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现代足球的发祥地。得力于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欧洲大国的足球水准始终位列世界前列,其足球早已发育成风格迥异、理念新颖的各种流派,且具有看似无可限定的创新性。欧洲足球的高水准也造就了无以计数的观众群体。无论从现象还是本体层面看,欧洲的国家元首中迷恋足球者并非少数,欧洲的国家元首也经常将足球元素浸润在其政治职业生涯中,从而体现出政治的游戏性和游戏的政治性的高度统一。欧洲国家元首的足球迷恋情结导致一种前所未见的超政治现象,因足球而展开的各种行动又给现代政治注入了一种游戏元素,它使得足球出现了穿越世俗权力空间的魔化之境,亦给国家元首的社会角色带来了反抗严肃性、对抗性、绝对性的元素。足球使得政治家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生活更为多样,亦给政治家人格注入一种鲜明的游戏成分。以欧洲国家元首为代表的政治强人们超强的精神可塑性在足球的领域依然存在。

1 足球在国家元首群落中的真实的游戏功能

毫无疑问,欧洲足球是世界足坛的主导性力量。然而,欧洲足球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政府的主体性框架。欧洲各国政府从未将发展足球看作是一种国家策略,并加以大力提倡或扶持。换言之,欧洲足球几乎完全出自民间,职业足球则来自各国的商业集团,和政府的关系极为松散,正因如此,欧洲国家足球的独立性几乎成为其他大洲国家效法之样板。

欧洲足球高度的非政府性并不意味着政府对此绝对的不闻不问。且以早期欧洲国家的足球队为例。早期很多欧洲国家的足球队并无教练员,国家队的教练由官员兼任。1905年德国国家队与瑞士队比赛,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是德国足坛的第一支国家队,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的纪录。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事出有因:一是临时招募的国家队,11名上场队员虽然各有绝招,个人技术不俗,但短期训练,很难将这些风格各异的队员形成一个能攻善守的整体;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支出征的国家队竟没有教练员,指挥国家队的只是德国足协的官员。”^[1]4-5当时这样的情况较为普遍。“当然,在世界现代足球的童年时代,没有教练员的国家队并不仅仅是德国队,当时与之对阵的瑞士队也没有教练员,有的也只是一位略懂攻守谋略的官员。终因棋高一筹,才得胜而归。值得一提的题外话就是,直到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以‘亚洲球王’李惠堂为队长的第一支中国足球队远征柏林,首次参战奥运会足球赛时,也没有足球教练,指挥这支足球队的也是一些政府官员。而此时德国足球队没有教练员的事实,早就成为历史了。”^[1]6专业教练员缺位是当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由此也可看出,完全来自民间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中的足球从其一开始就有独立性,其与政府的关系较为疏远。于是,人们看到一种景观,欧洲的足球仅仅依赖自身的能量成长,其发育轨迹中也很少见到政府干预的影子。从政府官员代理教练的现象中可以看出,当年的足球仍旧有超政治的游戏性。

足球虽然和政府关系疏远,却仍旧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存在。英国的克雷格·麦盖尔认为:“政治与足球竞技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的:最初的劳工雇用法是由政治家们制定出来的,不过这类法规并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到体育行业等领域的问题。而对于足球来说,可能就更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了。”^[2]162不难看出,克雷格·麦盖尔所说的是一种足球中的政治,而非那种人所共知的政治中的足球,其主要指的是从事足球管理的人员所操纵的政治,和职业政治家的行为仍有区别。“运动场已经变成了巨大而复杂的怪物,票价上涨的速度比通货膨胀还要快;如果球迷能够支付得起卫星电视和数字电视网的费用,那么足球比赛就可以在每周的任何时段进行;在哪里举办世界杯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而与足球本身无关;足球流氓、种族主义分子、政客和商人们,都可以利用足球比赛来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2]3由此可见,英国足球的发展无法完全脱离政客的干预。足球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世界级的运动项目,很多学者将其看作是一种带有超越性的宗教。由此不难看出,足球的超强影响力早已得到了世界公认,相关人士早已高度认可了足球在体育乃至娱乐世界的高度的统治力。克雷格·麦盖尔试图勾勒出足球在全球的地位,“足球运动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并且它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到目前为止,足球在体育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已经保持了几十年了,不过看样子,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2]2正因如此,各国政治家开始关注足球的超游戏特性,足球融入世界政治的趋势无法遏制。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诸多国家元首都与足球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足球早已成为世界上普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运动,也是公认的‘球中之王’、最受欢迎的‘第一运动’。足球已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传递友谊的纽带,表达情感的工具,始终鼓舞着人们去追求、去探索、去奋斗。难怪世界上许多领导人也无不对足球动之以情。”^[3]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作为传统意义上以男性为主导的游戏场域中的政治家群体中从来不乏足球球迷。

