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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规则观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所阐述的重要理论之一。哈耶克以 “规则”为逻辑起点形成其法律理论,并发表了一部系统性学术著作 《法律、立法与自由》,规则之于法治的重要性由此充分彰显。在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体育法治不仅是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的具体要求,也是推进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体育发展新机制的必由之路。受哈耶克法律思想启示,笔者认为我国体育法治进程中体育规则的作用不容忽视, 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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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耶克社会秩序规则观及体育规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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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其社会秩序分类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二分框架,并确立起研究社会秩序的 “规则范式”[1]。他将规则二分为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并认为社会秩序得以扩展的基础是历史文化传统自发创造的内部规则,社会秩序的型构不能仅靠特定的人所制定的外部规则,否则就会陷入理性设计的深渊。在他的论域下秩序与规则也是同根同源的:内部规则对应内部秩序,外部规则对应外部秩序。以此为依据进行划分,国家颁布的 《体育法》、地方政府发布的制度条例等是体育社会的外部规则, 行使宏观管理的职能,为其创设稳健的外部秩序条件。体育社会的内部规则包括体育行业协会制定的规章、体育社团组织的规则、运动竞赛的规则、体育习俗等,是体育发展的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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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整个社会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人类的有限理性无法使人类真正按照理性主义原则建构社会秩序[2],规则才是人类构建社会秩序的重中之重。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对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制度性框架———包括法治、个人自由的关注,超过了对经济过程本身的关注, 其在经济事务领域设计出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 从而让个体获得更大的自由,哈耶克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得以维续的根本。哈耶克的洞见在于发现了这种内在于个人领域的规则形式———内部规则———是创设出自由且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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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最高价值诉求是自由[3],要想实现这一价值诉求,首先要真正理解体育规则。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体育规则是运动竞赛规则,但体育规则不仅局限于此,还包括如体育社团组织规则等体育行业规则和以道德意识为前提的体育道德规则。哈耶克认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包含的规则可分为三个层级:一是遗传规则, 属于固有的规则层级;二是习得的行为规则; 三是经由人之理性设计出的规则,居于规则结构层次的最高层,包括法律和规章制度[4]。体育规则主要位于第二个层级,也包含着第三层级的内容(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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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体育规则在社会规则结构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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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理解体育规则,可以从体验、知识和行动这三个层面入手。在体验层面上,尊重和遵守体育规则即让人对体育规则产生 “敬” 与 “畏”;在知识层面上,恰当解释体育规则,从而使人具备规则意识;在行动层面上,就是让体育参与者能够达到自觉运用体育规则的状态。几乎每个运动项目中的参与者都会经历这三个层面达到个人对项目规则的熟练应用,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运动习惯,构成身体行为规则和竞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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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规则的形态则主要表现为体育习俗、体育道德及体育制度等,前两者基本属于内部规则的范畴,而体育制度中既包含体育的内部规则, 又涵盖外部规则的内容,是体育秩序的重要保障。体育习俗即体育的习惯与风俗,具体指人们在长期的体育活动中世代沿袭和传承的习惯性体育行为模式,具有广泛性、稳定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体育习俗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都要历经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体育习俗也各有差异,但在现代体育活动中,体育习俗难以发挥主导作用。体育道德是体育运动中各种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的综合。哈耶克认为道德处于本能与理性之间,是一种极重要的传统。如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射礼就是在对 “礼”的崇尚中,将体育竞赛提升至人的道德层面并用于社会教化的[5]。体育竞赛中既要弘扬敢于拼搏超越的体育精神,又要注意培养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及与同伴协作等竞赛道德。精湛的体育技术常常使人们在刹那间欢呼雀跃,但崇高的体育品格会在社会恒久留存、蔚然成风。体育制度是由国家体育机构和社会体育组织制定并实施的各种规章、条例、制度和办法的总称。体育制度是在体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行业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其体育制度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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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秩序规则观下体育规则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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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体育规则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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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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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规则的规范性具体表现在制定程序、制定内容和可实施的评价等方面。