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局产生于清康雍乾时期^[1]9，是武装押运商品、现银，保护其安全的组织，其主体成员由习武者组成。习武者入镖局成为镖师，利用其自身武技这一劳动力资本安身立命，由此也形成了镖局武术传承、商业保镖的双重组织特性。这一组织特性，为镖局武术的师徒传承、民间推广、区域交流提供了重要保障，推动武术不断创新完善。清末民初枪支火药的发展挤压了镖局生存空间，镖师则或主动或被动、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武术功用的转型，促进了武术的创新。同时，在镖局文化的长期熏陶下，镖师普怀尚武精神与爱国情怀，在民国初社会动乱时期成为 “强国强种”的有力推动者和爱国卫国的重要力量。

1 镖局是实现武术功能职业化转型的重要组织

武术功能从早期的自卫防身、保家卫国，到之后修身养性、表演娱乐，深度传播着 “中国精神”与 “中国智慧”，至镖局的出现实现了重要的功能职业化转型。武举制打开了以武入仕的大门，其自唐代产生至清代1901年被废除，千余年来一直是习武者安身立命、加官进爵的重要路径，但毕竟成功者寥寥。对于更多的习武者而言，镖局不仅市场空间更广、准入门槛更低，且良好的职业收入更为镖师提供了立业保障。开办镖局需呈官方注册登记，有三家以上资产丰厚的大店铺来当 “店保”，一旦 “丢镖”，要赔偿雇主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1]53。从镖局普及程度来看，清末镖局业最为繁盛，如北京有 “会友、永兴、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源顺”八大镖局，仅会友镖局就有一千多人，且在南京、上海、西安、天津都有分号，除八大镖局还有诸多跑散镖的如贯市李家，名气也都很大^[2]229-230。 《营口通史》记载，1905年，仅营口一地就有镖局23家，有局员367人^[3]。清末镖局实际上已经形成遍布全国的镖局线面网络机构，为习武者搭建了广阔的武艺施展平台。

从镖师的社会待遇来看，镖师走镖有着较高风险，无异于 “刀头上舔血”，镖局的镖客和伙计们的待遇也较一般商人更为优厚，每个月挣四五两银子^[2]233。融洽的镖局文化环境，也如李尧臣所言： “镖局子制度不像买卖家那样紧，彼此都是师徒关系，论起来，是一家人，更不像当官差的有什么阶级高低大小，因此，一般都觉得干这个挺自由，挺舒服。”^[2]234 有些镖局还攀结朝廷，与之建立起友好关系，为镖局职业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保镖生活》载：“当时官面上有专管拿贼的采访局。他们称贼为 ‘点子’。贼一进京，采访局就在后面跟上了。可是一看见贼进了镖局，他们就不敢拿了。为什么官面上还让镖局一头呢？因为镖行有后台，我们称之为大门槛，也就是当时在朝廷最有势力的大官。如会友镖局后台老板是李鸿章。”^[2]237政府是镖局走镖的坚强后盾，镖局走镖若失镖可及时通报当地官府获取帮助。如 《保镖生活》载：“我们当然不能轻让，两下就交手了。······结果我们八个人死了四个。剩下四人则去请求官兵保护，官兵赶到一追，才把他们吓跑。”^[2]241-242镖局中良好的习武环境为镖师创造了修炼武技的平台， “逢百抽五”的可观收入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被誉为 “达官人”的良好社会声誉又为镖师提供了精神支持，多重要素共同作用，推动了武术功能的职业化转型。

