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很少有人还在将足球定义在有限的身体教育序列内，因为这显然低估了足球自身的价值，足球一直在自然至上的法系内徘徊，并借此遨游于世。足球的独立性很强大，并开始形成一种独立而感性的身体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体展示形态，足球的主旨在于深度体验。足球的极端性十分鲜明，它一直在制造公共话语，也一直在推出一种超世俗的供人膜拜的偶像。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看，足球只是一种微小的社会现象，但是它可以播散出强大的精神冲力。足球的升华来自自身的蜕化，足球的蜕化俨如自然本身的蜕化，而足球的进化也一如自然本身的进化。足球总能以极小的代价换取极大的收益，当所有的竞技现象开始衰退时，足球可能是最后没落的品类。在万物进化的伟大序列中，足球是一种值得考量的对象。

1 足球是由表演者引导的游戏和艺术形态

包括足球在内的竞技体育都以感性见长，人们热爱它并非因为其复杂，而是因为它浸润着丰沛的感性因子，并含有丰富的值得深入其中的身体体验价值。足球最先涉及的是体验学，或者说它充满了一种体验的快感。 “体验是一种能生发与主体独特的 ‘自我’密切相关的独特领悟或意义的情感反应。体验的结果是产生情感（有内心反应，内心有感动）且生成意义（产生联想、领悟），两者缺一不可。”^[1]哲学范畴的体验涉及诸多复杂概念。 “体验的出发点是情感，主体总是从自己的命运与遭遇，从内心的全部情感积累和先在感受出发去体验和揭示生命的意蕴；而体验的最后归结点也是情感，体验的结果常常是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把握了生命活动的情感的生成。”^[2] 体验性是一种超越了理性判断的亲和力，大而言之，它包括文化的亲和力；小而言之，则泛指一切深度的理解、感悟、融合能力。质言之，任何一种文化，其终极的融合性能量都来自体验，而非推理、演绎、归纳、总结。

感性文化中蕴含有多重价值，其中包括狂欢冲动。其实，狂欢是一种对庸常的反叛，它揭示出人类情感的某种高峰体验或对类似情感的需求。人类的日常仪式更像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交际形态，很难说所有体育项目都与狂欢有关，但是足球的非神性元素在日常社会里所展示出来的却是一种人的狂欢行为。足球在这一点上与戏剧很相似。孙惠柱曾经看到了西方戏剧和竞技体育中相似的狂欢性。 “古代雅典剧场的种种吸引力还是在当代的体育场里体显得最全面：既是热闹好玩的游戏，又是紧张激烈的竞赛———限时限刻跌宕起伏的冲突，表演者与成千上万观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幻觉。有的人叫喊哭笑，得到欲望的宣泄；有的人灵魂净化，看到团体的伟大。”^[3]较诸传统仪式与古典戏剧，以现代足球为代表的大型体育赛事的狂欢功能更为明确。美国体育社会学家科克利看到了足球的超凡影响力。 “在蒂卡的头脑中，参加剧烈的身体接触型运动是他 ‘自然’的攻击性能量的一种安全 ‘出口’，它可以使社会中的其他人免于受到这种攻击性的潜在破坏。事实上，他可能表明，以他目前的教练角色，在他观看足球比赛和设身处地地体验到场上运动员的攻击性行为时，他也释放了自己的攻击性能量。”^[4]足球的价值来自其强大的对抗性，而真实的足球竞技所引导的宣泄意象还要远超人们的想象。

