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古典的身体修炼方式不同，足球是一种群体活动，其内在的凝聚、引诱、蛊惑人心的功能十分明显。质言之，足球有一种反抗绝对个体性价值的取向。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主要在于其高度强调了人寻找盟友及确定敌对体的绝对性价值。然而，足球的内生性学理维度远不止于此，足球还蕴含着丰富的重构人的精神世界的手段、技巧、过程与动能。不难看出，足球自身的有限性与其传播的无限性并不矛盾，足球由此获得了一种释放人性本然意义的机遇。足球是一种同一性品格极强的文化类型，其在美洲、亚洲、非洲的传播都经历了大体一致的过程，足球的道德性也就此获得了维持、强化与凸显的机遇。

1 维持精神平衡的足球道德

近代以来，体育学者大多认识到了体育的精神宣泄功能，时至今日，体育的精神宣泄功能也几乎是体育社会学的常识。站在社会精神宣泄功能的视角来看，足球流行于世的道理似乎十分简明。 “刘易斯·科塞认为，社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系统，而相联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紧张和冲突，冲突的起因是不平等的社会系统中的下层成员，对这一系统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并起来斗争。”^[1]刘易斯·科塞揭示出了社会矛盾的永恒性现象，而对待社会矛盾的态度决定了诸多学科的诞生，其中较为温和的态度则成为构建人类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础。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冲突越是频繁，激烈程度越低，则越有可能增强系统各单位的革新精神，从而缓解敌意，使他们不至于完全对立。”^[1]从本质上说，任何人都有宣泄欲念，人类社会道德的社会性成色中不乏个体或集团精神宣泄的功用。兰伯特认为宣泄对人的精神有保护作用， “宣泄（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 ‘清除’ 或 ‘净化’） 的意思是人们需要一些机会来调节潜在的有害情绪。······宣泄是保持我们精神健康的重要方式。”^[2]196-197 关于如何宣泄，兰伯特也进行了阐述： “我们通常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保证对同享这个社会空间的其他人没有冒犯的情况下才发泄自己的情绪。······现代生活的难处就是找到一个个人情绪得到适当宣泄的平台，同时将对他人的冒犯减到最小。”^[2]196-197关心疾病学的人士看到了观看足球赛事对情感的宣泄作用。 “电视是世界杯足球赛的重要媒介工具，足球迷们往往废寝忘食地观摩球赛，······有些球迷看到他所拥戴的球队输了球，一气之下把电视机从窗口扔下，以泄一已之愤，当然电视摔得支离破碎，也在所不惜。”^[3]中国人对宣泄文化的理解更为直接，且带有实用主义元素。 “若到球场上去，情况就不一样了。放开嗓子乱喊一通，对中看不中用的球员骂上几句（下意识里没准是为给自己气受的领导准备的话），或是挥动着小旗子呐喊数声，手里若有个矿泉水瓶亦冒险扔它出去。······球赛结束时，顿觉浑身轻松。私下里觉得已经把该骂领导的话都骂出去了，或是把自己该欢呼的口号也喊出去了，于是内心变得平静舒服。吹着口哨回家时，深觉这种好心情是足球给的。”^[4]177-178 在审美领域，足球的宣泄功能同样强大，不仅如此，足球的宣泄功能还带有极大的共享性，它可以很好地将足球的专业人士与普通观众联结、融汇在一起。 “人们选择了李承鹏的足球评论，正是因为其话语表达出来的足球文化或者说文化足球的意义，阅读者阅读的过程是一种对足球的更宽广的理解过程，也是通过李承鹏的足球话语来释放对足球压制情绪的过程。因此，这个 ‘趣味关系’也就有了某种意义生成的作用，形成一种所谓的 ‘足球文化’，创造了一种超越 ‘暴力’ 的大众情绪的宣泄与释放的空间。”^[5]中国的心理学家也关注到了类似的情况。 “在如今高度文明的社会中，人们要处处遵循现有的规章制度。足球的世界就像是他们逃避各种法律规章最后的避难所，足球对他们来说更是种精神寄托。足球的世界是唯一男人的世界，这一微妙的细节，让他们内心感觉到最原始、最纯真的快乐，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男人如此疯狂地爱上足球。”^[6]不仅如此，在足球道德律的感召下，处于足球环境中的观众群体会获得一种归宿感，而群体的力量十分强大，足以构建出一种巨大的安全感，足球观众通常会获得一种充分的精神慰藉。

