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技形态的层面讲,马保国与王庆民的比武具有特殊性,王庆民主练拳击,马保国主练太极,两人的比武属于跨界格斗。跨界格斗背离了体育精神,它不会引起现代社会中职业体育人的兴趣,反而会令人不安。但是,中国的传统武术界一度风行跨界格斗,其缘由并不复杂。当下的很多传统武术习练者并不认可武术的体育属性, 而更看好其复合的文化属性,因此,他们始终不太排斥跨界格斗,并将其看作是对传统武术价值的验证方式。中国是武术大国,传统武术本身就流派众多,彼此间的切磋便自带有几分跨界格斗的基因。中国民间一直有看热闹的习惯,而跨界格斗天然带有满足人好奇心的元素。中国传统武术家热衷此道,亦在情理之中。跨界格斗可以帮助传统武术衍生出艺术家人格、娱乐家人格以及体育家人格,这便在客观上为传统武者提供了一种更为宽泛的展示职业维度的机会。信息时代到来后,跨界格斗更是得到了未曾受过西方体育思想严格训练的普通中国民众的喜爱,并由此呈现出初级市场化的格局。

1 跨界格斗是喜剧而非悲剧

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武术逐渐走出了江湖世界,民国政府及新中国的相关部门都分别对其实施过疏导、改造、扶植与管控。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武术的管理出现了新动向,强化了武者的自主性,传统武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散发出多维度的活力。尽管民间比武事件不尽如人意,但也可视作传统武术活力的另类证明,自有其民间性与娱乐性价值。包括马王比武在内的民间格斗发生后,中国的专业人士与民间人士都发表过各自的意见, 有关部门也发声甚至着手干预。

国家体育总局就发出 《倡议书》,建议相关部门不要举办民间徒手格斗比赛,同时也不再允许从业者自封 “大师” “掌门人”等名号。消息一出,立即就有了不同意见。其实,简单禁绝民间比武格斗未必合理,理由有三:其一,当政府无法设立岗位或专项资金保障所有武者的生活之时,武者的文化自救、身份自救、生计自救之路就不会终止;其二,中国古代的武者尚且有打把势卖艺的权利,当今武者也不应失去这样的生存权;其三, 欧美发达国家的拳击以及后起的MMA之类的比赛都经历过一个打野拳的阶段, 随后才步入高度契约化、法治化、职业化的时代。中国传统武术习练者的比武其实也是一种自谋生路的市场化实验,因此不应将比武视作绝对的非常行为。

一刀切式的禁绝比武虽说可以遏制大撒把式的比武狂潮,却非彻底解决中国武林生态问题的最佳策略。往小里说,禁绝比武很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否定了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转型的合法性;往大里说,则造成了中国格斗类赛事发展的艰难现状。政府、社群及其他组织应当给中国武者群体中的任何成员以合法生存的机遇。退一步讲,包括武战派、文战派、复合派人士在内的中国当代武林人士的生存状况并不如意。马保国已近70岁高龄,尚需奔赴擂台打格斗赛;王占海也在52岁时接到了61岁的兰州大伟的挑战;太极雷雷也已46岁,也仍需与各种武者打擂台赛。说得直白一点,当下中国传统武林中的活跃人士几乎以中老年人为主体,他们不仅要自我宣传,还要亲自奔赴擂台,拼力格斗,这种场面虽展示出中国武术界长者为尊的理念,却在整体上背离了带有进化论意义的体育精神,也违反了中国民间人士所捍卫的拳打少壮的精神。关于这一点,普通人士也看得很清楚,但是,马保国等却几乎别无选择。

假如此时完全禁绝民间比武,则会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传统武术从业者失去生活保障,同时也会使得民间武技爱好者的技术活力降低,最终导致传统武术的全面危机。当然,就目前的比武潮流而言,相关部门出台的规则中禁止私斗的成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文化市场化多元、高速发展的当下,完全禁绝民间性比武活动依然不具有完全的合理性。正因如此,体育总局随后也发出补充性声明,认为完全禁止民间比武其实存在难度。笔者认为,赛事主管部门理应对此类赛事有所关注,但不应因噎废食。具体而言,马王比武或许不尽完善,但那至少是一种积极的尝试、探索或一种古老职业现代性转型的试错行为,完全禁绝此类比武不会助力传统武术彻底完成现代化转型。其实,这里反映了体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和民间需求的错位,这种错位的核心点在于人们对传统武术本体属性的理解差异。