中国大陆最早关注国家元首级球迷现象的是一些通俗类刊物,此类书刊代表了坊间的力量,展示出民间人士对权力神秘性的一种高度关注之态。徐双华在介绍国家元首的球迷身份时说:“世界球迷人数众多,迷球方式各异,但却殊途同归——爱球。其中也不乏位居极品的总统、国王。”^[4]国家元首迷恋足球很可能是个人爱好使然,但在世界政治一体化的当今,类似的现象足以构建出另外一种政治运作及阐释模式。

英格兰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许多有关足球的规则、理念、传统都源于英格兰。英国足球的观众群体除了庞大的工人群体外,还包括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以及居于权力顶端的大资产阶级和国家政要。倾心于足球文化的人士早已关注到英国的王公贵族对足球的干预事宜。英国的情况几乎是欧洲的缩影。无产阶级在足球中获得了宣泄,中产阶级在足球中获得了审美,资产阶级独立或联合组建了俱乐部,三者共同将足球改造为一种充满活力的职业,而国家政要则利用足球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施俊、张德胜曾高度概括了英国政要的足球介入度。“在足球故乡英国,每当足总杯决赛,王侯将相必定到场,颁杯授奖,并与队员合影留念。”^[5]188英国王室成员一直和诸多足球俱乐部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查尔斯王子支持伯恩利队。查尔斯王子曾说:“伯恩利经历了一些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时期,我正试图找到办法来帮助他重新焕发活力。”^[6]威廉王子是阿斯顿维拉的球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多个球队的支持者,现为西汉姆联队和阿森纳队的球迷。

英国首相序列里也有不少关注足球者,其中包括前首相布莱尔。布莱尔是纽卡斯尔的球迷,一度是英超主席候选人。前首相卡梅伦则是阿斯顿维拉的死忠球迷。英国首相中和足球的关系最为复杂的要数撒切尔夫人。大多数英国人并不认可撒切尔夫人的球迷身份,理由是她对英国的足球流氓做过整治。英国足球流氓给英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撒切尔夫人对此深恶痛绝,加上海瑟尔惨案的爆发,撒切尔夫人就此认为足球就是死亡、流氓和暴力的象征,曾禁止所有英国职业球队参加欧洲三大杯赛,利物浦队则被禁赛7年。撒切尔夫人对英国职业足球队的处罚还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诸多足球俱乐部的利益,并且波及一些无辜的中下层观众的情感。正因如此,2013年4月8日撒切尔夫人逝世后,并无球队为此事默哀。当年的英国媒体对此作出了报道和解释:“毫无疑问,最近一段时间英伦最大的事儿当属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按照常规,英超联赛开始前,俱乐部都会安排一分钟的默哀仪式,不过就在本周一,曼彻斯特双雄直接选择无视······随即英超联盟便作出回应,他们不要求俱乐部为撒切尔夫人默哀,其实说白了,英超联盟对撒切尔夫人的去世根本不关心,这也是英国足球圈的共识。”^[7]不仅如此,更为极端的情况也出现过。“在比赛的看台上,还真有利物浦球迷打起庆祝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标语!”^[7]但是,撒切尔夫人在足球世界中的正能量也很突出。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欧洲多位国家元首都亲临现场观看了比赛,其中便包括撒切尔夫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非常关心英国队参加的比赛。她通过电视观看了6月30日爱尔兰队与意大利的比赛,7月1日英格兰队对喀麦隆队的比赛。7月4日,她因迎接布什总统而影响了观看英格兰队与西德队的比赛,但一直观注比赛进程。赛后,她对报界发表谈话说:‘我们为英格兰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尽管队员在罚点球中失利了,但是他们在比赛中踢得太漂亮了。’”^[8]369-370很难对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度观看足球赛事的内在动机作出多维度的评析,但身为国家元首的女性足球观众,其所扮演的绝非一般的足球观众的角色。撒切尔夫人所承担的也不仅仅是一种一般的非政治类任务,撒切尔夫人在赛后所发表的言论看似平淡,其实不排除借助媒体与为数众多的英国球迷民众产生互动的诉求。

