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球迷群的成长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中产阶级时代的足球,时间是20世纪20至40年代,其以自然的足球观众群落为主体。那一时期的足球属于一种城市富有阶层的游戏,与之匹配的足球观众也大体为富裕阶层。球员温文尔雅,球迷彬彬有礼。第二为专业化时代的足球,时间为20世纪50至80年代。这一时期的足球基本属于苏联体制的足球。球员踢球中规中矩,球迷看球和和气气。第三为足球改革以来的足球,时间为1994年至当下。球员的来源、行为、信仰多元化,观众群体的表现也有多维度的特质。对当下大多数中国足球观众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足球占据了其记忆的主体空间。质言之,第二时期的足球可归入苏联体制,足球无涉商业利益,属于一种善的足球,足球竞赛不需要高强度的法制介入,与此相匹配,球迷也以道德律见长。第三时期的中国足球与中国近代足球颇具同一性特质,基本上属于一种恶的足球,高度的商业化使得球迷的精神世界、行为规范、心理动机都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趋势,其以法制为核心介质,呈现出多元化特质,并带有文化启蒙内蕴。

1 从静观时代衍生出来的早期球迷群体

汉语的“球迷”一词有其特殊性,它首先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关于看球人的称呼。中国最早的球迷大体出现在足球传入中国之初始阶段。“有人说:英人的足迹所到,跑马厅与足球场也接踵而至。这话并非夸张之词。1863年,上海跑马厅里面的运动场上,外侨已开展了足球运动。同年,西侨在沪最大的企业英美烟草公司宣告成立。嗣后,英美烟海关、英海军等足球队,次第出现。这是上海最早的西人足球队。”^[1]由此可知,最早在中国踢球的是一些侨居中国沿海口岸城市的西方侨民,同时期的中国人并不亲自踢球,充当的是观者角色。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不难看出,中国球迷群体的出现要早于踢球者群体。

足球史类著作对此有记述:“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据证明西方足球在我国传入的具体时间,但至少可以肯定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即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就把足球运动带到了中国。在我国开展这项运动首见于香港和上海,以后又发展到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并逐渐形成南、北两个中心。1863年足球运动在侵华各国军队及外侨中相当流行,当时中国人只是在场外作壁上观,还没有实际参加到这项运动中来。”^[2]“上海华人自己开展的足球运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中萌芽的上海华人现代足球运动,则于1896年首先在堪称足球摇篮的圣约翰书院中诞生。”^[1]肖进勇、游海燕曾对上海西侨的足球生活有过较为精确的记述。“据曾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卜舫济(F·L·Hawks Pott)所著《上海简史》记载,‘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867年’,可见上海至少在上个世纪60年代便开展有足球运动。但当时的足球俱乐部并非国人组织,大约到19世纪末才真正有了国人的足球队,此时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北京的汇文书院、北通县协和书院及天津的新学书院等教会学校都流行着足球运动。”^[2]中国自己的足球队首先出现在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足球队和南洋大学足球队自1902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对抗赛。拉拉队最初也产生于高文化层次的人群,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球迷是学生。”^[3]且以香港为例。“1897年香港开始举办了特别银牌足球赛,稍后在其他一些城市的教会学校中也出现了足球运动,但初始阶段人们只是出于好奇,踢踢玩玩而已,没有组成固定的球队,因此这一阶段可视为现代足球在中国的发轫时期。”^[2]上海的《杨浦区志》曾记述过本区的足球活动。“区足球运动,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浸会大学组建足球队。以后有建于民国5年(1916年)的聂中丞华童公学足球队。民国10年后,日商公大、裕丰、大康等纱厂均辟有足球场,供外籍职员踢球。不少职工则在空地上踢球,小孩在马路上踢石子。”^[4]不难看出,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人充当的是一种浅层次的足球看客,中国人大体上只是在静观西侨踢球,很难成为某支西侨球队的拥趸,中国的足球观者也不太容易与足球建立起一种更为深厚而密切的感情纽带。

