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审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措施、方法,对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有益的推动。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所处的发展基础、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前人所揭示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进行归类分析,有利于形成整体性认识,进而为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为此,笔者访谈了6位官员和4位专家。设计了 《竞技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调查表》, 采用likert10级量表,利用多次学术会议进行了调研,并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利用在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兼职的机会,多次参与实地调研获取一线材料, 作为佐证, 以期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1 存在问题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和专家访谈,发现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的价值取向、成本与代价、工具理性、可持续性、竞争力等方面。为此,初选指标22条,经专家筛选合并为19条(表1)。

(1)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0.851> 0.6, 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2142.793,P=0.000,适合做因子分析。

(2)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转轴方法为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 产生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66.087%,初始矩阵旋转后见表2。

注:在5次迭代后收敛

旋转后,原有的19个指标被归为5个主成分,但指标V7的因子载荷低于0.5。因此,去掉这个指标再进行第2次因子分析。第2次分析中KMO=0.840>0.6,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2005.029,P=0.000。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5个,可解释总变异的67.210%。初始矩阵旋转后见表3。

注:在6次迭代后收敛

1.1 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问题(E1)

E1因素为V12—19,反映的是训练、竞赛、保障等在方法、手段、措施上的性质或状况,即发展途径的问题。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问题。

从这8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发展路径的科学性与文明性亟待提高。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成材率一直备受诟病。有研究指出, “我国每年要投入4000多名运动员,才能产出1个世界冠军。在山东省地级体校中,集体项目达一级运动员水平的只占3.09%,达健将级的仅为0.05%;在单项中达一级的也仅为11.57%,达健将级的为0.96%。”^[1] 还有学者研究得出我国竞技体育成材率1980年为0.9%,1985年为1.7%,1990年为1.6%,1995年为13.10%,1998年为13.20%^[2]。当然,近些年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发展,组织了若干培训以提高高水平教练员的执教水平,同时还组建了复合型的科研团队来提升科学训练水平。这些对防止运动损伤、提高成材率起到了明显作用。但不同地区尤其是各基层单位科学化训练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依然存在。纵观近些年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形势,运动训练的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量化指标监控训练过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运动训练的科学化发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训练方法、手段的创新竞争,甚至包括训练与竞赛服装、器械、设备等的创新竞争,如英国对于自行车技术的研发让其在伦敦奥运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体育科研投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尚未产生世界公认的、有影响力的新训练理念、方法或技术手段。未来,科技创新引领竞技体育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

竞技体育发展路径的文明性问题,过去主要集中在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和权益保障上。体校系统重竞技轻文化的传统积习难改。一些全国冠军甚至世界冠军街头卖艺、当门卫、做搓澡工等现象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动员全面发展上的不足。而从运动员的权益保障来看,运动员训练及竞赛中意外伤害及退役后的保障水平低,运动员与教练员及主管部门关系失调而导致其利益受损等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虽然,近些年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来保障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及合法权益,上述问题在制度设计层面已有很大改观,但不同地区、不同层次运动员受教育和保障程度差距明显,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依然突出。

与此同时,竞技体育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也是目前体育领域加强文明建设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的消极比赛,不仅使得我们的夺冠最大热门选手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而且有损我国竞技体育的大国形象。竞技体育不只是夺金实力的较量,还有体育精神的展示与比拼。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要由大到强就需要两手都要硬,对于违背体育精神和道德甚至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加大惩处力度。

在这8个因子中, “教练员的执教水平需要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需要加强”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发展路径问题的核心在于一 “硬”一 “软”两个方面。竞技体育的后续发展, 既要抓住运动训练这一关键环节,也要把握精神风貌这一形象工程。 “运动竞赛的公平与正义需要加强”的因子载荷较低,说明运动竞赛的秩序虽然仍需整顿,但大体形势还是好的,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体育领域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极整治赛场行为和风气的行动取得了一定效果。

1.2 竞技体育发展的管理问题(E2)

E2因素为V9—11,反映了竞技体育发展中的管理体制、绩效评估、管理职能三方面的情形,都属于竞技体育管理工作的范畴。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管理问题。

从这3个因子来看,管理问题主要是政府作用的重心和方式影响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构成要素选择的空间。多年来,政府通过强化国家需求来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取向,通过划分重要程度来影响发展的内容序列,通过控制考核评价标准来影响发展的理念要求,通过区分不同层级主体位次来影响发展服务对象的主次,通过把握国家的阶段性需求特征来影响发展服务内容的向度,通过干预其他发展主体的发育来影响发展的动力来源,通过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来影响发展手段的特质,通过干预自然发展逻辑来影响发展道路的选择^[3]。