2 二战前后两类国家元首对亚平宁半岛足球的超游戏性干预

熟知欧洲俱乐部历史的人都不会忽略意大利足球联赛的影响力。意大利的足球联赛在20世纪50年代崛起,1980年至2005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有“小世界杯”之称,其影响力曾经冠绝全球。“由于采取了足球市场开放的政策,使得世界各国优秀球星纷至沓来,充实了各甲级球队,使得比赛异常精彩。这也是意大利甲级足球联赛红红火火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她成为国际足坛的一面旗帜。”^[9]1意大利国家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个冠军获得者,总共4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头衔,至少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举办之前,取得此荣誉者只有五星巴西和同样为四星的德国国家队。意大利足球的崛起和球迷的拥戴分不开。

与意大利的足球水准相匹配,意大利的球迷文化也很发达。“足球在意大利公众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一项超政治、超党派、超信仰的体育项目。各行各业的头头脑脑以及平民百姓都喜爱足球,可以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踢球成风,看球入迷’,用这两句话来形容足球运动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最精彩的比赛、最富有欣赏价值的比赛、最盈利的比赛要属甲级足球联赛了。”^[9]1足球在意大利是大众文化。“意大利人对足球有着特殊的感情,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各行各业的人士都喜欢足球,就连神甫和修女也不例外。足球在亚平宁半岛可谓是全民的足球。”^[9]5意大利队第一次和第二次获得世界冠军都处在墨索里尼当政时期,有些学者认为意大利取得的成绩和墨索里尼的政治操作有关。“1934年5月5日至5月27日,第2届世界杯足球赛在意大利举行:意大利作为东道主首次参加世界杯赛,在当时执政头目墨索里尼的干预下,身着天蓝色队服的意大利队一路跌撞,涉险过关:在半决赛中战胜当时欧洲霸主奥地利队,决赛中又凭主场之利,先失一球后奋力扳平,加时赛再入一球,战胜了捷克斯洛伐克队,首捧金杯。”^[10]意大利队第二次获得世界杯冠军难度较大,理由有三,其一,参赛球队多。“参加第二届世界杯赛的球队由上届的13个增加到了31个。”^[10]其二,参赛球队之间的水准较为平均。“第二届世界杯赛的最大特点是各队的水平接近,争夺激烈。”^[10]其三,侥幸性强。“半决赛中,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比赛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自从这次意大利以1比0胜奥地利之后,奥地利便一蹶不振,丧失了从前在欧洲足坛的重要地位。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捷克以3比1轻取德国。16个决赛参加者最后只剩下意大利和捷克。”^[10]有学者将意大利在本届世界杯夺冠因素归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式的“意志”的胜利,其所披露出来的诸多细节的确令人深思。“当时,意大利纳粹领袖墨索里尼要求意大利队务必取胜,甚至以生命相威胁。意大利队占着场地和观众的优势,还有瑞典裁判爱克林的‘大力帮助’,在加时赛中以2比l战胜捷克队,最后捧得第二届世界杯赛的冠军奖杯。”^[10]其实,法西斯的“意志”能量有限,意大利足球队的胜利源于球队队员的拼搏,但也有人认为其中不乏由墨索里尼政府插手制造出来的场外因素。“对于这次意大利队夺冠,后来世界舆论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意大利队的胜利是偶然的,意大利队取胜的方法不是技术,而是依靠自己观众的支持。此外,直到1996年,还有人建议取消意大利在1934年第二届世界杯赛上夺得的冠军称号,理由是当时的意大利队采取了收买、贿赂别国队员的卑劣手段,他们给希腊球员买的别墅至今还在雅典。”^[10]从墨索里尼干预世界杯赛事的情况可知,足球的世界里的确存在过由政要人士策划出来负面性内涵。