体育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都要遵循程序要求,如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体育协会在制定章程、做出某种决策时,需接受会员的认可,制定出的内容与法律规则类似, 对体育参与人群如运动员群体的权利与义务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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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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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认为否定性规则明确了个人行动确获保障的领域,并保护其免受他人干涉。体育规则包含一系列否定性规则,如羽毛球禁止过腰发球、篮球进攻球员投篮时防守球员不可打手、田径运动员不能抢跑等。在体育竞技场上这些否定性规则,确定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行为边界,但并不限制运动员在边界内部的自由发挥。哈耶克确信否定性是构成自发秩序、实现个人创造性的必要特征。因此,体育领域要想实现秩序与自由并重的态势,否定性的体育规则还会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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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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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哈耶克亦称其为法律规则所具备的一般性,即按照规则规定所有人全部适用,不得存在规则外的特殊。体育规则普遍适用于所有体育参与者,构成体育领域的行动秩序。与其他法律规则普遍性不同的是,体育规则的普遍性受地域等影响较小。例如奥运会的项目规则对参加奥运会的所有人都适用,不以国家、地区、人种的差异而区别对待。奥运规则的普遍性为其聚集了更多的成员,扩大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综合影响。体育参与者尽管是具体场景下的特定群体,但体育规则对这一群体的行为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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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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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是指体育规则不依附于特定的国家、政府和体育以外的其他组织。体育规则的制定主要依靠组织内部的自为,制定主体和治理方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类似于自治,这类体育规则对每一个体育参与者的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且自始至终贯穿于体育领域的各个环节。如 《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 《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俱乐部准入实施细则》 《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俱乐部准入条件和审查办法》等, 均由中国足协制定与完善,球员转会、俱乐部准入都要遵从上述规则。独立性是体育规则的优势,因为其有利于体育社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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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育规则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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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社会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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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哈耶克的文化进化观以动态视角观察规则的变化机制,发现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文明程度对规则至关重要。现代体育规则、制度的变化也印证了哈耶克的这一发现。西班牙斗牛经历了风行于贵族到国王下令禁止官方斗牛再到斗牛平民化的演变过程。传统的斗牛游戏中斗牛士场上身亡的事件频繁发生,现代社会注重人权,如今西班牙斗牛中增设 “退出机制”是对斗牛士安全保护的提升。规则要求当场上的斗牛士受伤时,马上有其他的斗牛士进场引开牛,以确保受伤者能够尽快退场。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及 “物种平等”意识的觉醒,对参赛对象平等保护的呼声愈来愈高。有时观众会通过挥动白手帕并高呼请求赦免此公牛,甚至斗牛士也会亲自为公牛请求赦免,相信不久之后也会建立起关于牛的 “安全退出机制”。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竞技的 “秩序化”愈加凸显,规则、规范等内容相继产生和不断完善。体育竞技文明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对体育暴力的控制,对比古今拳击比赛规则:古希腊时期的拳击比赛不分体重、不分级别,对抠眼、撕咬、踢打对方胫骨等一系列动作都不加限制,运动员伤亡现象层出不穷;而近现代以来的拳击比赛,不提倡残杀、野蛮的竞技,而且为了进一步体现比赛的公正性,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如禁止手脚并用、撕咬、击打裆部等动作[6]。体育规则受社会文明程度的影响,在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历程中逐渐演变,并反过来助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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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科学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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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极大地提高体育测量与评价的准确性,进而影响体育规则。 “鹰眼挑战技术”也被称为即时回放系统,通常用于电视转播,在2003年因广泛使用于网球转播而获全美电视最高奖艾美奖的 “杰出科技贡献奖”。对网球界人士来说,将鹰眼技术引入网球现场判罚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足以与36年前引入抢七制相提并论。