2 镖局推动了武术的顺时代创新演变

镖局内部的武术传承及走会、走镖时的武术交流与融合，推动着武术多元化、多渠道创新发展。镖师通过走会交流武艺，表演展示开路、五虎棍、少林十八棍、断命刀、追魂枪、夺命剑等^[4]。为适应车战、水战、马战、夜行战等不同的走镖作战场合，镖师将不同武技进行组合、融合，推动了武术的创新发展。例如，水战时由于船舱空间异常狭窄而多使用短兵器如雁月刺、分水揽、峨眉刺、梅花状元笔，且闪躲功夫、轻功、梅花桩极为重要；车战多使用丈八长矛和单刀，采取远者枪挑，近者刀砍、脚踢，所以十八路转盘刀、三十六路绝命枪、鸳鸯腿是必用之术^[1]35-36。由此，镖师集众多拳种之优势增强了武术的实用性，这是对武术实战技击功用的完善创新。再如，老北京的商店常聘请镖师 “坐店”。坐店的镖师十兵不携（因认为 “动铁为凶”），和 “恶人”发生冲突讲究干净利落，三招两式将其打翻在地，以免招惹围观之人妨碍店铺生意，也需避免将其致残而负责医治^[1]40。镖师出手讲究分寸，注意审时度势，即点到为止而非嗜杀成性。镖师需精研各色人的武技特点，方能做到一招制敌，制服对手而不伤及对手，灵活应对各种不测。此外，镖师与商人雇主之间切磋交流也可创新武术。如李洛能为山西太谷城著名商人孟如护院18年，二人经常切磋、钻研武术，最终李在祁县戴氏心意拳的基础上结合走镖需求革新 “心意拳”为 “形意拳”。

清末民初枪支火器的普及与盛行虽严重阻滞了镖局业的发展，但也对镖师的武技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继而推动镖师武技的创新发展。例如，吴斌楼在传统技击术基础上对徒弟进行了夺手枪、步枪、洋刀的训练，并获得显著的实战成效。1941年一位受训者在与两个持枪日本兵近身搏斗时，轮动臂膀，左臂右挂，疾速夺下日本兵手中的枪并将其打倒。此间，吴斌楼将这些训练技法编写了 《进手进技法》歌诀^[5]248，帮助人们更好掌握武技。在冷热兵器的历史转换中，镖师思考武术的现在与未来，推动了武术的现代化转型与创新性发展。

3 镖局开辟了多元的武术传播途径

师徒传承和对外传播的双重功能，开辟了镖局武术内部传承及走镖、走会等对外交流的多重传播途径。为更好地应对镖路上的各种劫匪，镖师要精通 “水战、车战、马战、步战、夜行”五大门类的功夫，这客观上促进了镖局内部武术传承，以及武术种类的拓展丰富。镖局内部的武术传承涉及拳术、器械、轻功等诸多方面的武技。如李尧臣入会友镖局从拳术三皇炮锤到器械六合刀、大刀，再到水上功夫、暗器以及轻功等，训练极为全面。此外，闻镖局声望前来比武切磋也是重要的武术传播途径。 “当时江湖有个习惯，叫作 ‘以武会友’。只要是会点功夫的人，到镖局子来拜访，照例抱拳拱手，开颜带笑，称呼 ‘老前辈’。”^[2]239比如，对弓力拳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著名拳师安晋源，在张家口设立 “三合镖局”之初，外地高手专程赴张比武者不少，曾有山东和尚，见安晋源表演精妙绝招后放弃比武念头并言： “今日山人来张，茅塞顿开，深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安师傅之武艺，绝非山人可比！”^[6]从此，二人结为好友。镖局内 “以武会友”促进了武术的跨区域交流，提升了镖师的择徒范围，如镖师李天成、张立本、张化三等几位师兄弟就是前来访友，因功夫好而被留在了会友镖局^[2]240。

