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体育运动本体的最佳入口是人类的狩猎、征战和决斗行为,其核心是狩猎。较诸征战与决斗,狩猎更具象征性意义,也较为中和、庸常、平淡。足球带有一种多元性,它将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娱乐、艺术统统囊括在内,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图谱。足球开始变得蔚为壮观。当人类社会中围猎的镜像行将消隐之时,足球悄然出现,几乎挽救了原始狩猎的美学体系。因此,足球成了一种深度介入体育运动本体的优质媒介。现代足球以一种简单围猎的惯性织就出一种深度娱乐的罗网,无以计数的球迷甘愿为它服役,这便是足球与围猎现象交合而成的新风尚。从自然进化的角度看,足球仅仅是一种小语境内的竞争形态,然而,足球中的抢球、射门、得分镜像展示出一种对史前狩猎行为的模拟意向,足球就此成为一把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足球说到底就是一种极简主义的集大成者,足球一旦脱离了围猎的基本语境,其存在的意义就会消亡。

1 足球中蕴含的动物学意义

足球的核心价值是对球权的占有,于是球权就具备了一种简约的符号化功能。在足球竞技的体系内,球权是一种抽象化的食物、土地以及统治力的象征联合体,不仅如此,球权还体现出人类对私欲的极度尊崇。足球是人类野性思维的大本营,在拥有球权的强直性理念的支配下,足球赛事变得生机勃勃,因此,用动物学的概念解读足球便十分有趣。中国学者曾经对2014年世界杯法国、德国、巴西、哥伦比亚间的赛事做过譬喻:“在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绿茵场,来自大西洋的海风似乎送来了大洋另一边的信息,让法国雄鸡与德国灰熊都从中嗅到了一丝丝家乡的味道,不过,此时此刻的法国雄鸡必须绞尽脑汁地思索如何打败硕大的德国灰熊,锐利的鸡喙本泽马誓要啄中灰熊的死穴。德国灰熊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强大的熊腰施魏因斯泰格、拉姆、赫迪拉是对付法国雄鸡的最有效手段。同时,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后掌诺伊尔,这也将是灰熊制胜对手的另外一个关键法宝。”^[1]218-219在获取食物而有满足感的前提下考量,足球的确是一种令人高度满足的运动。动物在攫取食物的过程中强化了私欲,很多猎食类动物也都有护食的本能,因此,争食和护食构成了猎食类动物的核心生存动能。足球之球,类似猎食类动物眼中的食物,人们情愿为之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尽管足球竞技中的狩猎带有虚拟性,但其势逼人,其情感人,其力撼人,足以造就出一种宛如远古战事的紧张感,而人们也时常为这种简单而强直的镜像所震慑。

现代人的职业大约可以分为三类:原始职业、礼仪类职业和技术职业。其中原始职业源于战争、狩猎、决斗以及与之相关的附属性职业,主要包括运动员。这类职业事关人类进化的基本方向,因此更具根本性价值。原始狩猎事关部族生存与延续,因此是一种主导性职业,且会衍生出一种神圣性的符号体系,至今都是人类社会中的职业原型,同时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生活标杆。质言之,原始人狩猎是为活命,狩猎技艺纯属生活技术。大多数猎物都灵敏警觉,相对力量和速度都优于人类,因此原始狩猎对猎人的技艺要求很高。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这些技艺本身也带有很强的观赏性。正是由于实用和审美的双重特性,狩猎技艺才为人所喜爱尊崇。因此,不应仅从生存技术的角度看待人类的狩猎行为,还应从人类身体的极限功能界面考量狩猎技艺的终极价值。这里不妨将狩猎置于人类进化的高度来考量。狩猎最显著的价值体现在人和动物的冲突性上,狩猎过程充满了艰辛,而获取猎物后又令人激动喜悦,这些都延伸出一系列仪式性活动,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