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以行政作用机制为主导,并垄断着发展的核心资源,而市场经济要求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为主导,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如何打破行政作用机制对市场作用机制的桎梏是推进体育市场化改革的难题之一;竞技体育发展的评价长期以来是金牌导向, 发展资金的拨付、官员的升迁也大多依竞赛成绩而定,这导致了管理价值取向上的一些偏差^[4]; 政府发展竞技体育主要看中其政治职能,而为了更好地实现 “为国争光”,从政策设计、项目布局到运动员培养、竞赛安排等大小事务,政府管理职能几乎无处不在。原有的政府竞技体育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必须进行调整变革,才能适应我国体育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在这3个因子中,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存在矛盾”因子载荷相对偏低,说明尽管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尚需改进, 但其存在一些合理因素,需要在改进中加以挖掘与利用,如政府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时的人力资源整合。 “竞技体育发展的评价标准较为片面” “竞技体育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存在偏差”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评价标准和职能定位是当前完善管理问题的关键。金牌是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指标,但绝不能成为唯一指标。政府需要综合多方需求设计发展的评价指标,如将竞技争光、表演、参与等不同产品的生产与提供过程、结果、质量、效能等都纳入评价体系。同时,政府需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下放管理权限,简化审批流程,推进管办分离、协会实体化,切实做好有限政府、有效政府、服务型政府。

1.3 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问题(E3)

E3因素为V3、V5、V6,涉及的是竞技体育发展的群众基础、社会和市场参与竞技体育的水平,这些直接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问题。

从这3个因子来看,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内生性是竞技体育发展动力问题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由于场地器材限制及项目的技术难度,一些运动项目未能进入学校推广,社会上又缺乏相关专业俱乐部,难美类及其他投入高、危险性大的项目基本与普通民众无关。像举重、射击、跳水、体操等传统优势项目的发展只能是从小选拔一批学生,集中起来走专业训练的路子。这种缺乏群众基础的选材与人才培养方式,制约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指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已十分严重,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总数是470万,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39%, 远低于美国的4.3%,前苏联的4.4%,德国的10.4%。”^[5]

从发展的内生性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还较为有限。从数量来看,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体育类社会团体33722个,体育基金会42个,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19986个^[6]。相较于我国的人口基数,每万人拥有的体育社会组织数极为有限。从质量来看,我国培养出世界冠军的体育俱乐部还是少数,95%以上的奥运冠军是出自体育运动学校^[7]。再从我国推进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实践来看,足球水平并未明显提高。大多数俱乐部出于短期利益的考虑并未着力培养自己的后备人才。无疑,依靠民间力量发展竞技体育还任重道远。有学者也指出: “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总体绩效水平不高,且相互间有较大差距,区域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在服务青少年的数量方面与基本要求有较大差距。”^[8]

与此同时,社会和市场作用机制也有待发展完善。社会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志愿服务机制。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志愿服务机制还很薄弱, “志愿服务的阶段性和突击性特点明显,提供服务的人群单一,北京奥运会志愿者以3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 所占比例达97.87%。广州亚运会志愿者报名人员以高校师生为主,有80多万人,约占总报名人数的56%。”^[9-10] 市场作用机制则主要体现在职业化发展机制方面,体育商业化的法规制度是否健全,职业联赛、体育中介公司、体育经纪人发展是否成熟,运动员成才的途径是否有多种市场机制保障等,应当成为衡量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我国在这些方面尚存在很大不足,还需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市场力量,使之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这3个因子中, “项目发展的大众参与度低”的因子载荷相对偏低,说明尽管这一问题需要大力改进,但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及其他2个因素。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多个运动项目做了大量的推广工作。如 “谁是球王”的乒乓球和羽毛球民间争霸赛、跳水与媒体组成的 “中国星跳跃” 和 “星跳水立方”,以及黄玉斌在2014年全国体操优秀后备人才训练营呼吁推广 “快乐体操”等等。一位受访者也谈到: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在不仅大力抓提高,而且狠抓普及, 以保证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优秀苗子。

“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化程度低”和 “竞技体育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低”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内生动力的培育是解决当前发展动力问题的关键,而且只要这2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就将催生一大批提供义务服务的组织者、指导者,就将形成诸多专业俱乐部,满足广大运动爱好者竞技体验、欣赏、参与、发展的需要,促进竞技体育在社区、学校、企业中的开展,解决项目发展的普及、选材、育才等问题。