在足球强大的宣泄功能背后是更为细致多样的细节。足球的宣泄性元素种类繁多，也由此催生出一种类型化特质极强的球迷群体。莫里斯专门划分出一种 “喝倒彩”的球迷类型。 “像说笑话的人那样，这也是些大喊大叫的人，但他们的评论基于愤怒而非幽默。当比赛形势不利时，这些评论就会针对自己的球队，让死忠们感到非常不舒服，后者有时会斥责他们，让他们闭嘴。当比赛形势顺利时，他们就会陷入沉默，甚至很少在胜利时刻欢呼。”^[7]282球场谩骂行为同样不合乎道德律，但是，人们还是看到了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他们之所以来看比赛，似乎主要是把它当成了一种发泄怨气的途径。对喝倒彩者而言，比赛是一种特别的心理疗法，就像是去一座公共 ‘泄愤屋’一样。”^[7]282 由此不难看出，在足球观众中，喝倒彩几乎成了一种职业，其宣泄内心压抑的动机十分明显。

足球和任何一种外在附加的意义符号体系并无天然的联系，球迷通常可以为足球注入一些附加值，但是，球迷的需求具有生长性，他们从来就不会满足于对足球的浅层次介入，球迷们始终都希望在足球中展示抽象的符号性情怀，借以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独特理解。很多球迷就这样走进了足球的世界，并且不吝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来深度感悟、解读、阐释足球，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足球所缔造出来的高强度的浸润人心的内在品格。

足球的工人阶级属性时常为人提及。现代足球从一开始就和工人阶级难以分割。英国的托尼 · 柯林斯曾讲述过足球诞生之初的情况。 “为了建立起强调勤奋的新价值观，社会上兴起了无数针对工人阶级的 ‘道德’运动。比如，强调工作中和工作外的纪律、立法禁止不道德或浪费的体育运动。在19世纪中期，社会试图向底层人民推荐 ‘理性的’娱乐方式，使其能够更好地工作。”^[8]道德源自社会压力，因此，很难说哪个阶层更富有道德感。从终极意义上说，工人阶级以及其他阶层的民众都需要强化自身的道德律。“他们试图让工人阶级抛弃无德放荡的娱乐，代之以有教育意义、道德水准更高的消遣方式。这些举措得到了警方的支持。”^[8]从英国政府一度出现的限制足球的现象可以看出，足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带有禁绝自我欲望无限扩张的元素，而观赏足球的行为中也带有很强的道德限定元素。

莫里斯认为，工业化时代的观众观看足球是为了寻找生活的高潮。 “他们的工作缺少任何巅峰时刻，常常是单调而重复的，所以当比赛日来临，他们会热切盼望比赛将会带来的高度紧张和戏剧化的情绪高峰，用几乎难以忍受的兴奋瞬间打破自己波澜不惊的生活常规。”^[7]280恰是在追寻生活的最高理想的驱动下，观众们无法背叛其所拥戴的球队。 “即使当他的球队表现不佳，连遭败绩的时候，真正的追随者的忠诚依然不会动摇。他也许会发出悲叹和抱怨，但他绝不会抛弃自己的球队。他已经知道，无论多么厉害的球队也不能赢得所有的比赛，而他会等待，等待定会到来的胜利时刻。”^[7]280-281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工厂区的足球就带有工人阶级的鲜明特征，其中的道德性也体现得十分典型。 “50年代，区境每年举办大规模的足球联赛。凡逢工人重大比赛，大厂全厂调班，乘厂车前往助兴。1950年，沪东工人俱乐部举办第一届小型足球赛，有151队参加。”^[9]一些讲述球迷发展历史的著述对此有所勾勒。“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中国队客场先以0∶2负印尼队，主场再对印尼队时，老百姓逐渐意识到足球这个东西真能煽情。”^[10]按照煽情说的立场，当年中国球迷看球并未达到物我两忘之境界，人们对足球抱有一种若即若离之感，无法抵达到足球的深层地带。足球也仅仅因为有煽情作用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并由此凝聚了人心。质言之，新中国早期的球迷更像是一群看戏的观众，大体维持着一种平和、中庸、矜持的观球态度。 “从1970年开始，我国足球比赛逐渐恢复，70年代的球迷主要表现是松散型为比赛的进球、胜利喝彩，有时当球员将球踢得高高的时候，也会引起球迷的惊叹和掌声。1973年开始全国足球联赛，1978年恢复的全国足球甲级、乙级联赛，由于实行赛会制，除了主队，球迷没有倾向性，他们往往是同情弱者，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为落后的一方叫喊。”^[10]从一些图片资料看，那一时期的足球观众大体处于看热闹之情态，还无法体验到足球自身的宗教特性。足球观众仅仅是观众而已，尚无法成为球迷。为数寥寥的足球观者很难触及足球的内在精神，足球和观众之间不乏隔阂。似乎有一道淡淡的帷幕陈列在足球与观众之间，人们看球，犹如隔岸观火，看的只是个热闹，大多数人无法看清足球的本真面目。