走镖和走会实现了镖局武术的广泛对外传播与跨区域交流。镖师走镖不仅需要与劫匪斗争，还经常与地方武林友人比武切磋。比如，李尧臣在直隶、河南等地走镖时遇到红枪会之类的组织，对方必要找李尧臣比武。再如，陕西镖师吕兴在走镖时遇到专门前来切磋之人， “三人即指熟铜棍言曰：‘此棍吾侪所常弄，若能之乎？’兴视棍微笑取而衡之嗤以鼻曰何太细也。三人者问能舞弄否，兴突持棍之两端力折之，棍立成弓形，三人色沮。”^[7]可见，镖师若无真才实学是不能服众，亦不能长久安身立业的。各镖行开业立住脚后，大多拥有自已相对稳定的保镖路线和行程日期，如清末北京的永兴镖局、正兴镖局均走南宫一带白布镖；自成镖局、天兴镖局专走河北深县、冀县；福源镖局专走饶阳等地。也有专走散镖的镖局，如源顺镖局，“何处有镖即往何处，无一定道路，亦无一定日期。”^[8]此外，镖局有时还会送出洋货船，如 “时有巨商贸贩外国，苦海盗，聘洪护镖。”^[9]2996这客观上推动了镖局武术在全国各地的广泛传播。 “丢镖”事件也间接促进了武术的跨区域切磋与传播。镖师若失镖即回报局中，由局主或另选高手前往比武索镖，或转请名人与盗首接洽放镖^[10]。走会时，镖局也经常在沿途中表演武艺及参与擂台比武。设擂之人大致分为身怀武德的仁义之士和称霸府州的地方势力等，镖局与前者通常以武会友，而对待后者所设擂台则通常送上 “过擂”的帖子^[1]85。

4 镖局稳固了武术的师徒传承方式

镖局内师徒传承制将师徒关系联结成类似家族的血缘关系，师徒间严格的伦理秩序促使门派内秘而不传的 “独门绝技”得以严格传承，且对徒弟的武技、武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组织机构与运营机制来看，镖局虽然是商业性质，但是非常重视拜师仪式与门规制定，如山西平遥同兴公镖局即有明文规定： “拜师时徒弟向师父递帖后听宣同兴公门规，如 ‘徒弟尊师、师父爱徒、不传闲话’”。当然，会武艺的人进镖局并非易事，必须确实可靠，有人知底担保^[2]238。这无形中提升了镖师择徒的标准，使镖局武术得以优质、高效传承。同时，镖师本着快速击败对手而不伤及对手的宗旨，以传承效率高、实用性强的武技为主，由此加快了镖师功成出师的速度。例如，“楚二胡子，无锡北乡人，习术于江南某镖客。三年，术成，恒为客商保卫辎重，往来齐、楚、燕、赵间。”^[9]2920

从个体组织的角度看，镖局形成了以师父为纽带、以核心拳种为支撑的严密组织结构。例如，会友镖局以三皇炮锤门的师徒为主要成员，源顺镖局以六合门弟子为主，福源镖局则是以戳脚、翻子门传人为主^[11]。一脉相承的师门关系，深化了群体对本门拳种的文化认同，形成了镖局内部高度自觉的门派保护意识。例如，宋迈伦创会友镖局初即订立一条规矩，即凡镖局做镖师的人必须先学本门武功，且武功不可传给外国人^[12]。由此，增进了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的镖局内部凝聚力，提高了习武群体对本门武术拳种价值的认可度及重视程度。例如，镖师王正谊十分珍惜习武机会，自幼从门缝偷学成兴镖局镖师李凤岗的武艺，之后终于获得拜师的机会，投入其门下，努力习武，随师押镖，后于北京西半壁街胡同开创源顺镖局^[13]。镖局内部的武术修习与传承是非间断的，且需习练者系统刻苦练习。正如李尧臣所言， “我们镖局子里白天在柜上，除了吃饭就是练武。”^[2]237这种镖局内部门派师徒传承制度构筑了镖局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着镖局武术优质创新传承及鲜活延续。

