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自然时间而言,2020年的5月17日并无任何特殊性,但是,这一天传统武术钟情者马保国脆败于王庆民,给很多中国传统武术关注者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冲击。马保国事件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它几乎将原先隐藏在传统武术世界中的诸多不为人关注的信息和盘托出。中国武术界部分人士认为马保国败坏了传统武术的名声,而年轻一代的网民则展示出了更为丰富多彩的观念, 他们认为马保国以68岁高龄参加比武活动未必合乎社会性、日常性与国情性逻辑,赚钱不要命说、蹭取新闻热度说、博取观众眼球说、提升自己知名度的江湖行为说等观点开始浮升出来。不难看出,马保国现象已然构建出一种武林迷思, 若以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武术传播学的角度来综合研判、考察、解读马保国比武事件,则又可以得出全新的结论。

1 马保国事件充满喜感的戏剧精神

大而言之,中国民间比武和竞技体育领域的格斗并不相同,竞技格斗是一种非赢即输的竞技活动,民间比武更多是一种无功利性的自然社交活动;竞技格斗是刚性对抗,民间比武是以武会友;竞技格斗是决绝之悲情展示,民间比武是喜感十足的情感交流行为。仅从几则发生在近几年的民间比武事件中即可看出,类似的比赛并无太多的体育性可言,却有很强的娱乐性。笔者注意到,马保国比武事件中的参赛者、裁判乃至主办方并非专业的体育人,他们旨在捍卫传统武术的内在精神,或多或少都体现出一种对体育精神的漠视、小觑乃至挑战的意味。传统武术一向拥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武术的习练者都拥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在当今的传统武术练习者中,存在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传统武术是世界上最强的武术,也是最科学最高深的武学,其他现代搏击术与国外武术都是 ‘小儿科’。许多人主观地认为,国外武术以及现代搏击术,永远无法与传统武术相提并论,并用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理论来驳斥现代武术与国外武术的 ‘肤浅’。”^[1]然而,时代在前进,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里需要说一说观众对传统武术的判断,普通的武术观众大体可以分为民传派与体育派。两派人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马保国事件的态度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体育至上论者极易生发对马保国的嘲弄之欲,而捍卫民传精神的网民则直接将马保国事件看成戏剧表演。由于马保国事件涉及多个学科,在权威学者会诊暂时缺位的情况下,网民的立场便会上升为主流观念。

中国是非宗教国家,中国人也早已习惯以道德代宗教。汉代以后,中国尊崇儒家道德观。儒家道德的核心是禁忌,侧翼是儒巫思维,儒巫思维的侧翼则是喜剧精神,三者共同构建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其中的禁忌学制定主体是儒巫合一的史官或巫师,而社会流行价值观是道德,百姓日常伦理精神则是追求圆满、喜庆、吉祥之类的喜感元素。古代儒巫思维的积极性很明确,儒巫思维融含了一种追求战无不胜的意愿、理想与结果,充满了积极用世的思想。于是,道德与儒巫思维、喜剧与禁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四角关系,四者相互支撑,相互倚重,营造出一种中华文化的基本生存理念。马林诺夫斯基在阐释巫术与道德的关系时曾说: “道德之所以为道德而不同于律法与风俗者,乃在道德系由良心来制裁。蛮野人不犯禁忌,并不是因为怕社会的处罚或舆论的制裁。他所以不这样,一部分因为他怕神灵见怪,但主要则因为他的良心与个人责任不允许他这样。禁忌中的图腾,乱伦常的交通, 不准吃的物品与不准作的事,都使他自然而然地相远。”^[2]马林诺夫斯基极为重视巫术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其实,巫术在特定的语境中的确有存在的必然性,而在极端的环境下,它也会成为一种优化人的心理环境的要素。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道德和巫术的联结媒介为禁忌。先民的禁忌学的开创者是巫师,而禁忌的执行标准则是道德,儒家文化被禁忌掉的内容是包括竞技体育在内的所有类型的暴力行为,于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体育也便失去了其暴力文化的常态身份,最终只剩下了喜感文化,而喜感文化的大众性、表演性和舞台性形式则是喜剧。

