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 “加强优秀民族体育、民间体育、民俗体育的保护、推广和创新,推进传统体育项目文化的挖掘和整理。”^[1] 武术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其文化性不言而喻。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阐扬,是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一环。以墨家思想为视角,对中国武术进行文化诠释,有益于丰富武术文化内涵,在工具理性方面为习武者构建经验心,提供方法论遵循,活化搏击类项目技战术;在价值理性方面,有益于当代武术人修养武德与完善人格,助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中国武术的生机活力,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增强自身凝聚力、创造力与辐射力, 使中国武术文化积极融入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墨家军事思想对中国武术技击术略的启发与影响

“古来习武必知兵” “从来拳势通兵法,不识兵书莫演拳”的俗语映照了兵学与武术的天然联系^[2]。武术技击与军事战争虽然在技击形式、手段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与打击对手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墨子是一名精通武艺的军事家, 《墨子》一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胎生于传统文化的中国武术,在发展演进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墨家军事思想的影响。

1.1 墨家强军重战的全胜思想催生了中国武术技击强技待敌的慎战理念

墨家全胜思想认为,最高明的战争韬略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先决条件是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墨子并非一个战争的空想主义者,他为自己军事理想的实现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备战策略。“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对战备思想最直接的表达。“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 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完,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3] 墨子构建了体系完备且成熟的备战理论,其中不仅包括粮食、城池、武器等物质要素,还涉及民心向背、内政、外交等环境因素。综上所述,墨家 “有备无患”的御敌理念与居安思危、强军重战的全胜思想,其实是一种高级的战争智慧,这种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战备思维,能使自身始终在实力上保持绝对优势,从而做到战则必胜。

墨家全胜思想对中国武术技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习武者为技击愿景实现所进行的全面磨练。戚继光 《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既得艺, 必试敌”的阐述,既反映了武术技击的实用性诉求,也表达了对技击实践的谨慎态度与充分准备。作为无限制拼杀技艺的中国武术,需要如战争一样精心备战。“太极拳十年不下山”“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欲学惊人艺,必下苦功夫”等拳谚,均反映了中国武术对于技艺化境的不懈追求。技击作为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其 “击必中,中必摧”技击愿景的实现是一个需身体苦行、精神磨练的艰辛过程。中国武术习练普遍遵循从基本功、单个技术、组合技术、技术演练到实战对抗的过程。同时,为提高击打力与抗击打力,中国武术形成了由身法、技法、功法与心理素质等多维要素组成的繁杂的训练体系。因此, 强技以待敌的武术技击理念始终指向增强自身实力、占据主动、进退自如的技击理想。

1.2 墨家崇御尚守的军事理念造就了中国武术技击守弱处雌的防御特色

相较于孙子以攻为主的军事主张,墨子的军事策略更侧重防御。正如 《墨子 · 节用》所言 “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4] 司马迁在 《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肯定了墨子 “善守御”,清代学者俞樾在 《墨子简诂》 序中也将墨子军事思想概括为 “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5]墨家之守御是守而有章、御而有法的战争智慧,其 “墨守”观点主要集中在 《备城门》《杂守》等11篇文章中,其中所述的武器装备、工程设施、军事组织和战略战术等军事主张,更多的是从自身防御备敌的角度提出的。墨子构建了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防御体系,在面对武力入侵时,墨子更多地采用防守策略,以保全自身。

墨家 “善守御”的军事防御策略具有自卫属性,对后发先至、以守为攻的武术技击特色形成影响深远。传统武术形成了诸多以防守为特色的拳种流派,如尊崇 “引进落空” “借力打力”的太极拳,主张擒拿抓捉的刁家教拳,注重 “迎风接打” “化整攻缺”的广东白眉拳等。此外,武术技法中的马步架打、格挡冲拳、金丝缠腕等技法均具有以守转攻、以弱胜强的鲜明防御特征。拳谚云 “强中自有强中手”,在武术技击对抗中, 武技再高也不可能天下无敌,而且激烈的身体对抗必然存在受伤的风险。少林武术 “纵于技术精娴,只可备以自卫,切戒逞血气之私、好勇斗狠之举”^[6]的戒约,清晰展现了少林武术自卫尚守的技击观。中国武术技击蕴含的 “非遇困不发” 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国武术技击注防重守的鲜明特色。