现代主权国家绝大多数处于初级阶段的球迷群体在观球时都会带有几分本土主义的情怀。足球的道德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球迷群体中体现得更为典型。那种语境中的中国球迷对待足球的态度较为平和，他们仅仅为一些好奇心所驱动便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足球场域当中。当年很多中国球迷的思想都很率真，带有几分自我化元素。很多中国足球观众认为中国足球队获得胜利会让中国人受到全世界的尊重。问题也出在这里，一旦中国足球队失利，球迷们的想法就会朝相反的方向推进，甚至催生出偏执行为。不过相较而言，中国足球界的暴力事件并不突出，其中有国民性的缘由，还有文化的成因。 “我国球迷大多克制，行为相对比较温和，但也有痴迷的球迷，出现了许多 ‘过激’腥味儿。”^[11]足球无法完全脱离暴力现象，但也应承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道德主义统领之下。足球的暴力主义虽然经常为人提及，但在全世界并非主流，世界各国都会根据国情很好地遏制足球暴力。

2 足球具有浓厚的道德教育特质

道德与国家意志关系密切，足球的道德律和足球的国家意志寓意有很大的重叠面。正如足球中道德律的普泛性存在一样，足球的政治寓意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国也不例外。 “正如最近的一项评论所说（Ronay，2007）：以其自已的方式，现代英国足球成了一种深度政治化的事务。······顶级的英国足球代表着某类政治即容量被调至11人的狂暴资本主义的极端表达。”^[12]7-8任何国家的体育都无法完全彻底脱离国家意志的影响，人们也应当认可其中的积极价值。中国也是如此，中国体育自身的强大影响力极有可能来自中国国家影响力的提升，反之亦然。这便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也是道德的最佳生成模式。中国的足球观众也更容易在类似的语境中感受、体验、品味足球之德。

如果考虑到中国足球观众十分在意的世界杯情结，则可以更好地体味足球道德律的高尚作用。在很多中国足球观众看来，足球充满了实用主义的精神、价值与理想，因此，打进世界杯之日就是足球之德实现之时。道德是一种群体能量，因此，还应当考虑到中国观众庞大的现状。世界杯为国际足联缔造，但是国际足联在本质上也是一家营业机构，这就决定了其不会放弃更为广大的足球市场，中国足球的工具理性、道德纯洁性乃至国家意志正确性都体现在这里。中国足球观众一直处于这样的国际语境中，在一个工具理性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球迷更容易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