马王比武的主办单位是山东金鼎智达武术健身俱乐部,这家俱乐部不仅制造了马保国事件, 也直接或间接地缔造出一系列有关中国传统武术的议题。该俱乐部就此成为检验中国传统武术本质的实验主体,和将传统武术本体展示给大众的实体性媒介。可以认为,该俱乐部及其所主办的这场比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道理十分简单, 如果缺失了商业力量的介入,中国传统武术的诸多问题便不会暴露出来,中国传统武术的现代性转型或许会化为乌有。

从传统武术艰难的现代性转型可以看出,传统武术在遇到强力部门干预的情况下,其回归到艺术、审美与娱乐领域的可能性更大。2020年10月25日,功守道小旋风吴迪在自己的抖音视频中说: “前两天我点了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那个兰州拉面拳击大伟,还有一个50多岁的邓勇,还有那个小阿狗,他们三个人联合拍了一部小电影,今天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剧情,如果大家说,感觉他们拍得还不错的情况下,给他们点点赞。”^[1] 从视频中展示的片花来看,演员们演得并不专业,但既然公开的比武遭到禁绝,那武者就只能拍摄自己所理解、掌控与示范的武林故事了。其实,类似情况说明,中国传统武术的体育化转型再度遭遇难题。于是,一种现象顿时呈现,传统武术经过了艰难的尝试,最终也难以成为纯粹的体育项目,它更像是一种单独文化的复合体,而远离人所共知的体育领域。其实,人类社会中总会有这样的现象,越是远离现代文明的领域,越保有自身的文化纯洁度。中国的武林就是如此,民间接受者心目中的传统武术带有天然的复合性,体育主管部门对它的认定权域却仅仅在于其体育性的部分,于是,人们对传统武术的错位性认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从终极的角度看,传统武术的体育性转型非但困难重重,且蕴含着无法完成之可能性。其实,这里可以看出另外一种景观,中国武术可以独立于世界体育范畴之外而存在。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武术的独立性要远远大于其对现代体育体系的融入性。于是,中国传统武术独立与非独立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而最能说明两者差异的仍是各种各样的跨界格斗赛事。

2 跨界格斗的人类学意义

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武术与生俱来就具备了大量的跨界格斗的基因,其与竞技体育的血缘关系要更为遥远。这里可以举出一些与竞技体育相反的证据。从2017年起,中国武林的跨界格斗开始大量出现,并蔚然成风,其在中国民间赢得了特定人群的喝彩之后,却引发了专业人士的担忧。其实,跨界格斗满足的是人的好奇心,其在中国和西方社会中一度广泛存在,但是,当精细化的法治时代到来后,西方社会中的跨界格斗就消亡了。西方现代社会中的跨界格斗很难成为一种公然的、普遍的、全民认知的行为,从而无法形成类似中国这样的广阔市场。倾心于武术体育化的人士还在试图将武术纳入体育序列,但是,人们同样可以看到,现代体育与跨界格斗已然不可能兼容。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的传统武术几乎和竞技体育存在于迥异的领域,并沿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发展。

就中国武林的情况而言,跨界格斗带有很强的娱乐性,其所缺失的是体育性。中国式跨界格斗娱乐性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谐谑精神与喜剧品格,与此同时,它还是一种在巨大幽默感驱使下的逻辑假设行为,正因如此,它会很轻易地颠覆掉现代体育的本体价值观。仅从一般的日常现象中就可获知,当下的中国人很喜欢观看、热议、推演这种跨界格斗,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动因还在于中国传统武术的深层理念是一种教化、信仰乃至本土性的准宗教实体,其与现代性的体育精神无以完全兼容。从学理上讲,马王比武就带有跨界格斗的特质。比赛之前,几家媒体还在炒作王庆民的自由搏击者身份,虽然赛后王庆民本人直言自己练的是传统武术,但未必符合事实。传统武术的技击是裸拳格斗,不带拳套及其他护具,而王庆民在比赛中一直带着厚重的拳套,马保国却戴着分指手套,这样的装束差异不仅预示着赛事本身的不公平性,还会制造出一种只有跨界格斗才有的滑稽效果。如此场面也在另一个层面反证了中国武术的非体育性特质。跨界格斗引发了体育界人士的反对,搏击教练杨光就对跨界格斗十分反感, “我们也要正确地认识竞技体育与传统武术文化。如果金庸笔下的点穴与轻功真实存在,那么我们奥运会的拳击、摔跤、柔道和跳高、跳远等金牌早就揣入囊中了,对吗? 我们所有的竞技比武都源于公平,不要在这里兴风作浪,女挑男、弱挑强、老挑少,这些都是闹剧,请大家正视体育。······ 做好自己的事情,为中国武术中国体育尽一份力量,如果你真的有能力走上擂台,像张伟丽一样,拿一份儿金腰带回来,用事实说话,用冠军说话,好吗?”^[2] 杨光显然是站在了体育本位的立场上发声,其所捍卫的仅仅是竞技体育的纯洁性。然而,跨界格斗的文化性显然要比体育性更复杂,也更值得关注。跨界格斗符合逻辑学无限度假设的基本要义,但仍需指出,其仅仅符合娱乐精神,却不符合体育精神,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跨界格斗满足的是人的好奇心,而无法实现科学界所倡导的精确推论目的。从本质上说,跨界格斗是一种高于人类初始性意志的行为,而体育比赛却始终维持着人类的初始性动机。跨界格斗追求的是一种不公平中的公平性,而体育比赛追求的是绝对公平性。跨界格斗带有明显的性别盲区、年龄盲区以及竞赛规则的错位性盲区,而体育比赛则会完全消弭掉这些盲区,追求一种高度公平、公正、公开的竞技语境。正因如此,从现代体育学的角度看,跨界格斗是一种游离出现代体育逻辑轨迹的假设性命题。

