手和改革急先锋的角色。除了那些撬动高杠杆进行房产投机的融资客,经济低迷的状况并未对职业体育联赛市场形成足够的冲击,映射出职业体育市场的高成长性和高附加值的“双高”特征。美国次贷危机表征美国经济结构性调整与社会价值观的转向,坚决将以房产投机为标志的落后产能出清,让金融体制创新真正服务于高成长性的实体经济发展。

经济低迷时期让掩盖在靓丽产业数据下的行业矛盾暴露出来,美职篮停摆事件犹如一个行业矛盾的指示器,快速准确地抓住了联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当一个行业面临艰难困境时,就会沉潜下来反思过去的行为与历程,审思现有制度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解放职业体育生产力方面,还需要进行哪些根本性的改革创新与实践。美职篮联盟利益相关者以“改革促发展”的基本共识,依靠各方力量相互制衡的自组织体制,进一步深化职业篮球的市场化改革,释放体制活力,对体制机制进行修补改进。美职篮停摆危机能够让人理解资本主义这种病毒式掠取全球资源的动力机制,映射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缺陷,同时表现出一些积极的制度与伦理因素,推动了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教伦理不反对释放人性的欲望与激情,无止境地追求财富与职业成就,并以规则化、遵守秩序与体面的方式,接受时代与社会赋予的挑战。

4 职业体育的市场化改革:谁的“失去的十年”

综上所述,无论从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分析,还是从美职篮联赛品牌这一文化经济的成长来看,美国经历了“黄金的十年”,或者说稳健发展的十年。遥想当年贸易战风云下的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同样是卧薪尝胆、改革创新、科技转型、稳健增长的十年。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职篮联盟又会积累新的矛盾,爆发周期性的停摆危机,诸如球星抱团打破联盟竞争平衡基本规律这一内在危机的征兆,只要存在一些良性的制度要素,就会通过联盟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协商这一自组织机制,将跑偏的车轮拉回正确的轨道。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职业体育一直没有停止改革的脚步,以中超联赛、中职篮联赛为代表的职业体育市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联赛品牌逐渐建立,市场体量逐步扩大,社会影响稳步提升。相比于10年间全球经济的稳健增长,和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的成长性而言,中国职业体育的市场化改革推进缓慢,市场反应、成效与前景不容乐观。中国职业体育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准确地说应该是管理体制改革,诸如体育社团实体化、赛事审批权松绑、中国足协改革发展、“政社脱钩”^[7]等方面,这些改革政策与举措是在政府长期垄断行业资源的背景下,以供给侧改革释放的空间与能量,推行的带有“顶层设计”意愿的一揽子体制机制改革设计。缺乏来自消费市场的视角考虑,也就是基于市场需要与成长的改革设计,和市场自身期待的改革实践,诸如体育社团自治权、工资议价机制、联盟仲裁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机制、民主与透明制度等市场关心的问题。

以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为例,存在三种主要改革模式,即中国足协改革模式、参照行业协会商会类的脱钩模式、部分奥运项目协会的功能优化改革模式^[8],分别代表了国家统筹安排、市场主导推进、体育部门主导推进这三种不同的主体视角。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项目由于社会影响力较大,国家层面主导推进无可厚非。篮球、排球等具有市场化基础的项目完全可以推向市场,实现自由自主的市场化改革。反观一些缺乏“钱景”的非奥运项目协会改革,本是政府职责所在,反而推向了市场。体育管理部门在理解供给侧改革精神上存在偏差,供给侧改革不是让管理部门留住优质资产(如足球、篮球),剥离不良债务(如老年人体育),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初衷也不是“国进民退”。

中超联赛、中职篮联赛品牌的十年发展史,就是俱乐部冠名频繁变更,俱乐部投资者在大面积亏损与微利间摇摆的历史。中超联赛成为全国大地产商、国企的“广告牌”。我们不禁诘问,由体育部门进行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此低下,足球、篮球等具有强大市场“吸金”效应的项目都不能实现盈利,跳水、举重及非奥运项目等缺乏市场基础的项目,如何推向市场。学界有识之士期待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拐点效应并未如期而至,优异的比赛成绩反而遮蔽了“举国体制”的种种问题,利益集团以“为国争光”为挡箭牌,拒绝与阻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走向了进一步完善与固化“举国体制”的老路。

中国职业体育并未在历史顶峰居安思危,借势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进行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并未转变政府角色,建立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化、市场化的体育管理大部门体系^[9]。在拖延了宝贵的四年奥运周期时间、改革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卢元镇教授再次发声^[10],“从北京到伦敦奥运会,中国竞技体育暴露出一些源于制度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三大球全面失利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一缓冲时段推动体育改革将是明智之举。”体育管理部门延续“路径依赖”,继续混淆精英体育与职业体育的概念使用,无视职业体育面向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制度进行修修补补。所谓的市场化改革,被“为国争光”“国家利益至上”的名义绑架,空有名头,毫无实质。从北京到伦敦,中国竞技体育改革发展错过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里约奥运会遭遇滑铁卢,“路径依赖”的风险与后果开始显现,目前面临职业体育市场大而不强、精英体育“为国争光”成绩持续滑坡的现实困境。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不能汲取经验教训,拒绝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十年后又将接受历史的惩罚。从当前中国抑制房价快速上涨、金融去杠杆、改革步入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一系列的困境形势来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严峻的挑战。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高水平竞技体育(精英体育和职业体育)从辉煌到落寞,令人唏嘘。但竞技体育之于国家与社会的“旗手”身份从未过时,党和国家将足球改革发展列为优先战略,对于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升级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下,中国竞技体育凤凰涅槃,打赢面向未来的重大改革攻坚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