中国足球观众投入情感的前提是华人足球团体的建立。质言之,中国足球观众是伴随着中国本土足球队伍的出现而逐渐成熟的。“1908年,集香港华人足球精英的南华足球会成立。1910年举行的旧中国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足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在1913年至1934年共举行的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中中国队除第1届获得亚军外,其余9届冠军均被中国队获得。”^[5]20世纪初,足球在香港、上海开始流行,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球星是李惠堂,人称亚洲球王。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开始较大规模地涉足足球领域,同时期的足球观众数量也有所增加,其以市民为主导。由于看球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球迷的行为大多温和而有节制,体现出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特征。从总体的发展态势上看,以口岸城市和其他大城市为代表的足球发展得相对自然。以上海为例,开埠以后的上海得风气之先,城市体育发展仍维持着较为先进的格局。《徐汇区志》记载:“上海辟为租界后,西方现代体育源源流入,20世纪前后已在徐家汇地区的一些学校中传播,徐汇公学、南洋公学、南洋模范中学、南洋公学附小都成立足球队。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每周举行的足球比赛,是传播民众体育的先导,市民争相观看。30年代,足球、垒球、网球等球类运动渐渐引向社会,民间组织的球会和球队日益发展。境内以拥有众多国手名将的东华足球会、上海网球会最负盛名。”^[6]足球的发展及球迷的形成也得益于媒体的传播。“上海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有着强大的新闻媒介和实力雄厚的文化出版机构,以足球为代表的近代体育作为新文化的内容之一,得到了新闻出版界的有力支持。”^[3]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而言,足球是外来文化。人们一度迷茫地看着西侨踢球,却在较长的时间内浑然不知其中的深意,更无法体味其中隐含的惊人的精神力量,这也反映出早期中国足球观众对待足球的真实态度。

当年的上海、香港、天津等城市的华人民众经过了一段观看西侨踢球的历史后,逐渐介入其中。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踢球者和观球者群体都在扩张,足球文化在这些城市渐次形成气候。中国足球赛场上也间歇性地出现了一些由球迷引发的暴力现象,但情况并不严重。“1933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足球比赛上,上海队与辽宁队一战中,上海队在6∶0领先时,辽宁队一队员出手后,观众拥入场内使比赛无法进行。这是有记载的我国第一起球迷暴力事件,但无伤亡记录。”^[3]球迷们制造的暴力事件几乎构成了足球的一部分。即便在抗战时期,足球的暴力事件也存在,典型的就是“逸园暴力事件”。“1941年3月15日,由上海西人足球联合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足球联赛甲级决赛,在位于上海亚尔塔路的逸园球场举行。由于这将是本年度上海最精彩的一场足球赛,特别是上海观众最宠爱的东华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将与西人巡捕队一决雌雄,因此24 000张门票早已售出,场内观众爆满,气氛十分热烈。”^[7]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类似的比赛充满了国际赛事中常见的一种对抗氛围,并无多少特别之处。问题在于出现了球员罢赛事件。“开赛以后,东华队技高一筹,西捕队门前险象环生、屡屡告急。担任本场主裁判的英籍侨民卡纳尔见状,有意偏袒西捕队,东华队几次攻球入门均被判无效。下半时东华队黄克厚得球后盘带攻入对方禁区,在门前被西捕队后卫撞倒,这时,卡纳尔反判黄克厚犯规,东华队著名球星队长戴麟经据理力争,被卡纳尔红牌罚下场,致使东华队忍无可忍,全体退场以示抗议,比赛中断。”^[7]毫无疑问,球员罢赛事出有因,但罢赛极易导致连锁性后果。“观众群情激愤,将果皮杂物一齐向正在退场的卡纳尔掷去,赛场秩序大乱。警卫与观众开始发生斗殴,一部分愤怒的观众冲入场内,拆毁球门,砸乱酒吧等设施,并放火焚烧南侧看台,一时间浓烟滚滚,大火冲天。闻讯赶来的法租界巡捕用高压水龙向人群喷射,并用皮鞭、警棍殴打球迷。骚乱经数小时血腥镇压才渐次平息。逸园损失近10万元,而受伤者达数百人之多。”^[7]就像很多足球赛场中发生的暴力现象一样,这则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但是人们还是看到了那个时代上海足球的一些特质。首先,当年中国还在抗战时期,而上海则维持着孤岛时代独特的消闲格局,如此的闹中求静的娱乐化生活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意味。其次,当时的华人虽然可以与西侨同场竞技,却仍旧没有太多的主场优势,彼时的上海华人球队大体只能维持一种客场资历。再次,那个时期上海球迷多为中产阶级,并无太多的暴力倾向,如果不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很难出现如此大面积的暴力事件。从总体的发展态势上看,那一时期的中国球迷维持着一种气度温和温文尔雅的观球格调。

