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理论界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多是从“高处着眼”,要么将制度建构、资源开发、理念革新作为突破口,要么从“软实力”角度提出品牌再造、遗产保护与促进传承等等。必须承认,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实发展,然而,这些研究更加倾向于理性主义下的宏观建构而缺乏“底层视野”。毕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并非是一个理性设计的过程。换言之,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除了宏观建构外,更需要对其内在理路进行梳理,尤其是对其延续与消亡的根本动因加以考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核心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1],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延续、消亡以及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试图在该理论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延续与消亡的机制进行推演,以期为对其合理引导与“治理”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

1 作为一种视角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范式

“仪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无论是在上古时期,还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从未“缺席”。从弗雷泽、涂尔干、特纳到格尔茨,人类学家也从未离开过对仪式的关注。“互动仪式链”便是人类学家对“仪式”认知的新产物。

1.1 关于“互动仪式链”

“互动仪式”这一概念,最早为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所提出,在他看来,一切群体性与团结性带有意义表达的程序化活动均可称为“互动仪式”,互动仪式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认同这一观点,并在对仪式考察之后,创见性地提出“互动仪式链”这一概念。在柯林斯看来,“仪式是人们的各种行为姿势相对定型化的结果。”社会中大部分现象都是通过相互交流而成,程序化的活动往往都带有互动仪式的印迹^[2]。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其个人情感随着际遇而不断得到接触、拓展与延伸,形成更为宏观上的互动。群体中个体之间的互动以及群体的活动便构成了一个微观的互动链条。每个个体的参与都是链条中的一个“索子”。而这一“链条”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当互动仪式被高度反馈强化时,参与者会因高能量的情感体验,获得群体团结感、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标识以及道德感的体验。当然,他所强调的情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喜、怒、哀、乐等短暂情感,而是长期的、稳定的社会情感,即情感能量^[3]。

1.2 “互动仪式链”理论构成要素与相互关系

柯林斯在审视“互动仪式”中的种种关系后,建构了具有因果关系和反馈循环的“互动仪式链”模型(简称IR模型,图1)^[4],以期来研究微观社会个体的行动“何以可能”。据柯林斯的初步解释,互动仪式链模型由以下几个要素而实现仪式效果:第一,要有身体共同在场,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出现在互动情境,无论彼此是否相互特意的关注,但会因共同参与的事件而发生相互的连带影响;第二,“对局外设定界限”,参与者往往会接纳群体“局内人”,即带有共同地域、身份、情感与心理的个体;第三,参与者由共同的对象或活动而集中在一起来关注焦点;第四,由一致或对抗性身体动作而激起参与者神经系统的结合,形成群体之间的情感连带反馈,获得“共享的情感”或认知体验^[5]。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群像与微观互动场景的再现

任何社会学现象都有内在的运行机制,其“互动仪式”效应的生成也因其内在因素而各异。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而言,何种因素使其延续,又因何而消亡,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其透视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当然,在应用其“理论”之前,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群像”与微观互动现场进行梳理是极为必要的。

2.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群像”特质

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现场考察来看,大多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呈现往往发生在特定的场域与情景之中,如祭祀庆典、节庆文娱、人生仪礼等等。这类活动作为载体,独立或融合于民族或民俗事象之中,往往与巫术、图腾、宗教有所勾连。纳西族在节日、婚礼、祭祀以及其他各种重大活动场合上,都会进行带有“男子汉”气概的“刀舞”展演;黔桂地区主要少数民族在“花炮节”中,抢炮、斗牛、斗鱼等体育活动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今天,朝鲜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在祈雨、过春节时,仍要举行“射柳”活动,等等。

以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视角来审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可以发现大多影响较大且传承较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亦是在仪式化的情景下进行的,“往往都沿袭着某种惯例,表现出程序议定、固定动作范式以及行为禁忌等一系列‘仪式化’的特征”^[6]。仪式活动促成了少数民族体育身体的聚集与延续。族人们在特定时间内聚集在一起,展开以某种身体活动为主(如操演、竞技、较力、争斗等形式)的互动。其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外族群的人往往是被禁止参与的。在族人们看来,外族人的参与将会亵渎“神灵”。

