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新媒体的产生和介入,对整个教育系统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学校体育教育外在形象的整体样态发生了系统性变革,这一情况在关于体育教师的舆论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有学者研究显示,对体育教师形象的报道正呈现出正面和负面两方面趋势^[1]。特别是负面的报道让体育教师这个群体,正承受着许多来自行业内外的偏见^[2]。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和新闻报道的梳理发现,媒体对体育教师负面报道高达30.6%,这也直接引发了社会舆论强烈的关注,导致社会对体育教师 “贴标签”,以致污名化。体育教师身份被污名化的现象不是单纯的体育教师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还涉及社会、家庭、学校之间的话语空间生成。那么,体育教师遭遇污名化的根源是什么?

从学理研究角度来看,有关污名化研究的领域和主题众多,主要集中于被污名主体及其原因探究方面,对于体育教师污名化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如徐正旭、龚正伟认为是多种因素(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伦理道德等)共同导致体育教师污名化出现^[3]。方曙光也认为是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使体育教师背上 “暴力” “好色”的污名^[4]。我国著名体育学者卢元镇曾撰文 《体育老师岂能污名》为体育教师发声,呼吁社会正确、公平地去看待体育教师职业,消除对体育教师的偏见和歧视。本研究以新闻媒体中有关体育教师的报道或消息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体育教师污名化的成因及影响, 以此提出 “祛污”之策,以期达到重树体育教师媒介形象的目的。

1 污名化:体育教师群体性遭遇之现状

污名化的实质是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低劣性的评判, 其带有严重的歧视和偏见^[5]。污名的实施者们总是以道德来绑架被污名者,以此使得他们生成污名化的道德标签。 “贴标签”是污名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网络化的今天,为某个群体 “贴标签”已成为一种倾向,而学校教育也难逃于此,甚至愈演愈烈,体育教师也自然在所难免。为了使研究对象更加清晰和适于分析,通过对体育教师污名事件的信息进行搜索,列举了近年来较受社会关注的体育教师被污名化事件(表1)。体育教师被污名化主要表现为道德形象、专业身份、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4个方面。

1.1 破坏性评议损伤了体育教师的道德形象

曾几何时,体育教师在人们心中是 “健康” “帅气”“阳光”“坚强”“勇为”的代名词。如被网友称为 “最牛体育教师”的云南白汉场中心小学体育教师毕首金从教30余年,通过对废品的改造和加工,自制了8000多件体育教学用具, 其中36种还申请了发明专利。其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受到社会的好评。类似这样的新闻报道无疑对构建体育教师正面、积极的媒介形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无形中强化和树立了体育教师正面的道德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给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注入新动力。然而,一旦有个别体育教师发生越轨行为,就被公众冠以 “败类”等污名化的名称,媒体也 “添油加醋”,用标新立异、尖酸刻薄的字眼和标题,扭曲事实,将个别害群之马的行径扩展到整个体育教师群体身上,破坏体育教师的集体道德形象。污名化的过程是一个逐渐扭转人的正常观念的过程,破坏性评议在此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一般来说,人们对一个群体整体印象的形成是较为复杂的,其中,社会认同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如很多人并没有看见过农民工的行为失范或者动作越轨,然而当舆论评议出现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形成对农民工的道德认知。显然,这是有失公允的,误导了群众对农民工的整体认知和了解。当前,体育教师也遭遇着类似的境况。

1.2 负面性型塑破坏了体育教师的专业身份

体育教师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正是网络媒介对其的负面传播。我国多数新闻媒体属于企业性质,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点击量,有些媒体不惜违背道德和职业操守,有意识强化或刻画体育教师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文化基础差”的形象^[6]。而随着媒介消费主义的盛行,受众乐于在新闻媒介中寻得快感和刺激。在舆论传播背景下,一些常见的教育教学理念、育人目标、课程模式等遭遇抵制和抨击,其中很多抨击并不是公正和理性的,而是一种带有个人感性色彩的行为。如体育教师为提升学生专项技术水平进行 “手把手”式教学,在某些媒体那里就生成了 “体育教师性骚扰”“体育教师好色”等负面评语,进而引发对体育教师的负面评价: “这样的体育老师道德败坏”“这样的体育教师误人子弟”等等。值得深思的是,大多数人往往只是关注了信息的表层, 便参与到群体评议中,众多评议的理性与道义缺失影响了体育教师身份的合法性。