2 中国足球观众的文人习气

20 世纪50年代的足球在人员上延续了三四十年代的传统,但很快就注入了苏联东欧元素。质言之,20世纪50年代的足球宛如野花野草,许多举办赛事的球场为露天的免费球场,带有自然生成的特质。那一时段的中国足球模仿苏联和东欧的模式,组建了专业队式的足球队伍。苏联、东欧足球和新中国的足球有很深的渊源,当年的中国国家足球队成员一度有留学东欧的经历。此一时期的球迷也大体恪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呈现出一种高度理性、无任何超越性激情的态势。原因很简单,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都属于国家福利项目,人们看球主要是为了体会国家意志,社会组织尚不鼓励体验个体性价值。“专业队时期的球员能否有价值取决于上级领导是否承认,球迷承不承认支不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他的饭碗。那时候球迷看球不见得需要花钱,大都是有组织的免费观球,有时候还要发放补贴。”^[8]328很多中国人至今仍旧记得福利时代的足球赛事。人们观看任何体育赛事都带有接受教育的心态。在娱乐文化缺失的岁月,接受教育式的观球活动构筑成一种另类的足球道德化的时代。作家梅子涵曾回忆50年代中国足球的乏味。“我只看过一次足球比赛······不要门票的,你自己可以走进去,我就自己走进去了。看台上的人稀稀落落寥寥无几。球踢得松松垮垮,裁判的哨子吹得懒懒散散。那两支球队里有一支是当时的全国冠军。”^[9]福利化的足球固然值得称誉,但是其对足球本体的展示程度有限,在高度福利化语境的熏陶下,足球只能维持一种小众化的发展格局,无法步入世界同一的宏大叙事体系中。

大多数生活在新中国的中国人都对高度的组织化生活十分熟悉。中国人参与足球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国家组织打交道的过程。国际足联是世界上最高端的足球组织,其创建于20世纪初。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足协在很长一段时间脱离了国际足联。1958年更是宣布退出国际足联,1979年中国足协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地位才得以恢复。

与旧中国足球迷大多为中产阶级人士相类似,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球迷也以文化人为主体。对思维活跃期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很多中国人而言,足球是具体可感的,且充满了感受性、细节性与丰满性。事实也是如此,足球是一种特殊的启蒙力量。具体而言,由足球引发的思想启蒙运动生发于1978年,其代表性人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足球在中国的高效传播便与邓小平的足球情怀有直接关系。英国评球人罗文曾对此作过解读。“在7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也渴望外国球队来华。邓小平推动了这一切,而足球是他个人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传达希望的方式。1978年,在他本人的坚持下,世界杯决赛第一次在中国进行转播。那时候,看电视是集体活动,在家庭娱乐方式大转变之初,邓小平保证了人民有球可看。”^[10]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足球有过更为宏大的设想。“进入80年代在邓小平巩固了他中国领导人的地位,准备领导中国十亿人口开始建设有别于西方经济的时候,他花费时间,给出了最为明确的可能性指示:从草根抓起,建立一个足球国家。”^[10]这样的足球规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得不说,世界杯作为一种高端竞技文化的载体,其文化启蒙功能很难被人忽略,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世界杯一直有一种超体育的精神,且影响了当年许多中国青少年的精神世界。