从广义认知学的角度看,跨界格斗源于人类自然进化的诸多不可知层面,它几乎是一种人与自然竞争性关系之总和。从本质上说,人类在自然进化过程中一直无法摆脱与自然物象的多维度联系,其中有竞争性、对抗性、对立性的一面, 亦有互惠性、互利性、互助性的一面。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竞争性关系都带有跨界竞争的特性。先说人与动物以及人与同类之间直接或间接、温和或极端的竞争关系。为进化论所限定,人类仍有食肉之习性,且是这个世界上最具竞争性、侵入性与占有欲的物种,人类的个体或特殊环境下的群体仍旧有可能再度进入一种极端之境,那时蛰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低级欲望仍有可能得以释放。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智慧生物,人类至今仍未进化出食用同类之习性。绝大多数的国家、民族、部落都将食同类当做一种绝对的禁忌,除却极端环境,人们也会自动遵守这种规则。这里有一种动物学的自然禁忌的动因,同时也蕴含有人类的文明性元素,高度文明化的禁忌规则为人类世界中的跨界格斗预设了极大的空间。既然人与人之间不会大规模、永久性地发生残忍事件,那就意味着会出现一种节外生枝的情况,这其中就包括跨界竞争乃至跨界格斗现象。

赞同跨界格斗的人士也许还会列举出人类社会中诸多跨界竞争现象。在此意义上说,人类吃饭的行为(如进食肉类、谷物、水果等)就是最原始的跨界竞争行为,其中不乏跨界格斗的成分。当然,人类吃水果带有非常明确的互惠性。比如人类吃完桃子,却将桃核播撒给大地,在客观上完成了为桃子传宗接代的任务,人类吃桃子的全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他们之间建立互惠关系的行为。换句话说,人类吃桃子、吐桃核或留下桃核的动作中蕴含着延续了数百万年的生物之间的生存关系,也折射出动物与植物的本质联系方式,各种生命体在此语境中完成了与自然的互惠交易,它也再度证明了自然世界中超越竞争关系的高度和谐性。其实,人类和自然的冲突仅限于其与极少数动物之间。人类仍是食肉动物,这便使得人类无法完全摆脱人和动物的竞争关系。现代养殖业已经使得人类的吃肉行为高度文明化, 但是人类毕竟每天都要吃掉大量的动物,肉类加工也已形成产业链,而其背后则是一种跨界竞争的大课题。无以否认,体育范围内的跨界格斗以非初级本能性的争斗为前提,其中包括为争夺配偶、领地、水源而战的行为。

跨界格斗的话语中几乎蕴含了一种看似永无尽头的解析性话题。仍以中国为例。中国文化圈中尽管一直流行 “鸡不和狗斗” “男不和女斗” 之类的谚语,但由于环境的变迁,上述情况已非恒常之态,高度拥挤化的生存空间制造出了一些异化的场景,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的原始属性都在改变,许多原本不应该出现的跨界格斗现象终于出现。在失去了自然规则的条件下,动物界的跨界格斗现象也纷纷呈现。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鸡犬格斗、鸡鸭大战之类的跨界格斗现象,那里展示出一种生存环境恶化后的窘迫现象,令人担忧。从总体的情况看,自然界中的跨界格斗仍非常态,它只能反映自然物种本身的过度拥挤状态,以及由此造就出来的生活形态的异化迹象。其实,这也便是人类社会中跨界格斗的生发主源。