马林诺夫斯基讲述的巫术文化融含了所有民族史前社会的思想与行为本貌,其中自然包括中国文化。由于儒家长期的统治地位之作用,中国文化中的儒巫元素显然带有更多的普适功能。中国文化也有禁忌,但大多将其设计为一种喜感很强的禁忌,如喜丧、做恶梦是反的、吐唾沫可以化解不吉利之事等。具体到武术的领域也是如此,传统武术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中国的比武活动往往带有浓郁的喜感,对很多秉持传统武术信念的人来说,比武就等于表演,相当于一种仪式化的社交活动,其所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喜剧精神。仅从格斗品阶而言,马保国与王庆民的比武格斗更像一场由乡村、街道、市郊、城乡接合部相关人员组织起来的自然约架,存在技术含量低、规则不严格、竞技规范性差之特点。但是,马保国事件的反常性十分突出,其不仅引发了媒体和观众的强力反应,且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都是媒体和网民关注的焦点,对此需要作出合理的解读。

马王比武的失范性非常明显。先说两者的身体条件。马保国68岁,王庆民50岁,皆属中老年人,两人的约架行为既违背了中国武术界 “拳打少壮”的传统,也背离了世界上各种徒手格斗须经专业机构严格检测的做法。赛事主办方在赛前并未公布参赛者的身高、体重、臂展、战绩等数据,亦未通报两者徒手格斗的技战术流派、风格、特色等情况。其实,从比武的事实看,两人都属于格斗素人,网民对两人的定位也是业余武术玩家。抛开两人各自未必可靠的关于体重的描述,仅从视频资料目验,王庆民的体重和肌肉发达程度都超马保国。

马王比武的场地也不规范。比赛场地是一个室内开阔地带,既无围绳锁定,亦无高出地面的擂台,地面还有各种黏合剂的黏合痕迹。本场比赛的现场秩序也很混乱。赛场呈高度开放性,观众可以自由出入。当马保国第一次被击倒后,还有一位观众试图上前搀扶,比赛之混乱可见一斑。参赛者的行为也不规范。赛前乃至赛后,两人对比赛规则皆不熟悉。马保国每次演示其动作之前总要先说一段话,既像在讲解理念,又像在暗示结局,似乎又是一种诱导或威胁,充满了暗示、诅咒、日常表演等巫性元素。

马保国在赛前还反复向裁判庞皓天讲解他的一个习惯动作,并说此动作有可能伤及裁判,且用手戳点庞皓天的后颈部,此举已涉嫌语言挑衅、巫术诅咒及肢体威胁问题,同时也展示出马保国对竞技体育规则体系的无知和漠视。其实, 马保国的语言威胁是摆在口头的,在很多场合都使用过。在回答欧洲学生的问题时,马保国坚定地认为点穴术不仅存在,而且威力巨大。 “我的西方入室弟子们也都十分赞赏中国的点穴功夫, 要求我教他们点穴秘诀,我视情况教了他们一些点麻穴的方法,如:在教他们夺匕首时,就教他们点内关和虎口两个麻穴。同时,也教了他们误点大穴后的急救方法,并一再告诫他们,不到生死关头不准点大穴。”^[3]233然而,马王比武极富喜剧性,或者说就是一场未曾彩排的即兴表演的戏剧。比赛中,马保国穿球鞋,王庆民赤脚,画面充斥着一种极为鲜明的滑稽元素。而从竞技体育的角度看,其所展示出来的乱象本身更值得解读。

2 马保国的武术来自民间杂艺

还要说到本场比赛的合法性。双方的格斗未经过任何体育管理部门的认证,属于民间私斗行为。尽管如此,马王比武所引发的后续效应仍然非常强烈。在很多人看来,马保国伪武者的表演性人格开始凸显,从而将个体的马保国当成了传统武术人士整体的代表。然而,当事物演进到极端的时候,会呈现出一定的超越性。人们最终发现,马保国的知名度一路攀升,人们似乎用一种接受喜剧的方式接受了马保国的所作所为。这里需要说明,中国文化是喜感文化,这种文化对竞技体育很排斥,因为竞技体育有输有赢,但喜感文化只接受赢的信息。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一种传统,某人参加比赛,一定代表的是某个群体, 于是,人们习惯上认为,霍元甲代表中国人,霍元甲就只能胜利而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便代表了 “中国人”概念的失败。因此,中国人更喜欢看人为设定的武打电影,而不愿意观看充满不确定性的格斗比赛。

对中国观众而言,代表自己一方的竞技者即使失败,也要尽量回避有关失败的信息,借以维持一种祥和气氛。马保国事件之所以触动了很多传统武术热爱者的神经,也是因为马保国输掉了比赛,观众想当然地认为马保国的失败是传统武术的失败。于是,观众尽力将马保国排除出传统武术体系,也就出现了马保国非传统武术人士的说法,甚至还有一些人将马保国当成职业演员, 旨在以一种戏剧性语境来化解尴尬。其实,马保国、王庆民所习练的武术既非传统武术,亦非竞技武术,而是一种社会武术,它是一种以言谈、说笑、讲叙为核心的武术,从不涉及身体的极限性、对抗性与生命本体的风险性。马保国被连击三拳而毫发未伤,至少可以说明王庆民的击拳质量很低。武术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 中国人大都有过传统武术梦,且此梦又很难彻底别离于人们的记忆深层。面对马保国的脆败,更多中国观众仅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已,但是,哀其不幸的动机也会构建出一种攻击力,并在短期内将马保国乃至所有传统武术项目送到审判台。