作为游戏，足球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能量。足球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各地民众由好奇心引发的踢球与观球冲动，但略加观察就会发现，足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载体，足球在兴起之初期便带有浓厚的道德教育的特质。且以早期的法国足球为例。 “友谊赛之外，还建立起了有规律的竞赛体制，使得竞争精神也体现在这项运动中。比赛的观众——— 最初被称为 ‘好奇者’，渐渐围满了球场。所有这些都在改变着与足球运动有关的种种数据。不过，球员只允许那些来自相同阶层的内行观看球赛。比赛不应该变成一场表演，而是成为一项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在需要的时候，亦应该成为在边线外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表率。足球大众化的脚步放慢了。”^[13]早期的职业足球带有很强的仪式感，观众也大体受到了古典观剧礼仪的暗示、启发与限定，保持着一种相对温和、优雅、得体的观球范式。莫里斯就选择了观众服饰这一独特视角来进行观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足球追随者会脱掉自己的工作服，穿上自己最好的成套正装去看比赛。用放大镜观察当时拍摄的观众席照片，就能对他们的看球着装分析一番。在任意选择的一张照片里，一百名观众中有90名男观众戴的是布鸭舌帽，八名男观众戴的是圆顶硬礼帽。另外两名观众是女观众，戴的是大号女式软布帽。在男性观众中，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带领子的外套和衬衫，还打着领带。”^[7]288不难看出，当时的足球观众以男性为主体，男士观球时的着装大多带有很强的礼仪性，这种矜持的做派一直延续到二战前夕。 “四个人的浅色围巾紧紧地系在他们的脖子上，并掖进外套里。这是20世纪早期足球比赛观众的典型穿着。······对于更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此时的额外装饰是花饰和拨浪鼓，以及与球队颜色一样的鲜艳围巾。正装和领带仍然是典型的服装样式。······旋转围巾的展示方式就不那么常见了。它源自将围巾系在手腕上而非脖子上的习惯。粉丝可以将一只手臂高高举起并旋转拳头，好像手里拿着一只隐形的老式木质拨浪鼓。这会让围巾在空中迅速转动，产生一片运动的彩色海洋。”^[7]288-295 通常而言，服饰除却御寒、美化以及显示身份的功能外，还有彰显自己个性的特征。足球观众的服饰带给人们更大的思考空间。在莫里斯对球迷服饰的描述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礼帽。 “此时的帽子有各种形状和大小。有的帽子颜色鲜艳，根据球队的颜色分为对比鲜明的色块。还有针织贝雷帽，顶端有一个装饰性的绒球，甚至偶尔还有彩色土耳其毡帽。但所有帽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礼帽。”^[7]288 礼帽本身就是一种高度仪式化的装饰物，其所代表的是那种温文尔雅的生活情调，而非刚猛赤裸的生活态度。 “它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杯赛赛场，而且是足球运动非常早的时代的遗存，那时还是19世纪。在那个追求正式的年代，大礼帽是那些经常去看第一批业余球赛的观众的标配，而且在20世纪初期，这些大礼帽仍然会被高级官员戴在头上。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粉丝杯赛决赛服装的一部分重新出现，用球队的颜色拼出垂直的条纹，就好像粉丝们在说： ‘现在我们是高级官员了。’”^[7]289不难看出，足球服饰不仅有昭示信仰的作用，还传输出很多有关着装者身份的信息。高度的礼仪性强化了足球的高尚价值，足球自身的道德内涵也因此更加鲜明，并成为推动足球传播的重要动能。

毫无疑问，法制更适合商业社会，而道德更适合农业社会。较诸法制社会，道德社会更具有稳定性与普泛性。大而言之，人类社会中的道德无处不在，许多未能步入法治社会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道德律非常发达的国家。道德可以构建更加完整的人性，道德还是一种完善人的内在品格的必备元素。世界上很多以道德律闻名天下的人士都对道德构建充满敬意。马丁 · 路德曾说： “一个国家的繁荣，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14]那么，足球以及与足球相似的其他球类项目是否需要道德参与？

兰伯特高度评价过足球的道德教育功能， “足球对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有重大影响，其影响范围也超越了公众辩论的局限。它有产生并传播那些藐视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利他主义情感的能力：它提醒我们这种共同的激情是如何创造出相互之间的友善以及扩展我们的社会合作的。但是足球也教会我们如何在没有这种情感的时候也能与他人好好相处，如何带着沉思的、理性的态度同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兴趣的人相处，这就是足球具有的教育功能。······足球还能培育另一种对待他人的立场，即尊重他人及宽容的立场。足球通过更为深刻的自我理解来建立这种尊重。它使个体能够获得与他们的热情经历和强烈依恋物之间适当的距离，从而限制它们对行为的影响并减少人际冲突。”^[2]203-204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笔者曾与知名体育媒体人董路交谈。董路十分赞赏徐根宝训练基地的建设，他认为： “根宝交给孩子们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如何做人。”道德原本是善，而竞争力是恶，两者看似矛盾，却相辅相成，道德律会给无以计数的当事者带来安全感、仪式感和秩序感，获得了道德律的人更容易成就事业，那是因为道德高尚者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而人类社会中一切的机遇都和个体的道德律水准的高低紧密相关。

很多人习惯上将足球迷看作另类群体。关于球迷行为反常的说法更像是一种道德化的陈述结果，因为很多球迷的迷狂状态未必符合道德家所提倡的处事精神。足球是西方文化，且有其固有的文化生态。在人人都有原罪的基督教文化语境内，人的反常行为反倒是真实人性的表现。 “这种对球迷们内部生活的描述也能帮助我们理解 ‘尊重’这一崇高理想。这有时被描绘为简单且单一的态度，这种态度应当定义现代的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但是如上文解释的那样，也许这种纯粹是不可能的。这种矛盾心理和敌对状态或许在存在差异的世界中是不可逃避的一部分。”^[2]205足球不仅会促进球员之间产生信任感，也会诱发、催生或强化观众的类似理念。 “但是在暗示一种不可捉摸的完整理想的同时，足球仍然让人放心 ———它提醒我们对社会团结来说最重要的，是将我们从充满激情的信仰中剥离出来，并用一种讽刺的态度来对待这种信仰。只要我们自己的另一种观点能够确保社会的和谐，我们就可以忍受冲突的感觉和断裂的自我。”^[2]205足球自身的强大性正体现在这里。

