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一统中原的封建王朝政权的少数民族政权。从金朝政府官员的构成来看,汉人的比例与辽代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从一个侧面表明金人已经意识到汉文化的重要性,因此,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相比较而言,金朝统治者应该具备了开放与包容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造就了金朝独特的历史地位,进而又赋予了金代体育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体育的特点。金代体育文化的建构,一方面来源于本民族的创造,另一方面来源于对辽、宋两代的借鉴,金代体育既有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勇猛与奔放,又有中原华夏民族的细腻与包容,因而具有多样性的文化内涵。体育本身就是一种身体活动,如果我们在研究体育的时候,只是单纯停留于体育项目本身,就会忽略身体在体育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对于金代体育的认识不能局限于某个项目,应该从身体哲学视域和当时金人从事的体育活动出发,深入探究金人为什么要从事这些体育项目,以及其中蕴含着怎样的身体哲学观。

1 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特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身体不仅被视为宇宙之天道的同义语,而且亦被天人合一地视为与社会之人道完全齐一的东西^[1]。中国古代身体观早已超越肉体的羁绊,将身体和宇宙、天道、人道等量齐观,这是因为古代先贤在观察宇宙时,主动将身体置于其中,面对复杂的生存环境找寻自身如何生存与更好发展的途径,天行有命与受命于天的天命观是最好的证明。体育活动即身体活动,在进行某项体育活动的同时,人体自身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比如,模仿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在宗教祭祀中建立人与天的联系等等,总之,传统体育活动是中国传统身体哲学的外在表现形式。

1.1 感应性

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身体哲学由此也具备了这样的特点。感应性指的是生命本体出于对宇宙自然生命的无限崇拜,在面对复杂自然环境的影响时,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借助特定的媒介使自己和宇宙自然获得相应的联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上至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对天、自然充满着敬畏的同时也将其人格化,这种人格化是超乎寻常的,拥有比人类更为强大的力量。基于此,我们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遇到问题之时去占卜,占卜得到结果就是天人感应的表现,人们会据此行事。当人们对“天人感应”有强烈认同感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人们的信仰。感应性是具体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体,人体自身对自然界的某种具体事物做出的解释也可以视为感应。

1.2 整体性

中国古人将身体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并且身体始终与外界的环境、与内心相互融通^[2],坚持生命本体与内心的统一,即坚持身心一元,才可以说人是完整的生命体。整体性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又一特性,旨在强调身体与心灵的有机统一与融合,内在与外在的整体与协调。中国社会历来重视宗法、伦理等社会关系问题,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也可被认为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哲学,同时,身体哲学并不仅仅是将社会人作为个体来研究,而且还依据相互之间的社会、血缘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整体之中探讨,这也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在整体之中探讨差异,有助于个体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使个体朝着有利于本体与内心的融合与统一的方向发展。

1.3 践行性

身体哲学实际上是一门行动的哲学,关注人们如何感知世界、从自然中感应到什么,人们怎么才能使自身更加完善、如何处理个体在整体中的关系等等。不论外界环境和本体内在怎样变化,都需要通过行动即实践落脚于生命本体。在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史上有过从行动到静思再到行动的回归,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身体是行动着的身体,将身体置于一种静思的状态下,就会失去生命原有的意义。在实践中获得生命真谛、获取知识,在行动中感知世界,在行动中体会知识带来的乐趣,即体知。体知其实是身体感知和身体行动,主要强调的是行动、实践在身体方面的重要性,从感应、感知到践行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知行合一”的哲学内涵了。

2 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内涵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已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囿于一己之私的身体,而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身体,也即现象学意义上的业已宇宙化、社会化的身体^[3]。由此可见,身体观的内涵较为丰富,身体已经超越个体,具有宗教、国家、社会特性,其内涵表现为宇宙身体观、宗教身体观、国家身体观等众多方面。金代体育活动与其自然崇拜、宗教信仰、国家意识、社会环境、军事组织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影响金代体育活动的最主要因素在于金人对身体的独特理解与阐释。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主要包括“身教融通”“身道互融”和“身国一体”三个方面。

