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活动是 “由骨骼肌收缩引起能量消耗的任何身体动作”。有规律的身体活动已被证实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非传染性疾病,并且可以改善人们的心理健康、提升生活质量^[1]。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近年来我国颁布了 《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都强调要提高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然而,目前青少年身体活动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有3/4的青少年未达到身体活动推荐量^[2]。同样,我国教育部2019年11月发布的 《体育与健康监测结果报告》显示,全国中小学生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体能达标率较2015年略有上升,但拥有体育锻炼习惯的学生比例仅为18.6%,由缺乏身体活动所导致的超重、肥胖比例持续上升^[3]。如何促进青少年身体活动、增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成为当前社会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家庭是青少年早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对青少年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围绕家庭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的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有益的探讨。依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可以将之分为2类:一类是讨论家庭成员行为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另一类研究的焦点是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关注到家庭资本投入对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与经济资本相比,家庭文化资本及其所体现的生活方式、文化品位以及价值观念对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塑造更为重要^[4]。然而,目前国内关于家庭资本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研究较少,更鲜有研究对家庭文化资本给予关注,探讨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基础,借助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在了解青少年身体活动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探究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

1 理论阐释与研究假设

布迪厄认为资本是 “积累的劳动”,使人们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力量。资本不仅包括以金钱为符号的经济资本,还包括非物质形式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文化资本的概念最为重要^[5]。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体现为具体化文化资本、制度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3种基本形式^[6]。

家庭文化资本是从文化资本中引申出的概念,最早用来解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家庭背景下儿童、青少年的教育获得与学业成就不平等问题。同时,布迪厄还认为由于个体拥有文化资本的差异,人们内化出独特的惯习和品位,包括艺术审美、饮食习惯、身体秉性和生活方式等。家庭是早期个体行为塑造最重要的场所,青少年长期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濡染,自己的认知思维与行为模式在潜移默化中被塑造。基于此,有学者将家庭文化资本理论用于对青少年健康行为差异的解释。如Schorl等认为瑞士青年男子的抽烟行为与家庭文化资本成负相关^[7];Fismen等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各自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健康饮食模式,并且认为与经济资本相比文化资本所附带的规范、价值观和健康意识对青少年营养膳食习惯的养成更为重要^[8]; Christensen利用丹麦消费者调查 (GFKP) 数据,发现文化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对身体健康有更多的关注和塑造,具体表现为父母文化资本水平越高,子女体重超重的可能性越低^[9]。

身体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健康行为方式,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已证实了其与各种健康风险间的密切联系,学者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身体活动、减少静坐时间提升人们的整体健康水平^[10]。家庭文化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父母拥有较多的健康知识以及积极的健康观念,能够认识到进行身体活动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帮助自己树立正确的体育锻炼价值观念^[11]。因此,本文假设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和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正向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

假设1: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越高;

假设2: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越高;

假设3: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越高。

2 研究设计

2.1 调查对象与样本特征

目前,对青少年年龄阶段的划定还存在一定差异。世界卫生组织将青少年年龄划定为10— 19岁;美国心理协会将青少年定义为13—18岁的个体; 根据生物和法律标准, 青少年特指12—17岁的未成年人,包括12—14岁的少年期和15—17岁的青年初期2个阶段。在青少年早期阶段,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影响是最重要的,该阶段也是培养良好锻炼习惯的关键时机^[12]。本文基于研究需要选取13—15岁的初中生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中随机抽取2个区,被抽中的区内所有中学构成1个抽样框。然后,依据方便抽样原则,从每个抽样框中选取4所初中,共8所学校。最后,在选中学校内以年级分层,每个年级随机整群抽取1个班级。最终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8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686份,有效回收率85.8%。其中,男生369人,女生317人,平均年龄为13.7岁,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2.2 研究工具与变量测量

2.2.1 因变量:身体活动水平

本研究中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通过国际身体活动问卷短卷(IPAQ-SF)进行测量。该问卷已被证实对于中国的青少年具有良好信效度^[13-14]。经修订,问卷共包括8道题目,前7题询问青少年1周的身体活动情况,包括静坐、步行、中等强度和高等强度身体活动的1周频率和每天累计时间; 第8题询问有无造成青少年不能正常进行身体活动的特殊原因。

2.2.2 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

依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以往研究中对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方法,本研究分别测量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3个变量。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由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父母对子女的受教育期望所反映^[15]。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通过家庭文化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进行测量^[16],相关问题为“家中各类书籍的数量”“家中自己课外读物的数量”以及 “家中各种学习工具的种类”等。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通过家庭文化氛围进行测量^[17],相关问题为“家长与子女的沟通方式”“家庭文化活动的内容与频率”以及“家长与子女共同阅读频率”等。每个题目分别进行1—5级评分,各类文化资本的得分越高,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存量越高。