邓小平是世界级的伟大政治家,由于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中国足球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开始产生了微妙的交集。无可否认,足球与政治的关系早已得到了诸多学科的权威理念的认可。“从足球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来看,政治对足球运动的影响是来自多方面的。正是宽松的政治环境才造就了今天足球运动的辉煌,同时足球运动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一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11]在政治学和足球传播学的意义上看,人们无法忽略1978年与1982两次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当年中国的足球观众就是凭借电视机成为球迷的,许多原先不知足球为何物的人也是在这样的高端足球竞技的视觉冲击下才产生了对足球的迷恋情结,并因此完成其身份转移的。

无以否认,中国足球的真正启蒙来自改革开放初期,而完成足球启蒙的主要工具则是电视镜像。任何一种启蒙都带有思想解放的意味。毋庸置疑,足球对整个东方世界的启蒙力度显得十分强劲,足球自身的启蒙性来自西方人对绝对精神的推崇层面,而这种启蒙力量首先体现为一种动感十足的镜像游戏。中国的足球观众群大体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老一代的足球爱好者。此类人士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接触到了足球,他们大体属于现场观众。第二类是1950年代前后逐渐认识足球的,这部分人可能是现场观众,也可能是电台听众。第三类是改革开放初期培育起来的观众群,基本属于电视足球观众。第四类则是21世纪初崛起的足球关注者群体,此类人士是现场、电视和网络观众的合成体。改革开放初期的人获取的有关足球的信息主要是世界杯赛事,其初始性的时间节点是1978年、1982年及1986年。这一时期有不少中国观众看到了电视转播镜像中的足球赛事,也就此成为这项竞技游戏的拥趸。足球是一种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同时也是一种足资观赏的镜像艺术,以镜像的方式传入中国的足球竞技不同于身体游戏形态的足球,两者都属于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大潮中的一种支流,但镜像足球所催生出来的更多是观众群,而非足球实践者群体。

通过接受镜像足球,许多中国观众从一位原始受众变成了足球拥趸,并递进为球迷。1986年的世界杯可以看作是1978年和1982年世界杯的有机延续,当年的南美足球正处在强势状态。几乎就在那个特殊的夜晚,很多中国人迷恋上了南美足球,南美足球也就成了这些人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陪伴物。每当南美足球不得势的时候,这批球迷会感到情感受到了打击。或者说,任何一种类型的球迷都必须接受由足球赛事制造出来的苦楚。

镜像足球传播是技术进步的产物,且与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间进入到1978年,形势有了转机: 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一年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也映入他们的眼帘。”^[12]在观球主义的视野上考量,中国人的生活习性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并无差异。中国观球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旧迷恋足球。或许中国人仍旧不以踢球为最高追求,但是一直以为观球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其实,谈论足球本身就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安德鲁·兰伯特便认为足球原本就是谈资的一部分。“关心足球比赛自然带来谈论它的兴趣,这种讨论又会提高对社会话语的参与技能及动机。对于一家俱乐部或是一场比赛的热爱会建立一个人的观点,人们就会试图去说服他人该观点有多合理,这种说服能力突然间就变得重要起来。”^[13]202不仅如此,足球还可以强化人们的辩论水准。“在公共辩论中,那些盲目地坚持己见或者不能理解他人观点的人会很快被排斥在外。支持者在这种公共事件的参与中也会明白,那些浪漫的、美好的观点常常不被现实所支持,那些被认为很确定的事不过仅仅是个人的情感罢了。因此,足球就是在辩论中寻找真理的教育。”^[13]202-203在谈论、分析、评判足球方面,中国未必落后于世界上的足球发达国家。