2.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微观互动场景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种类众多,但其微观互动有着诸多共通之处。笔者以黔桂主要少数民族的“抢花炮”为例,对其微观互动进行考察,并加以剖析。抢花炮是黔桂主要少数民族中广泛流行的一项仪式化体育活动,在侗族中更为盛行。在侗族文化中,“花炮寓意着吉祥,抢得花炮意味着获得神的眷顾。”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及求子、求财、求官,每年“二月二”都会举行“抢花炮”活动。抢花炮活动一般都由“寨老”(德高望重、气质非凡的老人,韦伯将其称为具有“卡里斯玛”权威的人)组织。“抢花炮”仪式活动由“还炮”“抢炮”“送炮”三部分构成^[7]。活动先由去年抢得头炮的族人“还炮”到“抢炮”地点,族人们簇拥左右,场面非常浩大,十里八村的族人都被聚合到了一起。“抢炮”是整个活动的高潮,据当地老人讲:“没有功夫”的人一般是不敢上场的,激烈的对抗中,族人们几乎是拼尽全力的。抢得“花炮”后,还要举行“送炮”或“游炮”,族人们在仪式活动的参与中,乐在其中,也因“仪式活动”获得了“亮相”的机会,因“抢炮”获胜而表现出兴奋、投入,个体也获得特有的运动愉悦感,甚至表现出希望再次参与等心态,同时族群也获得了凝聚力、团结感、归属感以及道德感。

3 “互动仪式链”理论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延续与消亡的内在理路

检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行机制,可以发现其天然特性是一个以共同文化目标为目的,具有大体相同情感的一群族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关注特定内容,体验其身体活动,产生共有的情感与意识的一种仪式性的身体活动。从其运行机制来看,它完全符合“互动仪式”产生的要求与条件,质言之,将其置于“互动仪式链”理论来加以考察是完全可行的。以“互动仪式链”理论对其加以考察,则有以下发现:

3.1 “仪式活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存在的结构性基础

从本质上来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最初并非是体育本身,而只是仪式的一个过程,仪式化的身体运动,更加侧重于构建“象征意象”来达到人们的目的。从“抢花炮”来看,侗族人民参与抢花炮,是受祈求丰收、求子、求财等心理的驱使。当然,“抢炮”也在仪式中程式化、固定化,“抢炮”动作正是在仪式中得到保护与巩固,而后才渐渐远离纯巫术仪式,身体动作被独立化。除了“抢花炮”外,土家族摆手舞、蒙古族摔跤、走马等等大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都与“仪式”相关。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少数民族族群的各类仪式,在个体的“集体记忆”中成为超脱平淡生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仪式化”的身体活动促成族群个体对族群事象的融入,在给予其技法体验与获得的同时,也在精神上给予个体一定程度上的满足^[8]。在仪式空间下,仪式中的身体操演被赋予“神圣”化的意味,身体操演成了“人神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成为族群与“天道自然”沟通的一种重要媒介。一言以蔽之,“仪式”空间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生提供了一个“身体共在”、意义生产的结构性基础。“身体操演”之所以能够被赋予与日常生活的身体一个超脱式的距离,得以延续,也正是由于仪式空间的存在。

3.2 “神秘力量”获得与运动愉悦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存续的精神动力

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情感能量是对仪式选择的决策目标^[9],“而人们参与互动仪式时总会携带之前仪式互动所累积下来的情感能量和符号储备作为资本”,即时情感的生成,往往便是社会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诸多观念的“合力”体现。

