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大众体育休闲的发展及世界各国大众体育促进政策的出台,体育参与成为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就研究旨趣与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体育参与现状调查或比较研究;其二为体育参与的决定因素或影响因素研究;其三为体育参与对个体或社会的影响或效应研究。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某一国一地的调查而考察体育参与,或致力于寻找微观或个体层面因素与体育参与的某种联系。较少有研究从宏观上对国别因素(如社会体制特征、体育体制或政策等)在促进体育参与中的作用或影响进行探讨。近年,简·E·鲁塞斯基(Jane E.Ruseski)等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①——2007年关于世界“休闲时间与体育(Leisure Time and Sports)”的调查,对经济自由度^②、社会体制环境、体育政策、体育成就等与个体体育参与的关系进行了系列跨国研究,在体育参与的宏观研究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为体育参与的相关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简·E·鲁塞斯基现为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98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加拿大亚伯达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以及德国科隆体育大学、帕德博恩大学、捷克共和国查尔斯大学经济研究与研究生教育中心-经济研究所(CERGE-EI)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体育与健康领域的应用理论与计量经济学研究。在学术上曾多次与布拉德·R·汉弗莱斯(Brad R.Humphreys)、卡特琳娜·玛丽苏娃(Katerina Maresova)等合作,在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Policy、European review of ag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等期刊发表体育参与相关学术论文,对美国、加拿大及欧盟国家的大众体育与健康均有研究,成为影响该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经济自由度、体育政策与个体体育参与:基于国际比较视域》(Economic Freedom, Sport Policy,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是简·E·鲁塞斯基等关于体育参与系列跨国研究中的一篇。该文刊发于《当代经济政策》(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14年32卷第1期,因采用全球样本数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个体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层分析,其研究视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都具有较大的价值。

1 研究背景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全球范围“文明病”的蔓延及人们对大众体育休闲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相关国民体育促进政策或计划。美国1980年颁布了《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健康公民1990》,制定了15个促进健康的优先发展领域和226个可量化的健康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1990年、2010年又分别制定了《健康公民计划2000》《健康公民计划2020》系列健康计划与目标。日本2000年出台了《体育振兴基本计划》,2010年出台了《体育立国战略》,2011年颁布了《体育基本法》^[1]。俄罗斯在2006年出台了《俄罗斯联邦2006—2015年体育运动发展联邦计划纲要》,2009年出台了《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体育发展战略》^[2]。其他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北欧各国等也纷纷出台相关大众体育振兴计划或措施。据统计,世纪之交全球5大洲的80余个国家或地区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大众体育的开展^[3]。同时,随着20世纪后半期以来以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赛为代表的国际体育赛事影响的扩大,通过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促进大众体育发展成为许多国家发展体育的重要策略之一。那么,国家的体育促进政策策略是否能达到预定的作用或目的?个体的体育参与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体育政策策略的影响?除了直接的体育政策策略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个体的体育参与决策?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一个科学的研究予以回答,以为国家合理干预大众体育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大众体育的发展及各国对大众体育干预力度的增加,作为智囊的学界对大众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英国Farrell等(2002)研究得出,收入、时间和教育对体育参与有显著影响^[4]。日本Shibata A(2009)研究得出,性别、年龄、教育、婚姻、就业等因素对体育参与有很大影响^[5]。德国Hallmann等(2012)研究得出,影响体育参与及其频率的因素既包括人口经济因素(demographic-economic factors),也包括社会认同因素(social recognition)^[6]。这些研究很多采用贝克尔分析法(Beckerian approach)从微观上对单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教育、收入、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就业状况等常见的人口经济学因素。另有少部分尝试利用跨国数据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Rütten等(2004)利用欧洲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 Survey)数据探讨了欧盟国家体育活动的环境机会感知问题,发现个体体育活动水平与其对体育活动的环境机会感知、收入呈正相关^[7]。Van Tuyckom C(2011)也利用欧洲民意调查数据对欧盟国家余暇时间体育活动(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LTPA)相关的宏观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余暇时间体育活动与GDP、政府公共健康支出水平、城市化及公共政策等因素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8]。