2.1 金代体育的“身教融通”

宗教与社会发展、国家兴衰关系密切,特别是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这种关系表现得最为突出。宗教既是联结人类与宇宙、自然万物的主要纽带,又是集合人类信仰的主要活动场所;宗教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世俗权力的象征,因此,宗教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科学”“权威”。宗教中神人对话机制实际上讲的是人们通过观察宇宙、自然万物的变化及运行规律,将其中的有利因素运用到自身的一种机制或规律,这也可以认为宗教是“天人感应”的一种实在组织。“天人感应”“自然崇拜”如果被认为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那么“男女交感”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宗教的代表,因为从研究“宇宙”“自然”到研究人自身,表明身体在文化中所占的比重有所提高,基于此,金代体育的“身教融通”可以得到解释。

射柳是金代体育活动中宗教色彩较为浓厚的一个传统体育项目,可以看作是人与自然万物的良性互动。射柳与传统的射箭方式方法大同小异,内涵却有所不同,射柳的文化内涵大多来源于“自然崇拜”“神人对话”和“男女交感”。《金史·礼志·拜天》:“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簇剪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4]这是对金代拜天射柳活动的记载,其既是一种宗教活动,又是一种权力象征的社会活动,更是一种基于身体而又超越身体的身体活动。在射柳活动中,展现的既有高超的技艺,又有勇猛的性格,二者在身体上得到有机统一,表现为身体的意识与践履的相互贯穿。

柳树在女真人的认知中不仅作为“神”存在,更是作为生命的原发机制存在,是生命的一种象征。珲春那木都鲁哈喇神谕中有关于柳树的记载:很古很古的时候,世界上还刚刚有天有地。阿布卡恩都里把围腰的细柳叶摘下几片,柳叶上便长出了飞虫、爬虫和人,大地上从此有了人烟。直到今天,柳叶上好生绿色的小包,包里生有虫子,就是那时候阿布卡恩都里留下来的^[5]。可见,柳树被女真人看作是人类生命的源泉,这种说法听起来比“女娲造人”更加荒诞,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却是人们对宇宙、自然万物的“感生崇拜”、对超乎人力的自然“特殊力”的无限崇拜,柳树在这里充当的便是联结宇宙、自然万物与人对话机制的关键部分。从柳树本身来说,柳树是耐旱植物,而且在女真人看来,柳树更是雨水、生命力的一种象征。基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金代体育活动中的射柳所蕴含的身体观了,为什么射的是柳树而不是其他的树。

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这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射”的解释。“射”的原义是开弓放箭。甲骨文的“射”字,形似箭在弦上,表示射箭。金文字形在弓箭之后又增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射。不论从那种字体上看,“射”最主要的要素是身体,这里所讲的身体,一方面是生理的身体,另一方面是超越了肉体,上升为神人对话的终端,即身体与身体内部的集合体。射柳、弓箭是男性象征,柳枝、柳叶是女性象征,拜天射柳以祁雨是一种宗教仪式^[6],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射柳与祁雨所具备的内涵,射柳可以看成是天地交会、神人感应以及男女交感的一种生命活动。

射柳活动所蕴含的身体哲学内涵是金人持续进行这项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感应性是人与天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人与人之间的默契,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在人格化的天的指导下,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所进行的身体活动。

2.2 金代体育的“身道互融”