1.3 强制性施压误导了体育教师的自我认同

受社会压力的影响,焦虑不安成为当下社会人的普遍性情绪,这时通过对某些群体实施污名化以缓释精神压力、宣泄情绪成为某些人的选择,而这对于被污名化的群体来讲,已经演变为一种强制性的道义施压。如自称弱者的学生、家长及社会支持性舆论认为:体育教师是强者,理应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不是以弱者身份面对学生和家长。体育教师的行为一旦受到指责, “体育老师太不像话”“都是体育老师的错” “体育老师素质低”等贬损性话语便随之而来。本来是个别体育教师的行为失范,却往往被放大到整个体育教师群体。舆论强制性施压使得体育教师群体集体失声和不知所措,甚至误导体育教师群体的身份认同。正如有学者所言,体育教师之所以是整个教育领域的弱势群体,是因为不平等的观念和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引发了教师间的认知隔膜和肢体区隔^[7]。

1.4 结构性偏见恶化了体育教师的社会认同

应该认识到,当前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参差不齐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当个别体育教师体罚、辱骂、殴打学生等负面报道出现时,体育教师群体便遭遇来自社会的大面积的负面评议,甚至是跟风盲从性的评价。当前,我国教育行业, 如高考、择校、就业等领域,一旦出现违法违规行为,总会引发公众的焦虑,进而引发对整个教育行业的污名化。虽然其中的多数人是无意识的,但正是这种 “集体无意识”,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如果发生判断偏差就会加剧对个体的结构性偏见,学校体育亦是如此。例如,2012年江苏某学校一男生跑步突发昏厥猝死,一时间多家新闻媒体跟风报道,更有媒体用偏激字眼报道此事件,从而引发了社会、家长以及学生对跑步的恐惧,一些家长更是极端地拒绝孩子再进行跑步活动,甚至有些学校也直接取消了体育课的长跑项目,这不仅加深了大众对学校体育的质疑,也加深了对体育教师的误解。在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的背景下,以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为核心使命的体育教师遭遇到了诸多不公正的评价。而这种质疑和偏见,使体育教师 “畏手畏脚” “谨小慎微”地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影响了其社会认同。

2 从 “污名”到 “泛污名化”:体育教师污名化的解释路径

“污名”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主要是指社会底层的奴隶或罪犯身体上的一种印记或标志,表明其低下的身份和不良名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 “污名”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他认为: “污名是一种社会特征,该特征使其拥有者在日常交往和社会互动中身份、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受损。”污名化主要是 “身份受损”。被污名化的个体身份被贬低, 遭到其他群体的排斥^[8]。之后,Patrick Corrigan等学者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化。Corrigan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了污名化概念,他认为污名应该包括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9]。Bruce G.Link等人从污名的构成要素上将其分为标识差异、不良印象、主体性丧失和社会歧视^[10]。众多学者对污名概念的研究使其不断丰富和发展。

当前学界对污名化的研究较为丰富,其表征范围不断扩大。譬如农民工、精神病患者、女博士、留守儿童等都是被污名化的群体。正是在这种 “受损”的身份符号之下,被污名者在社会中其身份、信誉与价值等都会遭受歧视和排斥。对于体育教师群体而言,这种污名化已然表明社会群体对于体育教师的总体感知,并形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方面,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一样,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明精神的塑造者,是体育教育的耕耘者^[11]。处于道德上的制高点,应该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因而体育教师的任何言行或道德事件都会受到关注和监督,其原因在于体育教师理应为人师表。另一方面,相对于家庭、社会而言,体育教师一般被认为处于 “强势地位”,因为学生体质达标与身体健康与否取决于体育教师的工作,家长与社会对学生身体健康的期望寄托在体育教师身上,这种 “精神光环”迫使体育教师承载着神圣的责任与使命。基于这两个判断,建构起了体育教师的 “美好形象”,而越是这样,体育教师就越容易遭受道义的冲击和现实的挑战。

一方面,体育教师所遭受的 “污名”具有污名化的一般特征。一般来讲,即任何个人或群体均存在遭遇污名的社会风险,而不再局限于特定人群。从这个角度来看,体育教师所遭受的污名仅仅是一个社会群体遭受污名的正常现象。而另一方面,体育教师所遭受的 “污名”正呈现出 “泛污名化”的特征,即从个体的或少数体育教师推及更多的体育教师甚至整个职业群体。近年来,一些媒体为了博人眼球,使用一些艺术化、网络化等手段矮化、丑化体育教师形象,一些所谓 “专家” “嘉宾”也往往质疑和调侃体育教师工作。当教育的外延从学校体育不断扩展后,社会舆论也将某些个案加以夸张放大,在放大个别污点的同时指斥整个体育教师队伍 “素质低下”。笔者曾就这一现象与很多体育教师进行交流,他们表示:这种 “丑化”体育教师的行为,加重了体育教师的精神压力。这种一般意义的 “污名” 实际上突出表明体育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在社会转型期遭遇着信任危机,实际上也是一种带有社会性、群体性的 “信任风险”。虽然舆论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然而将这些个别化的污点扩展到体育教师群体的社会现象,正呈现出与传统的尊师重教风气不相适应的特征,最终受害的不仅是体育教师,学生也将难以在被污名化的体育教师的引导下健康成长,家长、社会等均将受此影响。