人类社会中的跨界格斗现象彰显出人类与万物关系的新界面。毋庸讳言,跨界格斗不可能成为一种竞技体育,但是,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已经变更,生物的跨界竞争现象亦非个例,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某个角落,中国的武林就是这样一种实验热区。于是,当中国武林的跨界格斗被排挤出现代体育之后,却最终在娱乐业中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所。往远里讲,人类社会中一直有跨界格斗的传统,却始终离不开娱乐的范畴,古罗马竞技场中的狮虎斗、人兽斗皆如此, 它展示出人类早年无法摆脱自然界中偶然性因素钳制的境况,正因如此,跨界格斗在现代体育界中并不存在,而在娱乐界中具有恒常性。

中国人也未能完全摆脱对人兽格斗之类事项的迷恋。真实的情况则显得非常复杂。在非动物保护时代,人兽格斗中的人往往代表着人类的意志、精神与能力,那些能够战胜兽类的人往往会受到膜拜。跨界格斗原本仅仅是人类的一种假设性议题,它并非自然生活中的常态,但是,人类有一种超越一切生物的好奇心,受其驱使,人类的行为动机更容易滑向极端状态。于是,人们也更情愿接受极端事件,并勇于实践。其中的理由很简单,人们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出现,这也是人类社会中的神话、传说甚至一些宗教故事滋生的心理动因。

根据笔者的记忆以及近期的采访可推知,中国传统的习武者并无十分明确的关于体重、规则、体能分配之类的概念,他们更乐意相信以轻打重、以弱胜强、以小搏大甚至以女胜男之类的游戏、理念与传说。中国的民间搏击大赛也极为乐意策划一些性别大战,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带有这样的基因。在此意义上考量马王比武就会觉得十分自然,也十分平常。不仅如此, 人们还会推演出一种全新的结论,与王庆民比武时的马保国已经是一位68岁的老者,而王庆民本人也已经50岁,那马保国为何还要与王庆民格斗,而且不惜背负跨界格斗的 “原罪” 十字架?

从人性的角度看,马保国参赛仅仅是为了金钱、名誉。与马保国境遇相似的雷雷对此有过解读。 “近日,雷雷又对马保国的经济状况给予了讽刺。雷雷表示,马保国喜欢当老师,曾经又是教外国人学拳的,还打过英国拳王,潜意识当中别人会认为马保国赚了不少钱。实际上,马保国在上海的房子都很拮据,更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攒下的30万,开武馆全都赔进去了。这样一个70岁老头,执着于自己的家传武术,这能骗谁呢?”^[3] 然而,应当正视马保国的价值诉求,马保国其实一直背负着一种坚定的娱乐精神,而跨界格斗的本体价值只能体现在娱乐精神层面。

3 跨界格斗对现代体育精神的背离

现代社会已经开始高度依赖机械生产,人类由此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光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动能、技术与极限状态。从意志抗争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民族、地区或国家的武者都无法忽略身体格斗的基本问题。其实,中国传统武术能不能打?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伪命题, 回应也并不困难。

中国传统武术并不神秘,这里不妨将泰拳、拳击以及MMA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参照系, 职业的泰拳、拳击以及MMA练习者每天大约有4到8小时的训练量,而其训练的落实性空间仅仅是平坦地面,训练的终极模式也是永恒的一对一格斗技巧;相反,一位传统武术家,每天习练的套路数量繁多,他们用于习练对打套路的时间原本就很少,而很多传统武术的习练者终生都不会参与毫无表演性的实战课程。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武术是一种独立发展的身体语汇,它虽然以抗争为主体,但有其自然性、决然性和自设性语境与前提。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武术家一旦面对泰拳、拳击以及MMA选手,必然会感到不适。不仅如此,中国的传统武术家甚至终其一生也不会花费一秒钟时间来考量擂台空间问题,于是他们一旦跨入陌生的擂台空间与其他武技选手对垒,胜负就完全可以计算出来。其实,让传统武术家去参与外域规则体系下的一对一格斗本身就充满了滑稽性,其对传统武术家来说是一种高风险性的跨界比赛,而对任何一位自由搏击、 MMA习练者来说,这并非跨界格斗,而是自然格斗,这便是两者的最大区别。如果以现代体育的标准来衡量,跨界格斗比赛具有反体育、反道德、反公平、反人类本性的特质,它仅仅具有娱乐价值,毫无体育学价值。2020年11月,泰森复出迎战小罗伊琼斯,当人们问到泰森是否愿意到中国参加跨界格斗赛时,泰森直言,他对拳击心存敬意,其言外之意是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跨界格斗。这里可以看出,职业拳击家对跨界格斗极为反感,甚至也可以从相反的路径认为,泰森对参加他所不熟悉的跨界格斗同样恐惧。马保国已然是跨界格斗的牺牲品,此番论述或可为马保国的脆败做出学理性解释。