拉斯洛·孔曾经描述过非洲的俾格米人的狩猎仪式。“他们做仪式的场地上,画着一个约莫0.5平方米大小的羚羊,它的颈部插着一支箭。午后,打猎的俾格米人扛着一头美丽的森林羚羊归来了,它被箭射中的部位不偏不倚恰好在颈部。他们交出战利品后,一声不响地带上一撮羚羊毛和盛着血的容器回到山顶上的图画跟前。”^[2]与狮群直接吞噬猎物不同,围绕着狩猎活动,俾格米人需要完成一种仪式。“在我们看来,整个仪式似乎荒诞可笑,而在俾格米人看来,则是十分严肃的程序。毫无疑问,山地人对狩猎巫术的神力是深信不疑的。只有这一点能够鼓舞他们,只有这一点才能给他们同猛兽和其它危险进行斗争的足够力量。这些仪式有制定狩猎或者作战计划以及分配任务的含义。同时,在巫术仪式过程中,表演者‘努力跳出’模仿狩猎和获胜动作,这有助于做好获胜的准备,也有助于把经验传给后代。”^[2]这种仪式显然具有丰富的表演、教育、演示功能和意义。

狩猎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食物的情感方面。人类对待动物一直有一种矛盾心理,当为解决饥饿问题而与野兽战斗时,人们的大脑中会生发出一种简单的食物的印象;而酒足饭饱后,便又对野兽萌生感恩之情,并由此构建出花样繁多的祭祀类仪式活动,其中不乏极具观赏性的仪式。如此的生活惯性一直延伸到竞技体育领域,足球就是这样一种高度抽象化的狩猎演示方式。正因为有强烈的教化、道德乃至宗教元素的介入,参赛的足球队之间很容易出现极端化的对立情绪。

时至今日,人们仍旧喜欢用狩猎时代的语汇来形容足球。2019年10月3日,巴萨在欧冠小组赛中2∶1击败国米,当时的媒体就使用了狩猎时代的语汇。《马卡报》:“最好的苏亚雷斯没有回来,但这个30多岁版本的苏亚雷斯依然凶残,在有灵感、不假思索地抬腿就射时依然很致命。”^[3]记者笔下的苏亚雷斯变成了嗅觉灵敏、出击迅捷的捕猎者。莫里斯也对足球的狩猎寓意作过阐释。在他看来,球员如果仅仅在乎射门得分,就是真猎者,但是球员还要观察对手的进球数,并且进一步权衡比赛的进程,因此,球员只能是伪猎者。伪猎者的概念恰好诠释了足球的扮演性。由此可知,莫里斯所讲的足球与狩猎的关系更像是一种隐喻。或许球员的确是伪猎者,但是,球员在参与比赛的过程中却同真猎者一样高度专注,这也成就了足球的最大魅力。

人类个体之间大约有5种能力上的差别,分别为记忆力、行动力、坚持力、团队力与专注力,其中专注力最为关键,它往往可以决定个体或团体的终极竞争力。狩猎文明最需要的便是人的高度专注,现代人类的专注力大体源于狩猎记忆、宗教信仰和巨大的社会危机,然而,最能体现持久、健康、自然专注力的则是狩猎活动以及与狩猎相关的文化活动。质言之,狩猎的风险性要比农耕大得多,当狩猎场域变成竞技场域时,人们会排除诸多外在干扰,一心一意地投入其中,或模仿、或体验、或观览。狩猎的成功不仅意味着获得物质性的食物,还有精神性的族群英雄或道德楷模的封号,足球的至高价值也体现于此。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视野上衡量,足球是一种足以与原始狩猎活动相匹配的专注力训练手段。

竞斗、宗教仪式以及极具震撼力的艺术品都会引发人们的专注力。然而,这些专注力都是后起行为,其原型仍是狩猎。人们在足球之类的强竞技行为中保留下了人类的这种至高价值。专注力有强度与持久度两种衡量指标,缔造最强专注力者为生死竞技。质言之,人类生活中唯一可与狩猎专注度媲美的是大规模生死战斗中的应激反应强度,两者都事关生死。人在绝望至极时会出现一种奇幻反射物,用于保护人的精神的完整性,并缔造出一种足以令人生存下去的勇气。这种奇幻反射物可能是一种心理幻象,也可能是一种人为的艺术与思想的制造过程。现代人依然还在拍摄、发行、观看战争影片,无以计数的球迷仍旧热衷于看球,这都是战争与狩猎现象的游戏化反映。