兰伯特看到了足球的积极意义。 “充满激情但又能自省的球迷知道对自己的强烈的激情采取一种讽刺的态度。他们允许自己表达及享受，但同时也意识到他们的偶然性及主观性。因此，他们也更能够尊重其他球队的足球迷。”^[2]205道德从来就是一种高度文明的符号，其在球迷的社会同样如此。“这种自我反省的优势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同样重要，可以通过特殊到一般的方法把这种洞见作为创造文明社会及解决个人人格危机的重要指导。尤其是在解决那些仅仅是由于性格或个人喜好而造成的差异方面，它更具意义。”^[2]205 徐能阐释过规则对足球的决定性意义。 “制订足球规则的目的仅仅是如此：在不同的时间段上这种不可预见的能力和机会的混合，从几分之一秒到一整年（如果你考虑到因为这一赛季的最终结果俱乐部可以晋升或降级的话，则甚至会超过一年）。所以观众永久面临着与他们自己的生活相似的事情：不可预见的能力和机会的混合，能力或机会都可能占主导地位。”^[2]16这里已经涉及道德和法制的融合问题。“仅仅看一场比赛的结果，有 ‘公平的’结果和 ‘不公平’的结果。前者是较好的球队获胜，后者是较弱的球队获胜，当然，两种结果都是可能的。”^[2]16足球对人类文明精神的提升功能十分明显，如此功能来自强力游戏自身的价值释放过程。 “这就是说，足球赛使数百万人忘却日常生活的局促，享受一时的自由奔放，而且我们也可以从足球赛中学到适用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和德性，用来修正、指导我们的人生。”^[15]183可以从信仰学的角度阐释足球的作用，还可以从道德律的立场考量足球的超凡能量，足球在中国语境中的道德律含量显然更高。

无可否认，足球本体蕴含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元素。兰伯特对足球的道德律深有认同， “足球也是为现存的利他主义开辟渠道的很有用的方法。足球很少的物质消耗意味着足球是对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阶级都开放的，用相对有限的资源就可以组织起由足球带动的大规模的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并能产生巨大的无形利益。举例来说，在英国 《卫报》在乌干达北部的工作中，足球在冲突不断的地区播撒下了团结的种子。似乎足球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感情远比足球比赛或是足球作为一个爱好有价值得多。”^[2]204 道德并不等同于善，道德在最高端的意义上可能善恶兼有。社会学层面上的道德是善，而哲学层面的道德则是恶。因为道德所鼓励的仅仅是一种有限度的谦让姿态，其背后则隐含着一种相反的价值诉求，其中不乏近乎无限度的获得、占有乃至掠取之类的内涵。

芭芭拉也关注到了英国早期竞技活动所遭受到的诸多限制。 “在近现代初期的欧洲，人们通常趁着庆典、嘉年华举办体育竞赛，在英国则是趁着教区节日或博览会。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保守分子批评庆典活动，也反对运动比赛。”^[16]221反对足球的人士大多捍卫的是既有道德的合理性。然而，道德也有其鲜明的时代性。二战以后，嘉年华式的足球赛事逐渐演化为一种流行文化。

质疑足球道德律的人士经常会看到足球中的反道德元素。事实的确如此，且说球员与球迷的关系。球员和球迷一直有一种紧密的精神互动现象，球员的性炫耀本能驱使他们做出各种超越日常规范的奇异动作，而为此类动作着迷的观众则极易在一瞬间萌生赞美、羡慕、激赏之情。古特曼认为：“人类受 ‘错误意识’的伤害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对自己感情的知觉。”^[17] 芭芭拉从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看到了高尚者群体对非高尚者群体的大型聚会的敌意，并将其看作是一种传统。 “几个世纪以来，当局打压庆典和狂热仪式都是有意识进行的，他们感受到实在且迫切的威胁。所有构成文明的元素当中，对庆典最有敌意的，不是晚近才出现的资本主义或工业化，而是更过去的社会阶级。当某个阶级、族群或性别统治一定数量的人口时，便会害怕地位低下者充满力量的仪式将威胁既有的社会结构。 ······这种敌意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当时每个城邦也只有几万人而已。彭透斯王对付酒神的伴侣，罗马人查禁狄俄尼索斯祭典，都不是因为担心信徒的人数有多少。”^[16]244 由此不难看出，道德具有普泛性。