道是中国古人对宇宙自然、社会人事、生命存在的浑然整合的沉思与体认的核心凝结^[7]。身与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为基础,也就是说,道体现在人身体之中,该身体本身就是道。身体活动是道在人体的表现形式,道是人体活动的思维意识的凝结,其实道就是身体活动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可以认为是互动后人对自然的深刻认识,而且这种意识是基于身体自然而然的活动的,而非抽象的。基于金代女真特殊的生存环境以及自然崇拜,身道互融成为了必然。据历史发展情况看,金人的身道互融体现在对当时辽人统治压迫的反抗和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这也符合中国古人所强调的道的内涵——道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正将自身放置于环境之中所得到的体验与体悟。金代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体育活动的特殊性,金代体育所蕴含的身道哲学内涵应该说是一种在抗辽灭辽过程中,独立自强意识勃发与强烈的身心一体的体现。体育活动是在人的意识指导下产生的,实际上,金人正是为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融洽及自身行为与客观存在的一致,而通过特定的体育活动来反观自身。因此,身与道在金人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金代体育中所蕴含的身道关系是由特定的媒介作为连接的,且不是那种宽泛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媒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礼教。正如张再林先生所说的,“正是原儒的礼身互释,使中国古代体育一开始就彰显了一种独特的礼仪教化功能。”^[8]实际上,礼可以被视为身体之道的一种,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礼”的教化与规训作用,在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完善人的性格等诸多方面均有所体现。不论站在何种角度来看待金代体育,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不只是看到金代体育项目有哪些以及这些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何,而是以一种更大的格局、更深邃的眼光来审视与把握其蕴含的身体哲学观。金代体育的含义早已超越项目的限制,其深厚内涵是一种对生命本我身心一体的培养,这种身心培养并不是身体和内心的培养,而是身体和身体内在一切的培养,是对内心的延伸与拓展,使身心的发展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金代的射柳、击球、摔跤和围猎实际上是一项对自身固有缺点和弱点的克服和规避,在这些项目中“礼”便显得尤为重要。

“礼”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政治制度,从微观层面讲,礼是人们为人处世的标准;从宏观层面讲,礼是国家向前发展的制度保障,而金代武举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金代武举制度既借鉴隋唐,又结合本民族特色(项目及内涵的特殊性)。金代武举制度既是对金代体育的有效管理,又是为了适应国家更好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认为是对金代体育文化的丰富和身体观的强烈呐喊,更是道与身两者关系在现实存在中的表现形式。实际上,金代武举制度是金代体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身体哲学在金代体育中表现得这么强烈了。

如果说射箭在周朝被视为君子必备的技能和素质,且带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那么金代的射箭更带有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洒脱、勇猛、血性、不拘一格的特性;如果说周朝的射箭是一种带有浓重的伦理、宗教色彩的身体观,那么金代射箭则反映出女真人对改变生存环境、探寻自身出路的生命渴望与追求。“躳,身也,从身从吕。躬,躳或从弓。”^[9]《说文解字》中对“躬”的解释表明,躬其实就是身体、本身、亲身。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古人为什么对射箭情有独钟了:一方面是生存环境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本我生命的延伸,将生命与射箭紧密联系,从而体验生命的乐趣与真谛。我们回过头重新审视弓箭,就会发现在拉弓射箭的同时,弓体与弦处于弯曲状态,这种弯曲状态并不是柔软无力的,恰恰是充满弹性的。此时,蓄势待发的箭看似被向后引,实际上是为了充满力量地向前发出,就在箭将要射出的一瞬间,金人原有的古代北方民族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可以被看作是射箭内动力——伴随着箭的发出一同呈现,气质于是转化为肢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弓、弦、箭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身体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以屈求伸是射箭应有的状态和身体生命的外在表达与内在诉求,更是体育活动中身体表达的应有之义,从身体的屈伸到弓箭的曲伸,是一种从有限到无限的生命追求,更是源于本身而又超越本身的本体活动。

2.3 金代体育的“身国一体”