简单而言,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体育中就包含了法西斯主义者和足球的非常态的联动方式。体育学者很早就关注到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思维对足球干预的情况。“足球的非体育化、足球的政治化,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下令自己的国家队只能胜不能负,借足球来喻军队,足球也就失去其本性,而成为侵略者的一种武器。”^[5]190-191墨索里尼是一位虔诚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信奉者,这种思想只能使他成为专制性首领。“墨索里尼把足球的烙印深深地烙在了现代意大利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至今,足球仍是意大利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的同生体,是意大利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1]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捍卫者,墨索里尼的足球梦想中包含有帝国梦。“墨索里尼上台后一心想要重振罗马帝国的雄风,他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来振兴罗马文明,于是足球就成了他所需要的工具,足球场成了他眼中的角力场,并且他有了更大的舞台——世界杯······当时墨索里尼执政的法西斯政府看到世界杯是其鼓吹法西斯政权的大好时机,于是意大利竭力争取到了19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主要目的就是趁机把世界杯变成其宣传法西斯主义的舞台。于是在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的背后,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大独裁者墨索里尼。”^[11]任何一个独裁国家对待足球的态度都有具体的权力诉求元素。墨索里尼正是看到了足球的权力隐喻才开始对其大加干预。强大的国家意志对足球的干预只能使得足球的权力隐喻再度激活,并在非常态的轨道里行进。“世界杯第一次成为了政治的工具,凭借全体国民办好一件事的‘举国体制’及墨索里尼的亲自指挥,意大利的世界杯办得非常成功,展示了所谓‘大罗马帝国’的团结和强大。这就苦了当时波佐带领的拥有国际米兰队传奇巨星梅阿查的球队,球队当时并不具备夺冠的实力。墨索里尼给球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全程直播世界杯决赛,这是告诉球队你们不是在为自己战斗,而是为国家和全体意大利人民在战斗,你们没有输这个选项,最终他们艰难地赢得了冠军。真不敢想象,如果他们不幸地输了,会不会被运到北海喂鱼。意大利从此春风得意,1936年在德国获得奥运会冠军,1938年凭着绝对实力成了蝉联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墨索里尼的足球王国达到了第一个巅峰。”^[11]墨索里尼的权力隐喻中无法剔除足球的影子,足球在强力政治的约束下一度出现了高度工具化的异化迹象。足球也因此在体育的天平里暂时失去了地位,而在权力干预的穹顶呈现本体的高度异化现象。足球与权力的拼合也会导致其出现一种反现代性的主体精神坍塌现象。

意大利国家元首积极而正面的形象在二战后开始确立,其对足球的影响也呈正面性。1982年间的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便是一位虔诚的球迷。“第十二届世界杯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鼓励意大利队在巴西队面前不要示弱。他说:‘如果面对巴西强队示弱的话,那就会成问题,那就会被打败。’7月5日,意队在复赛中与巴西队相遇,当时总统正在巴西访问。他不失时机,在意大利使馆里观看电视转播。当看到意队队员在对方门前有机会射门时,竟高喊叫:‘射门,射!’不久,一名助手又听见总统大叫,急忙跑进屋里,原来是总统正在为意队攻进的第三个球起劲鼓掌叫好。”^[8]360-361男性国家元首在观看球赛时的非矜持性表现亦为常态。

足球中蕴含有充沛的聚会性、游戏性和自然性,三者都有隐性的民主诉求。在欧洲强烈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映衬下,足球的聚会性、游戏性和自然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足球的法制性、民主性以及自由性皆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舒张。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本人就是一位球迷。“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6月9日接见了国家队。随后,几乎观看了意队的每一场比赛。他甚至投身到球迷的啦啦队中,为意大利队呐喊助威。在意队与奥地利队之战中,他在啦啦队里激动得不能自制,5次站立起来欢呼,并像普通球迷那样,前俯后仰地动作,加入球迷的‘人浪’之中。7月3日,他前往那不勒斯观看意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在点球决胜时,意队败北,夺取第十四届杯赛冠军的希望化为泡影。安德烈奥蒂总理十分难过。他说:‘结果令人失望,但是,我认为我们的运动员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8]370意大利国家队获得了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冠军,固然是其球队的竞技能力所致,但也不应完全忽略其国家元首鼎力支持之功。