从目前世界关于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看,在主流的微观研究中,由于宏观的国家层面上很多体制性因素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很少变化,所以体制性因素,如经济环境、社会与体制环境、体育体制等无法进行分析。并且,由于此类研究忽略了宏观因素影响,只着眼于微观分析,其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也有待于检验。相比,一些跨国比较研究虽利用了国别差异分析国家层面上体制性因素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却又忽略了微观影响因素可能存在的干扰。另外,由于研究成本及国界限制,跨国研究不仅数量少,且以区域性调查分析为主,而这些区域性调查的样本国如欧盟各国往往同质性较高,就全球范围而言,作为样本,其代表性有限。这样,随着全球大众体育休闲的兴起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关于大众体育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亟需一些基于全球调查的综合性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ISSP以“休闲时间与体育”为主题调查模块,对36个国家的5万余人进行了抽样调查。该调查是迄今世界范围内关于体育参与问题较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其被调查国分布广,代表性强。在地域上五大洲均有分布。在经济、社会与体育发展水平上,既包括美、日、俄及西欧的发达国家,也包括菲律宾、南非、塞浦路斯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以,本次ISSP的调查数据对体育参与的跨国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第一手资料。 2010—2012年间,简·E·鲁塞斯基与布拉德·R·汉弗莱斯、卡特琳娜·玛丽苏娃利用2007年ISSP关于“休闲时间与体育”的调查数据,对个体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系列跨国分析,先后在亚伯达大学经济系网站发表《国家体育政策、体育成就与个体体育参与:基于国际比较视域》(National Sport Policy, Sporting Success and Individual Sport Particip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体制因素、体育政策与个体体育参与:基于国际比较视域》(Institutional Factors, Sport Policy, and Individual Sport Particip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等工作论文。2014年,简·E·鲁塞斯基与卡特琳娜·玛丽苏娃又基于这些工作论文在《当代经济政策》上发表期刊论文《经济自由度、体育政策与个体体育参与:基于国际比较视域》。该期刊论文结合反映国别差异的人均GDP、经济自由度、女性社会地位及体育政策(Sport Policy)^③等因素,从宏观的国别层面与微观的个体层面对影响个体体育参与决策的因素进行了分层分析,总体上反映了简·E·鲁塞斯基等关于体育参与系列跨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各国关于体育参与的相关理论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9]。

2 内容提要

《经济自由度、体育政策与个体体育参与:基于国际比较视域》一文包括引言、文献综述、数据描述、数理分析、结果讨论、结论6部分。这里仅对研究使用数据、数据处理方法、研究结果讨论、结论等主要部分作一介绍。

2.1 研究使用数据

该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个体特征数据与国别特征数据两个层面。个体特征数据来自2007年ISSP关于“休闲时间与体育”主题模块的调查。该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包括了34个被调查国家49 730人的观测数据(有两个国家的数据因时间耽搁未收入该研究数据中)。调查不仅询问了不同体育休闲活动的参与频率、参与理由及参与的阻滞因素,还包含被调查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结构、个人和家庭收入、就业状况、每周或每次工作时间(小时)等人口经济学因素。在国别特征数据上,该研究从多种渠道收集了三组数据:第一组为世界银行在线提供的2007年的人均GDP,代表国家经济水平。第二组为经济自由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女性获得选举权年限,代表国家体制性因素。其中,经济自由度选用的是菲莎经济自由度指数(EFWI),范围从0到10,数值越高反映经济自由度越高。第三组为既往奥运会成绩及承办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代表国家体育政策。其中,在既往奥运会成绩上,作者利用2004年雅典奥运会构建了反映奥运成绩的多个变量。在承办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上,选用了举办时间在2000—2014年间,并且在2007年调查之时已举办或确定举办地点并着手筹备的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欧洲足球锦标赛、英联邦运动会、泛美运动会、世界杯橄榄球赛、世界篮球锦标赛及世界杯板球赛。所有这些数据,不同个体及国家间都存在较大差异,为该研究的统计分析提供了可观的变化量。