1.4 竞技体育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问题(E4)

E4因素为V1—2,是提升我国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建设竞技体育强国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从这2个因子来看,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是解决竞技体育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一直以来,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非均衡问题制约着我们在国际上的认同度。我国竞技体育要想融入世界主流,并获得国际认同,不仅需要在体操、跳水、乒乓球等这些西方 “小众竞技体育项目”上具有竞争优势,而且需要在西方主流认可的 “大众竞技体育项目”上有所突破和发展。因此,我国运动项目发展的类别结构要进一步调整,使奥运与非奥项目、冬奥与夏奥项目,优势、潜优势和一般项目发展相对协调均衡。项目发展的普及与提高也要协调,要进一步扩大项目的参与人口,提高项目的总体竞技水平,稳固项目发展在高水平层面上的领先优势。与此同时,努力缩小田径、游泳、三大球、高尔夫等基础性和国际影响力高的项目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这2个指标的因子载荷仅有略微差别,这除了说明两者几乎同等重要外,可能还启示我们,两者需要一起审视,将一者作为另一者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实现共同发展。即按照有利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原则来调整项目发展结构和布局;按照我国优势项目的特点,加大人才的国际输出和项目的国际推广,提升项目的国际影响力。

1.5 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E5)

E5为V4和V8,分别指涉发展目标和发展重心,在价值层面反映了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向。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

从这2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的发展重心相对单一,并与民众的需求有一定的偏差。竞技体育具有多元功能,从人的角度来看,有教育、健身、休闲、自我实现等功能;从社会层面来看, 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竞技体育理应协调发挥多元功能,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而实践中我国主要提供 “竞技争光”类产品,满足的主要是人们精神层面的荣誉需求,而对于人们物质层面的竞技体验、竞技参与需求及精神层面的竞技欣赏需求等关注不够。对于竞技体育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的开发也落后于政治功能。无疑,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定位限制了竞技体育功能与作用的发挥。

在这2个因子中, “竞技体育发展的金牌取向明显”的因子载荷较高, “竞技体育发展的重心过于集中在高水平精英竞技层面”的因子载荷较低。这说明,在目标层面的发展取向问题更需要首先得到解决。这可能是因为发展目标为发展实践提供指引,竞技体育目标层面的发展取向会限定其发展方向和内容的选择空间。

2 解决措施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和专家访谈,发现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问题的解决措施主要在于遵循其发展规律、要求及解决其在发展的价值取向、成本与代价、工具理性、可持续性、竞争力等方面,需要构筑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为此,初选指标19条,经专家筛选合并后为17条,并对各题项的表述进行了归纳(表4)。

(1)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0.899> 0.6, 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2046.034,P=0.000,适合做因子分析。

(2)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转轴方法为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 产生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63.856%,初始矩阵旋转后见表5。

注:在6次迭代后收敛

2.1 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定位(F1)

F1因素为V4—9,反映的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同方面的价值关系,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定位。从这6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定位,应以人为本,注重发展的全面性、人文性和先进性。

(1)从发展的全面性来看,首先,竞技体育发展的服务对象要全面。既要服务于运动员,又要服务于非运动员;既要服务于国家,也要服务于集体和个人。其次,竞技体育发展的内容要全面。既要重视核心价值主体———人的需求,还要重视重要价值主体———社会的需求,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等不同主体间的不同需求要协调与均衡。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定位和功能开发不仅要全面,而且要有较好的匹配度。

(2)从发展的人文性来看,竞技体育的发展要以人为本,要规范对训练、竞赛的管理,杜绝体罚、盲目加量、蓄意使用兴奋剂等不科学甚至违背运动伦理的训练手段,并在制度设计、资金保障等方面提高运动员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规划水平、退役后安置水平等。

(3)从发展的先进性来看,发展竞技体育不仅要有优异成绩,还要有较好的发展效益和崇高的体育精神。西方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成绩的质疑之一就是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组织了大量专业人员从事竞技体育。国内对竞技体育发展效益及运动员成材率的争议也由来已久。这些都从侧面说明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除了要注重成绩,还要注重效益。同时,我国竞技体育一直以成绩为第一位,而忽略了体育精神培养,这也让我们的竞技体育备受争议。实际上,历届奥运赛场上,总有些 “失败者”向我们展示团结、拼搏、进取、公平竞争等奥林匹克精神,并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这正是竞技体育追求的真义^[11]。