站在现代体育的角度考量，足球是一种极富开放精神的体育门类，这也使得足球中的游离性特质得以彰显，足球因此而成为一种最不像体育的竞技项目。足球有其独特的生命轨迹，还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载体。兰伯特曾经阐释过足球的美。“这种美学只能够解释足球影响力的一部分。关于这项运动的美，还有另一重来源：它的简洁性及其产生的情感深度。足球是运动的，因为它本身很容易动起来：掌握其技巧及形式非常困难，但去欣赏这些技巧和形式却很容易。总的来说，足球规则简单，除越位外，其只有一种得分方式。且就比赛进行辩论、讨论或社会评论都不是很复杂的事。”^[5]199芭芭拉·艾伦瑞克分析了戏剧场域和体育场的差异。 “体育活动和竞赛可以当成集体欢腾的媒介，但就某一方面来看，至少比任何摇滚演唱会都有效。在戏院里举办的演唱会，每个人都面对着舞台，看不到其他人的脸，只看得见他们的后脑勺。但是，运动场是圆的，‘观众看到彼此的脸，便能互相感染情绪’。人们说要去球场看克利夫兰布朗队、!克兰运动家队、曼彻斯特联队比赛，但事实上也是去看其他观众，跟大家一起喊加油，一起感受在运动场上互相传递、不断累积的兴奋感。”^[6]219现代性文化有普泛的连类惯力，足球和摇滚乐由此成为二战后的两种绝世选项，仅从一般的角度也可以感知，足球和古典音乐距离遥远，却与摇滚乐的关系如此接近。芭芭拉·艾伦瑞克曾经关注过美国摇滚音乐和运动的紧密关系。她将目光对准了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文化革命，并将体育与摇滚乐的融合看作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本体。 “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许是为了呼应校园反战的气氛，在中场休息时间表演的大专乐队抛弃了军乐，开始演奏摇滚乐曲。70年代末期，职业比赛现场开始播放摇滚音乐， 《时代周刊》把这样的转变归因于美国企业的CEO们开始对摇滚乐产生兴趣，他们可是球团的赞助人： ‘美国企业丢掉呆板的形象，开始在广告中加入反主流的元素。’既然如此，让摇滚乐融入运动赛事便是弹指之间的事了。”^[6]233-234 从大众节日的角度上考量，摇滚乐和足球属于同类型的新兴演艺形态。 “越来越多球迷成为摇滚乐迷，演唱会的举办地点又往往是体育场。所以他们对于乖乖当个观众、好好坐着看球，会感到有点不耐烦。如果摇滚乐可以出现在广告、电梯音乐、婚礼中，为什么不能在大型比赛上播放？”^[6]234工业革命的产业化动能促使摇滚乐与大众性竞技活动融合，并借势而产生了一种新文化。 “尽管摇滚乐和美国体育的起源大不同，这两者很快就像棒球和啤酒一样不可分割了。1994年，评论员甚至聊起运动和摇滚乐的结合： ‘这两种产业的区隔渐渐模糊了，感觉只是大型娱乐产业的一体两面。’运动场经理现在会聘请十来个音乐专家，由他们挑选比赛进行时的曲目，唱片公司也把职业运动场当成电台一样的音乐大卖场。”^[6]234 由此不难看出，随着商业文化的高度发展，市场法则深度介入足球领域，作为文化消费品的足球开始与包括摇滚乐在内的其他文化品类联合、融通、重组，并进而构建出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媒体经常使用音乐语汇来形容高水准的足球赛事。2011年2月10日在瑞士日内瓦球场曾有一场国际热身赛，交战双方是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这场比赛阿根廷2∶1战胜葡萄牙。媒体使用了音乐和舞蹈词汇来对这场由巨星组成球队的比赛作出了评述： “他们是不说话的对手，却为球迷们奏着同样的乐曲，甚至有着令人惊奇的相同步调。”^[7]不仅如此，文章还使用了中国戏曲术语。“你方唱罢我登场。当梅西一次抢球时滑倒，全场响起一片叹息，而当C罗用脚后跟磕球羞辱马斯切拉诺时，人们又为一次精彩的个人反击被犯规终止而惋惜。”^[7]文章关注到了足球赛事的表演性，也便触及足球之本质。不难看出，足球是一种充满现代感的身体展示形态，它涉及人类表演学的诸多定义，其中包括人类表演学以及其他原始表演艺术的现代性转化形态。人类表演学和戏剧学有重叠性，两者在历史上出现过重合、分化、再重合的过程。通常而言，以话剧为代表的戏剧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戏剧学的近代化意味更强烈，而人类表演学的古代感和现代感更为明确。受到传统的戏剧至上主义思想影响，很多人谈及人类的表演形态时都很自然地和戏剧学联系在一起，其实，戏剧并非一种绝然的观赏艺术，它还是一种史前权力，然而，戏剧的衰落也在于其史前权力的衰落，其史前权力的继承者则是足球之类的近代顶级体育赛事。