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利他主义，其在世俗社会中的体现是相对于人性之恶的人性之善。兰伯特在回顾了一些否定球迷现象的观点后，立即发布了一些针对球迷现象的正面评语： “以下是球迷对于足球价值的观点。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转机。成为一名球迷的智慧之处首先在于占据通常由社会评论家及规范制定者所宣称的立场，还在于分析现代社会生活。这可以使足球的价值更为清晰。这种方法的关键思想可以总结为：足球是一种获得技能及美好品德的方式，这些技能和美德是在现代生活中获取较高生活质量所需要的。”^[2]195道德源自一种具体可感的生活。足球中的生活智慧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可，人们在足球中看到了生活的本真形态。“球赛和人生一样，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孤立的选手。每个人都必须准确无误地传球。在球赛中，优秀的选手会替其他选手制造进攻机会，引导他们迈向胜利。人们从球赛中学到这一切价值观与精神规范，并将之运用于日常生活中。这些是支撑我们的规范，也是理想的规范，引导在世俗苦海中拼搏的我们。”[15182]足球赛事也由此而成为一种对生活的高度模拟过程。足球是一种带有强烈信仰重构内蕴的运动形态，其内在的精神力似乎要大于其外在的炫技力。足球道德的核心一直存在于其实用主义内涵之中。

中国人的足球道德观充满了严肃性，其内在的精神价值还体现在近期的足球改革方面。理解了足球道德的价值含量有助于解读开始于2015年的中国足球改革。毫无疑问，中国足球改革意义重大，其中涉及的主体体现在其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层面，这里触及的仍旧是由足球衍生出来的道德建设问题。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历史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分裂状态，从纵横两方面而言，中国曾经有过缺乏国家认同感的记忆。如果把足球看成是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既符合国际足联的认定，也扩大了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维度，还可以给中国体育史和足球史增加更多的正面因素。为了与之相匹配，中国迫切需要全面提升足球水平，并进而将足球打造成经典的民族体育项目。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足球改革是足球高层的事，其实，足球改革的核心是观众的改革。质言之，只有高度稳定而健康的现代观众才可以造就同样类型的现代足球，而要彻底完成中国足球的复兴，则必须在道德建设的高度作出一种超体育的设计。

3 中国文化的喜剧性导致了足球道德的实用性

初等级别的球迷大多尊崇足球的本土主义，因为它可以轻易唤醒人们的乡土意识，使人产生对故土、河山、族亲等对象的眷恋、亲和力与认同感。现代足球传入中国的时间不算太短，且已然在锻造以球迷为核心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极为注重审美的国家，中国人也的确喜欢从审美的角度观看或体验足球。仅从观看表演艺术的角度看，中国人的这种价值选择可能来自古已有之的观剧传统，但是面对真正的足球，人的审美的有限性暴露无疑。足球有一种凝聚人的注意力的强大功能，这种功能显然超越了看戏之类的语境。卢元镇曾说：“一场没有球迷观看、助兴的体育比赛，是一场冷清的比赛，是一场社会价值不大的比赛，或者简直可以说仅仅是一场球员之间的玩耍而已。”^[18]这里已然揭示了足球比赛有无观众的巨大差异，其实也彰显出隐秘的足球和公开的足球两种存在状态。

再以韩国球迷为例。 “只要有国际足球赛，任何时候都能发现拉拉队的身影和神采。他们身穿统一的红色球衣，有的手持国旗和小鼓，有的脸上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无论男女，均在指挥者的带领下，有节奏地高喊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或 ‘韩国必胜！’等口号，或一起拍手，或表演人浪。他们调动着观众的情绪，控制着赛场的气氛。没有他们，足球赛就缺少了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观众会感到索然无味，球员也会感到精神不振。”^[19]由此可见，人们所熟悉的现代足球肯定是公开的足球，而绝非那种个人修炼式的隐秘足球。球迷场域表演的惊艳视觉效果让人愉悦。足球的普世性与地域性特质都很迷人，换言之，只有足球才可以展示出这种超种族、超时空的视觉审美。由于在凝聚人心方面拥有巨大能量，足球时常被赋予地方主义、地区主义及国家主义等意义符号，足球由此而获得了重塑其价值本体的机会，足球中的道德律开始滋生。