对于球速很快的网球比赛而言,鹰眼技术可以有效避免一些争议,进一步提升体育竞赛的公平公正性。此外,击剑比赛中也利用高速摄像技术辅助判定。这些技术是对竞赛场上裁判绝对权威地位的挑战,竞赛场上的权力秩序因科技发展而重构,赛场权力分配更加均衡,表现方式更加丰富,是对竞赛公平秩序的进一步完善。可见,科学技术是使体育规则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特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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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人类自身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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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需求,换言之,人类的自身需求是体育规则最根本的影响因素。马斯洛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级,不同层级的人受不同的行为规则支配构造着不同的行动秩序,但这里的 “规则”往往不为人所知,即哈耶克所说的内部规则中未阐明的规则,也称 “默会知识”,是人类传统经验累积的结果。人的行动秩序又经不断扩展产生新的或是下一层级的规则需求。体育规则就在这样的人类社会中不断前进,发生着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例如,马球运动在我国唐代广泛用于军事训练,唐玄宗认识到马球的军事体育功能, “击鞠之观者,盖用兵之技也”,纵缰奔驰练习骑术,挥杆击球类似于砍杀[7]。而当时的马球规则有:①分两队比赛;② 无固定人数限制;③单球门以先进网囊为胜,双球门以先进对方球门为胜等[8]。规则中的限制因素不多,只需实现当时人们提高体能水平和军事作战技能之目的即可。盛唐时期,马球运动在宫中得到推广,在节庆时常作为宫廷表演项目出现,为更好满足人们的观赏需求,增加了马球表面要涂以朱漆的规定。随着马球运动普及至民间、延续至当代,马球的娱乐功能更为凸显。当代马球增设对比赛时间的要求,通常为6巡,除受伤等意外状况外,每巡不超过7分钟[9]。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娱乐满足,这也是现代社会人类需求在体育规则中的具体体现,并对体育规则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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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秩序规则观下体育规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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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体育规则主导体育参与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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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有限理性和无知观的基础上型构而成的社会秩序内部规则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的命题[10],同样适用于体育社会。体育社会内部规则与体育参与者行为是并存共生且相互影响的,体育规则经体育参与者行动实践直接体现;体育参与者以体育规则为导向,行为受规则支配,反过来又具有缔造新规则的能力,构成体育内部秩序系统,为体育领域的活动创造条件。没有秩序,人类的公共性活动就不可能正常进行[11],体育的大多数活动都存在于公共领域, 因此,体育内部规则秩序从根源上支撑着参与者的体育行为。我国因实行举国体制这一强外部作用的秩序形式使得竞技体育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体育产生的经济效益与日俱增。在原有的权力秩序下权力所有者享有部分特权又缺乏相应的自律,既制定规则又参与竞争,导致为谋求利益而扰乱正常体育秩序甚至引发腐败。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2]。因此,合理设置权力边界,建立限制外部权力的规则框架,保障体育发展的内在活力,在我国体育治理中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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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近些年来制定与完善了一系列自治规则,如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规则》 《中国足球协会足球比赛违规违纪处罚办法》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13]。这些规则规定了会员的权利和义务,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国足球行业纠纷的内部解决提供了依据。为保障体育规则的相对独立性,《奥林匹克运动会仲裁规则》 第1条和 《国际足球联合会章程》第13章第63条第3款均规定,体育组织成员之间的体育争端在用尽行业内部救济之前,不得向法院提出诉讼[14],且受瑞士联邦法院承认。体育内部成员遵循用尽内部救济原则,法院作为外部秩序的维护者尊重体育行业组织的 “特别权力”,从而让体育规则更好地主导体育参与者行为,引导良好体育行业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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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体育规则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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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规则在竞技体育领域不断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竞技体育强调竞争,这种竞争源于人类早期社会的 “丛林规则”[15]。现代竞技规则不断吸纳社会文明的内涵,逐渐剔除传统规则中泯灭人性的部分,使体育竞赛获胜这一过程更具正当合理性。竞技运动的参与者在竞赛和训练过程中,通过身体实践将 “拼搏”“坚韧” “团结”等精神特质内化于心,构成个人的道德规范。在团体项目中,团结合作不仅是形式上的要求,也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必然,因此更容易帮助人们发现其他人的优势和每个人的价值。如黑人运动员力量大、爆发力强的优势,在篮球比赛中往往能够充分展现,这有助于打破种族歧视。体育规则在保障竞技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平等参与,在潜移默化中改善参与者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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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规则对道德的影响,更加显著地作用在青少年学生群体。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规则教育,而体育又是最好的规则教育,可见,德育与体育存在密切联系。体育锻炼塑造道德品格,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特别在体育比赛中,必须遵守比赛规则,否则就要接受相应的处罚。这种来自比赛实践的知识和经验是非常深刻的,能够对学生内心产生重要影响并促使其以行动加以体现。