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术的“约架”现象古已有之,只是受当时地域条件、传播手段等限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在传播技术高速发展和传播手段日益多样化的当下,这种“约架”行为被媒体或个人挖掘、利用和操纵,成为一场场将传统武术置于巨大负面舆论下的“约架”乱象,不仅与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背道而驰,还严重破坏了传统武术几千年的良好形象,阻碍着传统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到今天“约架”现象何以产生的深层逻辑,分析其隐患,探索规避路径,使传统武术走上健康、正确的发展道路,获得传承与传播的强大动力,更好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传统武术“约架”现象的成因探析

1.1 追名逐利:“草根文化”影响下习武者个体的行为越轨

传统武术孕育于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大地,决定了传统武术的“草根文化”属性。这种“草根文化”作为反映基层民众现实思想和独立意识的文化体系,一方面为习武者个体提供了展示自我个性和思想意志的文化空间,促使基层习武民众的质朴性和创造性得以体现和发挥,推动了传统武术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却因其文化对行为主体的依附性,造成了“草根文化”具有封闭性和单一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会诱发习武者个体发生越轨行为,反过来阻碍传统武术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行为越轨”是指“超出常规的、违背一个群体或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社会或文化体系的行为模式或社会期待的偏离。”^[1]即习武者个体做出违背习武群体规范,甚至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自封大师”“叫嚣约架”等均属此类。

首先,当今社会“消费主义的物欲化放大了习武者个体的利益诉求。”^[2]“草根文化”虽然充分发挥了参与者的能动性和自发性,但也使得习武者个体在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影响下,淡化传统群体内部的礼制规范,导致个人功利意识迅速泛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他们“这种‘己需为上’的价值取向会导致其行为与社会规范的偏离,呈现出虚假化与无责任化倾向。”^[3]他们通过挖掘和激活“大师”“嫡传”“门派”等传统概念,将习武群体内部传统身份所赋予的话语权为己所用,实现其对身份地位、形象的改造,并在这种形象的自我扮演中自创门派、收徒敛财,造成行为越轨。其次,当今社会传统武术内部相关规范的缺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重物质轻精神’的文化导向,使武术成为逐利的工具。”^[4]某些习武者个体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漠视传统的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大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营造声势或通过门派间的相互诋毁吸引眼球,随后落脚于拳种之间孰强孰弱、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孰优孰劣的“约架”行为之上。以徐晓东“约架”丁浩、田野等事件为例,其“约架”背后就涉及约架双方、赛事举办方以及直播平台等多方的利益关系。有学者指出:“在这‘比武’闹剧中,既得利益者巧妙地利用自媒体时代的快速传播效应,策动普通大众传播,利用低成本的舆论获得利益。”^[5]总之,受“草根文化”的影响,习武者个体对名利的过度追逐打破了传统武术原有的生态平衡,进而造成以“约架”为代表的各种无视道德、无视规范的丑恶现象。

1.2 媒体炒作:“流量至上”风潮下不良媒体的推波助澜

新媒体时代造就了“眼球经济”“粉丝经济”,依托强大的互联网算法和精准化运营,网络上拥有的流量可以快速变现。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诸多不良媒体组织及个人自媒体纷纷对热点事件进行炒作,以获取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网民流量。正如布迪厄所言:“新闻炒作的第一个目的,也就是最直接的目的是‘引起轰动’,而最终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自“徐雷约架”事件让传统武术成为媒介夺取受众眼球的工具后,随之而来便是“约架”频发。

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所谓的“武术大师”们找到了最佳的生存之地。他们借助媒体,通过吹嘘、标榜、弄虚作假,对中国武术的核心技击进行恶意构建与肆意传播,污染传统武术发展环境。如闫芳的“太极推手”、雷雷的“雀不飞”,无非都是企图通过将传统武术神秘化蒙蔽世人以牟取私利。同样出于经济目的,一些媒体非但没有揭露骗局,反而在这些“大师”身上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不断渲染和扩大传统武术“神秘”与“能打”的形象。这也是当下现代搏击矛头直指这些假大师的原因。另一方面,社会媒体反复对传统武术“约架”事件进行解读与炒作,且往往利用“世纪大战”“打假”等冲击性强的字眼,制造“真”与“假”、“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这种媒体炒作下,传统武术能不能“打”这一功能话题不断被曝光、升级,一些传统武术习练者或假大师频繁走上擂台,呈现出一场场“期望”与“失望”的视觉景观,独臂拳击手熊呈呈“约战”咏春大师余昌华、业余散打选手“约战”马保国等闹剧不断上演。总之,消费社会难逃利益驱使,“流量至上”让社会媒体热衷炒作,“约架”现象难以休止。