在传统社会中,巫术仪式、图腾崇拜的地位很高,人们对于人与神的界限认知并不像现代人这么清楚,在几乎所有族群的观念中都有“神”这一概念,即对神秘力量的泛指。历史惯习使然,每个族群个体的心目中都因袭着某种“神”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族群对仪式的参与往往以对“神”的力量认知为起点,族群个体因对“神”的力量的期待或畏惧而参与其中,身体活动(操演、竞技、争斗等)则构成了获取“神”性力量感召下的一种符号象征及与社会交流的工具,“神秘力量”成为人们共同拥有的、关注的重要焦点。

除了“神秘力量”获取的驱使外,“运动愉悦感”也是维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那些具有竞技性的仪式体育活动,可以使人们更快地进入仪式情境,唤起人们的集体兴奋,使参与者与观看者获得积极的情感共鸣,激发人们的情绪与情感,迅速形成一种瞬间的、共有的情感热点。如在抢花炮场景中,及彝族摔跤、叼羊等仪式活动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原始粗犷、热烈火爆的“身体操演”或对抗,给人们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在面对面、节奏和谐或狂热的情景下,人们进入了一场集体“狂欢”,仪式体验为每个成员带来了情感能量。尤其是那些具备高额情感能量的个体的参与,对群体“情感能量”促进有着更大作用^[10]。

3.3 外界屏障与“精英缺失”致使情感沉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自然消亡的根本原因

随着时代的迁变,某些族群的仪式活动出现了解体,解体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外因,主要有行政命令、自然灾害、族群迁移、战争等,这些往往都会造成仪式初始元素缺失而致使仪式解体或消失;另外一种则是自然解体,互动仪式链理论给出了些许解释,该理论认为,随着情感能量和身份感的不断获得,个体对集体活动参与频率和参与兴趣会不断提高。然而,若有“外界屏障”出现,便可能会导致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消亡或式微。所谓“外界屏障”主要表现为由于大量族外人士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族群个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其情感能量的储备与获得也大打折扣,长此以往,情感能量便会减弱或消亡,出现“沉降”的事实。对于那些具有高度情感能量的个体来说,外界屏障的出现,使得他们难以成为集会的中心,他们会主动放弃参与,而选择其他活动。“精英”介入的缺失,会进一步降低人们在仪式参与过程中获得的“情感”能量,当其低于自己的预期时,个体情感便会逐渐消退。其结果是族群活动的吸引力降低,参与者逐渐退出群体活动,群体活动自然解体。

当然,“外界屏障”还表现为环境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其精神生活相对单纯,仪式性身体活动的参与,可以获得“神”的眷顾以及运动愉悦,还可以在别人的赞许中获得满足感、自豪感、身份感等。而随着时代的迁变和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个体的情感能量有了新的替代品,如果有更为强烈的情感生成,个体则会失去了再次或继续参与原有仪式活动的动力与积极性,而转向其他。

4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促进的治理省思

以“互动仪式链”视角考察发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延续的内驱力主要取决于互动参与者的仪式存在、局外人设定、情感生成以及“精英”个体的存在,而其消亡则与情感沉降、局外人介入以及外界屏障有关。基于此,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治理中,要重视并妥善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1 注重“仪式空间”的保护,重视族群“局内人”的设定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往往夹杂于祭祀巫祝、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甚至竞技嬉戏等活动之中,普通个体可以在仪式性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对本族群的体育活动有所了解、熟悉或掌握。在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文化情境下,身体活动的参演,或操演、或对抗、或竞技,借助场面与仪式的相互映衬,满足个体视觉需求、心理期待和生命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仪式化的情景也激发与诱导了族群个体对本民族传统体育的参与,或者为族群个体参与提供路径。在仪式情境中,一些对仪式或身体活动感兴趣的个体常常被吸引过来参与、习练或者观看。仪式化情境潜移默化地实现了对普通族人、精英个体的“身体”技能的培育与接纳,带有一定的空间建构性功用。传承者也会因“仪式”的存在实现技能或知识的习得,实现自我生产的“功能性”开发。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治理,须重视“仪式”空间的保护与建构。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91)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对民族概念给予了深刻的界定。在他看来,民族在本质上是有界限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等同于全人类。“仪式”这一场域设定了局外人与局内人,为族群技能或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结构性的保障^[11]。族群个体往往会因参与这一“场域”之中,而获得一种仪式感、娱乐感和归属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延续,正是由于族群认同的“个体”共在,使得身体运动得以表达与承载,获得与激发族群共有的记忆,外族人介入必然冲淡了族群的信仰与集体记忆。鉴于此,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治理的过程中,要注意规避非本族群人的过分“侵入”。