5 镖局推动了武术价值的多元化发展

武术具有技击、健身、养生、教育、娱乐、审美等多重价值，而明清以前的冷兵器时代主要表现为技击防卫。镖局在自身存续期间，除防卫之外，还彰显和强化着武术的娱乐、健身、教育等多方面价值，推动了武术价值的多元化发展。例如，镖局走会实现了镖师武术表演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外显。走会分文会和武会。镖局走会主要指走武会，即专在朝山进香的过程中自我娱乐的表演形式，其名目繁多，有舞狮、龙灯、扛箱、小车、旱船、高跷、开路、五虎棍等等。镖局走会表演分文不取，加之会首谦和恭敬地拿帖子遍拜地方名士，由此博得当地民众的好感。

清末外强入侵，火器广泛使用，镖局走向没落，吴斌楼审时度势，深刻认识到习武的价值要向 “健身、修身、养生”多元化发展。他指出通悟武术套路练习的重要性，挖掘整理出十八趟燕青翻子拳和魏赞魁老师所留存的燕青翻子老拳谱^[5]249。吴斌楼言 “古拳谱名称玄奥，缺少解释，谁能照谱练下来？”他有志革新古拳谱，共用白话翻译了数十种古拳谱使之通俗易懂，广为流传。

随着镖局的衰亡，部分镖师更是直接开办武术学校，有力推动了武术教育的发展。1921年会友镖局关张，李尧臣在外五区所开办了半日学校教武术^[2]245。20世纪30年代，镖师吴斌楼创办艺林国术研究社，授徒习武，并一再教导弟子要讲究武德、谦虚谨慎，抛弃门户之见。之后，其又受聘于北京艺术学校、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传授武技，还曾创编 《岳氏散手十八势》，为武术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镖师的转型也促进了武术表演价值与娱乐价值的彰显。例如，会友镖局解体后李尧臣在天桥水心亭开茶馆12年，其规模可容一千余人，室内备有各种武术器械，顾客只需付两个大铜子即可喝茶、赏武、练武切磋，此茶馆天天满座^[2]245。转业的镖师分散四处，客观上推动了武术多元价值的扩散。

6 镖局促进了暗器、轻功等罕见武技的深造与传承

宋代的中国武术还是以刀、枪、剑、棍分门别类，到明代，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诸多风格迥异的流派，中国武术体系逐渐形成。“刀枪剑棍” 等常见兵器长期占据武术器械的主体，而暗器多是致人伤残或是取人性命之物，过于阴狠毒辣，武林人士迫不得已才使用，传授亦十分谨慎。暗器在以 “仁义”“点到为止”“和谐尚中”为旨归的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早期中国被视为不雅的兵器。清末民间秘密组织盛行，暗器也流行于民间，护院、镖师等等多善此技。如 “石信，拾道左碎石，望群盗掷击，百发百中，盗乃鸟兽散。” ^[9]2963特别是，镖局走镖不同于打擂比武亦或江湖切磋，保护镖物安全是其核心诉求。镖局以高效施行武技为目标，促进了暗器等各种罕见武技在镖局中的传播。正如李尧臣所言： “水陆功夫学会了，就学使暗器。”

镖师常用紧背花装弩，与贼人翻脸后低头紧背即可放箭，同时装上一袋飞蝗石子即石镖^[1]46。飞镖能够发挥其疾速、冷快、暗袭的搏杀优势。《清稗类钞·技勇类》载：“僧以石子一筐，置其坐处，于山上一石，画大小墨圈，命之击，久辄中，乃命击飞鸟，鸟应手下。后以石子小于芥者掷鸟目，目穿而坠，前后左右，无不如志。”可见，飞镖打击目标精准高效，实施范围较广。镖师凭借精湛的飞镖技艺，可以对盗贼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足以使匪贼闻风丧胆。如 “僧曰： ‘技成矣’。后辄以护水标为业，每坐船首，身旁置石一器，剧盗不敢近。”^[9]2930 铁钱镖以其锋利的 “镖口”与精妙合理的外形构造，较石镖、针镖更具杀伤力。 《清稗类钞·技勇类》 载：“酒半，强卞（镖师卞云西）试技，卞命以生牛皮钉于木板，画人形，眉目毕具，相距三丈有奇。取腰间铁钱连环飞去，各中一目，近视之，铁钱穿牛皮深入木，露其半，健夫不能拔。卞略摇动，应手而落。”^[9]2962