2.2 数据处理方法

为了在个体与国家两个层面上对个体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层分析,作者构建了一个以最大似然率估计的概率单位模型。

(1)$\mathrm{P}\mathrm{r}(yij\ne 0\mid xij)=\stackrel{-}{\mathrm{\Phi }}\left(xij\beta \right)$

其中yij代表的是在国家层面j上的个体i的体育参与,Φ()代表标准累积正态分布,xij代表解释变量,其中一些解释变量随个人i变化,而另一些只随国家j变化,β代表无法观测的估计参数。xijβ是以极大似然法估计的概率单位值。方程中的因变量就是个体报告的体育参与频率,自变量则同时包括ISSP调查附带的个体特征变量与通过各渠道获取的国家特征变量。

从研究使用各层面变量结构与数据特征看,个体特征变量除个体报告体育参与频率外,还包括年龄、受教育年数、性别、婚否、家庭规模、是否全职、每周工作时数、收入及体育自豪感9个变量;国家特征变量有人均GDP、经济自由度、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获得选举权年限、雅典奥运会的奖牌份额及承办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6个变量。从描述性统计情况看,各个变量在最小值、最大值及标准差上都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化量。此外,由于ISSP调查中出现了“净收入”与“毛收入”的混淆,使不同国家间个体“收入”无法直接比较。为此,作者构建了国家内部收入的四分位替代变量。

2.3 研究结果讨论

通过分层分析,该研究得到了两个相互参照的估计模型:模型1是简单的个体体育参与模型,只包含个体层面的解释变量,国家层面变量被截取;模型2增加了国家层面的国别变量。两个模型的边际影响、标准误和P值见表1。

注:因age、education、household size、hours worked变量上的缺失值,本数据与总观测数有所不同

基于两个估计模型的处理结果,作者对研究结果展开讨论。其中,从估计模型1看,个体层面的收入、教育都与个体报告体育参与呈正相关,而年龄、工作时间、家庭规模与个体报告体育参与呈负相关。作者认为该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相关研究基本一致,并进一步对一些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其中,大的家庭一般意味着子女的出现,而年幼子女对个体体育参与有不利影响;工作时间代表了个体体育参与的时间限制因素,因而与个体报告体育参与呈负相关;收入与个体报告体育参与呈正相关反映了体育参与常伴有一定的经济消费。从估计模型2看,国家层面的人均GDP、经济自由度、女性社会地位都与个体报告体育参与呈正相关,而体育政策则相对复杂:承办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与个体报告体育参与呈正相关,但既往(雅典)奥运会成绩与个体报告体育参与呈负相关。作者认为,人均GDP反映国家所能为个体提供体育参与的条件,而经济自由度既反映市场能为个体提供体育参与的条件,也反映个体体育参与的自由度;在女性社会地位上,作者认为女性社会地位不仅影响个体体育参与,还间接影响竞技体育人才储备;在奥运成绩与承办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上,作者认为二者对个体体育参与都存在着资源与机会排挤效应,但承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却更能提升承办国民众体育运动的动机和欲望,其广告效应大于资源排挤效应。

2.4 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与讨论,作者认为:该研究中关于国家层面因素的结果证实,政府政策在影响民众体育参与水平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关于经济自由度的结果则提示,除了与体育直接相关的政策,一般性的政策环境也在广泛地起着作用。鉴于竞技体育对个体体育参与影响的两面性,国家制订体育政策时需要考虑国家更广泛的体制性特征,而不是仅狭隘地着眼于奥运成绩或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等直接的体育因素。其次,作者还指出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及研究展望,认为:由于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故研究只能证明某些变量与个体体育参与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却未必为因果关系。并且,由于数据中没有时间变量,该研究也无法探讨诸如政策变化如何影响个体体育参与决策之类的问题。所以,后续研究需要运用纵向数据或伪面板数据(pseudo-panel data)以更准确地确定政府政策、社会环境和经济形势与底层民众体育参与之间的关系。