4.2 眼光向下,关注族群“神秘”与世俗情感的“二向性”需求

从对抢花炮、叼羊、摆手舞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剖析来看,其族群体育的外显内容都带有表演性的意味,而表演的活动又具有“双重意识”——“神秘”力量获取与“娱已”精神。个体通过少数民族仪式性活动这一媒介的力量,实现个体作为主体的意愿,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场域内,获得更多的观看族群和展示自己的机会。正如莱因哈特(1998)所讲的“全是参与者”一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族群文化仪典的核心内容之一,基于岁时民俗、民族文化语境而生,其多数有“神秘”力量的参与,带有表演性与虚幻色彩,同时,个体又获得了运动愉悦感,并最终形成集体信仰与族群参与。在非强制性社会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形成,正是这两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仪式的“神性”感建构与规定了个体身体动作的“结构”,个体又同时掌握着身体的自主权,运动愉悦感促成了个体的乐于参与。

这一价值正是当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治理过程中所讲的“二元化”结构矛盾,在唯物主义理性逻辑普适价值观下,如何处理人们对“神性”的需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人类学家涂尔干讲,人具有三重属性——神性、人性与兽性。在社会发展中,“神性”在一定范围内是有需求的,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讲的信仰。因此,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促进与治理过程中,要承认“仪式感”中“神”的存在,在注重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前提下,通过族群“正”信仰引导与活动规则的约束,来调动族群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注重运动愉悦感的开发,让个体的身体获得更大程度上的释放。

4.3 突出“卡里斯玛”的个体功用,促进“情感能量流”形成

在柯林斯看来,互动仪式的成功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是“情感能量流”的产生,当成员们第一时间相遇时,便形成了能量储备。其中,“有较高能量资本储备的个体”,如族群精英、能人、宗族领袖以及政府官员等等,可以组织、建构一个共性的关注焦点,唤起参与者的共有情感,从而促进族群个体之间的能量储备与传播,这些高能量的个体往往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可以在仪式互动中注入新的制度或仪式能量。如族老、传统意义上的头人或政府官员可以在仪式中注入权力能量,而精英的参与则可以注入促进性能量,从历史现场以及当下个案的研究也可以看到,各类民族传统体育得以较好传承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仪式互动过程中具有“卡里斯玛”气质的精英的介入,进而形成或传递强大的“情感能量流”。

当然,有成功的“情感能量流”产生,也有失败的互动仪式出现,这便是上文所说的“沉降”事实,失败的互动仪式往往是由于缺少精英的介入,仪式能量不能获得储备或升腾,甚至出现损耗或削弱,而新情感能量未能注入,则造成固有的“情感能量流”因阻力过大而停滞,仪式链断裂。因此,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引导与治理过程中,要善于发现族群的精英、能人或骨干,给予其针对性的辅导与帮助,创建满足其内在需求的一些仪式,如荣誉授予、权威确立、地位肯定等等,增加其能量储备,充分利用其感召力,促进其组织与参与。同时,要积极促进族群的体育活动与政府、媒体、社会力量的联合,与其形成良好的互动,争取从上到下的多方面支持,获取有力的舆论支撑,来实现个体“情感”储备的提升与符号意义的扩展。在强化仪式循环过程中,促使参与活动的成员产生集体兴奋,促进“情感能量流”的发生与延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