国家元首与足球关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贝卢斯科尼被很多人认为是将足球与政治结合得最‘完美’的人。”^[12]可以说,贝卢斯科尼是和足球一起发家的政治家、资本家、足球商人。“1986年2月20日,贝卢斯科尼出资2 000万美元买下了身处困境的AC米兰队,当时的AC米兰队还是一支徘徊在甲级和乙级联赛的球队。之后,贝卢斯科尼在球队的投入上更是没有吝惜过。不负贝卢斯科尼所望,AC米兰队也用一个又一个的冠军回报了他。”^[12]尽管贝卢斯科尼经营足球也曾失败过,但最终还是足球拯救了他本人。贝卢斯科尼对足球的理解与众不同。一些评述意大利社会生活的著作也对贝卢斯科尼的足球情缘有过精确的概述:“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媒大亨贝卢斯科尼认识到了足球在意大利足以影响到政治事件。老贝掌握了AC米兰俱乐部,并把这个俱乐部带向了成功。通过AC米兰卓越的战绩,老贝扩大了在民众间的影响力和支持度,20世纪90年代顺利进入政坛,成了以后闻名世界的花花总理。”^[11]足球的聚会性给了贝卢斯科尼投身政治和商业的动力,足球的游戏性给贝卢斯科尼注入了花花公子般的人格。这里展示出了意大利人的浪漫天性。“重新执政后,贝卢斯科尼身上的‘足球味道’更加醇厚,他在称呼内阁成员时,总是称‘队员’,他常常根据政绩的阶段性表现,给各个内阁成员‘打分’。当他根据‘分数’推断出某个内阁成员‘状态不佳’时,更做出果断抉择——‘换人’或者换到‘替补席’上。”^[12]以足球术语替代政治术语在世界政坛称得上是一种创举,它也间接证实了足球权益的独立性价值。“随着AC米兰巅峰时刻的到来,老贝也迎来了自己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巅峰。AC米兰队的成绩轨迹几乎与贝卢斯科尼的政治生命线如影随形:在贝卢斯科尼获得大选成功时也是AC米兰队的巅峰;当贝卢斯科尼下台并接受审查,甚至遭到刑事判罚,被爆出‘电话门’时,AC米兰队也落入了贝卢斯科尼掌控之后的最低谷;而当贝卢斯科尼摆脱了各种麻烦之后,AC米兰队也重新复苏,再次成为联赛冠军的竞争者。”^[11]足球的游戏性在贝卢斯科尼的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游戏已经跃出了体育的范畴,成为大众文化的新鲜成分。“AC米兰和老贝依附在一起,这只是意大利朝野双方政治角力的冰山一角。只要意大利还存在,这样的故事就会继续上演。”^[11]不难看出,至少在欧洲足球界,足球自身的权益高于政治权益,强力型国家元首可以训导足球于一时,不可掌控足球于一世。从当今欧洲足球的发展势头看,足球自身的价值的确有超越既有国家政治秩序的能量,欧洲足球自身的超政治能量来自人类对于游戏的崇高敬意,也源于足球内在的强大的宗教性。欧洲足球的宗教性极为明确,作为宗教意义鲜明的足球,其所散发的权力或许来自远古的巫术内蕴,也许源于一种近古的原始宗教形式。足球自身的权力形态也在政治权力的映照下得以发挥。

3 欧陆国家元首对足球的游戏性态度

现代人十分关注足球中的国民性,足球国民性的主题形成于足球的传播过程,足球的国民性具有民族的差异性。欧洲大陆由西欧、北欧、东欧、南欧组成,通常而言,德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更好地代表欧陆国家的民情与风情。出版于2000年的《德国足球风云》曾介绍过联邦德国的足球,全书的开篇就提及德国人的国民性。“(德国)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尚武好斗,于是在世界近代史上,该国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1]1德国足球队是世界上第三个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队。“德国足球队被公认为‘日耳曼战车’,意思是在任何一场90分钟的赛事中,所有的队员都能自始至终不停地奔跑,犹如战车一样周密而不倦地拼抢不息,以其顽强的斗志和毅力博得世人的赞誉。”^[1]4-5德国足球自成一派,德国的球迷文化也自成一格,德国国家元首中就不乏足球的热衷者。德国前总统维塞克、前总经理科尔都是球迷。

国家元首与足球关系体现的最为典型的时空界域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欧洲足球强国的国家元首大多来到意大利。于是,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几乎成为一种足球、权力与政治家三者的集团隐喻。“联邦德国总统维赛克和总理科尔对世界杯赛也非常关注。7月8日,联邦德国队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总统与总理以及副总理、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等政府要员一同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观战。他们为联邦德国队的胜利欢欣鼓舞。为赴罗马观战,科尔推迟一天去美国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8]370-371不难看出,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是世界各国元首级球迷聚会的大舞台,政治家群体的参与也给意大利世界杯注入了多维度的权力基因。