其实,人类社会中所有的高品质的活动都来自高强度的专注力。写论文比听课专注,搞科学发明比在办公室坐班专注,看高水平竞技比赛比逛街发呆专注。一切现象显示,专注力是人类各种职业中最高品质的标杆,它同时也是足球领域中的至高原则,而由狩猎延伸出来的专注力已然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现代经济领域已经将专注力经济看作是一种优质的社会存在。戴夫·奥布赖恩在阐释注意力经济时曾说:“在专注美学、市场和官僚主义的背景下,公民认识间的张力在文化政策中得到很好的体现。”^[4]不难看出,专注力有实用价值,它可以提升人们获取利益的能力,而足球就是这样一种专门描述人类高端注意力的文化。“对球的追逐要求球员具备绝佳的身体素质,比赛的速度要求他们保持高度的专注,长时间的不停奔跑则要求他们拥有出色的体能,对球的精准控制有赖于特殊技巧的开发,而动作顺序的不可预测性则促进了某种能迅速转化为肢体动作的想象力。”^[5]28-29职业足球不仅是一种新型职业,还完整地继承了狩猎的专注强度。

除专注力外,原始狩猎还延伸出了对勇敢精神的膜拜之情。早期足球竞技场上即已呈现出强烈的无畏、勇敢乃至自我牺牲精神。从古足球的比赛情况可知,早期英国人更崇尚冲撞性强的足球范式,狩猎的符号学意义也在这样的足球文化语境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众所周知,狩猎有一些身体能力方面的刚性指标,猎豹的速度一定要超过羚羊,兔狲的敏捷性一定要强过兔子,狮子的锁喉技术一定可以对付野牛、斑马、角马甚至长颈鹿。但是,狩猎也有很多智慧性的元素。出于生命自保之本能,猎物始终在进行自卫,为此,狩猎者必须在提升自身身体能力的前提下,努力培养出合理的谋略,而这种谋略是建立在对猎物能力类型的全然控制的基础上的。许多猎食类动物精通设伏、伪装、突袭等技巧,类似场面在猫科动物的狩猎过程中随处可见。作为狩猎时代的伟大遗产,足球绝不鼓励任何球员的蛮干行为,他们必须向猎手一样,更勇敢、更强壮、更富有冒险精神,更加机敏地与猎物周旋,也更须有集体合猎之本领。可见,狩猎文化就蕴含在足球中,那里再现了西方文明形态的基本价值观。

2 足球是一种奇异的球类运动

狩猎离不开工具。从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遗存物中不难看出,人类有投掷石头狩猎的习惯。球类运动就是一种与投掷式狩猎相关的运动体系。正如狩猎活动不会有十分清晰的阶级划分一样,集体球类项目的参与者之间也很难明确体现阶级性。狩猎现象一度很普遍,上至皇亲贵胄,下至职业猎人,很多国家的男性群体都迷恋狩猎,而那些有过狩猎阅历的人也一直迷恋逐猎的镜像。但是,现代国家早已淘汰了狩猎职业,原先那些狩猎者转而选择了各种各样的球类项目,借以表达自己对狩猎生活的追忆,足球成为了其中最好的选项。

其实,足球一向具有泛生物的美学内涵,足球之所以美,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风情,这样的风情以人类中的奔猎者与猎手为主体构件,并延伸性地构建出一种人与万物之间的亲密纽带关系,足球由此而拥有了更广的审美维度和更多供人自由想象的余地。卡米罗·欧拉亚等人认为:“源自传统、源自规则的自由会使我们最本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会突出我们人类的卓越地位。”^[6]216狩猎折射的是人与动物的终极关系,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其狩猎行为高度依赖群体的力量。莫里斯对此有所关注:“最重要的是,部落成员必须提高和同行的狩猎者交流、合作的能力,从而提高狩猎行动的效率。若没有积极的合作,人类作为狩猎者是绝无希望与狮子或狼狗等体形更大、更善于厮杀的食肉动物竞争的。”^[5]18-19其实,足球的合作性与狩猎基本相同,人们仍旧保留着用动物概念来讲述足球故事的习惯。且以2014年巴西世界杯为例,中国学者将足球赛事描绘成了一个强鸟搏击的故事。“巴西鹦鹉与哥伦比亚雄鹰同时飞临福塔莱萨的卡斯特劳绿茵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巴西鹦鹉因为是在家乡与哥伦比亚雄鹰做生死搏杀,因此得天时地利,整个鹦鹉群将围绕着内马尔大鹦鹉出色的突袭,展开致命的攻击,定要让哥伦比亚雄鹰在这里折翅铩羽。而哥伦比亚雄鹰则在年轻的鹰王罗德里格斯的率领下,誓做必压地头蛇的强龙,而夸德拉多等凶悍之鹰也必然会起到关键的作用。”^[1]219高度质感化的语言构建出一种特殊的有关动物争斗的奇幻场面,与真实的球赛相比,它有一种不俗的情感冲击力,足球超本体的意义得以张扬。“当动物英雄们在绿茵场上狭路相逢之时,它们各自的心中不断翻腾的就只有这三个字——勇者胜!”^[1]219这便在新的层面上构建出足球的特有价值。足球成为信仰的源头可能在于人类自身的原始记忆层面,其中自然包括狩猎记忆。