毋庸置疑,马保国事件并非有意上演的超能闹剧。很多观众观看到马保国脆败后都会诧异, 在一种纠结矛盾的复杂情感的促动下,一些人会产生一种激烈的情感冲动,从而否定马保国的武功,进而厌恶马保国自言之代表传统武术精神的各种言论,一些人将马保国看成了演戏者之辈, 其实隐含着一种解脱之道,认为马保国仅仅是在表演传统武术,而非真正的武术家,甚至不是真正的传统武术习练者,正因如此,其不堪一击也会变成为一种积极信息。

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仍值得探究。坦率说, 中国的武林本身就有其复杂性,武侠小说及影视剧只是过滤掉了其中有关胜负的偶然性元素,却将其动作形态保留了下来,而马保国试图展示一种屏蔽胜负走向后的武林仪式,描绘一幅中国武林的以武会友的美好图景,而王庆民并未心领神会,将马保国简单看成纯然的竞技对手,从而全力出拳,结果造成了马保国脆败之结局。马保国或许还在小说或影视剧的情境中沉迷,其对中国武林诸多感知的触点、深度和维度皆源于小说或影视作品。就现阶段而言,由一部分笃信超自然能量的传统武术人员构建出来的武林只是一个自娱自乐的社会表演者麇集的社团,他们没有现代竞技场域内的实战力,然而,仍有不少人认为他们是一种堪称无敌的强人符号,对其充满了烂漫的想象。这里再度展示出了道德、儒巫思维、禁忌与喜剧的四角关系。四者合力打造出带有某种准宗教性质的信仰实体。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并非中国武林的本真风貌。马保国事件发生后,中国观众炸锅般反应,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崩溃后的情态,在此意义上说,马保国事件的负面性很明显,因为他打破了中国人的武侠梦。

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马保国事件不仅轻易地解构了既有的武林规则,还急速消解了中国武林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一些理性人士已然看到中国传统武术存在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现代性元素高度虚白化,原因很简单,当隐蔽性、神秘性的传统武术演化为公平性、透明性的体育竞技之后,传统武术自身的生命密码、史前基因、原始风貌也会急剧异变,于是,人们可以轻易感受到马保国事件缔造出来的戏剧性效果, 但是,人们依然不会感到满足,因为传统武术本身具有永不失败的信仰性元素,而永不失败只能是宗教性、信仰性或巫术性概念,并非体育概念,因此,传统武术要想成为一种真正的体育项目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充满风险。

按照西方竞技体育的传统,任何一种竞技类型都应有充足的悲剧性,然而,马王比武缺失了这样的悲剧性,这也导致两人的对垒无果而终。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马王比武称得上是中国近期民间比武活动乱象之巅峰。面对两种截然对立的文化,人们对马王比武的评价也呈现高度对立状态,民间人士开始以谐谑的方式解读马保国失败的原因。“阿魁方言配音”直接推出了 《马大师输拳的真正原因》的抖音短视频: “马保国大师那次比赛被KO,完全是另有原因的。第一,听说马大师是骑洋车子来的,别说五六十岁的大爷骑洋车子,就算骑摩托,几百里地也累得够呛。第二哩,大师穿的是长袖,长袖兜风,严重影响了出拳速度。第三,大师赛前喝了几口水,比赛时水在肚子里晃荡,影响身体平衡。第四哩,俗话说光脚不怕穿鞋哩,但穿鞋哩害怕光脚哩! 刚好比赛时大师穿的是千层底,王庆民则是光着大脚板子。第五哩,马大师平时都是空手发功,但比赛时带上了手套,这就严重影响了功力的正常输出。所以说,大师输了比赛,并不是自己功夫不行,最后大师还以笔直的倒地姿势来证明自己功力不浅。”^[4] “鲁生可畏”制作的 《浑元形意太极拳山东马大师》短视频对事件的评价则更具批判性。“鲁生可畏”开场定性:“马大师就是个打着 ‘传统武术’各种招摇(旗号)抢烂钱的骗子。最可气的是呢! 他还对自己的功夫深信不疑,骗人,骗着骗着连自己都信了。”^[5]随后还将马保国与闫芳、王林、张悟本等 “大师”放在一起进行整体批判。这里已然呈现出一种超体育的表演谱系,当此之境,马保国完全失去了体育人的身份,也渐次丧失了武者的符号性,而蜕变为一种新型的喜剧演员。