1.3 定位模糊:能不能“打”价值功能上的认知分歧

路云亭指出,“马保国事件发生后,中国观众炸锅般反应,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崩溃后的情态,在此意义上说,马保国事件的负面性很明显,因为他打破了中国人的武侠梦。”^[6]不只是马保国,其他“大师”们的惨败都在一次次撕裂着国人的武侠梦,其本质是颠覆了国人对传统武术“能打”的印象。这种印象大多是人们套用原有记忆中“技击”和“能打”的固有认知图式,对传统武术进行过分概括化和过度简单化所形成的一种片面认知,但却将其视为传统武术的全部。所以,在“大师”们与现代搏击的多次“约架”惨败后,固有认知被打破,“不能打”的事实令人们对传统武术产生质疑与否定,甚至一些媒体用“中国功夫的神话泡沫”^[7]来嘲讽。因此,群众对传统武术能不能“打”价值功能的认知分歧成为“约架”现象连连映现的社会心理动因。

不难发现,在对传统武术普遍缺乏准确定位的当下,传统武术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态势。官方机构认为传统武术是一种“体育项目”,专家学者认为是一种“文化符号”,社会大众则认为是一种“技击手段”,可以说“今天中国武术发展中诸多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一直没有给受众一个近乎科学、全面、透彻的‘武术是什么’的解释。”^[8]因此,“约架”反映出的最直观的就是对于传统武术“技击”的认知问题。“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将技术艺术化的倾向”^[9],所以在普通民众的认知世界里,那些武侠小说、影视作品以及坊间故事等,对传统武术艺术化、夸张化的情景建构,都直接对他们的认知产生一定影响,令众多国人认为传统武术就是具有以一敌百、一招制敌、飞檐走壁等功能。进而导致了他们在“真实”与“夸张”之间出现了认知错位,甚至通过支持“约架”来验证真伪。必须明确,“传统武术的技术动作也是有技击含义的,但这种技击不是以西方搏击的擂台标准来决定它是否存在的。”^[10]如今传统武术的技击属性更偏向于内在的表达,追求的是“由技而艺、由艺向道、由技入道。”^[11]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武术是一门理想化的技击艺术。”^[12]所以传统武术中的“约架”现象,“实际上是以健身价值为主导,并生存在‘神圣’意象之中的传统武术与以技击结果为最终目标的现代搏击运动的直接博弈,在‘打’与‘不打’之间蕴含了价值的错位与目标定位的偏离。”^[13]而徐晓东等“约架”事件正是抓住了人们这一认知误区,加之媒体炒作,看似是顺应民意的打假行为,本质却是博关注、谋私利的手段。

1.4 规制不足:传统武术内部“礼治弱化”与外部“管制不适”

“在社会生活的某一特定领域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指导人们的行为,失范就会出现。”^[14]我国正处于快速的社会变革期,难免会出现一些制度建设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制不足”问题。传统武术“约架”现象就是武术群体内部“礼治弱化”和社会环境外部“管制不适”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传统武术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环境中孕育了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承方式,拜师收徒也是在一定仪式下将外姓人通过模拟血缘关系的方式,进行的转变和跨越,以纳入“族群”传承的范畴^[15]。“他们以中国武术这种技艺为载体,建立门派、帮会、封建宗法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江湖规矩、武林习俗、礼仪道德、帮规家法等群体规范。”^[16]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人口流动性加大,传统的武术组织逐渐瓦解,导致传统的礼仪道德、门规戒律等规范对习武群体行为的约束力日渐弱化甚至消失。新的环境与旧的规制之间“不能进行有效而及时的‘对接’,形成了一定秩序‘空白区间’或‘真空状态’”^[17]。群体内部成员就有可能超越旧有规范的约束,产生“失范”行为。另一方面,武术赛事审批、监管等存在滞后性。即面对变化了的赛事举办环境,原有的赛事审批、监管、保障等工作没有同步进行改革完善。如今举办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不再需要体育部门的审批,极大促进了赛事发展。但“如何进行赛事的监管却未予以明确,后续的政策法规不到位,致使各类‘国际’‘国内’搏击类商业赛事混乱无序。”^[18]官方武术管理机构只能对其监管范围内的赛事进行监督,对社会机构举办的赛事缺少管辖权限,从而出现赛事外部“管制不适”。可见,内外两方面约束不力,成为传统武术“约架”难以绝禁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2 传统武术“约架”现象的隐患