在这6个因子中, “重视竞技体育多元发展形态的协调发展”,就是要协调发展奥林匹克运动、职业体育、大众竞技体育,使精英竞技与大众竞技更好地发展与衔接,让竞技体育的发展服务更多、更广的人群; “全面发挥竞技体育的多元功能”,就是要协调发挥它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多元功能,通过对多元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与生产,满足民众的竞技体验、参与、发展、观赏等多元需求; “协调处理多元利益关系”,就是要确立为国争光与追求个人价值并重的发展目标,协调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 “以人为本,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就是要用人本位的思想和标准来设计与权衡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战略、方法、效益等,让运动员不仅能收获更多的人文关怀,而且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 “弘扬体育精神,展现文明风貌”,就是要积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确保竞赛的公平与正义,不为争夺金牌而丧失体育精神; “综合评定竞技体育的发展效益”,就是要结合竞赛成绩、整体实力、进步情况等多类指标来进行评定。

在这6个因子中, “以人为本,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进一步落实发展的人文理念在当前仍最关键。运动员是竞技体育发展的核心主体,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拓宽他们退役后的出路, 不仅能减轻政府负担,而且能产生示范效应,激励更多的青少年投身竞技体育。 “协调处理多元利益关系”的因子载荷相对偏低,反映了近年来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有所缓和,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一定程度地改善。

2.2 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优化(F2)

F2因素为V13—17,反映了竞技体育发展应该采取怎样的路径。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优化。从这5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发展路径的优化,主要在于夯实基础、科学发展、完善保障与激励机制、加大法规建设和整治力度。

(1)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美国和德国的情况来看,发达的学校体育和俱乐部体育是其竞技体育持续稳定高水平发展的基础。因此,夯实基础主要就在于拓展办训模式,发展竞技体育人口, 让更多民间力量参与以使人们的竞技参与和发展有更多元的选择形式和途径。

(2)当前科技发展对运动训练和竞赛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科学理论知识、方法手段、器械设备的更新,让现代竞技体育融入了大量的科技竞争。因此,科学发展主要在于及时更新理论和实践认识,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保证运动员成长和竞赛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3)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保障和激励机制来看,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制度,下一步主要在于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以及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以提高保障覆盖的全面性和保障水平。

(4)加大法规建设和整治力度主要在于进一步加强竞技体育发展的法治化建设,以体育法修改为引领,针对职业体育、兴奋剂、体育腐败等重点、难点问题,在立法、司法和执法层面进行审视和设计以推进发展规范。

在这5个因子中, “完善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就是要积极探索教、体、企融合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运动员的文化素养、综合能力、行业适应能力等,使运动员全面发展; “提升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就是要组建综合实验室或研究室,吸纳世界优秀科研人才,集中攻关运动训练中的核心问题,提升创新能力和科学训练水平; “提高对运动员、教练员的保障水平与实效”,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相关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好不同层级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权益,积极探索有效的市场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保障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理流动”,就是要进一步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完善运动员、教练员准入和退出的制度与机制;“完善法规制度, 加大奖惩力度”,就是要进一步完善体育法规制度,加大对体育领域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在这5个因子中, “提高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保障水平与实效” “保障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理流动”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完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流动与保障机制是当前路径优化中亟待先行解决的重点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关系到他们的思想稳定,只有更好保障其生活质量,他们才能安心投身体育事业。 “完善法规制度,加大奖惩力度” 的因子载荷偏低,显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及其他因素,可能是因为近年来体育法规制度建设、赛风赛纪整治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2.3 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F3)

F3因素为V10—12,涉及的是如何弱化行政干预,而有效发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反映的是着力培养一种自下而上的、由内部自生的发展动力。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从这3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主要在于积极发展体制外的主体力量、发展完善运行机制与合作机制。

从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实践来看,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与社会主导型的发展模式都取得过显著的发展成就。但采用社会主导型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国家,政府花费的成本相对要少,且发展会更为贴近民众需求。因为,自负盈亏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一种供需调节机制。社会和市场力量必须想方设法调动民众的兴趣和参与度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这就要求他们打破同一性、同质化的竞技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而着力于追求多元化和异质性,竞技体育发展的活力和内在动力也因此而激发。因此,政府培育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目的也在于此。未来,政府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开放竞技体育发展的更多领域给社会和市场,更好地处理自身与体制外力量的利益博弈、协商与均衡,以使他们更好地成长并逐步发挥更大作用。

在这3个因子中, “大力培育与发展民间力量”,就是要扶持社团、学校、企业等社会力量, 使之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主体,承担起更多任务;“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做减法”,就是政府要逐步减少扶持项目,仅扶持部分难以进行市场推广的项目;协调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厘清3种机制在不同竞技体育产品生产与服务中的作用边界,找准三者的利益契合点,有效发挥它们之间的互补作用。