3 学术价值

3.1 研究视野、研究范式与方法具有一定开创意义

正如作者所述,“即便不是第一个,本研究也是较早的体育参与国际比较研究之一。”该(系列)研究首次基于世界样本数据,采用分层分析研究影响个体体育参与的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因素,加之作者的经济学学术背景,使该研究在体育参与相关的研究视野、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均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作者把有关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体育参与的研究之中,构建了两个估计模型,一个仅包含个体层面因素,一个同时包含个体与国家两个层面因素,两个模型基于相同的样本数据而相互参证。所以,该研究既是对宏观上国别特征因素对个体体育参与影响的一次尝试性探讨,也是对此前体育参与微观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的一种验证。其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宏观层面上国别因素与个体体育参与的相关关系,还证实了此前有关体育参与微观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3.2 引入的研究变量对中国相关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该研究在具体的变量构建与数据处理上与我国不同,在研究方法与技术层面为我国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其中,构建的奥运成绩变量对相关竞技体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学者做竞技体育相关统计分析时一般采用竞技体育总奖牌数或总积分等单一指标,在一些对竞技体育的定性研究中更常采用简单的奖牌排行榜思维。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总量比较思维,而未考虑中国的人口基数与经济总量。事实上,人口基数影响竞技体育的选材,而经济总量影响国家对竞技训练投入的潜能储备,二者都是做竞技体育评价分析中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该研究尝试构建了每名运动员的获奖率(一国获奖总数与该国参赛运动员总数的比率)、每国参赛人数派出率(一国派出的运动员总数与该国人口总数的比率)等关于竞技体育的比例变量,为我国研究竞技体育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该研究还引入或构建了经济自由度、个体经济收入四分位、女性劳动参与率及女性获得选举权年限等变量,在我国体育参与的相关研究中尚不多见,也为我国相关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3.3 对中国大众体育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与国际大众体育发展趋势相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群众)体育也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继2010年全民健身计划两阶段结束后,2011年又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2016年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2014年国务院首次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10],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把全民健身列为七项主要工作之首^[11]。与此同时,大众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问题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仇军等(2000)基于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体育活动调查资料,对我国体育人口的参与率及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得出,舞蹈健美类及武术跑步类体育项目的参与率与年龄大致呈正相关,球类及消费休闲类体育项目的参与率与年龄呈负相关^[12]。李卫平(2001)对山东17个地市进行调查,得出影响大众体育参与的主要因素依次是时间、场地、器材、经济条件等^[13];江亮(2005)基于文献研究,对大众体育(社会体育)发展的条件进行分析,认为经济条件是大众体育发展的基础与先决条件,政治制度是大众体育发展的促进因素,传统体育养生观与人文精神是大众体育发展的文化源头^[14]。唐永泉(2013)通过专家调查,确立了影响河南省大众体育(群众体育)发展的6大因素,分别为国家政治需求、体育基础设施、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体育事业的系统化管理、体育人口的数量及居民健身意识^[15]。总体来说,与西方一样,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微观有余,宏观不足。并且,以采用具体指标(如体育人口率、体育场馆、体育消费等)与经济、社会等因素做相关分析为主,关于个体体育参与决策影响因素的针对性研究欠缺。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占据相当比例,基于一手资料的定量研究相对不足。该研究运用大规模国别样本从宏观的国别层面研究体育参与,揭示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性别政策及竞技体育与个体体育参与决策的关系,不仅可以为我国学者研究体育参与相关问题开启新的研究视域,对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制订与落实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以来,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体育活动现状调查,但时至今日,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水平仍无从评价。逻辑上,只有基于统一标准的同质比较才具有意义,也就是只有把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大众体育指标(如体育人口率)放在统一的评判标准下进行比较,才能合理判断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水平。但由于各国对大众体育有不同的理解与统计方法,而迄今为止世界又缺乏统一的大众体育调查数据或评判标准。在找不到合适的比较对象或参照标准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常基于简单比较思维对大众体育进行评价。一是与我国竞技体育进行简单比较,得出大众体育滞后于竞技体育的结论。二是与资料易得的发达国家大众体育进行比较,也往往得出我国大众体育滞后发展的结论。事实上,因比较对象的错位,这两种比较都不能准确反映或评价我国大众体育的真实发展水平。该研究通过分层分析,构建了国家层面因素对体育参与的影响模型,为构建世界统一的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大众体育评价模型提供了方向与思路。另外,该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07年ISSP的全球大样本调查,而同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大众体育调查。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使该研究结果本身对评价当时我国大众体育更具有时效上的价值性。