按照莫里斯的观点,人类的集体体育项目都和狩猎相关。“就这样,我们的猎人先祖们体格日益健壮,头脑也日益灵活。他们运用这些优势,成群结队地出击,从此可以制定策略、设计战术、承担风险和设置陷阱,以及最后瞄准猎杀。不得不承认,听上去他们已经相当接近一支足球队的雏形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个巧合。”^[5]19诸多群体性项目与狩猎的关系可以更加精准地解读竞技体育的本体风貌,而专注力、勇敢精神、机智品格等也会跃出体育的领域,成为一种充满部族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内涵的精神概念。

较诸其他体育项目,足球的自然性更为鲜明,足球与万物的本然风貌有强烈的呼应关系。在许多人眼中,足球就是自然的化身。人是一种难以抗拒孤独的动物,正因如此,人类才对鹰、虎、鳄等高度独立性的生物心存敬畏,人类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与人对足球明星的膜拜极为相似,两者都是人类敬畏自然心理的一种表现方式。如上所述,人们在描述足球赛事时仍旧习惯于使用动物符号,从传播者的角度看,似乎是对狩猎原初形态的一种激活。

球类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其使用圆形的球体。圆形球独具特色,它有一种与大自然个体存在物的相似性。换言之,圆形球更像是一种自然界的寻常之物,无论是宇宙中的各种星体,还是受风吹雨打的石块,大多都呈现圆形或椭圆形。受到地球引力及风雨流动规则的影响,自然生灵中的整体或部分器官也多为圆形,如动物的头部、臀部等。在游戏的世界,各种各样的球体也成为竞技场中的常见物象。

人类社会中的游戏种类成千上万,而唯独球类游戏的风头最劲,原因就在于球类运动更具象征性意义。虽然球类运动各不相同,但其共性是都具有球类运动独特的张力与视觉效果,它契合了人类的天性——人类对圆形物的追逐欲望,因此对人有巨大的吸引力。球类运动的球体,在大小、材质、细节、重量上有很大差异,这恰好印证了其与自然界中生命个体差异的对应关系。在中国的体育界,人们经常提及“三大球”,解读中国式三大球概念有不同的入口与出口,但是,从狩猎学的角度可以获得新意。其实,人们对三大球的重视也恰好说明其迎合了人类的某种天性,理由很简单,人类对大型猎物的重视度要高于小型猎物,三大球中体积最大者为篮球,其次则为足球与排球,但篮球并未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由此可见造成球类运动影响力大小的原因不在于球体的大小、重量、质地,而在于规则的额外作用。恰是在规则的约束下,足球在三大球中地位最高,也就此成为世界第一运动。

从球类项目的连类性层面考量,足球的姊妹项目应该是篮球、手球、排球之类的直接以手触球的球类项目,其中篮球最有代表性。很多学者看到了两者的差异。“只许用足,这一特点,恰好让许多优秀足球运动员能脚下生辉。足球运动中做到人球合一,比篮球困难多了。这种困难反倒使得足球艺术更被看重。”^[7]不难看出,篮球更像一种投掷类狩猎行为,而足球对狩猎的模仿则带有抽象性。艾希勒看到了足球的内在品质。“对于失败的恐惧是足球基本理念的一种反常表现。因为球员的真正理念是,让足球动起来,把它带到球门里去。最后再看看,谁做到的次数最多。但是,有那么一个时候,比赛、射门的场景和球门构成了足球的意义所在。”^[8]足球由此孕育出一种超越一般体育活动的特质。足球是猎具、身体与激素的融合物,猎具仅代表一种自然形态,其内在价值则潜藏于身体中,足球的智慧也只能在激素的刺激下不断衍生。