在场上接受和遵守体育规则也可以迁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示范效应。可见,体育教育在进行身体文化生产的同时,也承担了德育中组织纪律教育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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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体育是一个对身体进行控制和转化的特殊组织形式,它向目标对象传输着体育规则之类的文化资本,目标对象通过习得的这一社会规则,一部分内化成 “默会知识”构成个体的道德观念,另一部分则构成个体或群体的行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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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体育规则激发体育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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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规则是体育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为体育市场创造价值增量。如2019年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对 《奥林匹克宪章》 “条款40”第3条进行修改,规定 “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代表队工作人员和其他代表队工作人员,可以按照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确定的原则,在奥运会期间将其姓名、照片或者体育赛事用于广告宣传。”[16] 这一修改放宽了奥运期间运动员的个人赞助限制,缓和了奥运官方赞助商和运动员个人赞助商之间的矛盾,为伏击营销地位转变带来契机,必然为体育市场带来新的价值增量。谭建湘教授表示,“借 ‘条款40’修改之势注重运动员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衡,带动赛事市场, 促进消费,让国内体育经纪实务有的放矢。”由此可见,哪怕是体育规则的细微调适都可能带动体育市场内部秩序的结构性改变,为其繁荣注入能量。哈耶克曾说 “扼杀竞争公平的社会,就是在扼杀自己的未来。”体育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同样需要公平的体育规则的加持,同时也能使体育竞争趋于平衡。2009年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半数以上的欧洲俱乐部都在亏损,其中20%存在财务危机。于是,2010年欧足联颁布财政公平法案(UEFA Financial Fair Play),旨在规范各俱乐部的财政行为,控制俱乐部财政赤字,并对违反规定的球队予以处罚。该法案于2013—2014赛季正式生效。从财报上看,这一政策对足球俱乐部的盈利状况改善卓有成效:2011年欧足联54个顶级联赛俱乐部总亏损17亿欧元,2017年这些俱乐部净利润6.15亿欧元;英超的数字更为惊人,2008—2009赛季,英超20支球队共获得利润7900万英镑,2017—2018赛季,这一数字变成了8.67亿英镑。在实现收益增长的同时,英格兰近两年的冠军分布也反映出联赛竞争更加平衡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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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秩序规则观下体育规则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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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明确体育规则结构,实现体育的规则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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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行业规则作为内部规则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在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从根本上起支撑作用的是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 用尽内部救济也是体育社会的特别之处。而体育社会的外部规则,在体育治理中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并为体育外部秩序的维护提供依据。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时间不长,体育治理多源于国家计划或域外经验移植,体育行业内部规则一直比较匮乏,而体育的规则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共同发挥作用[17]。为此, 需明确体育规则治理的内外结构,考虑我国体育自身的发展特征,要在引入国外体育政策后进行 “本土化”改造,减少周期短且工具性强的外部规则,代之以目标长远、价值明确的外部规则, 才能提高体育规则的自由度,提升体育行业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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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营造体育规则的文化氛围,增强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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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体育参与者良好的道德品质,离不开营造体育规则文化氛围、树立体育规则意识,而开展学校体育活动是最直接的方式。首先,让学生走进体育才能感悟规则,可以通过增加获胜者人数来鼓励学生参与,提高活动的积极性。其次, 可以融入一些中国传统运动项目,如太极拳要求不可出现直臂状态,从表现形式来看是 “圆规则”对身体的规范,但学生通过习练之后会感知这是对身体的保护,进而领悟中国传统规则文化的智慧。体育规则既塑造公平平等的竞争关系, 又有利于增强个人的行为规则意识,还能够丰富何以为人的生命文化。构建学校体育活动场景, 营造体育规则文化氛围,是增强体育规则传播效果、培养全社会规则意识的基础。体育拥有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许多 “国际舞台”,作为规则文化传播的载体,突出表现极具道德价值的体育风格,能够为整个社会树起积极向上的旗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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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强化本土体育规则,提高体育行业独立运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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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务院 “46号文件”赋予了体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动能,让人们看到了体育产业的曙光。体育的确具备经济功能,但是要想使体育为经济发展持续贡献力量,就要提高体育行业独立运行的能力,建立并强化本土适用的体育规则。以中超为例,作为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先驱,其规则的确立及实施对各项目协会实体化乃至整个行业秩序化影响深远。