准确定性马保国事件有相当的难度。先说赛制,类似的比赛很难说是正规的格斗赛。 “之前王庆民所在俱乐部发表公告,表示王庆民已经回归了正常生活,未来也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和约架。”^[6]这里提到的 “约架”一词已经完全脱离了体育精神。其次,比赛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表演性叫骂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一位名叫侯友胜的武术演员,公开叫嚣KO马大师的王庆民,希望尝一尝外国拳的滋味,同时也讽刺马保国,认为他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武术。”^[6]这不仅违反体育道德,还触及社会道德问题。其三,马保国事件发生后,网络世界竟然出现了冒充马保国徒弟散布不实信息者。 “关门弟子的视频在网络上被传开之后,马保国也出面怒喷其是假冒, 要求这名 ‘关门弟子’道歉。并且声称如果假冒者不道歉,马保国将会利用法律武器追究其责任。然而在网上冒充马保国弟子的人远不止这名关门弟子,还有 ‘大弟子’等,大弟子则是说要为师报仇。其实这些所谓的弟子都是骗子,只是在利用拍段子来蹭马大师的热度而已。”^[7]如此乱象在正规的体育比赛中不可想象,但在当下中国武林中则是常事,可见,中国传统武术世界存在着丰富的花絮,这些花絮时而会超越竞技本身,成为一种高度娱乐化的文化元素。往深里说,马王比武只有输家,而没有赢家。王庆民在赛后说,裁判并没有根据国际惯例举起他的手,宣告他为胜利者,王庆民为此而困惑。这样的细节也再度体现出本场比赛的独特性,其中的戏剧性、表演性、戏耍性、喜剧性要大于其体育性、竞技性、严肃性与悲剧性。

马保国事件还折射出一些其他情况,人们至少通过此类事件看清了经典的戏剧表演与竞技比赛并不完全相同,竞技体育的竞赛双方地位平等,而戏剧中不仅有主角、配角之分,还有正角、反角之别。假如说马王比武是一场真实的戏剧表演的话,那么,裁判庞皓天则是第二主角, 其戏剧性地位超过了王庆民。无论是否有意,庞皓天从始至终都没有宣布比赛结果,使得比赛更像戏剧而不像体育。或许是受到没宣布比赛结果的影响,马保国始终不承认自己失败,这也再度为赛事增添了值得继续探讨的分化性议题。其实,本场比赛的很多问题都出在马保国的身上, 马保国大体可以称为本场演出带有反角元素的主角,因此,要想彻底解读庞皓天不宣布比赛结果之谜,就要了解马保国的参赛动机和心理特征。

3 喜剧的游戏性可以降解所有类型的精神纷争

新媒体时代到来后,海量信息可以畅通传递,为全方位追索、展示马保国的个性特质提供了方便。当前中国的草根传统武术人士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争取非遗待遇者。此类人士兢兢业业,甘于寂寞,静候机会到来。其二,各大院校的武术教师。此类人士将自己设计为力争进入体育界的人,试图以一技之长赢得社会尊重。其三,以出卖武技及相关能力的生活者。此类人大多不在乎武技术水平,而着意于传播一些想象性、传说性、超异性信息,以便吸引民众的关注力。他们更像一群布道者,致力于扩大信众规模,直接或间接地培植粉丝群,办班赚钱,维持生计。马保国以及人所熟知的雷雷、闫芳、丁浩等,大体属于此类。

作为一个自然的江湖人或超异派思想的笃信者,马保国长期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他或许从来都不愿意认可格斗项目的体育特性,亦从未深刻领会和正视公平竞争的合理性,所以才会在古稀之年参加这场毫无公平性可言的比赛,且未想到自己的失败,因为他始终秉持超人不败理念。但是,竞技体育是一种真实的对抗行为,其以科学性为前提,马保国的巫师般的想象力最终败在了科学主义的场域,人们对此不应感到奇怪。