出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受力后的足球、排球、网球、棒球、乒乓球之类,不仅会在空中飞行,还可以凭借自身的旋转产生特殊的弧线,其中既有规律可循,亦无精确的规律可依,足球球体模糊化的运行轨迹本身是一种物理现象,但却制造出难以捉摸的线条之美。足球历史上的贝利、马拉多纳、普拉蒂尼、贝克汉姆、卡洛斯、梅西都曾经踢出过弧线极佳的进球,此类进球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可以轻易地唤起人们的诸多联想,并为人类的不可知的创造力提供视觉资源。布雷德坎普解读了足球中弧线球的文化学价值。“与手相比,高度专业化的脚在这里具有一种几乎没有穷尽的表现力。这个球可推、可踩,可用脚背外侧蹭,可以灵活拦截也可踢射;它可以正面拉伸出数学般的精确性直线,或侧面开球后以神奇的曲线飞行——加林查这样说,尽管有传球技术傍身他从来不需要带球绕过对手,因为他的弧线传球总是以半圆形围着对手转。”^[9]合理的技术可以制造出理想的弧线,并穿越所有防守队员而破门得分。与此同时,球体运行弧线还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审美对象。面对这样那样或诡异、或平稳、或飞旋的足球运行线路,人们总会产生相应的心理反应,并激发出一种有关天象、奇迹、梦幻之类的美学想象体。切特温德在阐释球类运动时曾经专门提及球体。“我认为球是比赛场上的无名英雄。在每一场重要的比赛中,观众的眼睛都会紧紧地盯着球,心里揣摩着接下来球的轨迹。”^[10]质言之,人类对球类运动线条美的感知意识源于狩猎记忆,它构建出所有猎食类动物共同的审美取向。

通常而言,猎食类动物对可感知的运动中的物体都会产生很强烈的反应,猫科动物、犬科动物、猛禽对待类似对象的反射强度大体相似,所有的猎食者都受到本能的支配,即便人类也会在特殊的情境中放弃太多的理性思考,人类高度沉迷于足球这样的体育运动、对高速运行的足球的高度兴趣,恰好反映了猎食类动物在狩猎语境中的特殊心态,那里寄托着人类一种对食物的想象性依赖。足球与人的关系也就此得以刷新,那里呈现出一种记忆的无用性与有用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不妨比较一下一时兴起的英国猎狐者与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希曼人,后者将捕猎当做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布希曼人来说,禁止捕猎确实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身份产生真正的威胁。”^[11]94由此可知,尽管人们早已脱离了对狩猎的场域性依赖,但人的心理惯性还在起作用,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史不仅造就了这种记忆规程,还在特殊的语境中强化了类似的心理需求。

3 现代人对狩猎过程的娱乐化想象

通常而言,信仰是一个族群的最高追求,足球演化为信仰就和它的信仰属性有关,从狩猎的仪式化纪念形态看,足球中的皮球是一种象征性的生存资源,足球也便成为一种象征意味很强的仪式活动,而其真正的本体是由狩猎文化滋生出来的一种有关敌人、友人、猎物的复合物象,足球因此而具有了一些不为人关注却根深蒂固的超越性价值。

人类种群的演进过程从未停顿,其种群间的文化差异也较大。即便脱离了原始时代,人类群体仍可在诸如足球之类的大型竞技类游戏中展示、体验、目击原始狩猎时代的标准构件,并在狩猎主义的动作形态中提炼出丰富多彩的具有崇高感的价值观。“足球为男性提供爆发兽性的机会,并诱导参与者强烈的情感兴奋,随着心理情感蔓延,使深陷其中的群体产生抗击敌人的幻觉,极易引发狂热暴力流氓行为。兽性主义在欧美一直是一种很强大的文明传统,人们通常称道的所谓人性,实为兽性。从这层意义上看,足球运动中的抗争无疑正是绝对意义上的超级兽性,是人性质朴的一面最真实的表达。”^[12]足球中的狩猎主义还有其显性化的神圣维度,它构建出了一种人与野兽的多元化的内在呼应链环。为此,不少学者将踢球现象假设为一种超越人类自然生活的镜像。由此可见,狩猎主义不仅高度包容了人类的兽性,还在竭力维系着人类社会中人性的健康性,足球由此而变成了一种人类社会生活中无法忽视的对象。