在这3个因子中,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做减法”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政府干预的领域越多,民间力量越难获得发展空间,内生动力培育就越困难。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发展完善要逐步收缩自身的作用范围,合理选择有限的项目,区分不同管理内容的性质和特点,设计更为灵活有效的作用方式。如利用合同进行目标管理,引进社会力量承担部分工作。 “大力培育与发展民间力量”的因子载荷相对偏低,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及其他因素,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发展模式,如李娜模式、丁俊晖模式、清华模式、南体模式等,家庭、学校、个人等社会主体的作用逐渐显现。

2.4 竞技体育发展的竞争力建构(F4)

F4因素为V1—3,涉及的是如何提升竞技体育发展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竞争力建构。从这3个因子看,竞技体育发展的竞争力建构,主要在于调结构、促协调、保均衡、转重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要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指明了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从已有研究来看,虽然学者们对体育强国的评价指标尚有争议,但都一致认同体育强国是一个比较意义上的概念,是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整体上有更高质量。这就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二是要打造自身国际竞争力。那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竞争力建构就需要立足于此两点,通过项目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使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项目类别更为协调、均衡,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更强,国际认同度更高。

在这3个因子中, “调整与优化竞技体育的发展结构”就是要协调与均衡发展不同类别、性质的项目; “调整与优化竞技体育的发展布局” 就是要根据地域和人口特点,统筹规划不同区域的项目发展布局,形成不同区域间及区域内项目不同层次间的有效衔接; “大力发展基础性和影响力大的项目”就是要调整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方向,大力发展田径、游泳、三大球、高尔夫等世界普及程度高、影响力大的项目,提高其普及程度和竞技水平。

在这3个因子中, “大力发展基础性和影响力大的项目”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提升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是建构发展竞争力的关键。虽然我国竞技体育在多届奥运会中跻身第一集团,但一些优势项目的世界普及程度较低,而世界普及程度高的田径、游泳、三大球、高尔夫等项目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这使得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竞技体育的成绩难以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可。因此,亟需推进基础性和影响力大的项目的发展,建设 “完全意义上的体育强国”^[12]。“调整与优化竞技体育的发展布局”的因子载荷相对偏低,显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及其他,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区域发展的项目布局已经有所调整,发展的封闭性有所改变,项目布局日趋合理,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协同发展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1)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在发展的路径、管理、动力、国际竞争力、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问题,使得竞技体育发展的功能与价值产生了偏差。未能依据不同产品的属性特征而采取相应的发展方式,未能协调发挥其服务于人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功能,未能有效培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2)当前国际和国内发展形势与环境的变化,决定了我国竞技体育亟需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加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日趋复杂和多元的主体诉求^[13]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设计与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竞技体育的发展涉及多元价值主体,需兼顾不同价值主体的合理需求。这决定了产品生产与供给活动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发展方式路向的多样性。正视其在国家、社会、民众层面的发展使命,生产和提供满足3类主体需求的多元化产品是设计和选择其发展方式的关键。

(4)竞技体育发展问题的解决及方式的转变,可以从发展的价值定位、路径优化、内生动力培养、竞争力建构4个方面来推进。它要协调发挥其服务于人和社会发展2个层面上的多元功能,发展的核心价值主体回归大众,发展更加重视民众的多元化需求,发展的动力更加多元。

3.2 发展建议

(1)区分不同竞技体育产品的属性与特点, 调整发展的资源配置手段、管理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使发展的方向、服务对象、路径更加符合其内在规律和需求,以更好地发挥其多元功能,使其发展价值更为完整。

(2)缩减专业体育的范围,让更多的项目走向社会和市场,调整专业队训练的时间安排,缓解学训矛盾。大力发展职业体育、学校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俱乐部,让其逐步承接 “为国争光”任务,使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演变为一种集训式的国家动员体制。

(3)加强省域内俱乐部、大学、中学、小学之间运动项目发展的布局与合作,形成小学重普及、中学重提高、大学重发展、俱乐部搞专业的梯次人才培养体系。与此同时,构建不同省域间俱乐部、大学、中学、小学之间运动项目发展的合作与流动机制,形成竞争有序、流动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

(4)协调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与 “大众竞技体育”^[14-15]。政府不仅为竞技争光提供服务,而且要为大众竞技参与、欣赏、发展提供服务。进一步扶持基层学校、业余俱乐部等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项目的普及和提高,打破体制内外的竞争壁垒,培育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