中超各俱乐部并非严格的独立运作、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要依赖母公司的注资才能生存,目前绝大多数俱乐部处于净亏损状态,球员和教练团队工资占中超各俱乐部的总成本达60%以上。于是针对足球俱乐部投资欠理性的表现,为防止 “足球泡沫”的出现,中国足协在2017年5月和2018年12月分别通过和转发了 《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 《中超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2019—2021)》,对球员工资、俱乐部对球员薪酬支出以及球员转会费方面进行了限制性规定[18]。中国足协认识到了俱乐部之间经营状况的差异,在借鉴欧足联财务监管成功经验时根据我国现实情况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在薪酬方面对球员个人和俱乐部总额同时进行限定,有利于促使球队理性经营。此外, 要进一步细化引援调节费对青训体系和社会促进的分配规则,强化中超俱乐部与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合作,开发球员和教练团队的潜在价值[19], 有利于增强俱乐部的造血能力,促进收支平衡, 逐步发展成独立运作的经营实体。可见,强化本土体育规则,能够更好地维护体育行业的市场秩序,实现健康、稳定、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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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实现多元化的权力配置,规避权力异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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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法治已初步实现对前一阶段体育法制的超越,其根本在于权力的配置不同,法治较法制呈现出多元化的权力秩序。在强调体育法制建设时期,权力所有者垄断易产生权力异化危机,导致体育腐败。哈耶克主张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20],拒绝理性的滥用来保障个人自由,因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是真正自由的个人。因此,体育规则要明确多方参与治理体育的权利与义务,构建行政权力、行业权力、社会权力的多元权力分配,为社会资本参与体育经营治理创设机会,建立参与主体间平等的监督机制,减少权力异化现象,保障体育治理的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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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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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社会秩序规则观对体育规则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揭示了内部规则对体育发展的作用。在我国体育法治建设中,事事诉诸国家立法而表现出立法中心主义倾向,实则是过分依赖外部规则、缺乏自治能力的表现。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内部规则是未来体育治理的关键,实行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协同共治是体育治理的趋势,提高体育独立运行水平是为外部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前提。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思想虽然可以延伸至体育领域,但仍需注意其思想缺陷,如哈耶克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理性的贬低,需辩证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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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在对哈耶克社会秩序规则观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体育规则进行研究。认为,体育规则具有规范性、否定性、普遍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并受社会文明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人类自身发展需求等影响。体育规则对体育行为、体育道德观念和体育市场活力均能够产生影响。应借鉴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观建设完善体育规则:明确体育规则结构,实现体育的规则之治;营造体育规则的文化氛围,增强规则意识;强化本土体育规则,提高体育行业独立运行的能力; 实现多元化的权力配置,规避权力异化现象。旨在激发体育法治的内在动力,筑起与体育发展方式协同的体育规则化秩序,对体育强国建设发挥支撑作用。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sports rules based on Hayek’s social order rul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sports rul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ardization, negation, universality and independence, and are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needs of human development.Sports rules can influence sports behavior, sports moral concept and sports market vitality.We can learn from Hayek’s view of social order rules to construct and perfect sports rules.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structure of sports rules and realize the management of them; create a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rules; strengthen local sports rules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ports industry to operate independently; realize diversified power allocation and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power alienation.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imulate the internal power of sports rule of law, build a sports regularization order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sports development mode, and play a support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Keywords
sports rules ; order ; sports rule of law ; power ; local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