球迷类型的多元性给足球世界带来多样化的元素，任何一位沉迷于足球的观众都会感受到来自足球本体的吸引力。 “著名演员王铁成保证场场不落地看完世界杯足球赛实况转播，他推辞和谢绝了所有社交活动，因此被誉为 ‘国际球迷’。王铁成的心脏不好，经不住情感的巨大冲击，但他还是忍不住那激动人心场面的诱惑，1994年他全力以赴，观看了全部54场比赛。”^[20]足球是一种高度矛盾的存在物。足球中从来不存在完美主义，换言之，在坚守足球道德主义的人士看来，完美主义仅仅是足球中的宗教寓意，而非足球实用性能量，因此，完美主义也会成为足球的公害。在实用主义者眼里，足球是实用道德。 “总的来说，坚持 ‘体育是艺术’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不能以 ‘体育本质上追求的是胜利，艺术本质上则是追求美的体验’为借口，阻止体育作为门类之一进入艺术领域。通过论证二者是相似的，进而发现二者实际上是相同的。”^[21]近期人们经常谈到中国体育的工具理性，其实阐释的仅仅是体育的道德律，即一种体育之德。中国人释读的体育如此，中国人所理解的足球也大体如此。

解读竞技之美还可以从观众心理的角度切入。人们之所以在高强度的竞技比赛中获得享受，主要还是那种场域可以使观众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感。 “这一心理活动的基本过程是：感知— 理解—想象—情感—美感享受。观众通过感觉和知觉系统把握审美对象的完整形象，通过想象而活化和丰富审美对象，体验审美对象的内在意蕴，再通过情感使审美对象在人的心中变得更为鲜明，更为生动，更为逼真，从而使人得到美感享受。”^[22]足球的悖论中隐含有超越悖论的极端理性。

通常而言，上层社会的足球观众更看好足球中的道德律和审美精神，而下层社会中的球迷则偏爱足球的暴力因素和宣泄效应。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人们观看足球，或许是为了发泄恶的情绪。但是，足球是一种充满了高度文化反弹力的竞技行为，当人们感受到足球的道德律压制住了足球之恶之时，就随时都可以制造出一种全新的恶，如球场的热暴力与软暴力。即便退回到足球的原始状态也是如此。初涉足球领地者看到的球赛可能是一场华丽的盛宴。这些人很容易被足球的外在炫目感所吸引，并迅速臣服于足球经典要义，成为足球本体精神的追随者。其实，足球的初级意义可能仅仅是一种炫技，是最为寻常的男孩子们的自我化表演，其中很难看到明确的善性化或恶性化力量，人们为这种炫技现象所吸引，或许仅仅是因为它具有一种极为寻常、平淡、中庸的品质。温远辉曾对大型足球赛事及其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做过鲜活的描述： “男人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的，随时随地报道比赛情况，各自发表行军布阵的高招，赞的、骂的、怜的、恨的，什么话什么调子没有？一想到巴西教头每逢大赛，必不可少的是总统的布阵意见，老妈子的战术意见，老友的同僚的，大球迷小球迷的······弄得他头晕脑胀，怪叫声声，就大乐！”^[23]每一个球迷的见解不过是一种自我感知，但球迷都以为自己的见解高于其他人，足球的普泛性价值在此得到了体现。

杨国庆关注到了体育观众的情绪差异，并将体育观众的情绪划分为深层和浅层两种。 “在浅层情绪的层次上说，体育比赛之所以能吸引无数的观众，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与浅层情绪相对应的便是观众的深层情绪。它与观众的精神状态、知识水平、审美意识、欣赏能力相联系。它需要理解体育比赛中所具有的激荡人心的冲突的美，那种充满着创造意味的技能的美和那种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学价值。”^[24]在重大赛事中，观众的意见往往会占据主导，在浅层情绪的干预下，观众更容易激发出一些本能性的表述符号。中国足球观众在观看欧美高水准足球赛事时往往可以激发出深层情绪。 “1986年世界杯足球大赛，尽管中国队并没能取得参赛的资格，但深更半夜有多少观众为之陶醉。这种不带有强烈功利取向的欣赏，更多的是观众对美的追求和技艺的欣赏，是真正的深层情绪的荡涤。”^[24]很多人仍在关注中国足球问题，并将中国足球暂时性水准下降的原因归结为脱离了欧洲的主流足球范式，其实，这里存在着一种文化误区。中国文化中并无悲剧主义内涵，也便会自动失去崇高感。质言之，中国仍旧是一个道德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并非世界上足球暴力十分普遍的国度，恰是在道德主义思想指导下，足球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成了一种相对温和的精神寄托物。