大而言之，足球并非一种典型性史前权力，足球要想担当史前权力的功能，尚需经过高度仪式化形式的过滤，而这种仪式化程序则是艺术品位的再建，其实，经过过滤的现代足球已然蜕变为一种艺术、思想、理念启蒙的力量。足球由此从游戏进化到艺术的领域。席勒曾对感性之美作过解读。 “游戏冲动的对象，用一种普通的说法来表示，可以叫作活的形象，这个概念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一言以蔽之，用以表示最广义的美。”^[8]足球在古代是游戏，在近代则是体育，在当代则是一种艺术，足球对现代人的启蒙性功用宛如歌剧、交响乐、芭蕾舞，具有动感十足、画面优美、感性元素充沛、精神冲击力强大之优势。质言之，足球是感性色彩强烈的竞技项目，其艺术启蒙的力量从来不以理性见长，而以人的感性元素为主导性文化内质。当所有的戏剧消隐、淡出、隐匿在时代的洪流中，足球如期而至，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全新的观摩、体验以及议论的对象。

现代艺术的特质之一是狂欢，足球由此而凸显了大众艺术之本性。换言之，足球的大众性本质从未变易，这使得足球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语言，并赋予足球一种相对独立的身份。很多人在观摩足球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看戏的感觉，认为足球的场域也是一种舞台。 “艺术和实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我们用舞台和擂台来说明的话，那么舞台是武生的擂台，而擂台则是武士的舞台。武生手中的刀枪令人眼花缭乱，这是艺术； 武士手里的刀枪却格外凝重沉稳，这是实战。不能说艺术中没有实战，也不能说实战中没有艺术。”^[9]在舞台预设的基础上，足球变成了一种观赏性艺术。足球有高度的竞技、暴力、尚武倾向，也便具备了擂台赛的性质。 “踢足球犹如打擂台，它要求所有的整体战术、个人技术都必须在实战中实用，然后才是实用基础上的艺术的美。”^[9]混搭型的艺术风尚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亦为一种身体自我拯救的新型范式。现代足球的表演性属于非古典表演的语境，足球的真实定义也在此显示。

芭芭拉借助罗马人的酒神祭祀来阐释艺术的影响力。“罗马人就害怕酒神祭典会影响到年轻人。在童话故事里，魔笛手用他的风笛引诱德国小镇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外地去。20世纪50年代的摇滚乐若只在黑人圈子中流传，不对外渗透到白人青年的生活圈，想必白人家长们应该就没那么反感。”^[6]245 球场空间本身可以制造狂欢效果，而球场镜像的扩张力则更为强大，它可以制造出超越球场本身N倍的更为巨大的欢愉场景。 “球场是和任何一场大赛没有区别的，红色的海洋，翻滚的人浪，奇异装饰的球迷，不绝于耳的呐喊，足球将巨大的人群裹挟在狂欢之中。足球天才用一粒足球和一帮兄弟，让 ‘公众’感受生生死死的纷争缠斗。雅斯贝尔斯说，这里的 ‘公众’是一种幻象，是假定在大量并无实际联系的人群中存在着共同意见的幻象。”^[10]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化的场域，促进了场内所有人的身体交流，这也引起了文艺理论家南帆的关注。 “古铜色的强壮肌肉、速度和力量、有力的心脏搏动与急剧的血液循环，一种古老的欲望奔涌而出。 ······人们对于身体主题的投入程度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象。”^[11]南帆显然关注到了人类生活中的原始性、极端性、非常性镜像，这种镜像充满了危机，显示出生存进化过程中被儒家文明遮蔽的层面。在足球竞技的场域内，一切史前性态度都在大众面前展示了出来。 “身体承担的是一种原始抒情的符号。涌动于无意识之中的某些激情和能量转移到这些身体之上，运动的身体表述着一种不可遏止的激动。他们的力量与速度在观众的身体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回响。”^[11]人类肢体语言的无限度的美感在此得到了再度认可，足球的感性化文化品质也由此再度彰显。