德国女总理默克尔也是球迷。“喜爱足球的各国政要不少,但从未有一位像默克尔这样,作为一名女性政要却如此疯狂地喜爱足球。默克尔一旦看球就顾不上仪态端庄、温文尔雅了。为了看世界杯比赛,她可以把不喜欢足球的老公一个人留在乡下;甚至有一次欧洲杯,她因为参加为期一周的欧盟首脑会议,不得不错过一场比赛,她命令助手们通过短信向她汇报比赛进程······”^[13]众所周知,热爱足球也有程度之别、方法之异,默克尔在热爱足球的程度上也可谓达到了执着之地步。“自2005年11月上任以来,默克尔一直以超级球迷形象示人:2005年底德国世界杯决赛阶段抽签,默克尔就曾亲临现场,此后每逢德国队出征大赛,她总会去看望球队并现场观战。”^[13]不仅如此,默克尔对足球和政治的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体会。默克尔曾说:“对我来说,足球是政治之外的另一场游戏······”^[13]这里已经寄寓下一种强大的有关游戏与权力的兼容性隐喻。足球和政治看似有天壤之别,而在游戏学的领域,两者不仅差异不大,甚至可以合二为一。政治的游戏性和足球的严肃性在此达成了一种新的和解。

法国也是极其重要的欧陆国家,法国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呈现出逐渐抬升、日渐彰显的态势。法国足球的兴起与其紧邻英国的地理位置有关。“勒阿弗尔是当时法国一个著名的港口,英国作为一个岛国,与外界的交流都是通过水路进行的,于是大批英国海员、商人、技术工人等既是殖民者又充当了足球的使者。1872年,他们挟带着足球首先在勒阿弗尔港登陆。于是足球这一新型的体育活动就在法国诞生了。”^[14]从百余年来欧洲足球的发展历史来看,法国足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是世界足坛的中流砥柱。但是,法国人却是诸多足球国际组织的发起人。“随着足球运动在法国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体育运动造就了一批领导世界足球潮流的风云人物,法国虽然不是世界足球的发祥地,却不乏世界足球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能够载入世界足球史册的有‘国际足联之父’洛贝尔·格林,‘世界杯之父’于勒·雷米特,‘欧洲杯之父’亨利·德劳内,‘欧洲冠军联赛之父’加布里埃尔·哈诺。”^[14]这便构成了两种权力模式。来自法国的各种足球组织的巨头构建出一种足球游戏体系,而法国政府的世俗性元首则构成了其与本国足球的另类链接方式。法国足球队于1998年在本土世界杯中获得冠军,同时也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冠军,法国就此成为历史上两获世界杯冠军三个国家中的一员(另外两国分别为乌拉圭和阿根廷)。法国前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是西班牙裔的法国人,还是一名巴萨球迷。还有瑞典。瑞典足球虽然从未获得过世界杯冠军,却也在1958年的本土世界杯上获得过亚军。“1958年第六届世界杯冠军赛由巴西队对阵瑞典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不但亲临现场观球,而且竟忘了自己是一国之君,情不自禁地加入了啦啦队。”^[8]362瑞典足球高度的全民性特质由此得以验证。

欧洲足球的政治化现象仅仅是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符号。足球的政治化已然成为和足球的媒体化、足球的大众化相类似的流行理念,一些足球教科书也高度认可足球的政治功能。“足球运动的社会化及国家化使之成为国家之间重要的交往手段。正因为足球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今中外许多政坛人物都选择足球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12]限于教科书独特的灌输所谓正确知识的质的规定性,中国的足球教课书编写者大体也会看到足球在体育体系内的相貌,却无法详尽阐释欧洲足球高度私人化、共享化、游戏化的根本特性。质言之,欧洲足球从一开始就植根于民间。高度的商业化是欧洲足球的总体特质。因此。欧洲的国家元首对足球的干预力并不强大。欧洲国家元首大体都尊重民主政体的自然性后果,其对足球的干预大致限定在游戏的层面,而不愿意将其当作一种政绩工程,为此,欧洲的国家元首与足球关系完全有可能引发出另外一种超越体育的话题。

4 结语

从总体的态势上看,欧洲国家的政府对待足球有一种天然的放纵态度。其干预力庶几只能徘徊于足球之外的领域,而从未实质干涉到足球肌体的自然性生长。当足球运行正常之时,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政府并不干预足球。唯一的例外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足球受到法西斯政权的干预,而在其余的时间内,欧洲足球大体发育良好。足球在欧洲的发展很难成为一种绝对性的政治事件。游戏的纯正性始终是欧洲人文精神的精髓。即便国家元首,也要尊崇这样的价值选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