受到文化惯性的影响,中国足球观众的数量要远多于踢球者的数量,形成此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电视转播深刻地锻造了中国人的观球模式,也成就了中国人的足球观,那一时代也造就了好几批只看球而不踢球的观众,以致于间接促成了中国足球市场的非对称格局。活跃于当今媒体对足球进行文字式指点江山者,大多来源于1978年以后电视镜像培育出来的足球观众。电视镜像可以高效地培育出大批球迷,却很难全方位缔造出大批踢球人。正因如此,足球在中国更近似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而非一种需要人深度参与的体育项目。

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足球观众已经很难摆脱镜像足球的辐射与影响。足球的镜像已然为为数众多的足球看客带来了镜像美学意义上的海量信息,而人们的选择是乐此不疲地沉浸其中,而非奔赴球场,成为踢球者中的一员。“有的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认为,人有时必须忘掉自己,与团体融合在一起。在看台上,每个观众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律师、医生、工人、厂长、法官、家庭主妇、富翁、穷人都忘掉自己的身份,体验平常所没有的解放感和狂热。他们极度兴奋、狂叫、互相拥抱、体验超乎个人的一体感之后,他们各自回家,重回日常的生活。虽然生活终归会回复正常与平静,但在足球赛中体会到的感觉会长留心中。”^[14]足球很难脱离其既有的发展规程,只能维持其既有的特性。对很多中国人而言,足球的确具有超世俗的能量。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足球让无以数计的中国人远离了纷扰的现实生活,躲进了纯洁而充满生命绝对性的竞技世界,足球对中国观众的精神抚慰作用在此得到了高强度的验证。

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是一个爱走极端的民族,但在丧失了儒家思想统治的社会氛围中,中国人的极端性思维不仅时常出现,还时而出现飙升或失控的现象。阎晶明回忆过那段特殊的岁月。“80年代初,当中国足球队以4∶2斩获沙特队后,我曾混杂在狂热的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当中,高喊着远远超出体育范畴的伟大口号,大学里的外国专家楼,成了游行学生发泄狂喜情绪的对象,其实人人都知道里面绝没有一个沙特人。”^[15]这里需要阐明,足球对中国球迷的启蒙并不像思想启蒙一样,充满了系统性、层阶性与递进性元素,足球对中国球迷的启蒙带有诸多的身体性、强直性和随机性元素,其中不乏微量的极端性符号。

李力研曾将那一时期足球传播的典型性时间定位到1978年。“1978年以来,当中国队第一次艰难跋涉于‘冲出亚洲’的征程中,中国的城里人知道了足球。”^[16]可以认为,1978年就是中国足球文化的经典隐喻,同时也是中国球迷文化的衍生点。对很多中国人而言,那一年充满了高尚的纪念性、经典性与非凡性。正是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观看世界顶级足球赛事成为一种现实。

3 中国球迷在商业足球中找到了一种至简的乐趣

现代足球规则是球员、足球经营者、观众相互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甚至一直浸润在欧洲足球的演进历史中。简约化规则的确立不仅保证了足球类型的分化,还导致了足球观众的变异。足球可以制造一种简单的快乐,它几乎可以在瞬间缔造出一种极致的欢乐。足球传入中国后,经历了很长一段被看的历史。不少中国人也在这种文化的传输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式地更换了心理热区,终于变成了这种外来文化的信众。