2 评球人群体对足球的自我性解读

现代艺术的特质之一是体验。在体验统摄一切的语境中，身体的意义一度被压制到很低的地位，但是，身体不仅是原始主义的诞生之门，还是原始主义延展的终点，在人类社会中，无人可忽略身体的绝对第一性的地位。在足球的天地里，身体的精神价值得到了高强度、大面积、超范畴的释放。

艾尔库姆高度认可了足球的原始主义价值。 “足球，是一项相对容易掌握与理解的运动，因此空前地在全世界受欢迎。足球运动对高科技装备方面的需求极少，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足球不是最流行的运动就是最流行的运动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奥运会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赛事才能接近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尤其是世界杯、欧洲杯、欧冠联赛以及欧洲和拉美的主要联赛——— 所带来的乐趣。”^[5]144很多中国人赞同文体不分家的观点，也正是源于它们所共同具有的审美功能。“艺术、体育、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是对人类精神自由放飞的一种文化活动，无疑它们是共通的。”^[12]足球的超世俗能力很强，但仍然不可为所欲为，足球自身的局限依然十分明显。弗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斯托伊奇科夫的评价就充满了批判的强度。 “我以为世界各地的足球已经变得趋同一致了。漫步于狂热的球迷、俱乐部的黑社会管理者以及疯狂的保加利亚前锋中，我不断地发现，全球化未能削弱当地的足球文化，也没有缓和那些血腥世仇，甚至无法削弱当地的腐败。事实上，我开始认为全球化反而增强了它们的力量———并且不总是以一种良好的方式。”^[13]丑闻只是一种相对美誉而言的社会存在物，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丑闻不仅不同，还可能呈现相反的态势。试以马拉多纳为例。他被新媒体评球人认为是 “足球史上最优秀亦是最具争议的球员”^[14]。这样有争议的球王级人物，在中国是无法想象成为大众偶像的。但是，在性恶论的国家，人们习惯于依照原罪之民来衡量每一个普通人，因此，马拉多纳逃过了中国这样的性善论国度的道德审判和恶人歧视的严酷惩罚。时至今日，马拉多纳仍是一种现象级人物，换言之，马拉多纳仍是阿根廷足球文化的一个缩影。

西方文化中一直有一种追求个性的动能，这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其足球活动中。关注南美足球的评球人曾对阿根廷足球作出过详尽的解读： “他们对足球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届世界杯上，阿根廷队都是犯规与被犯规最多的球队，他们的高智商的犯规与反犯规，几乎达到了一种本真的境界。”^[15]阿根廷人秉持了拉丁人的热情似火的性格，在足球的领域展示出其既有的天赋。 “阿根廷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本真的个性弘扬了足球的原生精神，这也是阿根廷足球的可爱之处。”^[15]足球中的民族性源于本土文化，并为足球世界带来了多姿多彩的风貌。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足球理念，足球的现代性解读的宏大维度也给解读者带来了思考的难度。这里有必要解读一下职业足球与业余足球的差异。以奥运会体系为代表的业余足球带有嬉戏性、游玩性、聚合性，其价值指向于团结、进步、友谊之类的和谐性符号，它接近喜剧。以世界杯体系为代表的职业足球带有极端性、对抗性和裂变性，其价值导向于竞斗、纠缠、对抗之类的竞争性指标，它近乎悲剧。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脱离其独特的生长土壤，足球也是如此，亚洲国家的球员除非能在欧洲或拉美那样艰苦而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得到磨炼，否则其足球水平只能裹足不前。其实，欧洲足球也有过一段业余化的经历，但很快就超越了业余化阶段，步入一种迅猛成长的职业足球境地。再以非洲球员的成长模式为例。非洲与其他大洲的文化不同，这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获得经济上的繁荣和政局上的稳定条件，许多非洲国家至今仍旧无法把优秀的球员留在国内，大批优秀的非洲球员纷纷涌向欧洲，使得欧洲最好的联赛中出现了大量的非洲籍球星。当他们回国为国家队踢球时，其在欧洲练就的一身本领就会大大提升非洲国家的足球水平。

