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面格斗”为主要特点的巴西柔术是现代综合格斗的重要技术体系。巴西柔术源于日本柔术,由日本柔术大师前田光世于1914年传授于格雷西家族,后经格雷西家族不断改良而来。而进一步追根溯源,日本柔术又是由明朝人陈元赟将“擒人之术”传入日本后发展而来的。

那么,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与日本同属东方文化圈,且日本武术与中国武术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但日本武术却发展出了丰富的地面格斗体系柔术寝技;中国武术中虽有地躺拳、地术犬法等以地面攻击为特色的拳法流派,但其地面技术主要表现为主动或被动倒地后使用方法使对方倒地,进而施以擒拿等技法制服对手,其实质更像是站立格斗的地面延伸,倒地的目的意在迷惑对手,从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其固有的站立格斗体系下的“奇”,而非“正”。相比较而言,柔术中寝技对地面格斗规律的研究则更丰富、深入和实用,也更成体系。是何原因造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格斗体系唯独缺失了“地面格斗”这一部分?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1 作为杀敌术的武术要求以站立式格斗为主

武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因战争而发展。其之于战争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其是一种有效的杀敌术。正是基于这个目的,武术的各种技法表现出强烈的搏杀性。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武术始终没有脱离其搏杀性的技击本质,中国武术各拳种流派的格斗理念正是基于这一点发展形成的。

冷兵器时代的格斗生死只在一刹那间,一旦倒地将是非常危险甚至是致命的。关于这一点,在《水浒传》中有两段非常典型的描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了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又一拳,太阳上正着。”《武松醉打蒋门神》中“武松一踅,踅将过来,那只右脚早踢起,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踢着正中,望后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望蒋门神脸上便打”。从以上两段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当一方倒地后,胜负立见分晓。当然,小说内容不宜作为论述的史料,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作者的描述中窥见当时武术的意识形态,作为推测的出发点。

武禹襄在《十三式说略》中说:“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这里的“其根在脚”用现代力学来解释就是脚蹬地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当人体处于倒地位置双脚离地时便无法借助蹬地的反作用力,手脚的威力就会被削弱。中国的擒拿术中有一句话“巧拿不如拙打”,为此,清代擒拿术发展出了以破坏对方身体稳定性,并使敌人同时有遭到被拿倒威胁的“上边的串指,下边的跘子”的技法。这里的“下边跘子”正是通过技法使对方倒地或重心不稳从而无法形成“力从脚起”的“拙打”。因此,从这个层面讲,保持站立的姿势对于行拳发力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中国武术的各流派都十分注重下盘的稳固性练习。扎马步、站桩功及太极拳中“立身中正”“气沉丹田”等要求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持身形及重心的稳固。由于格斗中倒地会让自己陷于被动,因此中国武术以站立式格斗为主的特点有别于地面格斗的理念。

2 武术向体育运动转向为地面格斗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弗雷贝纽斯在《争斗和决斗》一书中,从民族学的角度建构了人类战争史,具体区分了部落间解决纠纷的两种手段:争斗和决斗。他认为,争斗(即战斗)不考虑对手的生死问题,而决斗则被认定为同族集团间喜欢采用的一种形式,通过决斗决定采纳某一方当事人的意见。决斗与争斗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是以保护生命为前提而展开的优劣判别行动^[1]。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武术作为搏杀术逐渐向娱乐与表演功能拓展,例如秦代的角抵活动、汉唐之际的出现的手搏,都预示着武术作为搏杀术向体育运动的转变。曾经在“争斗”(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武术因为火器在战场上的应用,逐步告别了战争的舞台转而在民间发展。民间人与人的冲突大多不会致命。武术仍然在人类“决斗”中体现着它的技击价值并演化出新的形式和内容。

正是由于从“争斗”到“决斗”的目的性转变导致了武术技法使用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正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太极拳中有一个动作叫“指裆捶”,是一个攻击对方裆部的动作;而另一面,在武术中却有“八打八不打”之说,其中就有“五不打海底撩阴”,这样一种前后矛盾的情况恰好说明介于“争斗”与“决斗”间武技运用的微妙关系。中国擒拿术的发展脉络也可以体现这一点。先秦为古拿技发展初期,据《春秋公羊传》载,“宋万怒,搏闵公,绝其脰”。意思就是说二人徒搏中,宋万成功使用了折断闵公颈椎的绝脰之拿技,将其置于死地。到了汉代出现了拿腕折臂技,明代则形成了拿体、拿穴的技法,发展至清代开始出现缠技并最终形成打拿结合的综技^[2]。这一系列变化既说明了擒拿技术体系的不断丰富,也从侧面体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武技对生命的珍视。

武术在民间发展过程中还逐渐表现出向体育竞赛过渡的特征。王宗岳的《打手歌》有句:“引进落空合即出,粘连黏随不丢顶。”我们很难想象双方在相互厮杀时要求“粘连黏随不丢顶”,这显然是双方在相互较技过程中共同遵守的规则,已明显具备体育竞赛的属性^[3]。

日本江户时代,持续的和平和经济的繁荣为日本武术从纯粹的搏杀术向“艺”或“道”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历史环境。据有关记载,江户末期,弓术51个流派、剑术745个流派、枪术148个流派、柔术179个流派^[4]。这与中国武术在明清之际的集大成发展何其相似!不仅如此,日本武术的各个领域也逐渐显现出向体育层面过渡的迹象。日本的传统剑术对练经常流血不断,于是,正德年间(约1730年)直心阴流剑术宗师山田平左卫门光德的儿子长沼四郎左卫门国乡在父亲实践的基础上,制作出了比较理想的剑术格斗用的竹刀与护具,为后来剑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日本古柔术中“杀活自在”的“杀活术”到与之相对应的“活法”(即柔术救治法),再到嘉纳治五郎摒弃古柔术中的当身技和绞杀技,以追求干脆凌厉的“一本”摔倒效果为竞技风格创立现代柔道运动,同样体现出随着社会进步武术由野蛮到文明、由搏杀术向体育运动的转变^[5]。

