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新文化运动接踵而至,都倡导突破原有的文化藩篱,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体育亦面临 “变与不变”的问题,近代早期以武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体育便已展开自救式的变革,试图寻求与世界的接轨,来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1 近代社会语境的变换及国术的应对

1.1 国家意识中的政治靠拢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唯我独尊的大国地位和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造就了我们民族强烈的自尊心和优越感,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异族文化,持有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态度, 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国家发生一系列的冲突。梁启超认为 “中国号称有国,而国之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并把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归结为三点:“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1]。直到辛亥革命后共和体制建立,世人心里逐渐形成国家与民族的意识观念。

近代中国处于一种 “国家存在,但却缺席” 的状态,社会团体只能在国家政策、政府职能与社会、公众需求之间的空白 “场域”里,谋求生存与发展,由此注定了国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尴尬地位。在民族主义上升期,国术研究所打出 “国术救国”“强国强种”的旗帜,后经批复成立中央国术馆,以国家机构的名义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获取政治权力的庇护。国术蕴含的主张与愿望与官方的主流话语、时代主题相吻合。经过部分社会精英的推介,国术与政治由遥相呼应过渡为附属依存,从而完成了由制度之外转向制度之内的质变过程。

1.2 文化冲突下的变革挣扎

近代国人的心态历程变化是曲折的,被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种思想左右,处于一种 “挣扎”的境地———既需承担沉重的传统遗产,又要回应西方挑战和现代化的迫切需求^[2]。在中外冲突与矛盾中,民族主义总是贯穿其中。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以前,统治阶层对其他国家民族的认识,要么是被中土文明驯化的蛮族,要么是未被儒化之蛮夷。当英国用武力撞破中华帝国大门后,儒生士大夫们也并非心甘情愿地承认其地位,而是力求在固有传统中追寻所谓与西方文化价值的相似性^[3]。今人看重的主权、领土完整等这类具有国家象征性意义的观念,对晚清时期的统治阶层来说并不重要,其在乎的是基本的纲常礼教和政治体制等是否依其旧例。 “土洋体育之争”的守旧者忙于从传统中发掘与西方文化价值相似的内容,试图证明这一切在中国古已有之。

近代史上,与列强的对抗一再溃败,使部分人逐渐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信心,这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接受了西方以强弱定文野的外来观念: “强者是文明的,弱者是野蛮的;既然被打败了,就不仅是技不如人,而且是文化不如人。”“土洋体育之争”的革新者一味否定国术, 唯西方体育马首是瞻,数千年之文教,因数十年之贫弱而淡忘,基本是国耻压倒国粹。

从近代开始,国家开始重视体育,积极在国际舞台展示中国体育的强大形象,从一定程度上是在清洗 “病夫”的耻辱,重新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国术内含着爱国主义、民族大义,提倡国术显示出一种团结人心、脱离过去的偏向,不仅让大众在心理上更易接受中国武术,在思想上也明确国术为中国人自己的体育,其是一种从思想上重塑中国体育的实践,旨在实现从内到外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

1.3 走向西方的传统裂变

杨念群教授认为,自近代以来国人便逐渐沾染上了崇拜新事物的习惯,时刻想着变革与求新^[4]。中国作为 “一战”的战胜国,许多士人都在渴望一种新生命、新转折、新纪元。在国家提倡 “新生活运动” “发展国民强毅之体魄”的大背景下,马良的 《中华新武术》顺势而生,其 “新”主要体现在参照德式兵操的编排与练习方法,对动作名称进一步改良,改为可以直接表明结构、方向、节奏的技术性名称,抛弃了带有农耕文化色彩的传统命名方式,如 “老牛犁地” 等。中华新武术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中国武术现代化之路,可被视为近代中国武术主动走向西方体育的起点^[5]。马良对民间武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之成为中国自己的体育内容,以与西洋体育分庭抗礼。但是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打击和负面影响太大。陈公哲曾经提到 “‘拳术’二字之引起世界人士之不良印象者,厥为拳匪之乱······士大夫及外人以为凡练习拳棒者,皆为拳匪余孽。”^[6] 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反对中国传统武术时都想极力避免 “义和团式”的排外情绪,不想再次面对那种 “拳匪” 式的自大与无知,更不想那段由 “扶清灭洋”而引起的屈辱国耻再现。

2 国术:中国体育现代化的一种

2.1 兼备中西的改造

谭华教授认为中国体育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需要学习外国,也需要借鉴传统^[7]。 “土洋体育之争”之初,很多学者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持有相对开明的态度,都在积极谋求 “洋体育”与 “土体育”的融合,不管是从 “洋体育”中找借鉴,还是从 “土体育”中寻继承,都期盼再造一项适合国情与民众的中国式体育。吴蕴瑞提出要客观看待 “土洋体育”的长短处, “应该以是否适应个性发展和能否适应社会需要” 进行取舍^[8],既不能 “媚洋抑土”也不要 “扬土排洋”,主张 “俾科学家与体育家携手,以解决体育上一切疑难问题。”^[9] 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 “土体育”一派也开始意识到 “科学”的重要性, 开始用体育的科学话语证明国术的科学性。如毕博后来就认为 “整理”国术,以国术的科学化为目标,首先要 “破除迷信”,把武术分为 “合乎生理与物理”的 “行功”(拳趟子)和 “站功”(桩步)。他引用蔡翘的 《生理学》,把武术中的 “劲”解释为 “人身上发出来的电气”,并且相信这一定是反对者也认同的科学结论^[10]。中国近代的体育发展在 “洋体育”与 “土体育”两派的推动下积极向西方靠拢,又不时回顾东方,因此造就了中国本土体育杂糅纠结的特征,国术的出现便是这种纠结的典型产物,兼备传统武术与西方体育话语的双面性。