许多时候人们必须回归到功利主义的范畴，否则足球就会再度成为原始游戏，几乎没有讨论的必要。 “实用主义弥漫世界也弥漫球场。且看这几天比赛，有着几部老坦克的德国队将玻利维亚的技巧辗得粉碎，爱尔兰人全场贴身紧逼使巴乔没有丝毫表演的机会，英格兰大火毫不客气，烧焦了比萨饼，瑞士和美国强盗遭遇强权，脚碰脚地冲撞，乍一看活像在玩橄榄球。———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今天早晨正宗北欧海盗挪威又使墨西哥成了阶下囚刀下鬼，尽管墨西哥下半场一直保持着玛雅文化后裔优雅的风度和漂亮的进攻。”^[16]贝斯特一直很关注体育的审美性，同时也未曾忽略体育的功利性以及二者的差异。 “艺术的最后结果都是虚拟的艺术性，而体育创造的是实际成绩，不管从手段亦或是结果，体育与艺术都存在巨大差异。”^[17]9-10 关注足球的人有两类，一类以为足球必须以世界性的荣誉为旨归，另一类则认为足球仅仅是自然游戏，功利性会导致足球的意义降解，还影响到其战术体系的裂变。且以吉米·霍根为例，吉米·霍根是欧洲技术流的创始人。 “在维也纳，迈斯尔延续了霍根的那一套，不过战后不久，奥地利0∶5负于南德，令他的信念产生动摇。在纽伦堡天寒地冻、坑坑洼洼的球场上，奥地利的细腻短传毫无用武之地，沮丧的迈斯尔在回程路上与球员们讨论：是否应该放弃这一体系，采用更加直接、硬朗的打法？球员们的回答是绝对不能。就这样，不可动摇的原则确立了，并由此孕育了1930年代初的那支 ‘神奇之队’，即第一支壮志未酬的伟大国家队。”^[18]41执迷于功利论的足球人经常以战争、战略、战术的角度讨论足球，由此造就了人数众多的评球人队伍，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观，它也经常会构建出人们对足球理解的新维度。

遭遇到表演学的过滤后，人类的恶性很可能会变成一种积极的文化能量，并成为一种恒久不灭的艺术形式。德国哲学家齐美尔高度认可人类社会竞争的合理性，因为高度对抗性的竞争中也蕴含着特殊的道德律。 “除了放弃的道德外，还有自我肯定的德行，它们两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我们同他人的关系，不受自我的限制，而是移交给了外在的社会力量。最后，如同在纯粹的竞争中一样，在这个自我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一种得到满足的正义感补偿我们对竞争残忍的道德直觉，这不仅适用于胜利者，而且有时也适用于失败者。”^[19]无可否认，促进竞争性道德增长的重大力量则是严格的法系，同时也应该是其隐藏在背后的更大的信仰性能量。莫尔特曼认为： “在 《旧约》传统中，游戏也被用来作为世界的象征。”^[20]在足球的世界里，规则象征着法系，而失去了对规则的尊崇意识后，足球的本质也会丧失。徐能在阐释了足球对平庸的超越功能之后认为： “这里有异议。还有其他事情是显然丢失了其内在价值，但却让我们十分重视的，如转让上面印有一些东西的纸片（如美元）或将一个人的签名签在某些文字（如合同）的下面。同样地，这些行动本身和包含的材料都是极为普通的。然而，这些行为代表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从广义上来讲，转让的是产权，合同是对行为的约束。相比之下，在足球场上的得分不代表任何其他事情，它仅仅就是一个得分，它唯一的意义是对于最终比赛结果的贡献。比赛结果的重要性又是对一些更大规模但相同性质事情的贡献——— 各个联盟都会考虑各位置合适的人选。在一个特定的联盟中位置的重要性又是什么？这些位置决定，在下个赛季，你是否可以出现在同一个联赛或者更好或者更差的联赛。”^[5]12 这里并未展示出事态本身的荒诞性，其所诠释的恰是足球的象征性意蕴