1.3 墨家尚力尚强的战斗精神涵育了中国武术技击以胆为先的武勇精神

除了好的战阵与高深的术略外,高涨的士气、充足的胆气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墨子·经上》言: “勇,志之所以敢也。” 《墨子· 修身》又言: “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7] 在陆贾 《新语·思务》 “墨子之门多勇士”与《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记述中,也可以清晰看出墨家浓郁的尚武之风和 “勇武”特质^[8]。墨家推崇尚力尚强的战斗精神,甚至将 “勇”视为用兵取胜的根本之道,墨子作为勇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在止楚攻宋等义举中得以诠释。墨子之勇不仅是力之勇,更是德之勇,墨家德性之勇,过滤了快意恩仇,自觉与道义紧密结合,形成了极具中国道德特质且为后世传扬的勇武精神。

军事作战的勇气,在武术技击中表现为 “勇德”,是中国武术技击之魂。“敢打必胜”作为一种作战信念,是战争艺术中底气与胆气的表达。无规则限制的传统武术技击与战场拼杀一样具有高度的致死致伤性。因此,只有胆气为先,武技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蔡龙云先生在 《华拳秘谱》云:“善搏者,以勇为先,以气为决。”任德泉 《内家拳本意》言:“有胆始有力”“武术以胆为第一”^[10]。《交手要诀》讲:“凡与人交手务要壮起胆来,盖胆者心之辅,胆壮则心亮,手脚自不忙乱。”^[11] 《大成拳诀》说:“胆气放纵,处处有法,胆怯心虚,不能取胜。”^[12] 中国武术作为生死博弈的技法,需要在强大勇气的支撑下,实现 “胆大艺更高”的技击理想,而作战勇气则为技艺表达与谋略实施提供了精神动力。

1.4 墨家因敌制胜的军事主张形成了中国武术技击扬长避短的技术风格

墨家因敌制胜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于 《备梯》《备穴》 《备水》等篇。 《备城门》中,墨子曾对禽滑釐提问的 “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轒辒、轩车”的十二种攻城战法,一一作出阐述破敌守城之法^[13]。因敌制胜是尊重对手的表现,也是对战场情况的理性分析。墨家因敌制胜的军事主张蕴藏于其救守思想,墨子主张基于自身有限的军事力量,采取针对性的防御策略, 创造有利战机, 实现以弱胜强。

墨家因敌制胜的军事理念,在中国武术技击的战法中有着充分的表达。武术技击犹如微型战场瞬息万变,因此,在技击运用中,进攻方需秉承因时、因势、因人而变的理念,料敌在先,方能制人而不制于人。具体来讲,就是根据对手的身体条件、技术风格、性格特点等,采取不同的攻守策略。 《岳家拳拳谱》云 “我力大,不宜闪躲;自力小,要用消脱” “狠打善,快打慢,长打短,硬打软” “远则手足上中下,近则肩肘背胯膝”“远则拳打脚踢,近则擒拿抱就摔”及太极拳技击中 “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14]等经验总结均体现了墨家 “与弱强夺,逢强智取”的兵法智慧。

1.5 墨家伐谋善变的谋略意识构建了中国武术技击用奇重谋的尚变传统

墨子主张 “示人以兵法贵变通”。战事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只有把握战机,主动出击,方能出奇制胜。墨家军事思想中 “用兵以奇”的谋战观将战争经验提升至理性层面,形成了具有墨家特色的战争谋略思想。《墨子·杂守》 云:“队有急,极发其近者往佐,其次袭其处。” 意思是指在队伍遭遇危急时,迅速派距离最近的队伍援助,其余之人则奇袭对方住所,从而达到救危解困与出奇制胜的目的^[15]。此外, 《备城门》篇的 “突”也指突袭与偷袭,这些伐谋善变的战争谋略原则也是墨家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展现。