2.1 利益至上:催生价值盲从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传统武术“约架”现象所呈现的无责任化、虚假化和物欲化裹挟着习武者个体的功利诉求,加剧着他们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无视,催生其价值观念的盲从。“约架”从最初的个案演变为接连不断的社会现象的过程,折射出某些习武者个体社会责任的缺失和价值观念的崩塌,这不仅对其他习武者产生负面示范效应,更影响到社会对民间武术群体的整体认知。

自2017年徐晓东与雷雷“约架”受到全民关注之后,媒体嗅到了“约架”蕴含的巨大流量,“武术大师”们发现了“约架”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一时间趋之若鹜,争相导演一场场“约架盛宴”^[19]。前有徐晓东以“打假”为噱头,后有丁浩、马保国高举为传统武术“正名”大旗,“约架”行为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上演。对于“约架”乱象,虽然中国武术协会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武术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并发出《关于加强行业自律弘扬武术文化的倡议书》,却没能制止“约架”对社会浮躁风气的助推和对民众价值观念的误导。这种不良影响进一步发酵,普通大众、网红主播们也开始叫嚣“约架”,如游戏主播“药水哥”以格斗赛事为名隔空喊话搏击选手武僧一龙、影视演员向佐等人进行“约架”来博人眼球、获取流量,赚得盆满钵满。总之,在这个娱乐至上的自媒体时代,被资本和个人所操控、放大的“约架”行为,已经严重误导公众认知,扭曲价值取向,这种危害值得人们深思和警醒。

2.2 认知坍塌:产生信任危机

依据史书和武术典籍的记载,再通过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夸大演绎,社会公众逐渐形成了关于传统武术技击性的历史记忆,并极力追崇。诚然,技击是武术的本质属性,“以‘打’为表征的技击属性是武术基因的核心要素。”^[13]但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传统武术所具有的高超技击性却在如今“大师”们的连连惨败中难觅踪迹。在理想与现实的鲜明对比中,社会大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以至于引起全民热议并开始质疑甚至否定传统武术。尽管在真正的武术家和学者专家们看来,频繁发生的“约架”现象显然是所谓的“大师”或“挑战者”在利益驱使和媒介助推下博人眼球的产物。但是对普通大众而言,却是传统武术从“失败”到“惨败”,最后再到马保国“败后恶搞”的话语表现,且每一次失败都无可争议。无情的事实直指传统武术“技击”功能的无力,“不能打”的客观现实一步步加深着普通大众对于传统武术的负面评价。通过对传统武术社会传播词频统计表^[20]分析发现,“不能打”“不行”“假大师”的出现频次位居前三,传统武术已被大众肆意贬低。可见,“约架”现象已经让普通民众对传统武术的认知出现巨大偏差,从“追崇”到“质疑”再到“贬低”,传统武术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2.3 形象受损:阻碍武术发展

传统武术愈演愈烈的“约架”现象,已经严重损害了传统武术的形象,恶化了传统武术的发展环境。为此,2020年7月8日中国武术协会发布《关于加强行业自律弘扬武术文化的倡议书》,着重指出:“通过‘约架’等方式进行商业炒作,给中华传统武术形象带来严重损害,对此,必须坚决制止!”^[21]

众所周知,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习千年的文化结晶,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价值属性,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文化体系。“博大精深”是传统武术浓郁而厚重、深奥而精微的特征概括,也成为某些“伪大师”“假掌门”欺世盗名的幌子。“纵观当前那些将自己推上神坛的‘伪武术大师’,无一不是利用了武术文化神秘因素的包装,使得武术的真实面貌被遮蔽。” ^[22]例如“气功大师”王林、“太极大师”闫芳、“混元形意太极拳掌门人”马保国等,通过虚假宣传,将中国武术的技击性演绎得神乎其神、无所不能,“遮蔽了武术的本真面貌,掩盖了武术的真实形象,导致了人们对武术正面的精神形象和文化形象的亵渎和误解。”^[23]所以,在那些缺乏辨识能力的社会大众面前,“约架”现象所呈现的便是传统武术一段段神话的破灭,继而导致了他们在“真实”与“虚假”的认知转换中,出现对传统武术的认知扭曲和错位,传统武术因此也被贴上“伪科学”的标签。甚至由“约架”导致的民众对传统武术的质疑与贬低,已经扩大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否定,且这种否定是一种具有显著盲目性和非理性的评价,与我们当前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是相背的,极大阻碍了传统武术在新时代的发展。