马保国的思维亦有其合乎理性的一面,那便是他对民间比武规则的高度信赖。中国的民间比武一向自成规则。沈乔生曾讲述过中国民间比武的合法性,“民间比武,从来就是一件盛事,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虽然现在当局不提倡,但私下里也没有禁止,现在中央台也播出武术散打的节目。”^[8]马王比武尚不属此类,因为王庆民一度试图捍卫体育的规则,问题在于马保国早已放弃了公平竞技理念,两者的比武失去了对称性。然而,如以儒家文明的标准来衡量, 西方格斗带有与生俱来的文化 “原罪”,这种文化原罪带有多方面的内涵。首先涉及中国人常提及的面子问题。儒家文化圈中的人好面子,而纯然的比武要决出胜负,就一定要伤面子,于是,为了维持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之做人准则,民间武者往往在心理上更乐意接受中国式比武方式,而排斥西方的体育规则。马王比武的裁判至今未举起王庆民的手,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正在于维护失败者的面子。在中国独特的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影响下,马保国事件的连锁性作用还在持续,貌似获得胜利的王庆民也心情沉重,王庆民对媒体声明,因为其父母年迈,他今后不再参加任何比赛了。王庆民试图还给传统武术界一个面子。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武术界并未进入体育领域,在接受悲剧理论之前,面子循环机制仍在起作用。这便涉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马保国事件再度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凸显了出来。儒家文化讲人性善,而比武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身体对抗,属于人性之恶,于是,中国武者便确立了 “点到为止”的规矩,借以维持人性之善。这里需要解读一下 “点到为止”的学理价值。只要熟知幼年时代的猫科和犬科动物参与打斗游戏的情况就会知道,点到为止是那些小动物们的本能做法,它们在游戏的时候不会真的伤害对方,它们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是在做游戏,什么时候是在参与狩猎。由此也可以推导出,中国式比武的 “点到为止”是一种儿童游戏规则,而非成人世界规则。可以这样认为,传统武术之所以未能发展成为现代体育,就在于其带有儿童游戏的特质,这便推演出悲剧性和喜剧性的对立问题。竞技体育是悲剧,中国传统武术是喜剧。传统的中国人讲大团圆,追求一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和气境界。这便说明,中国文化有一种迥异于西方文化的特质,这其中既包含礼仪教化之学,还包括待人接物之道。中国人的日常人伦文化中有一种隐性的强制规则,人们一旦越出此规则,就会失去安全感。马保国也一样,他将点到为止看做是武德的特定组成元素。马保国在 《我在英国教功夫》一书中专门讲述到武德问题:“一、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二、尊师重教, 勤奋好学;三、团结同门,情同手足;四、择良而教, 关爱学生; 五、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3]241由此可知,马保国的武学重心是个体的修炼、修养、道德、伦理之类的非体育元素, 传统武术的非体育属性在马保国的身上有较为完整的体现。

其实,以武会友的待人之道的确是中国传统比武活动的默认规则。有过武术人类学考察经历的徐皓峰曾说: “武术要传承下去,有很重要的一关叫 ‘过门子’,师傅要通过实战把看中的徒弟培养出来。要带着徒弟,或者让徒弟自己去其他门派比武。以前民间比武要有公证人,要立约,有严格的场地,比前要休息好调养好,现在不允许这样了。所以现在的比试往往不是真正的比武,而是在受约束的情况下,局部性、两个人打那么两三下,或者在家里就比了。”^[9]类似的比武带有礼俗性,大体可以体现儒家文明传统。于是,中国式比武从本质上讲一定是一种喜剧,即便因故出现了悲剧结果,裁判、主办方、媒介乃至对手也都会利用各种机会,将其设计、描述或矫正为一种喜剧。王庆民赛后一直声称自己练的是传统武术,而非自由搏击,其实就是想抹平由于不和谐因素造成的消极后果,其唯一的价值观依据便是以武会友之宗旨。

4 结语

马保国事件的争议面很大。就来自自媒体的信息而言,有人认为马保国事件是个悲剧,与此同时,亦有人像对待喜剧演员一样议论马保国。有人从竞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马保国打的是假太极,马保国由此也便成为一种 “伪武术”的代言人。马保国在赛场上多余的语言很多,但这也是一种中国文化,中国人在文化选择上有其独特性,中国人并不太喜欢纯而又纯之物,更喜欢一种混成式语境。很难想象成龙的电影中两位武者孤独地格斗而无台词之局面,如果出现那样的场景,中国观众就会觉得很孤独。成龙的电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缩影,两位武者一定会亦战亦言, 有声有色,呈现出一团和气、喜气洋洋之大团圆格局。马保国也一样,马保国事先用语言威胁裁判,看似一种恶性,其实更容易催生出喜剧元素。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式比武和儒家文明本体一样,其终极价值体现在对喜剧性的追求层面。传统武术的喜剧性还有自身的扩张能量,当它与极富原始感的草根群体融合之后,更容易爆发出超强的喜剧效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