3 祛除污名化:体育教师身份认同之策略

体育教师的身份主要依靠其在履行体育教育职责时,与其他体育教育主体的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确立和演绎^[13]。污名化之痛说到底就是一种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的困境。在 “污名” 的身份笼罩之下,何以重塑自身发展的道德形象,树立为人师表的道德尊严,是众多体育教师亟待解决的课题。即便是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 在 “重文轻武”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在 “唯分数论”压力下体育课沦为 “副科”的窘境中,体育教师难以生成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合理化解释。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行为、专业、关系3个方面来帮助体育教师确立身份认同以满足社会对体育教师身份的期待。

3.1 行为自律是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重要前提

体育教师之所以被污名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个别教师存在言行失范现象。因此,走出污名化困境的关键在于体育教师自身。 “个体的借鉴转变将会提高社会各界对个体的认同程度,从而影响对个体所属群体的认同度。”^[14] “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等师德师风要求让我们认识到,体育教师群体的行为自律将成为解决污名化问题的基础性路径。但昭伟曾撰文呼吁,应该解除教师身上的传统道德枷锁。他认为 “教师不应该去背负高规格的道德要求,而是和普通人一样接受同一套道德规范的约束。”从这个角度出发,科学而合理的价值观对于体育教师形成专业化的价值判断、科学化的专业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 这种价值观引导着体育教师行为的生成。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只有不断强化学校体育课程改革,重视广大学生身体健康教育,进而提升体育教师的社会存在感和话语权,并以此约束和规范体育教师的行为,才能在新时代的学校体育教育结构中建构起体育教师的独特身份。

3.2 专业自觉是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核心要旨

杜威于1935年在 《教师和他的世界》中认为:报纸和无线电是灌输群众偏见的两种最有力的手段,并由此呼吁学校的一大任务就是培养免疫性,使不受到其影响。学校所承载的这一使命更需要体育教师主动构建起专业自觉,生成对体育教师身份的专业化自觉,而这一过程所建构起的专业自觉正是维系体育教师长期执教的核心要旨。体育教师肩负着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课程实施的双重使命^[15]。由此可见,体育教师社会责任重大。然而体育教师并未获得与其他学科教师的相同回报。“同工不同酬”“体育课由其他老师代上”等情况时有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体育教师职业专业性的缺失^[16]。对于体育教育而言, 体育教师所承担的专业使命更加明确而具体,体育教师如何认识这一使命折射出的是体育教师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我们不应因为体育教师遭遇了污名化而遮蔽了体育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特征,相反体育教师应更积极地关注自身专业。祛除体育教师专业的污名,并非要重建体育教师专业的 “崇高”,而是要维护体育教师群体的 “纯净”, 即在全社会建构起体育教师身份的社会声誉。

3.3 关系自为是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基础路径

媒体舆论对于体育教师的污名化已越演越烈。如果不加以遏制,势必造成体育教师群体的 “信心塌陷”,加剧体育教师与社会紧张程度,甚至会导致人们对整个学校体育教育丧失信心。应当看到,很多媒体在解构与阐释体育教师行为的过程中,通过 “以点带面”、制造噱头、夸大其词等有失公允的言论对体育教师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作为被解构对象的体育教师则因话语权缺失而被迫 “沉默”,甚至呈现被边缘化的趋向。当负面信息 “霸占”了公共空间时,体育教师理应予以及时而有效的回应,切实维护体育教师在舆论中应有的主体地位。随着全民健身的深入开展和社会对学校体育的日益重视,体育教师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使命和教育职责,这也迫切需要体育教师努力与各方构建良好关系,从而为自身的身份认同创造条件。首先,体育教师要建立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 “信任” 是维系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体育教师专业化的一种表现^[16]。其次,体育教师要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顾渊彦认为 “社区体育的发展需要体育教师的参与”。体育教师应抓住这一机遇, 主动参与到社区的全民健身活动中去,组织宣传、指导全民健身运动,发挥专业和技能积极回报社会,并在此过程中,收获媒体和舆论的正面评价,以实际行动扭转社会偏见, 获得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