轻功娴熟也可为镖师抢占制胜先机。 《清稗类钞·技勇类》载： “稍近，微辨其为僧，手提两瓮，踏波如飞，郑（镖师郑大腹）点水尾之，僧登岸，郑亦登岸。”^[9]2994 也正如李尧臣所言： “会了软硬功夫，还得练飞檐走壁，蹿房越脊。” 轻功对镖师追赶盗贼、化险为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执行护院、坐店业务时更为凸显。比如 《清稗类钞·技勇类》记载，夏日，镖师陆葆德拍手一呼飞腾于棚上，发现贼偷盗而跃至房上追赶^[9]2944。总言之，镖师的武技与传统的武艺有所差别，一切皆以保护财务周全为出发点，因此讲求实用性和广泛适用性是第一要义，由此有效推动了镖局武艺尤其是暗器、轻功等罕见武技的深造与传承。

7 镖局为 “以武报国”提供了重要的物力支撑

清末民初，镖局镖师将武德寓于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之中，在习武授武的过程中弘扬 “匡扶正义” “报效祖国” “见义勇为”等精神。1927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并改 “武术”为 “国术”，喊出了 “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确立了 “术德并重、文武兼修”的教育思想。此时期中国体育的价值取向以强种、强国、民族复兴为主要诉求，同时注意规避因民族特性淡化产生的身份迷失、自我认同危机等问题。镖局上承政府的政策指向，下应民间群众的利益需求，展现了拳拳爱国情怀。李尧臣认为 “一人练武可以强身，全家练武可以强族，全民练武可以强国”。九一八事变后，李尧臣受29军副军长佟麟阁之邀进军教授大刀，明显提升了部队战斗力，追杀日军六十余里，缴获大炮十八门^[14]。源顺镖局王正谊 “能约束河北、山东群盗，其所劫，必脏吏猾胥之财也”^[15]，王正谊凭借自身高超的武技、源顺镖局的资源优势，积极伸张正义，尤其为促进中国思想解放的戊戌变法的开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此外，镖局为清末民初国内的治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会友镖局主动维护北京前门的社会秩序，平息了民国初年北京的两起大动乱。其一为1912年袁世凯策划北京兵变，兵变人员在城内纵火抢劫，而大栅栏和珠宝市两条最富有的商业街由于会友镖局镖师的抵抗而免遭损失^[1]209；其二为1917年张勋复辟，辫子兵四处烧杀抢掠，而前门外大街则凭会友镖局的威名和众镖师分兵把守以致辫子兵不敢进入^[16]。著名镖师吴斌楼则凭其高超武技与爱国情怀，获赠鲁迅两柄亲笔题字的折扇和爱国将领冯玉祥的亲笔手书条幅^[5]248。可见，在近代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镖局成为习武者 “以武报国”的重要组织，镖师则将深厚的爱国情怀付诸行动，借助武艺展现其爱国之心与报国之举。

8 结语

在冷兵器盛行的清代中叶，镖局是广大习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及身份价值的体现平台，在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均有力推动武术的交流、创新与传承。在个人层面，王正谊、李尧臣、戴二闾、李存义等著名镖师皆自幼习武，对武学发展贡献卓著，在其利用武艺安身立命的同时也有力推动着武术的传承与传播。在技术层面，为了适应镖局生存发展需要，暗器、轻功以及为适应船战、马战、车战的多种武技都得到了发展传扬。在社会层面，镖局开辟了武术功能的职业化转型，为以武报国提供了物力支撑，也有力推动了武术的跨区域交流与创新。总言之，镖局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历史转换的关键期间为武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