对中国观众而言，足球不仅是一种体育运动或赛事，还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在高强度的对抗性竞技现象背后，喜爱喜剧精神的中国观众更容易成为足球道德的感召者，然而，足球的喜剧精神只能催生出更多的习惯接受喜剧精神的人，这便是问题之所在。不仅如此，类似现象随时都会衍生出一种社会危机，在中国式喜剧精神的统摄下，中国人的足球观很容易演化成一种胜利观、道德观、优势观、庆典观，如此的观念集群可以成为一种普天同庆的生发点，却也可以演进为一种失去善性价值存在基础的险境，于是，中国人在观看诸如足球这样的大型竞技运动时一定会有两种有效符号的展示形态，一种是真实的胜利，另一种是假想的胜利，在丧失了对绝对悲剧思想的接纳的前提下，中国人的胜负观会以一种赛事大于胜利的虚拟方式终结。中国式喜剧精神经常在类似的心理范畴内得以实现。 “体育有时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凝结剂，有时候是带着深刻时代烙印的意志象征。在这个经济时代里，那些曾因经济和历史原因而被歧视的国家，更会珍视体育在精神领域的重要作用。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国球迷从来没把足球仅仅当成足球。看看那场上漫天飞舞的五星红旗，就知道中国的球迷们在中国足球队身上，寄托了多少精神力量。”^[25]足球的超体育精神一度占据了很多中国足球观众的精神世界，这里体现出一种足球遭遇到其他文明形态冲击后的变异现象。换言之，当人们预想的喜剧难以实现之时，喜剧只能成为虚幻之物，面对足球中满是绝对的死亡寓意的悲剧性结局，很多中国球迷只能成为这种竞技品类的受害者或牺牲品。

文化或文明的不对称传播经常导致中国人对足球的理解失诸偏颇。对很多身处文化精神急速变迁时代的人而言，足球场域中的文化元素往往会显得很复杂，其中不乏喜剧与悲剧成色的高度对立。质言之，足球的道德实用性与其先验的抽离性的差异就体现在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差异层面。西方人认为足球是一种先验性的宗教，中国人认为足球是一种实用性的道德，这便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近代以来中国足球界所存在的诸多貌似反常的现象都源于此，足球中的道德律派生出高度的实用主义，并培植出一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体育工具论思想，这无疑带有喜剧性。但是，足球是一种永远都难以令人满足的竞技形态，它本身就是一种苦难的象征，足球只能提供一种让人自我救赎的动能，这便是足球超越工具理性的内蕴。然而，在失去了救赎、悲悯、宽恕文化的语境中，类似的思想顿然失去了依托，中国语境中的足球本体只能留存于道德的谱系里，与之对立的足球的先验性则一直寄托在遥远的空间。中国足球的问题在于文明的救赎感无法彻底战胜文化中高度发达的实用主义精神，而中国的足球观众在此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强直性的推波助澜者的角色。

4 结语

足球并非一种绝对仁慈的文化存在。足球仅仅是一种追求高度的身体对抗的文化，秉持的是一种极端竞争性的理念，足球本然地携带有大量的身体排斥、精神抗争、意志较量之基因，正因如此，足球中的道德律完全脱离了说教的意味。足球中的道德是一种自然道德，带有一种本然的自然至上的意义。质言之，足球的道德律更近似中国人所熟悉的天道而非人道，形成此格局的道理很简单，足球和自然世界中的诸多生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足球的仿生学内涵呈现出其与自然的高度呼应状态，足球的胜负率揭示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的运行通则，而足球的抗争精神彰显出了人类社会内在的生命动能。在合群、团结、团队至上之类的意义体系内，足球展示出了其固有的价值。足球的确可以将天下最广泛的人群凝聚在一起，并且建立起一整套的道德秩序。对每一个球迷而言，足球从来不缺乏超强的魅惑力，其强大的美学机制一直潜藏在其内在的奇观效应中。足球的终极秩序来自自然界生灵群体生命的整合性秩序，足球的道德律也在此空间获得了超人类的认知价值，足球及其强大的道德精神不仅可以回馈人类社会，还会获得自然世界的真实回应。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