探讨足球本质的人士很容易见到足球的超越现世的价值。兰伯特曾说： “当在压力和现代社会生活需求的框架来审视足球时，足球的价值才显露出来，对足球的批评我们也能很好地回应。球迷们在他们的使命感中得以安心。”^[5]206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表演便成为一种有关自身生命的展示方式，它很好地再现了人与自然的本体关系。即便在人本位的范畴，人们也可以看到竞技现象自身的超越性价值。 “从身体呈现的对象看，各类表演活动都指向观众，形成了欣赏与被欣赏的基本关系。表演是人的身体投射，需要信息的接收者，否则，表演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对于戏剧表演和舞蹈表演中观众的存在与认可是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的，可是竞技运动的身体呈现指向经历了从自我、裁判到观众的认识过程。在竞技运动发展的最初，人类的竞技活动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所表现出的竞技能力是为了生存，在大自然的舞台中自我表演，自我欣赏； 当竞技运动进入剧场舞台，成为为了胜利而表演的活动时，竞技表演中出现了观众和裁判员，有些运动员在利益的诱惑中，把表演指向裁判员，所谓的身体表演成为了纯粹争胜的活动，实际上也丧失了表演的本质。随着竞技运动的发展，其观众指向越来越得到认可，强化竞技者与观众的关系，肯定观众是竞技表演唯一的身体呈现指向，是竞技运动的社会存在的坚实基础。”^[21]57-58 质言之，人类是善于表演的物种，更是一种喜爱观看表演的族类，这些都能够在体育赛事中具体展现出来。

3 足球在传播过程中的异化形态

球迷为足球镜像所培育，由此不难看出，镜像足球更适宜于培养观看型的球迷而非参与型的球员，因此，具有现代观念的足球论者已注意到足球世界中的球迷人数众多且独具狂热性之特质，足球的传输效应很难形成绝然之对称性，球迷部落的出现展示出足球的超体育精神。部分足球明星影响力逐渐超越了娱乐明星，这种现象也只是在最近若干年才出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时代也必然会造就出文化一体化的格局。

在西方语境中，人们开始探求竞技世界更为重大的问题。 “真实是人安身立命之本，因而它有超越一切 ‘手段’的性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自身缘起的而为人追求的 ‘目的’，因此也应该成为我们解读身体表演的一个重要维度。”^[21]52类似的探究很难避免向足球界延伸。且以中国足球为例。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足球中有一些不务实精神，人们称其为 “面子工程”。已有论者关注到中国足球的形象与其竞赛成绩的直接关系。刘广迎认为： “应该说，中国足球运动的绝对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但相对水平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足球队一直在亚洲准强队和强队之间徘徊。自 ‘5·19’以来，国家队每一次出线失利，都留下了一些遗撼，同时也留下了一条希望的 ‘尾巴’。这条 ‘尾巴’屡屡让铁杆球迷们失望之后又重新燃起期望的火炬，也让足球界始终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阻碍着中国足球清醒地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22]其实，这里隐藏着人们对足球本体的认知差异问题。质言之，如果将足球理解为娱乐，足球就会是一种拉动经济的手段；如果将足球理解为国家形象，足球就会变成一种 “面子工程”；如果将足球理解为体育，其又是一种健身工具。其实，娱乐化的足球包容了球场暴力行为，而国家形象化的足球包含更多的教育元素，而健身性的足球就是一种身体表演行为而已。