跨界格斗并非一种中国特产,其他国家的好事者虽然也组织过形式各异的跨界比赛,但所受欢迎程度有限,而中国则不然。中国举办的跨界比赛往往比正赛还像正赛,且以河南卫视的名牌格斗节目 《武林风》为例。 《武林风》组织过无数场大大小小的跨界格斗比赛,却极少有中国人认为这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然而,跨界格斗的确严重玷污了体育精神,它使得人类进化的纯正性秩序遭到解构,而探究中国人热衷于跨界格斗的群体心理后则可以发现其中的隐情。就西方体育体系来说,跨界格斗是古罗马竞技场文化系统中的经典项目,与雅典体育绝对的人与人之间的竞技完全不同,跨界格斗双方始终处于一种高度对立状态。古罗马的 “竞技场”正统的汉语译名应该是 “斗兽场”,其承担有三种功能,其一, 举办竞技、比赛、歌舞和阅兵活动。其二,举行人与人角斗表演。其三,举行人与野兽的角斗表演,特别是人与狮、虎、狼、犬、蟒等攻击性动物的角斗。然而,现代奥运会并未复苏古罗马竞技,原因就在于古罗马竞技整体呈现出一种超越物种壁垒的假设性主题。如果说鼓励人与人的无限制格斗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那么,鼓励人与野兽的格斗则还会同时背离 “兽道主义”,因为在自然界中人与狮、虎、熊、豹之类的猛兽都存在一种彼此规避现象,猛兽与人类在千百年的时间内一直都在最大化地寻求回避策略。

现代体育显然走向了跨界格斗的反面,蹚出了另外一条人与人之间进行身体竞争的道路。以顾拜旦为代表的现代奥林匹克体育人抛弃了古罗马竞技原则与形态,原因就在于人兽格斗背离了同类竞技的规则体系,从而失去了后世所认同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现代性原则。如此推衍下来,《武林风》所热衷的跨界格斗行为同样有背离现代性原则的意味,其对现代体育精神的背叛、抛弃与否定已成事实。马王比武作为一种弱化了的跨界格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非现代性属性。

毋庸置疑,马保国事件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马保国事件数月后,已有人士开始思考中国武术优劣的终极性问题。“老倪广播站”于2020年10月10日在抖音发布视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武术逊色于欧洲武术,并推演出了中国武术无实战力的终极结果, “很多时候反而是战斗力不强的部队更容易诞生高超的武功, 道理很简单,武器不行,兵法不行,就拿人拼呗! 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国人并没有建立起中华武术不切实际的自信,只是到了清末民初,我们被洋枪洋炮打得还不了手,备受欺凌。这个时候,一些爱国的文学家就通过夸张甚至虚构的方式塑造了许多英勇的爱国武术家形象,在振奋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使得中华武术的迷信生根发芽。”^[4] 中国武术至今都无法摆脱其复合性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依照中国儒巫合一文化的老规矩,老倪所阐释的是一种禁忌,或者说是一种禁忌学的内容,但在追求真实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学术本身的纯洁性方面,老倪道出了一种基本的事实。不仅如此,老倪还将视野引向浩大的欧洲格斗术领域。 “我们先看一下古希腊。公元前648年之前,赛马、标枪、摔跤、拳击、混斗等军武项目陆续被列为了古奥运正式比赛项目,并由此诞生了最早的专业格斗运动员和教练员。标枪细化到了投远和投准两个比赛项目。摔跤比赛还相对安全,拳击和混斗规则就开放到残暴了,在基本无护具的情况下,打到一方认输或昏迷为止。此时是中国的春秋早期,我们还根本不会骑马,兵器演练尚处于武舞不分的阶段,虽然有齐桓公春秋角试的记载,但是并没有持续, 而古奥运的格斗比赛却绵延了上千年呀! 我们再看古罗马。从公元前264年开始一直到西罗马帝国覆灭,罗马角斗士制度历时700多年,其搏击对抗已经升级为更加残酷野蛮也更加接近实战的兵器格斗,角斗士拥有了专门的职业格斗训练营,这个阶段对应的是我国的秦、两汉和两晋时期,大家看看这个阶段我国的名将啊,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陈汤、典韦、许褚、关羽、张飞、赵云等等,除了项羽,其他人都没有武术训练的记载。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战争杀伤力或来自天赋异禀,或来自行伍当中的慢慢积累,和罗马角斗士的专业训练程度相比,相去甚远。”^[5]