在古人心目中,所谓的“修身”,也即“齐家”,也即“治国”,也即“平天下”,其“家国同构”式的政治学亦以身为本,亦“无出乎身者也”^[1]。身、家、国早已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处于一种相互联系之中,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关联,身体是实现家与国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基础和核心,这种现象最早发端于周朝的宗法伦理政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讲的就是将身体融入国家、融入政治,这不仅将身体的本意扩大,重要的是将身体提高到社会与国家发展的高度,这种高度将身体的生命化在现实生活之中得以有形化。金代体育从它产生开始,就成为金朝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和社会政治经济有着密切关系^[10],由此可见,金代体育活动的社会化、政治化功能凸显,其独特的价值功能伴随着金朝的兴起、发展、壮大以及衰败的全过程,因此,家国观念与意识成为了金代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家国意识与观念的产生、发展、强化的过程是基于对身体的理解与认识的。

如果说制度化和政治化是国家发展的保障,那么体育的制度化和政治化则是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重要一步。从唐代开始,武举制度不仅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而且是习武者进庙堂、报君王、保家国的主要途径。从金代的发展历史来看,军事力量的强大是女真族走出土著地域、走向中原的保障,而从军则是人们生活的主要重要组成部分,获得军功从而提升社会地位是人们从军的动力,这也将带给人们身体观念的改变。《金史·章宗二》载:“乙巳,诏诸路猛安谋克农隙讲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罚之。”^[4]从中可以窥探出,讲武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将其制度化、规范化,通过设置猛安谋克专职官员进行讲武,重要的是还有监察和惩处机制,制度化的金代体育早已超越体育本身的意义,其对人们的影响也体现在国家对外战争和国内统治的方方面面,因此,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是基于自身观念进而上升为国家观念的。

金代体育身体哲学的国家观念,是基于统治者称霸中原以及统治中国意图的强化,最后形成了金人的“中国观”。《金史·章宗一》载:“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球,纵百姓观。”^[4]我们了解金代体育的国家观念,可以从这句话中的“纵”字开始。“纵”字可以理解为在一定范围的放任和不加约束,由此,我们便可以得知,金代统治者的体育观念和国家观念可以说是相互融合的。我们也可以认为,金代体育蕴含的身体哲学观已经包含国家观,身体的国家特性在这里得以凸显。拜天射柳、击球在辽金两代被视为较重要的身体活动,而且在贵族进行活动时允许百姓观看,这在中国古代是较为少见的,然而,金代统治者将其活动功能和影响扩大化,标志着金人对体育活动中的生命个体的认识上升到了与国家民族发展紧密相连的高度。尚武的社会风气在金朝建立之前就已融入到女真人生活的各方面。

金代体育的“身国一体”也可以理解为身体的政治化。身体的政治化也好,身体的国家观也罢,这些特性是人体本身原本就具有的,而不是我们在综合各家学术的基础之上赋予的。中原汉地富庶的农耕经济对北方民族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中原也是古代东亚各国所公认的政治中心,占据这个地域并以“中国”自称就等于获得某种使四方臣服的政治优势^[11],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为什么崇尚武力,一方面是人们积极面对复杂的自然生存环境,在逆境中获得生存途径,这是基于外部环境的人生思考;另一方面,既属于外部环境的吸引,又属于内部因素的自觉,换言之,由于自身实力的逐步增强,加上中原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导致了金人国家意识的形成发展和称霸中原意愿的日益强烈。

基于此,金代体育项目特点与其独特的社会环境、政治需求以及国家意识,促使身体活动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在金代体育活动中得以凸显,身体的国家观念的形成正是促进国家、民族向前发展的内在诉求,将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也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践行性的重要体现。

3 结语

新时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它所蕴含的深厚的哲学内涵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生态文明视域下维护体育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是强调身体以及坚持身心一元的科学,身体哲学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全过程,金代体育独特的历史地位与民族性格以及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使金代体育身体哲学观具有多样性,这对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也是一种补充和丰富。金代体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身体哲学内涵,可以被视为金代女真族称霸一时的重要内驱力。金代体育所蕴含的身—家—国的身体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高度热爱,这种热爱是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基础的,更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家庭伦理的遵循,在塑造完整的家国意识和丰富精神世界以及促进身体健康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