足球很难成为纯粹的视觉文化，很多人将其看作一种体验性对象（虽然体验的前提是观赏）。 “一切肌肉都在表示快乐和悲哀，兴奋和失望，静穆和狂怒······伸着的两臂，斜倚的躯干，是和眼睛与嘴唇同样能温柔地微笑。”^[23]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有的形体、肌肉、动作都无法凌驾于理念王国之上，繁复多变的行为艺术从无机会战胜简明单一的意识形态，也根本不可能散发出更强劲的权威之光。对于真实性的渴望已然成为足球战胜其他表演艺术的明显优势。周繤就从真性情的角度对足球进行肯定： “世界杯剧情中这些不端着、不挺着、不装B、爱谁谁的男主角，真令人耳目一新兼心怀大畅。”^[24]足球就是这样，悄然无声地走进人们的内心深处，足球不仅仅是一种可视艺术，还是一种超越既有剧场规则的人类表演现象，足球中充满了让人享受的元素，但未必意味着人人都有当球员的意愿。如此情景再现了艺术传播过程中的体验性、互动性与反制性特质。就文化传播的语境而言，足球已然在安静地改变中国，但是中国却很难真实地改变足球。这里揭示出一种现代性图式，足球很好地超越了体育与传播、兽性与人性、现代性与古典原则，将一种新奇的文化景象呈现出来，足球的史前艺术乃至史前权力的品格得以激活。在中国语境中谈论足球不仅饶有趣味，还可以洞见文化传输过程中的变异现象。由于儒家文化强劲的潜移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然放弃了到竞技场中踢球的生活习惯，或根本就未曾萌发过踢足球的冲动，而是沉浸在观看他人踢足球的欢乐氛围中，中国足球在国际乃至亚洲的成绩一直不够理想，部分原因也在于此，足球的空心化发展态势值得中国人再度思量。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文化正在无限逼近欧美文化，但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却无法与欧美完全接轨，中国的体育也同样遭遇此类瓶颈，足球尤其如此。现阶段的中国足球发展不太均衡———中国的足球理论水平很高，而实践水平很低，这便形成了理论的高端性与体验的低端性对立，质言之，中国足球迫切需要与域外足球的深度体验性融合。莫瑞曾说：“当中国主办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时，该国奖牌数一直遥遥领先，但在足球比赛中却一块奖牌也拿不到。中国足球队在1／4决赛中就遭泰国队淘汰。场外观众气愤已极，扬言他们宁愿用100块其他项目所得到的奖牌来换取一块足球奖牌。”^[25]抛开足球的中国起源说，中国人对于源自欧洲的现代足球一度感到陌生，然而，足球凭借现代性的品格，已然强硬地进入中国人的思维世界。足球是一种相对独立而复杂的仪式化表演，其在世界各国是一种演剧形态，而在中国却有可能是一种简约而直白的国家仪式，这导致了其在中国的功能变异。足球就是这样，在仪式功能与娱乐功能的夹缝中生存，它极大地强化了中国人的身体体验感，并将一种体验型哲学提升到执行化的高度。

任何领域都存在保守主义、温和主义和极端主义，人们对待足球的态度也一样。足球领域中的极端主义者认为，足球必须是功利论者的关注对象，而足球只能是一场非赢不可的战争，不少中国球迷也持此类观点。在胜负律的高压下，足球人都会在比赛中将身体、意志以及心智能量发挥到极致。“当 ‘不惜一切代价获取胜利’被着重强调时，比赛精彩程度则变成是次要的。这在比赛结果被绑架在钱和其他外部目的的时候尤为明显。”^[17]9也正是在如此的境遇中，中国足球中一度存在假球黑哨案。它犹如一出戏剧的低潮，或者反派角色占据主导的时段。这里便涉及假球的表演性与真球的表演性的差异。假球的表演性是一种将真实之物倒置化处理的现象，因此，人们对假球难以容忍，而对真实球技的表演则充满了感激。 “从来没有人否认过足球的戏剧性，但面对这种场上巨变，再高明的导演也只有瞠目结舌的份。虚假的终究是虚假的，无论导演是如何自以为高明。面对这赤裸裸的虚假行为，当时就有人愤怒了，全场开始爆发出了 ‘假球’的怒吼。”^[26]人们对其讨论仿佛是讨论国家的前途。那是一种独特的语境。鉴于起点低、底子薄、踢球人少等客观原因，中国足球成绩下滑，观众尚可容忍，而如果加上假球黑哨，中国足球观众的忍耐力就会濒临极限。