地面格斗就是在这样的大历史环境下出现并形成的。在柔术中有一个最佳的下位防守动作叫“钳夹式防守”(也称封闭式防守)^[6]。即在倒地中处于下位时,迅速张开双腿夹住对方腰部,能有效拉开距离控制对方。双腿张开时裆部完全暴露在外,如果是生死格斗,这样的动作无疑将是致命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较技中那些致命部位成为双方约定的禁击部位。武术技法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武术中出现了醉拳、地躺拳、地术犬法等带有大量跌扑、倒地等动作的拳术流派,日本柔术也在陈元赟传授的大明“擒人之术”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寝技为特色的“地面格斗”。然而受中国武术习练习惯和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地面格斗最终没能在中国武术中占据一席之地。

3 传统习武环境不利于地面格斗的形成及发展

中国历史上素来“重文轻武”,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武术被认为是“耕余剩技”,习武之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反观日本,江户时期,日本明确了“士、农、工、商”的社会分级制度,但这里的“士”并非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而是指日本身份高贵的武士阶层。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影响,中国人习惯于将习武行为跟粗暴、野蛮联系在一起。习武多在田间地头、门前空地等场所进行,例如老北京的跤场就是找块空地,把地上的土翻松后就可以摔了。那句“拳打卧牛之地”就形容武术练习不受场地限制。

相反,在日本习武是成为“士”的重要通道,是高贵和地位的象征。因此,日本传统的习武场所多为室内,以道场的形式出现,道场内铺设榻榻米。事实上,历史上日本人的身份地位正是通过榻榻米来表现的。元文三年(1738年)发布的大名建房占地面积的命令中,以俸禄额为标准来确定所居住的房屋面积,通过榻榻米占地面积的大小便可知晓官职的高低。直到江户时代,只有贵族和官吏家庭才拥有榻榻米,榻榻米属于高档家具,普通老百姓家里的地面都是土的。榻榻米席面的材质为蔺草面或纸席面,软硬适中,适合练习柔道、剑道等项目。

中国的擒拿术在清代便已形成了摔拿结合的综技,但始终未能发展出更为精深的地面缠斗技术,或许与当时习武场所多在户外有关。户外土石地面显然不适合进行地面翻滚、扭打等练习。日本以榻榻米为主的干净整洁、软硬适中的道场习武环境,以及日本传统跪坐和寝卧的习惯,为具有日本柔术特色的地面格斗寝技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4 地面格斗不符合中国武术的传统审美观念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地面格斗这种纯粹以实战格斗为目的的缠斗形式注定不符合中国武术的传统审美情趣。而武术讲究的实用与美感看似矛盾却可以通过形神兼备得以体现并相得益彰。形神兼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是诸多传统文化艺术领域追求的目标。荀子所言“形具而神生”强调了“神”与“形”的依赖关系。要做到“形神兼备”首先要“形具”,武术“形神兼备”的修炼正是从“形”开始的,而中国武术的“形”又是以“立”为前提进行的。

一方面,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类的双手,使得人类在各种活动中得以依赖双手完成各种身体动作。当人体处于站立状态时,能自如地展现各种身体形态,展现丰富的武术运动之美。武术中的“形”既有刚、柔、快、慢等直观具体的要求,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注重从自然界提取动作姿态、神情气势等来喻形喻势。因为倒地后身体活动将受到大大限制,所以站立的形式是武术各拳种流派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即使极少存在的一些倒地动作大多也是作为站立与倒地的动作转换或是站立位攻击角度的特殊变化,是“奇”,而非“正”。

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立”的解释是“站、使树立、直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还有着特殊的文化寓意。《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7]“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则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作为男子汉标准与要求的“顶天立地”显然呈现的是一种巍然直立的形态。传统观念中,只有“立”才能与崇高和伟大联系在一起,才能表现出高尚气节与英雄气概。而一切与“立”相对的,诸如“连滚带爬”“人仰马翻”“四脚朝天”等与倒地相关的形容和描述,多喻示着屈辱与卑微,充满着贬义。

这种审美观的影响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文学、艺术作品里塑造的英雄人物总是以挺拔而高大的形象出现。在这种审美观的影响下,“立”成为展现武术之美的首要要素^[8]。因此,中国武术中大量的拳种和流派都是在站立的前提下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即使醉拳、地躺拳、地术犬法等极少数带有大量跌扑、倒地动作的流派和拳种,其格斗理念只是通过主动改变身体状态,从对方意想不到的特殊角度实施攻击以取胜,这与柔术地面技术中双方缠斗的格斗形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5 结语

日本的柔术寝技受中国武术的影响而形成发展,但中国武术自身却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的地面格斗体系。究其原因,一方面,冷兵器时代的武术更多的作为一种搏杀术,地面格斗的形式显然不符合这一时期武术的格斗理念;另一方面,虽然武术转向民间并逐渐向体育运动过渡的社会历史环境为地面格斗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带来的诸如审美观、习武者社会地位、寝居习惯、习练习惯的不同,最终导致有着深厚渊源关系的中日武术向着不同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体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