本问卷Cronbach’sα=0.876,分半信度=0.819,问卷各部分的α 系数在0.733—0.876范围内,题目总相关在0.570—0.703(P<0.01)。对一半问卷调查数据 (n=334)进行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KMO=0.895,Bartlett’s 值为2014.779(自由度为171,P<0.001),说明本问卷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问卷条目可在3个因子上负载,载荷系数均大于0.601。对另一半问卷调查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²/df=4.580,RMSEA=0.0470,GFI、NNFI、IFI 均大于0.9。

2.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分为青少年的个体属性和家庭属性2个部分,个体属性包括性别、年级和自评运动能力;家庭属性包括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类型和家庭经济收入,其中家庭结构分为双亲抚养、双亲祖辈共同抚养、单亲抚养、其他情况4种类型。家庭经济收入通过家庭月总收入测量,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5分。

3 研究结果

3.1 青少年身体活动基本特征

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总身体活动水平和每天静坐时间在个体属性和家庭属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个体层面上,男生中高强度身体活动(t=2.558,P<0.05)和总身体活动水平(t=2.060,P<0.05)显著高于女生, 同时每天静坐时间显著低于女生(t=-2.374,P<0.05)。随着年级的升高,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F=3.492,P<0.05)和总身体活动水平(F=3.616,P<0.05)呈下降趋势,每天静坐时间 (F=-5.178,P<0.01)呈上升趋势。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处于不同自评运动能力等级的青少年在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F=4.109,P< 0.01)和总身体活动水平(F=4.528,P<0.01) 上有显著差异。从事后比较结果来看:自评运动能力“很好”和“较好”的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的水平要显著高于自评运动能力“不好”和“很差”的青少年。家庭层面上,非独生子女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总身体活动水平高于独生子女,每天静坐时间低于独生子女,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家庭结构背景的青少年之间在身体活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经济收入不同的青少年在每天静坐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F=3.679,P<0.01),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的经济收入越高,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越长(表2)。

注:***、**、*分别代表P<0.001、P<0.01、P<0.05,下同

3.2 家庭文化资本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关系

表3是家庭文化资本与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各变量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从表3可知,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分别与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 (r=0.134,P<0.01)、总身体活动水平 (r=0.150,P<0.01)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分别与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 (r=-0.131,P<0.01)、总身体活动水平 (r=-0.133,P<0.01)存在显著负向相关。此外,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与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 (r=0.235,P<0.01)、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呈显著正向相关 (r=0.216,P<0.01)。

3.3 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

分别以性别、年级、运动能力、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和家庭经济收入为控制变量,以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为自变量,以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总身体活动水平、每天静坐时间为因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情况。3个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² 分别为0.092、0.096、0.107,方差分析 P 值分别为0.000、0.000、0.000,方程均通过检验。

从表4模型结果可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和总身体活动水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15、0.248,即家庭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的水平就越高,假设1得到验证。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对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总身体活动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216、-0.217,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对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越低、每天静坐时间越长,假设2未得到验证。最后, 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并无显著影响,但显著正向影响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40,即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越长, 假设3未得到验证。

4 讨论与分析

4.1 青少年身体活动特征分析

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年级、运动能力和家庭经济收入差异,这一结果与以往国内外研究成果基本相一致。第一,青少年身体活动的性别差异表现为男生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和总身体活动水平整体高于女生, 并且每天静坐时间少于女生。由于两性的生理变化以及外界 (家庭、学校、社会)的性别角色期待导致影响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也存在性别差异^[18]。男生更倾向于参与体育锻炼,进而表现出更高的身体活动水平。第二,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随年级升高而逐渐降低,每天静坐时间则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学业负担随年级升高而增加,学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应对学习任务并参加各种课外补习,课外身体活动的时间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家长对其严格的生活管控减少,青少年使用手机等电子屏幕的时间增加, 从而形成久坐不动的静态生活习惯^[15]。第三, 青少年自评运动能力越好,其参与身体活动的水平越高。有研究表明,运动能力越强的青少年越容易在身体活动中获得自我效能感、增强自尊^[16]。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们会主动选择自己的行为以满足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性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个体将提高从事某项活动的动机。即运动能力强的青少年能够在身体活动中满足自身心理需求,进而发展更为主动的身体活动行为。由此可见,青少年学习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提升自身运动能力,有助于培养长期进行身体活动的习惯。第四,家庭经济收入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方式。本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收入与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总身体活动水平无直接关系,但家庭的经济收入越高,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越长。这一结果得到其他一些研究的支持,如Martin等研究发现^[17],经济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子女选择机动车出行的比例越高,与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的青少年相比表现出更多的静坐行为。但另一方面,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为青少年提供参加体育组织、体育俱乐部,学习运动技能课程的机会^[18]。除此之外,较高的家庭经济收入能够增加家庭体育消费、改善家庭锻炼环境,进而促进青少年身体活动。

