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坚决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 自2004年以来,中央1号文件已连续17年聚焦 “三农” 领域,足显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在国家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对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2]。“乡村兴国家兴,百姓富国家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其中,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是参与程度高、协同力量大、辐射范围广的一类重要团体和乡村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通过在乡村中举办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和体育赛事等,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加快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囿于乡村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乡村间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3],其发育程度有待提高,高质量发展路径亟待探索,推进乡村振兴的功能仍需进一步丰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潜力尚待进一步激发。基于此,本文在阐述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基础上,试图分析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并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路径参考。

1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与使命

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 “大国小农” 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如果 “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4] 这一战略目标和 “20字”总方针共同构成了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解决我国 “三农”问题的总开关、总钥匙,应当予以深刻理解和阐释。

1.1 产业兴旺:乡村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

从产业布局上看,当前乡村产业主要由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即第一、二、三产业构成。进入新时代,一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化并融入沿海城市经济带,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成为历史。但就目前而言,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的主导产业仍系农业,且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虽然我国仍有2.2亿农户,仅依靠农业生产,农民难以发家致富,农村产业很难兴旺发达^[5]。让农村产业兴旺的思路包括延长农业产业链,通过挖掘农村区位优势、生态资源、旅游资源、体育资源等,培育农村产业新业态。采取多产业业态相融合、相补充的方式,为乡村经济建设注入新活力、输入新动能。

1.2 生态宜居: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治理道路,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6]。我国历史上,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带来的社会不安和失衡已有惨痛的教训以戒后人^[7]。实现生态宜居, 重点在 “宜”,要素在 “居”,充分体现了以优美宜人的环境促进乡村其他领域协同发展的美好愿景^[8]。推动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就是要围绕打造更加宜居的现代乡村,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充分发挥乡村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大优势,将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

1.3 乡风文明: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举措

一定程度上讲,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也孕育了现代文化的萌芽。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之 “魂”^[9],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增强精神力量、充实精神生活、丰富精神世界。现代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我国乡村文化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彰显社会公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结合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以文化治理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10]。要推动农民群众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贡献者,发挥乡贤在道德引领、家风优良、民风淳朴、乡村教育等方面的作用。通过开展洋洋大观的文化活动,帮助农民群众提高生活品质、提升精神境界、改善人际关系,使农村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1.4 治理有效:乡村政治建设的关键保障

良好的乡村治理对于乡村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实施有效的乡村治理,需要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大范畴下,理解国家权力下渗与村民有序自治的逻辑关系^[11]。同时,处理好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的关系,理解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深厚的延展基础^[12]。有效的乡村治理须坚持在多元主体协调统一、统筹兼顾和综合施策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综合治理体系,在界定清晰边界的条件下,解决好人的精神思想、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3个领域的主要问题^[13]。这也是实现和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构建增进农民群众的利益福祉和推动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系的坚强保证^[14],有助于为建设更加清明的乡村政治环境铺平道路。

1.5 生活富裕:建设美丽和谐乡村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15] 生活富裕,说到底就是让农民拥有持续、稳定、可观的收入来源,实现经济宽裕、生活便利、衣食无忧、起居无愁。这既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也是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客观需要,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自精准扶贫工作全面铺开以来,脱贫步伐 “快”了起来,农民钱包 “鼓”了起来,农村人气 “旺”了起来,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比2017年名义增长8.8%^[16],农民群众在增益创收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得到激发和开拓。通过不同渠道实现农民多元化增收,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农民群众的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诉求与回应: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基层社会组织的协同。培育和发展基层社会组织,尤其是建设服务农村体育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成为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谱写新发展阶段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的重要依托。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是由基层群众自发结社而成、活跃在乡村基层的体育类社会团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社交活动,汇集民智、汇聚民力、凝聚民心,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总体呈现数量大、分布广、功能多等主要特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70%的社会组织分布在基层,大量未经注册登记的如健身活动站点类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数量约在200万—270万个^[17],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生力军。阐释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现实作用,有利于更加深入地挖掘其多元功能,通过加快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更高质量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