莫里斯曾说“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都爱做这件事?为什么还有几百万人看着这些人做?它能带来什么感受?从表面看来,它和孩童的嬉戏区别不大,相比其他形状的物体,击打球状物体能产生更加赏心悦目的运动轨迹,从而给人带来一种毫无害处的愉悦感受。”^[5]12莫里斯在考察足球时已然植入了人类学的意识。在他看来,足球超越了文字,甚至图画、符号,它作为一种人类身体游戏极易被更多的人所接纳。“对于孩子而言,这不过是娱乐消遣而已,这是他们对周边环境物理属性的一种探索,无异于蹦、跳、滚铁环或转陀螺。但和孩童的其他行为不同,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踢球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了人们的成年阶段,并逐渐有了一个重要产业的所有特征。伴随着它的不再是尖声大笑,而是男性喉咙发出的低吟、呼喊和咆哮。”^[5]12足球就是这样,它以一种优雅的方式唤醒人类的史前记忆,并重塑一种完整的人格。

足球是猎物的象征体或替代品,而任何一种可捕猎性的飞行物体都会引发猎食者的内在冲动。人类亦如此,飞行中的球体会反复刺激人们的好奇心,进而引发出一种极为单纯的愉悦感。美国美学家桑塔亚那认为:“一切快感都是固有的和积极的价值,但决不是一切快感都是美感。快感的确是美感的要素,但是显然在这特殊快感中掺杂了一种其它快感所没有的要素。肉体的快感是离美感最远的快感。”^[13]这便涉及人类的原始快感问题。人类的原始快感多种多样,但大多与狩猎相关。以男性为代表的人类群体的快感来自获得野生猎物的基本需求,类似的快感代代遗传,沉淀为一种因追猎飞行物体而存在的快感基因。

狩猎与足球都更接近男性学,也是现代商业竞争行为中的主体元素。“紧盯目标到达成目标,这一过程易激发男性管理者原始的狩猎冲动,释放攻击性和占有欲产生狩猎快感。所以相对于女性,男性的目的意识、任务意识较强。”^[14]球类运动就承载着这种传输快感的能量。球类运动的美生发于人与球的关系中,换言之,球类运动的价值皆体现在人和球深度接触的过程中。不妨作出这样的解读,飞行的球既像是全速逃离的野牛、斑马、羚羊、兔子、田鼠,亦如同猎手们奋力投掷出去的飞镖、梭镖、长枪、尖叉、石块,足球的飞行轨迹和猎物的奔跑或飞行轨迹极为相似,而投出去的武器则与足球球体更近似,而当球员做出卸球、抹球、拉球、裹球、轻踩等动作时,球似乎又变成了一位值得信赖的伙伴,如猎犬、猎鹰,球员的护球动作其实展示的就是对同伴的信任和依赖类信息。从足球的伙伴式假设对象的意义层面看,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衍生物则是宠物。足球的审美厚度因此又增加了许多。

猎食类生物捕猎时会分泌大量激素,其中主要是肾上腺素。猎手捕猎的过程就是一个激素分泌逐级扩大的程序,随着猎物的即将到手,猎手们的激素水平会逐渐升至顶点,猎手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快感。这便是狩猎之乐,也是球员射门之乐,更是一种足球带给球迷的简单而直接的快乐。由此可知,足球的快乐原点在于狩猎,而狩猎的乐源在于高品质的激素分泌,这便是足球游戏的本然性乐趣。质言之,球员掌控足球、熟悉球性的快感皆源于此,所不同的在于球员的技术要高于一般的狩猎活动,带有人类特有的理性理解元素。足球中还有一些社会化的元素,它使得纯然的逐猎活动趋于仪式化。“进球固然精彩,但差点进球、快要进球、进球不算,会更让人感到遗憾、惋惜、回味,这有点像爱情最迷人的时候不在举行婚礼,而是快要得到对方的激动人心的那一刻。”^[15]无论如何,足球给球员带来智性乐趣的同时,也给球迷带来了本能性的快感。足球的这种基于生物学机制的快感,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外形的另类的审美。“你会怀着如此赞美的心情看着尤文图斯的戴维斯从中场发动的足球袭击,看着他怎样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时,相信你也绝对地忽略了他那张有些退化的脸庞,是的,就算戴维斯先生长得与我们人类的兄弟——上海动物园中的灵长目家伙们有些接近,这与足球的魅力又有什么关系?”^[16]人类个体对自然界的感受差异很大,但是绝不会反感任何一种有利于自己生存事物的存在,也便不会厌恶超凡球员的外在形貌。