综上可见,关于家庭经济收入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为青少年提供从事身体活动条件的场所有很多,包括家庭、学校、社区以及体育组织等。如果其提供的体育资源能够满足青少年身体活动的需求,就可以消除家庭经济收入所带来的差异。因此,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公共体育事业发展水平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对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也不相同。第二,家庭文化资本可能在家庭经济收入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缺少家庭文化资本所包含的健康意识、生活方式和体育价值观念,家庭经济收入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家庭体育投入,服务于青少年的体育锻炼。目前关于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较少,其具体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4.2 家庭文化资本对身体活动的影响分析

布迪厄认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行为是社会化过程的结果,并取决于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社会群体会形成一种与其社会位置相联系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即惯习。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占有量是衡量个人社会阶层最主要的资本形式,并且相比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更为隐蔽、牢固的阶层壁垒。因此,以往的经验研究发现青少年超重、抽烟以及饮食习惯等健康行为都与家庭文化资本相关且表现出社会分层的特点。然而,本研究却发现家庭文化资本的3个维度对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影响并不一致。出现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受西方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其阶层品位和生活方式趋于稳定,并形成了共同的惯习。而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新的稳定的阶层惯习尚未形成。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而从资本条件到形成惯习更需要时间。如洪岩璧等认为,我国当前所谓的社会分层主要是与经济资本相关联的消费分层,而并非在品位惯习上的分化^[19]。王富百慧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身体活动存在一定的家庭阶层差异,但是中产阶级并未形成稳定的惯习作为区隔^[4]。由此可见, 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受到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但从整个阶层来看并未形成以家庭文化资本为界限的 “阶层惯习”。

具体化文化资本是与个体精神和身体相联系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形式,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存量高意味着融洽的家庭成员关系、较多的家庭共同文化活动以及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如有研究表明,亲子间的交流沟通、融洽的家庭关系是影响青少年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20], 增加家庭集体活动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形成健康行为习惯^[21]。并且,家庭成员共同进行体育活动的过程也是身体活动行为的代际传递过程^[4],身行胜于言教,家长身体力行的体育活动参与对青少年具有重要的引导、示范作用。另外,家庭文化氛围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具有独立影响,这使得家庭成员更有可能获取、阅读和理解关于身体活动、公共卫生和其他健康知识,认识到从事身体活动的重要意义,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正如Stalsberg等指出的,通过身体活动维持和改善健康知识,再加上健康期望,促使身体活动水平提高^[22]。由此可见,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存量高的家庭能够从多个方面塑造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和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并不存在积极影响,反而限制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促成静态生活方式。制度化文化资本是社会以制度化的形式确认下来的文化资本形式,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存量反映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对于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而言,其家庭成员不仅获得了高学历所带来的社会回报,而且在受教育过程中形塑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未来的期望和对教育回报率的评估^[23]。因此,制度化文化资本存量较高的家长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怀有强烈的期待,并乐于通过家庭资源培养和提升下一代的阶层优势。在当前的教育考试制度下,学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在课业学习上以获取更高的考试成绩。家长的教育培养模式也表现出功利主义色彩,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支持主要是对应试课程的补习,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24]。因此,家长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反而成为阻碍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因素。

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以文化产品形式存在的书籍、绘画、工艺品和电脑等,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反映了家庭的物质文化资源,是培养子女具体化文化资本的客观条件。家庭的物质条件是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存量越高,青少年每天静坐时间越长。这可以理解为,家庭中各类文化资源的数量种类越多,青少年更有可能进行阅读、绘画和写作等与静坐有关的文化活动。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父母未能正确引导青少年将健康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25],并严格管理青少年的每天静坐时间。此外,相比于其他研究将 “体育类书刊、影像、纪念品”“体育设施设备”以及 “家庭场域内可用的体育场地”作为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的测量指标,本次研究的测量题目也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这也提醒我们,除了一般的家庭物质文化资源,家长应该有意识地积累体育与健康类书籍、体育器材和体育纪念品等家庭体育客观化文化资本^[26],从而为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养成身体活动的生活方式创造条件。

综上,可以发现家长的教育理念、培养方式在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家庭文化资本对青少年的影响往往是和父母的教养方式耦合发生作用的,即家庭文化资本优势并不能直接转化为青少年良好的行为习惯,需要父母的积极教育参与,营造家庭体育氛围,从而帮助青少年形塑身体活动惯习。另外,家庭文化资本一般的青少年也有可能在父母的支持下激发自我能动性,主动借助学校、社会等外部体育资源塑造属于自己的身体活动惯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