造成此现象的理由很简单，人们不愿意在戏剧的世界里发现反戏剧的元素，同样不喜欢在法规的世界里发现反法规的因子。为此，很多中国人开始陷入一种戏剧般的生活危机中。刘广迎阐释过中国人超强的焦虑： “特别是当被社会各界寄予了无限期望、广大球迷投入了满腔热情的十年甲A ‘丑闻’频出时，球迷的期望与中国足球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逐渐开始激化，不满的情绪开始发酵。当曾被誉为 ‘超白金’一代的国奥队再次冲奥失败，这种不满情绪得到迅速的膨胀，接近爆发的极限。”^[22]其实，这种纠结感仍是一种表演思维所致，人们希望看到一种胜利仪式，但是，却遗忘了仪式的虚拟性。当虚拟的仪式在记忆中膨胀以后，所有的戏剧情境就面临解体的风险。 “而当中国国家队兵败科威特，球迷的心理底线则被彻底摧毁，中国足球危机从此爆发。据有关网站最新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球迷当中，回答不再关心中国足球的高达76％，信任中国足协的仅有2．3％。这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将是一次致命的打击。”^[22]正因如此，当中国的假球黑哨案件被揭开以后，中国足球关注者难掩其失望与愤怒之情。极端的情绪同样来自体验需求，足球的体验性在此得到了再度伸张。

假球黑哨如果算得上一种表演的话，那也是一种失范后的表演，一种高度荒诞化的表演。假球黑哨的表演固然充满了负面效应，然而，足球从来就不是一种极端纯洁的事物。足球带有很强的人伦自然性，充满了感性元素。毋庸讳言，足球从来就不是一种具有太多抽象意义的表演。 2013年6月15日，中国足球队在合肥以1∶5的大比分败给了以国奥队为班底的泰国足球队，酿成了所谓的 “6·15”事件，不少中国人习惯上认为那是中国足球史上的又一次里程碑式的失利，坊间人士将其喻作 “淝水之战”。“傅博该为高家军兵败亚洲杯和卡家军蒙羞 ‘淝水之战’承担多大责任，我们还是来看看这张由足协钦命、傅博操办的23人名单吧。······被评为中超半程最佳门将的王大雷之落选，据说是因为在 ‘6·15’后的总结会上讲怪话而被领导叱责，属于政治不过关，剩下的就是淝水之战的 ‘罪人’。 ······最离奇的则是，淝水之战中饱受摧残的耿晓峰，耿大美人还在序列中。”^[27]坊间人士在一篇博文中三次使用强军败于弱旅的 “淝水之战”，对卡马乔带领的国足进行讽喻。以历史喻体来评述足球赛事，本身便是一种道德评判，同时也拉长了足球的文化维度，而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有文字的成分，也有戏剧表演的元素。在人类自然记忆的视野上考量，两者很容易构成一种融合状态，并一同展示出足球与历史事件的契合情貌。

4 结语

足球还在延伸，其精微的须角探索到一种看似无法预测的极致之境。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挡足球自身的进化程序。足球由此成为一种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镜像。当娱乐的天平倒向非世俗的境地时，足球就成为一种新型的娱乐形态。作为一种最能够体现大自然本来风貌的符号，足球一直有一种矫正人类行为的潜在动能。足球并非自然法系的绝对主宰，却是一种足以体现自然法系合理性的符号。足球中有欺诈、风险甚至死亡寓体，也有崇高、团队以及积极的奉献精神。足球的纯度很高，它在自然中寻找和谐，又在真实中寻求伪装。足球的本来意义就在于再现，而非创造。足球的创造性来自极为原始的身体极限阈值。在客观主义者看来，足球是一种主观性的抉择；而在主观主义者眼中，足球仅仅是一种无法撼动的自然大戏。足球从未获得一种跳出牢笼的能量，在身体体验的高度考量，则可以看到足球对中国人的仪式感的锻造实绩，足球中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其绝然而真实的体验性只能建立在一种更加高远的信仰体系之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