2.1 激活乡村体育产业活力

发展乡村体育产业,既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也为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崭新渠道。其中,坐落于山水之间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乡村发展体育产业的物质基础和独特优势。近年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通过因地制宜举办乡村马拉松、农耕大赛、铁人三项等乡村体育赛事,汇聚了各类乡村体育资源,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赛和观赛,带动了乡村体育小镇建设, 拉动了乡村体育以及旅游、住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消费,促进 “体育+旅游” “体育+休闲”“体育+康养”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 “需求—供给—参与”的多产业业态相融合的乡村体育产业发展新态势。例如,自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首批96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以来,全国各类特色体育小镇快速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其中浙江省的体育小镇最具代表性,在2018年首批8个最佳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中,浙江省的数量达到4个,具有较强的推介和示范效应^[18]。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是发展乡村体育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增长的典型写照,通过发挥各类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体育小镇建设中的有益作用,有助于进一步带动小镇周边多业态的创新协调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输入强大的经济动能。

2.2 促进乡村生态体育发展

体育是毋庸置疑的绿色产业、环保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和生态底色相映成辉,这是乡村中体育元素大幅增多并获得追捧的根本原因之一。生态体育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新农村也是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使命。发展生态体育是亲近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可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元的无污染、促环保的文化体育活动,如登山、露营、植树造林、乡村徒步、越野定向、休闲绿道骑行等,在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同时,宣传和呼吁以人为本的生态理念和以绿色为导向的生态发展观。青海省近年来加快推进生态体育建设,促进体育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共进,体现了较为良好的发展局面,先后举办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等一系列青海本土赛事,将体育赛事与民族文化、自然景观有机结合起来,让体育逐渐为青海省的旅游和环保代言。此外,大力推进 “体育+”特色村(居)建设,以黄河廊道中的龙羊峡镇为核心区域,通过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坚持 “一月一小赛、一季一大赛”的文化体育活动承办理念,不断吸引游客慕名而来^[19]。这些举措既为举办地农村人群提供了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平台,也为环境保护贡献了体育智慧和体育方案,有效推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在乡村落地生根。

2.3 挖掘乡村传统体育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远流长,且多厚植于草根和乡村。体育文化是乡村体育振兴的核心,体现了农民体育的内在需求^[20]。体育文化凝聚着乡村民众的各种价值诉求、情感赋予与精神寄托,从而生成表达某些意义化存在的体育行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作为乡村群众自发结社而成的重要活动载体,在传承中华传统的、民俗的、民族的、地方的体育文化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举办各类体育赛事弘扬传统体育文化,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大有可为。组织春节舞龙舞狮、踩高跷、杂技,健身大拜年,端午节划龙舟、抓鸭子等节庆文体活动,均系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促进农村群众收获健康、快乐和幸福的重要方式。“中国传统龙舟之乡”贵州省铜仁市赛龙舟历史悠久,20世纪50年代兴起至今,龙舟已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作为传统体育项目,铜仁赛龙舟已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1]。当地龙舟协会在弘扬龙舟精神、厚植龙舟情怀、推广龙舟赛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祭龙船、点龙睛、系列垂钓等独特的传统龙舟水文化雏形初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群参与其中,并不断丰富着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成为当地文化传承中一张闪亮的名片。

2.4 完善乡村体育治理方式

我国乡村社会具有浓厚的 “自治”传统,乡村居民以家户和村落为单位,按照习俗和规约进行自我管理^[22]。有学者提出,乡村治理中如何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促进村民积极参与治理并自下而上地优化乡村治理路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23]。打造具有活力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样态,有利于丰富乡村社会的治理形式。通过开展和参与体育文化活动、组织乡村体育指导、提供健身服务、举办各类竞赛活动等,可有效促进基层群众间的交流沟通,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基层社会团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乡村有序治理。在此领域,有研究者以闽西七县市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的40个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就其在开展体育活动时,如何参与乡村治理展开研究和分析,并指出了乡村精英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参与乡村体育治理中的重要性^[24]。此外,改变单一的 “村民自治”传统, 整合基层政府行政部门、市场组织和乡贤能人等多方治理主体力量,共同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基层体育治理建言献策。通过建设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融合”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格局,打造 “治理有序、社会稳定”的乡村治理新图景^[25]。