依照足球的规则,球员不允许使用双手触球,但是,这样的做法并未改变足球的狩猎寓意,恰相反,这里其实强化了足球的狩猎意义,它使得人类自身进化的既有轨道发生微妙的变更。“足球规则不允许我们使用双手,而双手可以用可控制的方式处理各种足球(更小的)尺寸的物体。为什么我们人为地使自己残疾呢?为什么我们着迷于这些高度人工化的进程的结果呢?我猜,其他动物看我们人类踢足球是深感恼火的:这些动物羡慕我们由大脑控制的极其精细的双手(原则上是好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竟然没有真正在我们最珍视的游戏中使用双手?”^[6]12-13足球不使用双手还固化了狩猎表演的功能,足球由此而变成一种从另外的途径获取食物来源的想象图景。然而,无论足球变革如何令人难以捉摸,球员所捍卫的仍是人类面对极度危机时的最后一丝尊严,这种危机源自一种假设,而其根源则在于狩猎。

质言之,足球无法摆脱野性化的发展路径。狩猎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很多,它们从各个角度阐释了狩猎符号的精要,而在展示狩猎文化的动作性、欢乐性以及多维度的精神样貌方面,足球则为其中的佼佼者。从终极的立场上考量,人类所有的极限性动作形态都源自狩猎以及由狩猎行为延伸出来的附属性动作体系,为此,人们一直都在讴歌这样的行为和价值选择。“人类之所以喜好这种残酷的角逐,怕是因为祖先英雄的血液仍在血管中流淌,文明毕竟只是进化史上短暂的一瞬。但文明的力量也确实可观。人为的艺术化改造着整个世界,也改造着人类自身。于是我们有了另一种审美:托马斯全旋、冰上转体三周跳、难度绝顶的高台跳水。这种风格无疑注入到了当代体育中,成为人类审美的另一弦。这两弦各有其魅力。但只有足球天衣无缝地将粗野、雄强与人工、精巧结合起来。”^[17]事实也是如此,自从足球传遍世界之后,各国人士就开始探讨这项运动的非凡之处,足球的仿猎示范性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男性对足球有极强的精神依恋,它反映了生物进化的超体育乃至超人类的原理。出于进化选择的需求,男性的诸多工作和兴趣都与尚武、对抗、冒险相关。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爱好“踢足球和狩猎”^[18];海明威缔造了美国野性精神,其爱好野性化的活动。“海明威一直十分喜爱足球、狩猎和拳击。他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的探险充满了死亡的诱惑。”^[19]广东梅县是足球之乡,其中也不乏真实的狩猎高手。“张民达出生于贫苦家庭。······他工作之余,爱好踢足球与狩猎,经常独自在森林荒野打猎,练就一身胆量和一手好枪法。”^[20]现代小说中也经常见到那种将足球与狩猎高度融合在一起的评述方式,如李登贵在其长篇小说《藏漂》就讲述过玛莎家乡的男人们的共同乐趣。“在她的故乡,男人用拳击、足球和狩猎重温丛林时代的雄性记忆。”^[21]精美化、仪式化、自然化的逐猎行为给足球注入了富含弹性的价值因子,其中的人本主义的因素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

球员的真实狩猎技巧与足球的虚拟狩猎技巧的融合,使足球成为一种足以提供强大生命力的综合行为形态。由此可知,足球再度强化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唤醒了人们对自然律则的敬畏之心,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强劲的纽带关系。足球并非史前狩猎文化的简单模拟,它将人类史前狩猎镜像投放或过渡到大众表演学的领域,狩猎寓意构建出了足球的复合性维度。足球成为人类世界中一种高度仪式化的生活元素,或许亦为发明足球的英国先民所未曾料到。

4 结语

人类一直有一种史前情结,足球就是一种具象的史前竞争类游戏,同时还是一种沟通人类史前生活方式的媒介。足球将人类的史前生活高度优雅化地呈现在现代人的视野之内,其所展示的是一种身体游戏的自然维度。足球并非一种纯世俗的身体极限竞斗镜像,它仍是一种无法摆脱人类童年记忆的自然游戏形态。足球一直维系着一种矛盾状态,它几乎总在探索安全与危险、绝境与重生、偶然与必然、出世与隐遁之类的宏大概念,足球是一种人类自身对狩猎时代生活方式的抽象表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