3 传统武术“约架”现象的规避路径

3.1 真实解读武术文化,引导受众正确认知

有学者指出:“中国武术从原始社会的人兽相搏就被赋予了一种‘打’的暴力的想象。”^[24]所以,“打”成为了中国武术最为直接和最为形象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中国武术也不例外。受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的濡染及以美为善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熏陶,今天的中国武术已经远离了暴力和血腥,走向了一个追求教化、追求道德、追求和谐的发展空间。所以,要规避以传统武术能不能“打”为噱头的“约架”事件,推动传统武术健康发展,首要任务就是对传统武术进行全面解读与传播,引导群众对传统武术产生正确的文化认知。

一是,利用媒介建立并传播正确的关于传统武术的认知。“媒介所传递的内容总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25]所以,需要我们深入挖掘传统武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对传统武术的“技击”概念进行剖析与解读,充分借用报刊、书籍特别是互联网等途径将传统武术正确的“技击”思想、教化功能、文化价值积极传达给社会群众,改变原有的错误认知。二是,要提高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即从公众的思想观念层面出发,加强媒介素养的教育宣传,搭建面向全民的媒介素养培育平台。让大多数的公众建立起媒介理性,在面对关于传统武术的众多繁杂信息时,具有批判意识和辩证能力,能够明辨是非、识别真伪,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转变固有偏见,构建全面认知,并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自觉而真实地传播。

3.2 加强公共道德建设,完善传播监控体系

在自媒体时代,“由于互联网群体传播中传播主体的极端多元化,无论个体还是组织都具有成为信息源的可能,使把关的功能极大弱化,众多网络谣言、网络诈骗、虚假低俗信息的广泛流传,使得准确、可靠、正面的信息内容弥足珍贵。”^[26]所以,传播者和接收者身份相互转变、界限模糊,以及传播者道德建设不足,都会直接影响媒体信息传播的质量。因此,强化“把关人”的角色定位、规范媒体传播内容,是从源头上解决“约架”事件无序传播、减少不良影响的重要举措。

首先,完善关于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强化网络平台的把关责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监管义务,引导平台自身建立完善的监管审核机制,确保所发布内容的真实性。其次,政府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依法依规对媒体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过程实施切实有效的监督和审核,推动建立科学、规范的现代传播体系。如此内外协同,形成工作合力,有效避免不良媒体利用传统武术制造“约架”现象、损害传统武术声誉现象的发生。

3.3 完善协调工作机制,构建良好发展环境

政府相关部门和民间武术组织,作为对武术事业发展进行引导、管理的重要主体,迫切需要密切配合,通过制定和出台一系列规范,为民间武术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和切实指导。一般来讲,规范体系按来源可以分为内在规范与外在规范。内在规范指群体内部由经验演化并确定执行的制度或行为规范,用于稳固群体的内部结构。外在规范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依靠政治行动而强加于社会的规则”^[27],如法律、行政规章等。两种制度作用方式不同,对构建事物发展环境也各具功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迫切需要加强互补性与协调性。

一方面,武术协会等社会组织应充分发挥“自治”作用,完善社会武术基层管理,强化武术群体内部组织与个人的内在约束,破除“门户之见”,树立大武术观。形成“法治”和“德治”并重的习武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杜绝“追名逐利”思想在武术群体内的滋生蔓延,从源头上杜绝“约架”等恶意消费传统武术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门需要强化对武术赛事的市场监管来整治“约架”乱象。建立与当前武术赛事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完善赛事管理体系,确保武术赛事的举办受到外部制度的监管和保障,为传统武术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

4 结语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逐渐成为时代强音的当下,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要致力于发挥其最大的文化影响力,服务于人民幸福、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中国梦的实现。然而,“约架”现象一次次地损害着传统武术形象,阻碍着传统武术发展。该现象的发生,既有“草根文化”的影响,又有经济利益的驱使,既有社会认知的偏差,也管理规制的不足,这些都是传统武术发展不容回避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通过解读和传达真实传统武术文化、加强社会公共道德建设、完善内外协调机制等科学路径有效应对。让传统武术在新时代实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保持本真、继承精髓,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贡献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