2.5 开启乡村体育致富之门

深入挖掘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复合型功能, 发挥体育作为促进乡村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价值。通过大力举办基层文体活动,促进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共同发展,充分彰显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辐射面和感召力,加大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宣传力度,扩大活动影响,增强乡村体育活动与体育消费的粘合度,开发乡村体育活动的商业价值,增加乡村体育活动的经济附加值。例如,广东汕尾市陆河县新田镇联安村本是陆河县20个省定贫困村之一,近年来通过积极发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充分彰显体育帮扶的资源和优势,在帮村、扶镇、援县中凸显 “体育+”特色,通过健全村集体经济增收、贫困户防止返贫、体育帮扶项目可持续发展机制, 连续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活动等,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26]。同时,找准旅游、餐饮、购物、住宿、观赏、娱乐等相关产业与体育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和在乡村建设中的着力点, 通过 “体育搭台、多产业唱戏”的方式,拉动乡村经济发展,壮大乡村经济规模,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促进农民致富增收,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途径

发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推动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探索,也是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中亟待挖掘的特殊价值。从外部、内部和协同层面多方位加以推进和保障, 有利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健康发展中更好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大局,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3.1 完善宏观布局:加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破除体制性痼疾,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贴合农村发展实际的、高效率的现代治理体系。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着力从政策法规层面为推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保障,做好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划,凸显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基本理念。理清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对培育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视程度^[27],加大政府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明确基层政府在推动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中的服务职能^[28]。在政策、资金、条件、场地、人员上予以组织发展一定程度的倾斜,放宽其登记和备案条件,加大培育力度。提升外部监管水平,确保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的规范性、有序性和合法性。此外,加快制定保障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增强基层法治力量, 实施以法治为核心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尽快出台乡村社会组织法,明确乡村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义务和责任等重要内容^[29]。依据不同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合理制定基层地方性法规和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激励制度^[30],从根本上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制度支撑。

3.2 聚焦微观治理:提升基层体育社会组织自治能力

提高自我管理、自我规范水平是推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实现持续、良好发展,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历史表明,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政府对乡村的控制并不彻底和完备,但中国乡村并未享受过真正的自治^[31]。面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灵活性强、流动性大等基本特点,要促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外扶助推提升组织的内生动力^[32]。紧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做文章、下功夫,以 “控权其内” “放权其外” “控放结合”的方式重构政府角色、加强政社互动^[33]。特别要通过鼓励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立自律公约、发布组织章程以及实施内部监管等,加大组织内部管理力度,改变散漫的组织形态,充实空泛的组织架构^[34]。同时,加强对参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活动的乡村群众的宣传和培训,提升组织成员的综合素质和自律意识。通过激活组织自身的治理功能,满足组织自治需求,推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成为再造乡土团结、重塑社会团结的有机载体^[35],以有效的组织治理带动乡村产业、生态、乡风和生活不断提升层次。在此方面,有学者对名为 “黎明脚步组织”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表明,该组织志愿者运用新媒体手段实施自主管理,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QQ群等方式,更好地发挥了组织的自治作用,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36]。

3.3 发挥协同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37],对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和共同享有治理成果提出了总体要求,也是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可资借鉴的重要行动方略。要致力于改变旧式乡村社会单一凭借村社伦理和规范实施 “简约治理” “礼俗治理”“长老治理”的传统^[38],破除由地方权威主义治理逻辑引发的乡村治理内卷化现象^[39]。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基层党组织、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和乡村群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和共治作用, 以创新的方式、协调的手段、绿色的理念、开放的行动和共享的格局,用好用活乡村场地设施、民间赛事活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3个抓手,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助力群众体育 “六个身边”工程建设,完善乡村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解决基层群众 “健身难”问题。推动不同治理主体采取多元协作的方式有序参与到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打造乡村宜居环境、丰富乡村多元文化、谋求乡村富裕生活的治理场景中,并促进全体乡村群众平等享有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推进乡村振兴的改革成果。通过引导型、服务型、网络化的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多样化的理念,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40],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为原点,不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平台,在新发展阶段交出一份乡村振兴的 “体育答卷”,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 “体育之路”。

4 结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充分依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进一步加快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开发和培育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多元功能,发挥其扎根乡村、服务基层、造福群众的重要作用,为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提供更有活力、更接地气的体育行动,谋划更加优质的体育方案,贡献更加坚实的体育力量,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