和所有竞技体育项目一样,足球竞技的悬念性可以招揽到更多的看客,而观众对悬念的理解往往具有非理性色彩。安德鲁·兰伯特将足球中的悬念解读为一种更为高尚的美。“这并不是说人们只是通过几分钟的观赛就能够了解足球,或者被它所吸引。和其他一些活动一样,足球也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足球带来的兴奋和享受,是需要放到具体语境下才能感受得到的。当一支球队以0∶1落后,比赛仅剩5分钟,且射门得分仅需1秒钟,所有这些感觉交织在一起就会产生出希望。类似地,如果清楚地知道得分规则,那么当球进入禁区时,一种兴奋的感觉便油然而生。然而,对于足球的这种背景知识并不显得那么重要,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更应该是球赛的‘故事’,这才能使其在人的视觉和理智之间达到一种平衡。”^[13]199中国足球观众数量与踢足球人数形成了一种反差,而中国足球观众的激增现象与足球本体的可视性、参与性与聚众性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没有一流的球队,却有一流的球迷。”^[15]无可否认,在文化生发学的角度上审视,中国是一个喜欢观看他人制造热闹的民族,而非喜欢行动并创造乐趣的民族。如果将批判国民性的眼光带到了现代中国社会,仍可见其积极的价值。熊芳芳曾写道:“中国的看客相对温和、胆怯、含蓄,或者一种明哲保身的狡诈,这与他们所受的儒家文化崇文不尚武的传统影响有关,和他们在专制制度下苟且求全的生存准则有关。”^[17]其实,中国人仅仅是聚会意识较差而已,中国社会中从来不乏真正的看者。看热闹现象是鲁迅在反思并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提出来的概念,其中蕴含着诸多的负面意义。但看热闹文化具有独特性,其对中国足球文化的生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洪峰曾经解读过中国人的这种观球文化及其生成的原因。“严格讲,体育在这种时代是人们精神生活中唯一可以放松的领域,而足球作为一项集体运动又最容易唤起群体热情。现代生活疏离了人们的联系,人们正越来越走向单独的世界,足球恰逢其时成了陌生人之间交流的纽带。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几乎成了中国人现代生活中唯一可以观看的运动,球星的表演和球队的胜利是平凡人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剂,也是人们忘却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的缓解剂。”^[8]63然而,只要关注世界范围内的足球观众群体就会发现,看客现象同样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强大的媒介力量的推动下,任何一种大型比赛都有可能吸引超越国家媒介承受力的看客群体。

看热闹是一种风俗,而观球则是一种宗教、审美、寻找归宿感的需求,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但在聚会学的意义审视,二者又完全可以混同为一。于是,大型足球赛事也经常会缔造出一种看热闹的大潮流,球迷群体看热闹的冲动可以促使足球朝表演艺术的方向演化,看球赛的队伍也就此成为聚会式足球的忠实拥趸,庞大的足球看客群恰是新型的聚会形式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国足球与欧美相对单纯的职业足球发展路程有所不同。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中,中国足球经历了由自然足球到专业足球再到职业足球的三重境界,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职业足球阶段则充满了悲情色调。中国人对足球的觉悟始于球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球迷开始出现一种表达自我情感的欲望。“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第5小组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比赛于1989年7月15日在沈阳举行。沈阳球迷为了观看这场球赛,不少人在售票的前三天就开始排队,许多人全家出动,日夜轮流站队,正是为了派出家中那最迷足球、嗓门最大的代表前去观看。”^[18]新中国的职业化足球不仅带给民众一种新奇的足球范式,还缔造出一种全新的球迷群体。“不要淡漠了伟大的中国球迷,是他们,给一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场比赛的胜利,一座城市要沸腾好几天!一场比赛的失败,城市的活力将迅速撤退,死沉将笼罩好久好久。不要轻视了伟大的中国球迷!是他们,救了球市,支撑着不争气的中国足球的希望。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球迷的热情越来越高,这是千万双托起明天希望的粗壮胳膊。”^[19]尽管球迷中心论的论调渐行渐远,但即便那些逝去的球迷类型仍旧给中国足球乃至中国文化界带来一种令人怀念的符号。

4 结语

足球传入中国之后,一种景观在中国立即呈现,为数众多的观球人和为数稀少的踢球人形成对比。对许多中国的足球观众来说,来自镜像世界的足球明星几乎就是电视明星的代名词。电视为足球的普及贡献出超大能量的同时,还为观众预设了一条通往想象的伊甸园的道路。足球和镜像技术产生出一种合力,它让大多数中国球迷以媒介为价值落实点,并努力将足球改造成一种心灵的栖息地,而非值得奔命的汗血猎场,由此可见世界各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现象。文化的变异性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中国人对足球的媒介化改造同样是一种值得人们思考的创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