与军事战争类似,传统武术技击在战术上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墨家伐谋善变的谋略意识在中国武术技击的技法与战法之中也有鲜明体现。战法方面,武术技击中的 “佯攻”战术就是典型的谋变之举。在胶着状态下,为了创造战机,武者会通过引诱诓骗、故意露白的方式,诱使对方出击,并抓住对方破绽防守反击,克敌致胜。武术战法中善谋活用的经典阐述比比皆是,如 《吴越春秋》中越女论剑的 “内实精神,外示安逸”, 《庄子·说剑》的 “示虚诱敌,后发先至”,以及 “拳打人不知,巧变敌莫测” “拳无拳,意无意, 无意之中是真意” “动不露形,静能藏势”^[16]等拳谚。技法方面,五路查拳中的转身回马腿招式、咏春拳的撩阴脚、蔡家拳 “主攻偏门、离桥抢攻与消身借力”,均为中国武术技击出奇重谋的展现。可见,墨家伐谋善变的谋略意识,被移植至武术领域,发展为 “拳无定法,重在活用” 的技击智慧,为武术技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来源。

2 墨家道德思想对中国武术道德的迁移与会通

墨家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思想,非攻止战理念,培育了防身自卫、和平止杀的武术手德;爱无差别的兼爱意识,形成了和睦共处、友爱团结的武术传统;尚义重利的价值取向,成为了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武术技击遵循;秉存大义、不畏强暴的精神旨趣,型塑了家国一体与重德轻死的武侠精神。

2.1 墨家非攻止战理念与中国武术手德的融通

墨子生于战争并起的时代,且出身低微,因此深知普通民众对战争的厌恶,极力反对攻伐杀戮,主张和平。非攻就是阻止战争、捍卫和平。墨子明确提出了 “以战止战”及 “好战必危”观点,墨子非攻的道德观念与 “好战必危”的战争训诫,彰显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道德光辉^[17]。墨家非攻止战理念是 “防御型”和平文化的彰显,墨家 “备城门” “备高临” “备梯” “备水”“号令”“杂守”等军事战略战术的制定, 旨在帮助小国、弱国防御备战。原本残酷的军事战争,被赋予了道德意蕴并凸显了人本价值。

中国武术也蕴含着非攻的文化基因,武术技击的愿景并非伤害对手,而是通过强大的武力与道德力战胜对手,希冀实现止戈为武的和平理想。墨家的非攻止战理念提升了武术的道德境界,尤其显现于武德中的手德层面。手德是指习武者在防身御敌与惩暴制恶过程中,须出手有度、适可而止。在非攻、尚和的价值引领下,武术手德 “不重伤”的技击原则体现了习武者对生命的尊重与 “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拳谚中的 “八不打” “手下留情” “倒地判胜负” “点到即止”等训诫, 充分彰显了中国武术技击的节制性、伦义性^[18]。在武术 “和德”的理念感召下,原本杀人之技艺的中国武术,逐渐演变为止杀劝和的利器,内化为历代习武之人重要的精神元素。

2.2 墨家兼爱平等意识与中国武术对和睦友爱的推崇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 则天下治。”^[19]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主要体现为相爱相利、互不攻打,旨在解决纷争与实现人的终极关怀。相较于儒家的 “差别之爱”, 墨家 “爱无差等”的平等观更具理性光辉与伦理价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以及 “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的主张均映照了墨子人格平等的理念^[20]。墨子作为 “博爱”思想提出的第一人,曾与其弟子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组织帮助弱小国家抵御强国的攻伐,如 “阻楚攻宋”和 “止齐攻鲁”。