2.2 国术向现代体育的转向

在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初,张之江就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国术纳入学校体育必修课的建议^[11],遗憾的是国术最终只作为体育选修课进入学校体育。1932年中央国术馆成立体育传习所(后改名为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 1934年为统一全国国术成立了中央国术体育研究会,教授武术和其他体育项目,主动向体育、学校课程等现代体育话语体系靠近。至此,体育成为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在场^[12],中国武术开始借助 “国术”展开中国式体育的话语权和控制权的争夺。

国术团体机构在这一时期首先呈现出由传统门派向现代体育组织转换的趋势。早在1910年, 由陈英士、霍元甲等人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也顺应时代潮流改名为 “精武体育会”,在实际运作中推动了中国国术向现代体育发展。中央国术馆的运作模式秉持中西兼容的 “大体育观”,积极摈弃所谓的门户派系观念,面向社会聘任武术贤达人士,积极尝试多种体育形式的国术竞赛,这些举措都极大推动了中国武术由民俗文化向体育文化的转向。其次,积极借鉴体育人才管理模式。民国初期各地官方组织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民间武师,各类学校争相聘任武术名家担任武术教师。除政府组织,京津沪等地的学校,也在大肆聘请拳师,教习武艺。将中国武术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促进了中国传统武术的规范与传播,以及中国武术的科学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西方体育之间的隔阂。综上所述,国术向现代体育的转向是对西方体育强势进入我国的一种回应。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下,国术顺应时代潮流,喊出了 “国术科学化”的口号, 开启了科学化发展之路。国术表现出对西式体育的接纳与包容, “体现了西式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兼容并蓄的精神”^[13]。

2.3 一种结果:面向未来的发展

“土洋体育之争”的结果形成了 “学术故无国界,体育何分洋土”的客观认识^[14]。 “体育何分土洋”与后来学术界流行的 “学无中西”思想一致。中国人原本是以 “天下”来认识人类世界的,后来却以新兴的 “世界”取而代之,这种新来的体系基本为西方所构建、所主导,中国若想改变在世界的地位,则必须先 “进入”世界。于是 “进入世界”就成为近代中国持续努力的目标,以重新确认在世界中的地位。而一旦进入 “世界”成为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原有的 “天下”秩序,赢得外在秩序的接纳。 “土洋体育之争”其实是中国传统体育 “进入世界”必然要遭遇的历史阶段, “不分中西”“不分土洋”也是为了实现未来更好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体育的观念并不一致,但在共同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富国强兵的目标驱使下,中国体育精英对中国原有的体育形式进行改造,期待再造出一项以国术为主体面向未来、“进入世界”的中国式体育。

3 “国术”的诞生与流变

3.1 近代 “国术”一词的源流

有学者认为国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国术是指我国杰出之技术皆为国术”^[15],狭义国术是指 “拳勇、技击及我国传统的各种武艺”。也有学者认为国术就是中国武术。吴图南在 《国术概论》中提到 “国术”是由 “中国武术”简化而来,并对其来源进行了考究,认为国术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称谓,“春秋称武艺,战国称技击, 汉称技巧,明清称为技艺或技勇,民初称武术或国技”,真正沿用 “国术”这一概念则是在民国十六年之后,即张之江成立国术研究馆之时。

清代以前的 “武术”一词,基本均与军事有关,统称为 “武艺”,“武艺原为克敌制胜之资”, 这一指代一直延续到清末。伴随着现代军事的发展,武艺的社会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成为与 “文艺”相对的概念。武艺指涉的内容亦不仅仅是军事技能,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种 “精神”归置,成为一种艺术追求的未来^[16]。武艺演变为一种具有精神诉求的活动,逐渐脱离于拳技相关的特性。

辛亥革命前后 “武术”一词才基本与拳技、技击等相关联,并逐步被社会接受。1908年 《申报》报道湖北新军将领张虎臣在军营中建立 “武技保存队”,日夜操练 “步骑、弓箭、刀、剑、拳、棒各武术”,以及1911年马良编写的 《中华新武术》一书里提及的武术,与今日武术所指相似。清末开始使用技击的武术,何以又被国术取代?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张之江在南京先是成立武术研究院,后来又在李烈钧、蔡元培、于右任等26人倡导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术研究馆。张之江在1927年上书国民政府,申请用 “国术”替代 “武术”时,认为 “国术”一词含有 “中华民族之重大意义”而得到政府的认同。其次改称 “国术”也是统一全国门派纷杂、拳种多样武术的需要,正如张之江在国术统一委员会筹备期间所说 “名词之审订” “国术统一者,统一上下古今于真理之中之谓。”^[17] 1928年6月, 国术研究馆也正式更名为中央国术馆。至此,全国各地开始统一使用国术一词,并成立了相关的国术机构。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为中国武术的统一和科学化做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对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3.2 国术:一种区别于 “洋体育”的全新话语