其实,从各种角度看,中国人始终认同武术自身的完整性,很少有人去关心其与古希腊拳击、摔跤、混斗以及古罗马角斗士的关系。中国人所理解的完整的武术既包含格斗术,也包含人的身体中自然散发出来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人们说起武术,其约定俗成的指向只能是武艺,它是一种优雅的具有象征性意味的身体语汇体系, 其中仅仅包含了仪式性的身体对抗形态,而不包括过度野蛮、原始且充满极限意味的身体对抗形态。面对错位性的格斗结果,人们总会看到一些貌似无解的语汇。老倪在 《中华武术曾经强过吗?》的抖音视频中便对中国传统武术有过怀疑, “阿Q名言:‘我们家先前比你们阔多了。’于是我们大家一拥齐上,口诛笔伐。······可是,在气势汹汹批判声背后,我们却从来没有对阿Q他们家曾经阔过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正如那些传统武术拥趸和现代搏击拥趸之间的对喷, 激烈的对骂乃至约架。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中华武术曾经的荣光,可问题是,证据呢?”^[6] 从信息传输的角度,老倪所讲述的并非传统武术本体, 而是极少部分中国人所设想出来的中国式格斗术。其实,这样的格斗术从不存在,它原本就是一种小说家言。然而,不应强求所有的关注中国传统武术的人士统一思想。现代性的精髓在于多元化,而任何一种文化品格都高度包容了多元化的批评原则。一些人士还会认为自己所理解的跨界格斗是一种真理,其实其所秉持的是一种自闭式人格体系,其所声称的一些观念也仍属于一种个体化、私密化与非本质化的信息丛,类似的信息虽然时而会制造出一些石破天惊的传播效果, 却不符合事物的真实性,是一种缺失逻辑力的主观臆测。无以否认,这样的观点只能展示出学术的世俗性判断维度,而无专业性可言。于是,回归到信息传输的领域就会发现,其仍旧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刻板印象。秉持纯西方体育理念的人士的确展示了其锐利的批判性,却丧失了对传统武术本体性的精准理解。不难看出,马保国事件发生后,中国网民再度掀起了一个审视、反思甚至批判武术文化的浪潮,但是这里尚需指出一种简单的事实,中国武术与西方武技毫无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可比性,部分外域人士所论及之擂台格斗定胜负论其实是伪命题。可以断定,真正的传统武术从业者仍旧会一如既往地立志在自然化、泛生态化乃至万物进化论的语境中稳步前行,而不会在一方擂台之上浪费精力。中国传统武术迥异于现代体育,其外延与内涵都要大于奥运会及其文化品格,中国传统武术是一种包含仪式、礼俗、教化、宗教等在内的具有独立文化倾向性的世界级身体语汇体系,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武术不会因为不同的格斗体系的干预而出现危机,也终将会在适当的时刻构建出一种完全属于东方社会的身体文明体系。

4 结语

在马保国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传统武术格斗力的批评大量产生,但并未否定传统武术的文明价值、文化价值、娱乐价值,这便是问题的终极答案。部分不明就里的体育学者也撰文,认为传统武术的全面危机时代已经到来, 笔者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多虑。作为一种成熟的古典性身体文明符号,传统武术演进到现今,仅仅面临一种转型的考验,即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的全新地位。其实,中国文化中一直蕴含有一种消解极限对立的能量。传统武术很可能更容易转型为一种娱乐活动,而较难转型为一种纯然的竞技体育项目,传统武术这样的演进道路或许是一种文化常态。马保国事件其实更能检验传统武术的精神核心及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人们站在现代体育的视野上可以攻击马保国不善格斗之事实,但是传统武术的另类逻辑依然存在,它再度显示出了其自身的情理逻辑、历史逻辑与文化逻辑,或许唯独不能展示的恰是体育逻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