自古以来,中国武术在墨家兼爱思想的浸润下,始终践行 “武人相敬相倾” “同是江湖客, 不识也相亲”“天下武林是一家”“对待侪辈,须和顺温良”的价值遵循。正因如此,中国武术才能实现大发展、大繁荣,最终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此外,中国武术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血缘或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传承方式,也有利于自身构建起尊师重教、孝悌奉亲、师门团结的价值传统。

2.3 墨家尚义重利取向对中国武术技击实践的引领

从 “万事莫贵于义”“义是天下之良宝”“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21]的种种表述中,均可以看出 “义”是墨家学说的伦理总则、精神实质和最高道德标准。墨家亦将是否对他人有利作为道德评判的准绳,提倡 “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墨子之 “利”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其所谓 “利”指的是天下之利、百姓之利、他人之利^[22]。面对当时纷纷扰扰的争战, 墨子进行了 “诛”(正义之战)和 “攻”(非正义之战)的划分,并且和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游说、息兵弭乱。

墨家尚义重利与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深刻影响着中国武术的价值判断与技击实践。中国的习武者尤重社会道义,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与使命感。在重义尚利价值观的规制下,中国武术的工具理性始终未僭越其价值理性,并逐渐褪去了稚嫩简单的快意恩仇,升华为具有中国德性的信仰与品格。少林拳 “剪暴除奸方可用,持强逆理莫欺人”的诫约,苗族武术 “对首犯我者必打,对欺侮我族者必打,对肇事之首恶者必打”的训示, 均是中国武术技击实践的镜像。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勇于同恃强凌弱、逞凶斗狠等恶行抗争, 已经成为一代代中国武人共同而自觉的行为操守。

2.4 墨家的任侠精神对中国武侠精神内涵的丰富

“任”在 《墨子》中被解读为 “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行侠,一般被人们称作任侠。墨子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彰显了强者对弱者的关怀。墨侠扶弱抗强,持守正气,张扬扶危济困乃至 “杀己以利天下”之大爱精神。 “义”是先秦诸子的共同思想原点和核心观念,也是墨家侠义精神的道德准则。墨者的兼爱天下、嫉恶如仇、反对私斗的主张与操守,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群体。与司马迁笔下局限于 “士为知己者死”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游侠不同,墨侠因糅合了墨家的伦理与规制,而超越了江湖义气和个人私利,充分体现了集战斗精神、牺牲精神、助人精神于一体,具有高超技艺和崇高人格的 “侠之大者”。

中国武侠之风肇始于墨子之任侠,任侠精神作为武侠精神的源头,蕴含的高尚道德力量、超然道德精神亦嬗变为中国武者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图腾^[23]。中国武侠理想化人格的塑造,深受墨家任侠道德规范、价值旨归的浸润。墨家任侠扶掖世人、匡救贫弱,为中国武侠提供了精神养分与借鉴范式,加速了中国武侠精神的塑造和培育。中国武侠中阐扬的 “平等” “互助” “和谐” 的伦理共识、道德标准与文化品格,是利他精神的深刻诠释^[24],而这些无不与墨家任侠高度同一。查拳起源与明末抗倭保国紧密相关,蔡李佛拳与洪拳皆以 “反清复明”为己任, “尚义社” “义和团”等武术团体及戚继光、霍元甲、蔡龙云等武术大家自觉承担 “御外侮,惩内贼”的使命,均是中国武侠精神的现实写照。

3 结语

通过对墨家丰富的军事思想与道德思想的采撷汲取,中国武术实现了技击性与道德性的融通, 极大提升了自身的工具价值与理性价值,使其成为 “外显技,内蕴德”的中国文化独特景观。一方面,中国武术技击通过吸收墨家军事智慧,其技击艺术得以充分展现;另一方面,在墨家道德思想的涵育下,中国武术的价值理性始终规制着其工具理性。以墨家思想为视角,审视中国武术的发展,有益于明晰二者的关系,加深对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推动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中国武术文化由文化自觉迈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