近代武术家卞人杰认为国术的 “国”字是为了与国外进行区分,其在 《国术初阶》一书中提到 “国术本称为武艺,因为恐怕和外来武术相混,所以改称国术。”^[18] 当时许多著作言论也都证明了此种观点,如褚民谊认为,国术本为武术,之所以像国医、国货而冠一国字,是因为 “即我之所有,人之所无;我之所发明者。”^[19] 张之江也认为将传统武术改称 “国术”是因为其是 “我国技击之术,发达本早,代有传人。”^[20]。也有人认为 “国有文武,文是国文,武即国术, 国文不可废,故今日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文字为辅,国术也不可废,国术亦当取本国武术为主,外国体育为辅。”^[21] 蒋介石在他的 《发起提倡国术之本义》一文中写道, “国术者,强健身体之捷径,且有自卫之功能,为我先哲特创之技击。”^[22] 也有人说国术是指 “拳勇、技击及我国旧有各种武艺”^[23], “国术的名词,是民国十七年特定的,表示是由国家所提倡,为中国所固有······与国家民族之兴衰存亡, 有重大之关系。”^[24] 这些观点都是在述说国术的 “国性”所在,即 “唯我独有”的中国特性。由此可见,国术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营造全新的中国传统体育话语,从而达到与 “洋体育” “旧体育”的区分。

纵观中国近代史, “国术”的出现实则是近代中国士人有意识地想疏离于 “野蛮落后”的中国而采取的一种求新措施,其体现出一种割舍不掉过去的传统,却又向往崭新未来的纠结。特别是在西学的冲击下,国术想要通过坚持不变的立场而追求变化的发展,即 “在传统之外变”,从而改造出一种中国式体育,实现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发展。

3.3 国术的国家转向

民国时期武术之所以会被冠以 “国术”而流行开来,与当时的国粹主义的兴起不无关系。张之洞在 《创立存古学堂折》提出国粹是 “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25]。按照这种定义,从 “本国最为精美擅长” “技能” 等方面考察,中国武术当之无愧属于国粹。张之江在 《敬告全国同胞同志》一文中提到 “国术一道,为我国固有国粹”^[26],谢强公在提出解决体育的方法时认为, “应推国粹的体育式······有意识之尊崇真国粹, 即提倡中国式之武术是也”^[27],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心目中,武术是属于国粹范畴的。

国术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国粹主义的表现,也寄托着国人的强国强种梦。基于此种观点,当时有人认为 “国府有鉴于民族衰弱,国势日危。欲挽救颓风,非提倡中国固有武术不足以恢复道德、复兴民族。”^[28] 中央国术馆打出 “自强强国,御辱图存”的口号,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等武术团体打出了 “培养尚武精神、强国强种”等口号,特别是精武体育会的 “唤起国人尚武精神,改铸国人体魄”宗旨,甚是鼓舞人心。张之江认为发展国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与张之江出身军队将领的身份不无关系,他认为国术能强健身体、锻炼拳脚,可以达到武化全国人民的目的,为国家做 “盐梅之用,以备干城之选”。中央国术馆最初制定的国术国考的荣誉称号是 “国士” “壮士” “勇士”, 亦饱含着为国冲锋、为国牺牲的激励之义。

随着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当时的武术精英甚至认为国术还是实现 “三民主义”的重要工具。张之江认为 “三民主义”中民权的根本是自强,只有国家自强、人民自强才能实现民权。当时人们坚信 “惟国术能增民力”,如蒋介石指出, “民族图存,必以武力为后盾;而武力之短兵相接冲锋格斗,国术往往能操胜算······研究国术, 亦为救国要途。”^[22] 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提出国术与 “我们中华民国国防有极密切的关系。”^[19] 李景林也一再强调国术的家国情怀,认为国术比赛胜负是其次,主要 “是为民族争光荣。”^[29] 以国术为代表的近代中国体育逐渐呈现出民族体育的一系列特征,即 “由国家管理,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培养尚武及民族精神与自卫卫国能力为目的。”某些口号的提出将国术与国家命运紧紧关联,国术转化为一种国家力量而被推至大众内心。对于国家而言,可以借助国术的国家指向,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增加民族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

4 结语

站在西方中心的视野格局中,近代中国传统体育变革是一种积极寻求与西方体育对话的过程。以国术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体育的近代变革,是费正清笔下的 “西潮冲击—中国反应”的生动实例, 面对义和团对拳术的巫化,面对中国传统军事的败退,面对西方体育强势话语权的挤压,国术运动在中西、新旧文化的对抗中挣扎前进,逐步向现代体育靠拢,为今后现代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