4 研究的局限性

4.1 该研究没能真正揭示国家的大众体育政策对个体体育参与的影响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该研究引入的体育政策仅包含了竞技体育政策。所以,尽管该文曾多次指出,很多国家把促进民众的体育参与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结论部分也写到:“鉴于促进个体体育参与已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所以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确定影响个体体育参与的相关因素,对制订政策激发人们的体育参与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该研究中选用的两项体育政策指标雅典奥运成绩及2000—2014年间承办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在一定意义上虽能代表一国的竞技体育政策,却不能代表一国体育政策的全部,更不能代表一国的大众体育政策。因而该研究并不能真正揭示国家的大众体育政策在促进大众体育参与上的效果。未来要定量研究大众体育政策的效果仍需要引入能代表国家大众体育政策的一些指标,如国家对大众体育的投资(预算)、社会(社区)体育指导员(站)数量、全民健身的其他配套设施、国家大众体育法规及媒体宣传等变量。

4.2 采用数据存在一定的抽样误差与系统误差

该研究数据来自ISSP的34个成员国,仅从地域、经济及体育发展水平等特征上看,似乎包含了全世界各大洲不同类型与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欧盟或某区域性的跨国研究更具有全球代表性,但该研究抽样却仍不符合完全随机性原则。某种意义上说,除该研究考察因素之外,这些ISSP的成员国仍可能具有某种国家特质上的同质性,而这将会对样本产生国别层面的影响。由此,尽管该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世界代表性,甚至从实践上说这种全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已是难能可贵,但从统计原理上说,仍存在一定的抽样误差。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文中所述,跨文化研究的最大挑战在于寻找文化间的可比性,须保证其调查是基于相同文化语境的调查。对体育及体育参与、闲暇时间、收入等变量理解上的不同及各国在调查实施中的差异,使各国的调查数据与其真实情况产生一定的系统性误差。即使作者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处理,但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仍会受到这些系统误差的影响。如各国使用货币单位不同及对收入概念理解的差异,使各国样本的报告收入不仅使用货币表达单位不同,更产生了毛收入与净收入的区别,使得国家间的(个体)收入变量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作者构建了收入的分布四分位变量,虽能很好地反映出个体在一国内的收入分布情况,却不再能反映个体的绝对收入情况。这样,正如研究结果所示,该研究只能估计个体在国内的相对收入对个体体育参与决策的影响,个体绝对收入的影响就不能反映出来。

4.3 对一些变量的选择或构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文中交待,该研究的理论框架来源于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采用的变量也主要来源于前人的相关研究。其中,个体层面变量包含了一整套常用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社会经济学变量,因可借鉴的相关研究较多,所以这些变量运用较为成熟,基本能反映个体层面的整体性特征。而国家层面变量的选取则较为随意,虽然各变量都能代表某些国家特征,但这些变量综合起来却未必能全面反映国家特征。如经济自由度与女性社会地位两个变量不能全面代表整个国家的社会或体制特征,竞技体育成就也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体育政策。另外,在奥运会成绩变量上,仅用雅典这一届奥运会的成绩代表性不够全面。而在承办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上,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赛与其他区域性国际体育赛事间在运作周期、资金占用及影响力等方面都差异巨大,而作者也未做权重处理。

注释:

①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ISSP):是一个自发的非政府非盈利跨国合作学术组织,成立于1984年,旨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化和国际化,协调跨国跨地区的联合项目,建立共享的社科数据库。目前会员国已包括4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在2007年成为该组织会员国。

② 经济自由度(economic freedom):反映为一个经济体内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度。在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现以后,不少学者或机构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度量,目前影响较大的为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菲莎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或报告。

③ 体育政策:原文为“Sport Policy”,倾向于竞技体育政策,这里基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语境,暂且将“Sport Policy”模糊翻译为“体育政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